• 毛泽东选集一卷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1．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 2．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1．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 2．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3．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 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年一月五日）
  
• 　　　　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一九三○年一月五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未删减版）
  
• 5．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年五月）
  
• 6．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 7．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九三三年十月）
  
• 8．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
  
• 9．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 10．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11．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 12．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13．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
  
•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未删减）
  
• 14．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
  
• 15．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
  
• 16．《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七月）（内含《实践论》与《矛盾论》原始版本）
  
• 毛泽东选集二卷
• 抗日战争日期（上）
  
• 1．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 2．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 3．反对自由主义（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
  
• 4．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 5．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 6．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 7．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五日）
  
• 8．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
  
• 9．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
  
• 10．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为下方版本的删减改编版本）
  
•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无删改）
  
• 11．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 12．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 13．五四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 　　　　五四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未删减版本）
  
• 14．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 15．反对投降活动（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
  
• 　　　　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
  
• 16．必须制裁反动派（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
  
• 　　　　用国法制裁反动份子——在平江惨案诸烈士追悼大会上的讲演（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
  
• 17．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 18．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
  
• 19．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 20．《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 21．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 22．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 23．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一二月一五日）（未删减版本）
  
• 24．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 25．纪念白求恩
  
• 　　　　 学习白求恩（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26．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年一月）
  
• 27．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 28．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九四○年二月一日）
  
• 29．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一九四○年二月一日）
  
• 　　　　 延安民众讨汪拥蒋大会通电
  
• 30．《中国工人》发刊词（一九四○年二月七日）
  
• 31．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一九四○年二月七日）
  
•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一九四○•二•一）
  
• 32．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九四○年二月二十日）
  
•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九四○年二月二十日）（未删减）
  
• 33．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九四○年三月六日）
  
• 34．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九四○年三月十一日）
  
• 35．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九四○年五月四日）
  
• 36．团结到底（一九四○年七月五日）
  
• 37．论政策（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38．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
  
• 39．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八日）
  
• 40．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
  
• 毛泽东选集三卷
• 抗日战争日期（下）
  
• 1．《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
  
• 2．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
  
• 3．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 4．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 5．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
  
• 6．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 7．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 8．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
  
• 9．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
  
• 10．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
  
• 11．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
  
• 12．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 13．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 14．质问国民党（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
  
• 15．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 16．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
  
• 17．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18．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
  
•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
  
• 19．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 20．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
  
• 21．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
  
• 22．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
  
• 23．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 24．两个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 25．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未删改）
  
• 26．愚公移山（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
  
• 27．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 28．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一九四五年七月十日）
  
• 29．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二日）
  
• 30．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 31．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
  
• 毛泽东选集四卷
•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1．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 2．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 3．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一九四五年八月）
  
• 4．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 5．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 6．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
  
• 7．国民党进攻的真相（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
  
• 8．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
  
• 9．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 10．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11．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九四六年四月）
  
• 12．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
  
• 13．和美国记者安娜·刘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
  
• 14．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
  
• 15．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 16．三个月总结（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
  
• 17．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
  
• 18．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九四七年四月）
  
• 19．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
  
• 20．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
  
• 21．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
  
• 22．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
  
• 23．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
  
• 24．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25．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
  
• 26．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
  
• 27．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
  
• 28．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一九四八年二月三日）
  
• 29．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一日）
  
• 30．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
  
• 31．关于工商业政策（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 32．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
  
• 33．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
  
• 34．关于情况的通报（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
  
• 35．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
  
• 36．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
  
• 37．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
  
• 38．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 39．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 40．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一九四八年九月、十月）
  
• 41．关于健全党委制（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日）
  
• 42．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
  
• 43．关于淮海战役的的作战方针（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一日）
  
• 44．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 45．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 46．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 47．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 48．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 49．评战犯求和（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
  
• 50．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
  
• 51．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 52．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 53．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
  
• 54．把军队变为工作队*（一九四九年二月八日）
  
• 55．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
  
• 56．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
  
• 57．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八日）
  
• 58．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 59．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 60．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
  
• 61．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 62．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 63．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
  
• 64．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 65．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 66．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 67．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 68．“友谊”，还是侵略？（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
  
• 69．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 70．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

• 毛泽东选集五卷
•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
  
• 出版说明
  
• 1．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 2．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 3．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 4．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 5．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一九五○年三月十二日）
  
• 6．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 7．不要四面出击（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 8．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 9．你们是全民族的模范人物（一九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 10．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一九五○年十月八日）
  
• 11．中国人民志愿军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
  
• 12．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
  
• 13．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
  
• 14．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一九五O年十二月——一九五一年九月）
  
• 15．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 16．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 17．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三月）
  
• 18．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 19．元旦祝词（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
  
• 20．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
  
• 21．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
  
• 22．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
  
• 23．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 24．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
  
• 25．批判大汉族主义（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六日）
  
• 26．解决“五多”问题（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
  
• 27．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
  
• 28．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
  
• 29．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
  
• 30．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
  
• 31．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八月）
  
• 32．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
  
• 33．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
  
• 34．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
  
• 35．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十八日）
  
• 36．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
  
• 37．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
  
• 38．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
  
• 39．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 40．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 41．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
  
• 42．驳“舆论一律”（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 43．《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月）
  
• 44．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 45．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一九五五年九月七日）
  
• 46．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 47．《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 48．《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 49．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50．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
  
• 51．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 52．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
  
• 53．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
  
• 54．我们党的—些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 55．纪念孙中山先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 56．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 57．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
  
• 58．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
  
• 59．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 60．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一九五七年三月）
  
• 61．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 62．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 63．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 64．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
  
• 65．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 66．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
  
• 67．做革命的促进派（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 68．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 69．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 70．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兼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1]和国民党右派。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2]“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3]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4]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5]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6]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7]，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这个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这一部分人比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8]总不让他们发财，而且因为近年以来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军阀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所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们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9]和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这个断定是不错的。
　　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包含：（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10]，（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11]，（五）小贩等五种。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贫农。因为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小手工业者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虽然自有简单的生产手段，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他们也常常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其经济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贫农相当。因其家庭负担之重，工资和生活费用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和贫农亦大致相同。店员是商店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物价年年增长，薪给往往须数年一增，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贫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
　　无产阶级。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12]、铁路罢工[13]、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14]、沙面罢工[15]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16]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中国尚少新式的资本主义的农业。所谓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它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17]，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注释

[1] 国家主义派指中国青年党，当时以其外围组织“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组织这个政团的是一些反动政客，他们投靠帝国主义和当权的反动派，把反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当作职业。

[2] 戴季陶（一八九一——一九四九），又名传贤，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从事过反对清政府和袁世凯的活动。后曾和蒋介石在上海共同经营交易所的投机事业。一九二五年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和革命高潮的到来，他歪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散布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工农革命运动的谬论，为后来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作了准备。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一九四九年二月，蒋介石的统治即将崩溃，戴季陶感到绝望而自杀。

[3] 北京《晨报》，初名《晨钟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改名为《晨报》，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

[4] 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间，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容纳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并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他们曾经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担任过国民党的许多领导工作，对于帮助国民党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重大的作用。

[5]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同年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6] 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一九二○年一月正式成立。先后参加的有六十多个国家。国际联盟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布解散。

[7] 这里是指中农。

[8] 赵公元帅是中国民间传说的财神，叫赵公明。

[9] 指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五月十五日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并伤工人十余人。二十九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八人。五月三十日，上海二千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讲演，一百余名遭巡捕（租界内的警察）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六月，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和其它地方继续进行屠杀。这些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

[10] 这里是指自己有一部分土地，同时租种一部分土地，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兼营小商的贫农。

[11] 店员有不同的阶层，他们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生活来源的全部或者主要部分是依靠向店主出卖劳动力所取得的工资。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的是店员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下层店员过着无产阶级的生活。

[12] 指一九二二年香港和上海的海员罢工。香港海员罢工爆发于一月十二日，坚持了八个星期。最后，香港英帝国主义当局被迫答应增加工资，恢复原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抚恤在罢工中死难烈士的家属。上海海员罢工于八月五日开始，坚持了三个星期，也得到胜利。

[13] 指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主要铁路线的工人罢工。在罢工过程中，工人群众的觉悟迅速提高，要求改善生活的经济斗争迅速发展为反对军阀的政治斗争。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工人为争取组织总工会的自由，举行总罢工。其它许多铁路的工人也纷纷响应。二月七日，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等，残酷地屠杀京汉铁路的工人，造成了二七惨案。

[14] 开滦煤矿是直隶省（今河北省）开平、滦县一带煤矿的总称，当时为英帝国主义者所控制。开滦罢工指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月间矿工三万余人举行的大罢工。英帝国主义者和北洋军阀对这次罢工进行残酷的镇压，工人死伤很多，但是仍然坚持斗争。最后，英帝国主义者不得不答应给工人增加一部分工资。焦作煤矿，在河南省北部，当时也为英帝国主义者所控制。焦作罢工指一九二五年七月爆发的罢工。这次罢工是为响应五卅运动而发动的，前后坚持七个多月。最后，英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的权利，并且被迫接受增加工资、不无故开除工人和补偿工人因罢工所受的损失等项条件。

[15] 沙面当时是英法帝国主义在广州的租界。一九二四年七月，统治沙面的帝国主义者颁布新警律，规定沙面的中国人出入租界必须携带贴有本人相片的执照，在租界内行动必须受各种苛刻的限制，但是外国人却可以自由出入活动。沙面工人于七月十五日宣告罢工，抗议这些无理措施。这次沙面罢工迫使英法帝国主义者取消了新警律。

[16] 指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开始的上海大罢工和六月十九日开始的香港大罢工。这两处罢工是当时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支柱。前者有二十多万工人参加，坚持了三四个月；后者有二十五万工人参加，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是截至当时为止的世界工人运动史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

[17] 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青帮是旧中国的一些民间秘密团体，参加者主要的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和流氓无产者。这类团体大都用宗教迷信为团聚成员的工具，采取家长制的组织形式，有的还拥有武装。参加这类团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有互相援助的义务，有时还共同反抗压迫他们的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但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不可能依靠这类团体得到出路。同时，由于这类团体带有严重的封建性和盲目的破坏性，它们又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所操纵和利用。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逐步地建立了完全新式的群众组织，这类落后的团体就失掉了它们的存在价值。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我这回到湖南[1]，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组织起来

　　 湖南的农民运动，就湘中、湘南已发达的各县来说，大约分为两个时期。去年一月至九月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此时期内，一月至六月为秘密活动时期，七月至九月革命军驱逐赵恒惕[2]，为公开活动时期。此时期内，农会会员的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因为农会会员能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北伐军的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因为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便有约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们的名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糟得很”和“好得很”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它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3]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所谓“过分”的问题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4]。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所谓“痞子运动”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锋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5]，坐飞机回广东[6]了。吴佩孚[7]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8]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9]，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期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10]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11]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十四件大事

　　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摘。但是农民所做的事很多，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我们须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样。我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起来，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记。

第一件　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这是农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乡、衡山这样的县，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几乎没有哪一只“角暗里”的农民没有起来，这是第一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没有组织，如益阳、华容等县，这是第二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组织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这是第三等。湘西一带，在袁祖铭[12]势力之下，农会宣传未到，许多县的农民还全未组织起来，这是第四等。大概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各县最发展，湘南各县次之，湘西还在开始组织中。据去年十一月省农民协会统计，全省七十五县中，三十七县有了组织，会员人数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数中，约有一百万是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内农会势力大盛时期组织的，九月以前还不过三四十万人。现又经过十二月、一月两个月，农民运动正大发展。截至一月底止，会员人数至少满了二百万。因入会一家多只登记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计，群众便约有一千万。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这是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　政治上打击地主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它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湖南许多地方，像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地主权力完全推翻，形成了农民的独一权力，自无问题。但是醴陵等县，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两区），表面上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实际上因为政治斗争不激烈，地主权力还隐隐和农民权力对抗。这些地方，还不能说农民已得了政治的胜利，还须加劲作政治斗争，至地主权力被农民完全打下去为止。综计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项：
　　清算。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蚀，账目不清。这回农民拿了清算的题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绅。好多地方组织了清算委员会，专门向土豪劣绅算账，土豪劣绅看了这样的机关就打颤。这样的清算运动，在农民运动起来的各县做得很普遍，意义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布土豪劣绅的罪状，把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打下去。
　　罚款。清算结果，发现舞弊，或从前有鱼肉农民的劣迹，或现在有破坏农会的行为，或违禁牌赌，或不缴烟枪。在这些罪名之下，农民议决，某土豪罚款若干，某劣绅罚款若干，自数十元至数千元不等。被农民罚过的人，自然体面扫地。
　　捐款。向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济贫民，办合作社，办农民贷款所，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种惩罚，不过较罚款为轻。地主为免祸计，自动地捐款给农会的，亦颇不少。
　　小质问。遇有破坏农会的言论行动而罪状较轻的，则邀集多人涌入其家，提出比较不甚严重的质问。结果，多要写个“休息字”，写明从此终止破坏农会名誉的言论行动了事。
　　大示威。统率大众，向着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示威，在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类事颇不少。最近湘潭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余个的事。示威的结果，多半要罚款。
　　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但农民不依时，还是要戴。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黑了脸。但是，农会议决，今天不给他戴高帽子。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关进县监狱。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绅捉了，送进知事公署的监狱，关起来，要知事办他的罪。现在监狱里关人和从前两样，从前是绅士送农民来关，现在是农民送绅士来关。
　　驱逐。土豪劣绅中罪恶昭著的，农民不是要驱逐，而是要捉他们，或杀他们。他们怕捉怕杀，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绅，在农民运动发达县份，几乎都跑光了，结果等于被驱逐。他们中间，头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这些逃跑的土豪劣绅，以逃到上海的为最安全。逃到汉口的，如华容的三个劣绅，终被捉回。逃到长沙的，更随时有被各县旅省学生捕获之虞，我在长沙就亲眼看见捕获两个。逃到县城的，资格已是第四等了，农民耳目甚多，发觉甚易。湖南政府财政困难，财政当局曾归咎于农民驱逐阔人，以致筹款不易，亦可见土豪劣绅不容于乡里之一斑。
　　枪毙。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农民和各界民众共同做的。例如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这两个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第三件　经济上打击地主

　　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这是近月湖南农民经济斗争上一件大事。从去年十月至现在，贫农把地主富农的谷米阻止出境，并禁止高抬谷价和囤积居奇。结果，贫农的目的完全达到，谷米阻得水泄不通，谷价大减，囤积居奇的绝迹。
　　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去年七八月间，农会还在势力弱小时期，地主依然按照剥削从重老例，纷纷通知佃农定要加租加押。但是到了十月，农会势力大增，一致反对加租加押，地主便不敢再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后，农民势力压倒地主势力，农民乃进一步宣传减租减押。农民说：可惜去秋交租时农会尚无力量，不然去秋就减了租了。对于今秋减租，农民正大做宣传，地主们亦在问减租办法。至于减押，衡山等县目下已在进行。
　　不准退佃。去年七八月间，地主还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十月以后，无人敢退佃了。现在退佃另佃已完全不消说起，只有退佃自耕略有点问题。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农民也不准。有些地方，地主如自耕，可以允许退佃，但同时发生了佃农失业问题。此问题尚无一致的解决办法。
　　减息。安化已普遍地减了息，他县亦有减息的事。惟农会势盛地方，地主惧怕“共产”，完全“卡借”，农村几无放债的事。此时所谓减息，限于旧债。旧债不仅减息，连老本也不许债主有逼取之事。贫农说：“怪不得，年岁大了，明年再还吧！”

第四件　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

　　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之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都”管辖的人口有一万至五六万之多，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如亩捐[13]等，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14]、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他们鼻子里哼一声，农民晓得这是要十分注意的。这回农村造反的结果，地主阶级的威风普遍地打下来，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政机关，自然跟了倒塌。都总团总[15]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农民协会去办。他们应付的话是：
　　“不探（管）闲事！”
　　农民们相与议论，谈到都团总，则愤然说：
　　“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个字，的确描画了经过革命风潮地方的旧式乡政机关。

第五件　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湖南地主阶级的武装，中路较少，西南两路较多。平均每县以六百枝步枪计，七十五县共有步枪四万五千枝，事实上或者还要多。农民运动发展区域之中南两路，因农民起来形势甚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例如宁乡、平江、浏阳、长沙、醴陵、湘潭、湘乡、安化、衡山、衡阳等县。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倾向于投降，例如宝庆等县。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敌对地位，例如宜章、临武、嘉禾等县，但现时农民正在加以打击，可能于不久时间消灭其势力。这样由反动的地主手里拿过来的武装，将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16]，放在新的乡村自治机关——农民政权的乡村自治机关管理之下。这种旧武装拿过来，是建设农民武装的一方面。建设农民武装另有一个新的方面，即农会的梭镖队。梭镖——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单湘乡一县有十万枝。其它各县，如湘潭、衡山、醴陵、长沙等，七八万枝、五六万枝、三四万枝不等。凡有农民运动各县，梭镖队便迅速地发展。这种有梭镖的农民，将成为“挨户团非常备队”。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绅看了害怕，革命党决不应该看了害怕。

第六件　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

　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我走过的几县，知事遇事要先问农民协会。在农民势力极盛的县，农民协会说话是“飞灵的”。农民协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绅，知事不敢挨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挨到下午。农民的权力在乡间初涨起来的时候，县知事和土豪劣绅是勾结一起共同对付农民的。在农民的权力涨至和地主权力平行的时候，县知事取了向地主农民两边敷衍的态度，农民协会的话，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绝。上头所说农会说话飞灵，是在地主权力被农民权力完全打下去了的时候。现在像湘乡、湘潭、醴陵、衡山等县的县政治状况是：
　　（一）凡事取决于县长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这种会议，由县长召集，在县署开。有些县名之曰“公法团联席会议”，有些县名之曰“县务会议”。出席的人，县长以外，为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商民协会、县女界联合会、县教职员联合会、县学生联合会以及国民党县党部[17]的代表们。在这样的会议里，各民众团体的意见影响县长，县长总是唯命是听。所以，在湖南采用民主的委员制县政治组织，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了。现在的县政府，形式和实质，都已经是颇民主的了。达到这种形势，是最近两三个月的事，即农民从四乡起来打倒了土豪劣绅权力以后的事。知事看见旧靠山已倒，要做官除非另找靠山，这才开始巴结民众团体，变成了上述的局面。
　　（二）承审员没有案子。湖南的司法制度，还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审员助知事审案。知事及其僚佐要发财，全靠经手钱粮捐派，办兵差和在民刑诉讼上颠倒敲诈这几件事，尤以后一件为经常可靠的财源。几个月来，土豪劣绅倒了，没有了讼棍。农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级农会里处理。所以，县公署的承审员，简直没有事做。湘乡的承审员告诉我：“没有农民协会以前，县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诉讼禀帖；有农会后，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了。”于是知事及其僚佐们的荷包，只好空着。
　　（三）警备队、警察、差役，一概敛迹，不敢下乡敲诈。从前乡里人怕城里人，现在城里人怕乡里人。尤其是县政府豢养的警察、警备队、差役这班恶狗，他们怕下乡，下乡也不敢再敲诈。他们看见农民的梭镖就发抖。

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又有一处地方，因禁止贫农进祠堂吃酒，一批贫农拥进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绅长褂先生吓得都跑了。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普遍。许多地方，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一切地方的农民协会，都主张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做农会经费，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北乡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爷（傩神）游香。渌口伏波岭庙内有许多菩萨，因为办国民党区党部房屋不够，把大小菩萨堆于一角，农民无异言。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的，就很少了。这事，因为是农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当地的道士们颇恨孙小山。北三区龙凤庵农民和小学教员，砍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共同烧掉了，只有两个小菩萨名“包公老爷”者，被一个老年农民抢去了，他说：“莫造孽！”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农民协会是青年和壮年农民当权，所以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但是现在时期，农民的精力集中于破坏地主的政治权力这一点。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是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因此，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它经济问题。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若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那就必被土豪劣绅借为口实，提出“农民协会不孝祖宗”、“农民协会欺神灭道”、“农民协会主张共妻”等反革命宣传口号，来破坏农民运动。湖南的湘乡、湖北的阳新，最近都发生地主利用了农民反对打菩萨的事，就是明证。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18]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我的话是：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

第八件　普及政治宣传

　　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吧，如果你看见一个小孩子对着另一个小孩子鼓眼蹬脚扬手动气时，你就立刻可以听到一种尖锐的声音，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
　　湘潭一带的小孩子看牛时打起架来，一个做唐生智，一个做叶开鑫[19]，一会儿一个打败了，一个跟着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叶开鑫。“打倒列强……”这个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几乎人人晓得唱了，就是乡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晓得唱了的。
　　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里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格不肯让路，那农民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吗？”长沙近郊菜园农民进城卖菜，老被警察欺负。现在，农民可找到武器了，这武器就是三民主义。当警察打骂卖菜农民时，农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义以相抵制，警察没有话说。湘潭一个区的农民协会，为了一件事和一个乡农民协会不和，那乡农民协会的委员长便宣言：“反对区农民协会的不平等条约！”
　　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据农村工作同志的报告，政治宣传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三次大的群众集会时做得很普遍。在这些集会里，有农会的地方普遍地举行了政治宣传，引动了整个农村，效力很大。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

第九件　农民诸禁

　　共产党领导农会在乡下树立了威权，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禁止或限制起来。最禁得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三件。
　　牌：农会势盛地方，麻雀、骨牌、纸叶子，一概禁绝。
　　湘乡十四都地方一个区农会，曾烧了一担麻雀牌。
　　跑到乡间去，什么牌都没有打，犯禁的即刻处罚，一点客气也没有。
　　赌：从前的“赌痞”，现在自己在那里禁赌了，农会势盛地方，和牌一样弊绝风清。
　　鸦片：禁得非常之严。农会下命令缴烟枪，不敢稍违抗不缴。醴陵一个劣绅不缴烟枪，被捉去游乡。
　　农民这个“缴枪运动”，其声势不弱于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20]军队的缴枪。好些革命军军官家里的年尊老太爷，烟瘾极重，靠一杆“枪”救命的，都被“万岁”（劣绅讥诮农民之称）们缴了去。“万岁”们不仅禁种禁吃，还要禁运。由贵州经宝庆、湘乡、攸县、醴陵到江西去的鸦片，被拦截焚烧不少。这一来，和政府的财政发生了冲突。结果，还是省农会为了顾全北伐军饷，命令下级农会“暂缓禁运”。但农民在那里愤愤不乐。
　　三者以外，农民禁止或限制的东西还有很多，略举之则有：
　　花鼓。一种小戏，许多地方禁止演唱。
　　轿子。许多县有打轿子的事，湘乡特甚。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总想打，但农会禁止他们。办农会的人对农民说：“你们打轿子，反倒替阔人省了钱，轿工要失业，岂非害了自己？”农民们想清了，出了新法子，就是大涨轿工价，以此惩富人。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铺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价于一极小数目，酒店无钱赚，只好不煮了。
　　猪。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因为猪吃去谷米。
　　鸡鸭。湘乡禁喂鸡鸭，但妇女们反对。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个，福田铺地方只准喂五个。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鸭，因为鸭比鸡更无用，它不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
　　酒席。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议决客来吃三牲，即只吃鸡鱼猪。笋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则议决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东三区只准吃五碗，北二区只准吃三荤三素，西三区禁止请春客。湘乡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湘乡二都有一家讨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搅得稀烂。湘乡的嘉谟镇实行不吃好饮食，用果品祭祖。
　　牛。这是农民的宝贝。“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杀不得的。农民没有权力时，只能用宗教观念反对杀牛，没有实力去禁止。农会起来后，权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里杀牛。湘潭城内从前有六家牛肉店，现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杀病牛和废牛的。衡山全县禁绝了杀牛。一个农民他有一头牛跌脱了脚，问过农会，才敢杀。株洲商会冒失地杀了一头牛，农民上街问罪，罚钱而外，放爆竹赔礼。
　　游民生活。如打春、赞土地、打莲花落，醴陵议决禁止。各县有禁止的，有自然消灭没人干这些事的。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个雨神庙，素聚流民，谁也不怕，农会起来，悄悄地走了。同地湖堤乡农会，捉了三个流民挑土烧窑。拜年陋俗，议决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还很多，如醴陵禁傩神游香，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禁中元烧衣包，禁新春贴瑞签。湘乡的谷水地方水烟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铳，放鞭炮的罚洋一元二角，放铳的罚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场。十八都禁送奠仪。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统名之曰农民诸禁。
　　这些禁令中，包含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是对于社会恶习之反抗，如禁牌赌鸦片等。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境来的，地主权力既倒，这些东西也跟着扫光。第二是对于城市商人剥削之自卫，如禁吃酒席，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等等。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极为贫困，受商人剥削厉害，不得不提倡节俭，借以自卫。至于前述之农民阻谷出境，是因为贫农自己粮食不够吃，还要向市上买，所以不许粮价高涨。这都是农民贫困和城乡矛盾的缘故，并非农民拒绝工业品和城乡贸易，实行所谓东方文化主义[21]。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买货和消费。还须政府予以援助，使农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农民自然不必以阻谷为限制食粮价格的方法，也不会以拒绝某些工业品入乡为经济自卫的方法了。

第十件　清　　匪

　　从禹汤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国总统，我想没有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有现在农民协会这样肃清盗匪的威力。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巧得很，许多地方，连偷小菜的小偷都没有了。有些地方，还有小偷。至于土匪，则我所走过的各县全然绝了迹，哪怕从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二是农民运动起后，谷子价廉，去春每担六元的，去冬只二元，民食问题不如从前那样严重。三是会党[22]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23]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杀猪宰羊，重捐重罚，对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阶级出气也出够了。四是各军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许多。因此，农运一起，匪患告绝。对于这一点，绅富方面也同情于农会。他们的议论是：“农民协会吗？讲良心话，也有一点点好处。”
　　对于禁牌、赌、鸦片和清匪，农民协会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第十一件　废苛捐

　　全国未统一，帝国主义军阀势力未推翻，农民对政府税捐的繁重负担，质言之，即革命军的军费负担，还是没有法子解除的。但是土豪劣绅把持乡政时加于农民的苛捐如亩捐等，却因农民运动的兴起、土豪劣绅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减轻了。这也要算是农民协会的功绩之一。

第十二件　文化运动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乡有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夜学经费，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它闲公闲产。这些公款，县教育局要提了办国民学校即是那不合农民需要的“洋学堂”，农民要提了办农民学校，争议结果，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农民全得了。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第十三件　合作社运动

　　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去冬长江打仗，商旅路断，湖南盐贵，农民为盐的需要组织合作社的很多。地主“卡借”，农民因借钱而企图组织“借贷所”的，亦所在多有。大问题，就是详细的正规的组织法没有。各地农民自动组织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则，因此做农民工作的同志，总是殷勤地问“章程”。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

第十四件　修道路，修塘坝

　　这也是农会的一件功绩。没有农会以前，乡村的道路非常之坏。无钱不能修路，有钱的人不肯拿出来，只好让它坏。略有修理，也当作慈善事业，从那些“肯积阴功”的人家化募几个，修出些又狭又薄的路。农会起来了，把命令发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径所宜，分等定出宽狭，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号令一出，谁敢不依？不久时间，许多好走的路都出来了。这却并非慈善事业，乃是出于强迫，但是这一点子强迫实在强迫得还可以。塘坝也是一样。无情的地主总是要从佃农身上取得东西，却不肯花几个大钱修理塘坝，让塘干旱，饿死佃农，他们却只知收租。有了农会，可以不客气地发命令强迫地主修塘坝了。地主不修时，农会却很和气地对地主说道：“好！你们不修，你们出谷吧，斗谷一工！”地主为斗谷一工划不来，赶快自己修。因此，许多不好的塘坝变成了好塘坝。
　　总上十四件事，都是农民在农会领导之下做出来的。就其基本的精神说来，就其革命意义说来，请读者们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很奇怪，南昌方面[24]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25]诸位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26]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是赤化了！”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27]有什么两样！


注释

[1] 湖南是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2] 赵恒惕（一八八○——一九七一），湖南衡山人。一九二○年以后，他是统治湖南的军阀。一九二六年三月，在湖南人民掀起反赵高潮的形势下，被迫辞去湖南省长的职务。同年七月至九月，他的旧部被北伐军击溃。

[3]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

[4] “矫枉过正”是一句成语，原意是纠正错误而超过了应有的限度。但旧时有人常用这句话去拘束人们的活动，要人们只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许完全破坏旧成规。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叫做合乎“正”，如果完全破坏旧成规，就叫做“过正”。这也正是改良派和革命队伍内机会主义者的理论。毛泽东在这里驳斥了这类改良派的理论。这里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就是说，要终结旧的封建秩序，必须用群众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的——改良的方法。

[5] 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进军江西的时候，排斥共产党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打了败仗。许多报刊刊登消息说蒋介石受了伤。当时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农民群众还认为他是革命的；地主富农则反对他，听到北伐军打败仗和蒋介石受伤的消息后很高兴。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他的反革命面目才完全暴露出来。从这时起，地主富农就对他改取拥护态度了。

[6] 广东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

[7] 吴佩孚（一八七四——一九三九），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之一。一九二○年七月，他打败皖系军阀段祺瑞，开始左右北洋军阀的中央政权，为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一九二四年十月，他在军阀混战中失败。一年后再起，到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前，他据有直隶（今河北）南部和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北伐军从广东出发，首先打倒的敌人就是吴佩孚。

[8]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旧三民主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旧三民主义从此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参见本书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第十节。

[9] 不应当容许富农加入农会。一九二七年时期，农民群众还不知道这一点。

[10] 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0〕。

[11] 指当时的国民党县党部。

[12] 袁祖铭，贵州军阀，在一九二六年六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期间曾经盘据湘西一带。

[13] 亩捐是当时县、区、乡豪绅政权除抽收原有田赋之外，另行按田亩摊派的一种苛捐。这种捐税连租种地主土地的贫苦农民都要直接负担。

[14] 督军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管辖一省的军事首脑。督军大都总揽全省的军事政治大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实行地方性的封建军事割据，是一省范围内的独裁者。

[15] 都总、团总是都、团政权机关的头领。

[16] “挨户团”是当时湖南农村武装的一种，它分常备队和非常备队两部分。“挨户”是形容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要参加的意思。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地方的“挨户团”被地主所夺取，变成了反革命的武装组织。

[17] 当时在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下的各地国民党县党部，很多是属于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组织，是共产党人、左派国民党员和其它革命分子的革命联盟。

[18] 这句话引自《孟子•尽心上》，大意是说善于教人射箭的人，引满了弓，却不射出去，只摆着跃跃欲动的姿势。毛泽东在这里是借来比喻共产党人应当善于教育和启发农民，使农民自觉地去破除迷信和其它不良的风俗习惯，而不是不顾农民的觉悟程度，靠发号施令代替农民去破除。

[19] 唐生智是当时站在革命方面参加北伐的一个将军。叶开鑫是当时站在北洋军阀方面反对革命的一个将军。

[20] 孙传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山东泰安人，北洋直系军阀。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后，曾经统治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五省。他镇压过上海工人的起义。一九二六年九月至十一月间，他的军队主力在江西的南昌、九江一带，被北伐军击溃。

[21] 东方文化主义，是排斥近代科学文明，标榜和宣扬东方落后的农业生产和封建文化的一种反动思想。

[22] 会党指哥老会等旧中国民间秘密团体。参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7〕。

[23] 山、堂、香、水，是旧中国民间秘密团体的一些宗派的称号。

[24]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蒋介石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南昌。蒋介石在南昌集合了国民党右派和一部分北洋军阀的政客，勾结帝国主义，策划反革命的阴谋，形成了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对抗的局面。

[25] 张静江（一八七七——一九五○），浙江湖州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是国民党右派头子之一，为蒋介石设谋画策的人。

[26] 刘岳峙，湖南国民党右派组织“左社”的头子。一九二七年二月，他被当时还执行革命政策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清洗出党，成为人所共知的反动分子。

[27] 叶公好龙，见汉朝刘向所作《新序•杂事》：“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毛泽东在这里用以比喻蒋介石辈口谈革命，实际上畏惧革命，反对革命。

一　国内的政治状况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1]，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2]，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3]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了打击。但最近数个月来，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同时资产阶级在汪精卫、陈公博一派鼓动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改良主义运动[4]。这种运动的发展是新的事实。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5]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

二　中国红色政权[6]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7]，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8]。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9]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10]，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三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

　　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在为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所必须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备的地方，便有被敌人推倒的危险。本年四月以前乘时而起的许多红色政权，如广州、海陆丰、湘赣边界、湘南、醴陵、黄安各地，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权的摧残，就是这个道理。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军队，随时都有八九个团以上的兵力，多的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党的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11]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上地形之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之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中的各次胜利[12]。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并且不能阻止此割据的日益扩大，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加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这种失败的形势，因为九月以后特委和军委采取了纠正错误的步骤，而挽救过来了。

四　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

　　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使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远及于湘赣两省的下游乃至于湖北；使红军从斗争中日益增加其数量和提高其质量，能在将来三省总的暴动中执行它的必要的使命；使各县地方武装即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起来，此时能够与挨户团和小量军队作战，将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使地方工作人材逐渐减少依靠红军中工作人材的帮助，能完全自立，以边界的人材任边界的工作，进一步能够供给红军的工作人材和扩大割据区域的工作人材——这些都是边界党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任务。

五　经济问题

　　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13]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六　军事根据地问题

　　边界党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大小五井[14]和九陇两个军事根据地的巩固。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和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这两个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


注释

[1] 毛泽东在这里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曾作了详细的说明。

[2] 蒋派指蒋介石派。桂派指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派。冯派指冯玉祥派。阎派指山西军阀阎锡山派。他们曾经联合对张作霖作战，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占领了北京和天津。

[3] 张作霖（一八七五——一九二八），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一九二四年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打败后，张作霖成为北方最有势力的一个军阀。一九二六年他联合吴佩孚入据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从北京退回东北，在路上被向来利用他做工具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炸死。

[4] 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发生及蒋介石公开对日妥协之后，曾经追随蒋介石参加一九二七年反革命政变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因为自己的利益，开始逐步形成蒋介石政权的在野反对派，他们既不满意蒋介石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又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他们发动了一个改良主义运动，幻想在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之外，另找一条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当时，同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政客，曾在这个运动中进行投机活动，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所谓“改组派”。

[5]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北上攻打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出兵山东，侵占济南、青岛和胶济路沿线，截断津浦铁路。五月三日，日本侵略军在济南进行大屠杀，在这前后十几天内，共惨杀中国军民数千人。这次屠杀事件被称为“济南惨案”。

[6] 中国红色政权在组织形式上，和苏联的苏维埃政权是相同的。苏维埃即代表会议，是俄国工人阶级在一九○五年革命时创造的一种政治制度。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从巴黎公社和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苏维埃是工农革命政府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最适当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在世界上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所领导的各地人民革命起义，即以代表会议为工农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但是，这时的中国革命仍然处于民主革命阶段，这种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专政，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性质是有区别的。

[7]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来属于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方许多殖民地，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占领，那里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利用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组织了反法西斯侵略的广泛统一战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已开始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政治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逐出，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企图继续原来的殖民地统治，但各殖民地人民已在抗日战争中锻炼出了一种相当有力的武装力量，他们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而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除美国以外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中或被推翻或被削弱，更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帝国主义阵线在中国被突破，因而使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已在世界上发生很大的动摇。这样，就使东方各殖民地至少是某些殖民地的人民也和中国差不多一样地有可能长期坚持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有可能长期坚持由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并有可能由此逐步推进而取得城市、取得该殖民地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根据这种新的情况，毛泽东于一九二八年对于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条件下这一个问题上所作的观察，已有了改变。

[8] 这是指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各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最初爆发起来的对反革命势力的反击行动。在广州，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工人和革命士兵在一部分市郊农民的配合下联合起义，建立过为时三天的人民政权。广东省东部沿海的海丰、陆丰等地的农民，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和九月举行起义，都曾经建立过革命政权；在这年十月举行的起义中建立的革命政权，一直坚持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在湖南省东部，一九二七年九月，起义的农民曾经占据过浏阳、平江、醴陵、株洲一带，醴陵农民并于一九二八年二三月间建立过农村革命政权。湖北省东北部的黄安（今红安）、麻城等地的起义农民，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占领黄安县城，建立革命政权二十多天。在湖南省南部，一九二八年一月，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等县的起义农民，建立过革命政权达三月之久。关于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参见本卷《井冈山的斗争》。

[9] 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

[10] 参见本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16〕。

[11] 罗霄山脉是江西、湖南两省边界的大山脉，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

[12] 一九二八年四月，毛泽东率领的军队和朱德率领的军队在井冈山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六月改称红军第四军）。四五月间，第四军在遂川的五斗江、永新的草市坳和永新城，先后打败江西国民党军队的第二、三次“进剿”。六月二十三日，红四军在宁冈、永新交界的七溪岭和龙源口地区，打败江西敌军第四次“进剿”。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在遭到多次失败以后，又联合湖南的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四个师的兵力，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七月间，“会剿”的敌军先后侵占宁冈、永新、莲花等县城。红四军以两个团的兵力出击湖南敌军后方的酃县，以一个团的兵力对付江西敌军，同时发动广大群众到处包围袭击敌军。结果，湖南敌军仓皇退守茶陵；江西敌军也被围困于永新地区。

[13]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是指农民以外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各种自由职业者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这类社会成分主要在城镇，但在乡村中也占有相当数量。参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4] 大小五井山区就是指介于江西西部的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东部的酃县四县之间的井冈山，井冈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等地。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例如两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战争时期[1]，广东在张发奎李济深战争时期[2]，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例如今年四月以后的南方各省，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至于策略之所以错误，全在未曾把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清楚。有些同志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也主张分兵冒进，甚至主张只用赤卫队[3]保卫大块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敌人方面除了挨户团[4]之外还有正式军队集中来打的一回事。在地方工作方面，则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的基础，不顾主观力量的可能，只图无限量的推广。如果遇到什么人在军事方面主张采取逐步推广的政策，在地方工作方面主张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求自立于不败之地，则谥之曰“保守主义”。他们的这种错误意见，就是今年八月湘赣边界失败以及同时红军第四军在湘南失败的根本原因。
　　湘赣边界的工作，从去年十月做起。开头，各县完全没有了党的组织，地方武装只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枝坏枪在井冈山附近，永新、莲花、茶陵、酃县四县农民自卫军枪枝全数缴给了豪绅阶级，群众革命情绪已经被压下去了。到今年二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党的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亦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和万安县委发生了关系。地方武装，除酃县外，各县都有了少数。在宁冈、茶陵、遂川、永新，特别是遂川、永新二县，进行了很多次打倒豪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成绩都还好。这个时期，土地革命还没有深入。政权机关称为工农兵政府。军中组织了士兵委员会[5]。部队分开行动时，则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之。这时党的高级指导机关，是秋收起义时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同时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三月底湘南失败，四月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退到宁冈，再开始边界的割据。
　　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以边界地形的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的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6]和群众割据的发展。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且亦不能阻止此割据的发展。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扩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
　　原来七月中旬，湖南敌人第八军吴尚侵入宁冈，再进永新，求战不得（我军从间道出击不值），畏我群众，仓卒经莲花退回茶陵。这时红军大队正由宁冈进攻酃县、茶陵，并在酃县变计折赴湘南，而江西敌人第三军王均、金汉鼎部五个团，第六军胡文斗部六个团，又协力进攻永新。此时我军只有一个团在永新，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之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此十一团敌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至二十五天之久。最后因敌人猛攻，才失去永新，随后又失去莲花、宁冈。这时江西敌人忽然发生内讧，胡文斗的第六军仓皇退去，随即和王均的第三军战于樟树。留下的赣军五个团，亦仓皇退至永新城内。设我大队不往湘南，击溃此敌，使割据地区推广至吉安、安福、萍乡，和平江、浏阳衔接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大队已不在，我一团兵复疲惫不堪，乃决留一部分会同袁、王两部守井冈山，而由我率兵一部往桂东方向迎还大队。此时大队已由湘南退向桂东，八月二十三日我们在桂东得到会合。
　　红军大队七月中刚到酃县时，第二十九团官兵即因政治动摇，欲回湘南家乡，不受约束；第二十八团反对往湘南，欲往赣南，但也不愿回永新。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七月二十四日与敌范石生战于郴州，先胜后败，撤出战斗。第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一部在乐昌被土匪胡凤章消灭，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终，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幸主力第二十八团损失不大，于八月十八日占领桂东。二十三日，会合从井冈山来的部队，议决经崇义、上犹重回井冈山。当到崇义时，营长袁崇全率一步兵连一炮兵连叛变，虽然追回了这两个连，但牺牲了团长王尔琢。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此次失败的原因是：（1）一部官兵动摇思家，失掉战斗力；一部官兵不愿往湘南，缺乏积极性。（2）盛暑远征，兵力疲惫。（3）从酃县冒进数百里，和边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军。（4）湘南群众未起来，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5）敌情不明。（6）准备不好，官兵不了解作战的意义。

割据地区的现势

　　今年四月以来，红色区域逐渐推广。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在红色区域，土地大部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区乡政权普遍建立。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都有县政府，并成立了边界政府。乡村普遍组织了工农暴动队，区县两级则有赤卫队。七月赣敌进攻，八月湘赣两敌会攻井冈山，边界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尽为敌据。为虎作伥的保安队、挨户团横行无忌，白色恐怖布满城乡。党的组织和政权的组织大部塌台。富农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7]。八月三十日井冈山一战，湘敌始退往酃县，赣敌仍盘踞各县城及大部乡村。然而山区是敌人始终无法夺取的，这在宁冈有西北两区，在永新有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在莲花有上西区，在遂川有井冈山区，在酃县有青石冈和大院区。七、八两月，红军一个团配合各县赤卫队、暴动队大小数十战，仅失枪三十枝，最后退入山区。
　　我军经崇义、上犹向井冈山回军之际，赣南敌军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追至遂川。九月十三日，我军击败刘士毅，缴枪数百，占领遂川。九月二十六日回到井冈山。十月一日，与敌熊式辉部周浑元旅战于宁冈获胜，收复宁冈全县。此时湘敌驻桂东的阎仲儒部有一百二十六人投入我军，编为特务营，毕占云为营长。十一月九日，我军又击破周旅一个团于宁冈城和龙源口。翌日进占永新，随即退回宁冈。目前我区南自遂川井冈山南麓，北至莲花边界，包括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成一南北狭长的整块。莲花的上西区，永新的天龙区、万年山区，则和整块不甚连属。敌人企图以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消灭我们的根据地，我们正在准备打破敌人的进攻。

军事问题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这种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也就非常地繁复和严重。
　　边界红军的来源：（一）潮汕叶贺旧部[8]；（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9]；（三）平浏的农民[10]；（四）湘南的农民[11]和水口山的工人[12]；（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但是叶贺旧部、警卫团和平浏农民，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只剩下三分之一。湘南农民，伤亡也大。因此，前四项虽然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但已远不如后二项多。后二项中又以敌军俘虏为多，设无此项补充，则兵员大成问题。虽然如此，兵的增加和枪的增加仍不相称，枪不容易损失，兵有伤、亡、病、逃，损失甚易。湖南省委答应送安源工人[13]来此，亟盼实行。
　　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红军官兵中的边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只是远籍人分配土地颇为困难。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
　　党代表制度[14]，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因为下级干部死伤太多，敌军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连排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从表面看，似乎既称红军，就可以不要党代表了，实在大谬不然。第二十八团在湘南曾经取消了党代表，后来又恢复了。改称指导员，则和国民党的指导员相混，为俘虏兵所厌恶。且易一名称，于制度的本质无关。故我们决定不改。党代表伤亡太多，除自办训练班训练补充外，希望中央和两省委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来。
　　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长时间的休息训练是不可能的，只有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看可能否。为着训练下级军官，现在办了一个百五十人的教导队，准备经常办下去。希望中央和两省委多派连排长以上的军官来。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15]。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16]。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它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7]。
　　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18]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数量，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19]。现在连支部缺乏好的书记，请中央从各地不能立足的活动分子中派遣多人来此充当。湘南来的工作人员，几乎尽数在军中做党的工作。可是八月间在湘南跑散了一些，所以现在不能调出人去。
　　地方武装有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暴动队以梭镖、鸟枪为武器，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以乡的大小为比例。职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乡政权，敌人来了帮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暴动队始于永新，原是秘密的，夺取全县以后，公开了。这个制度现已推行于边界各县，名称未改。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五响枪，也有九响和单响枪。各县枪数：宁冈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莲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县九十，遂川百三十，万安十，共六百八十三。大部是红军发给的，小部是自己从敌人夺取的。各县赤卫队大都经常地和豪绅的保安队、挨户团作战，战斗力日益增强。马日事变[20]以前，各县有农民自卫军。枪数：攸县三百，茶陵三百，酃县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莲花六十，宁冈（袁文才部）六十，井冈山（王佐部）六十，共九百七十。马日事变后，除袁、王两部无损失外，仅遂川保存六枝，莲花保存一枝，其余概被豪绅缴去。农民自卫军如此没有把握枪枝的能力，这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现在各县赤卫队的枪枝还是很不够，不如豪绅的枪多，红军必须继续在武器上给赤卫队以帮助。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条件之下，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我们业经规定红军每营用四连制，每连步枪七十五枝，加上特务连，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团部和三个营部，每团有步枪一千零七十五枝。作战缴获的枪，则尽量武装地方。赤卫队的指挥官，由各县派人进红军所办的教导队受训后充当。由红军派远地人到地方去当队长，必须逐渐减少。朱培德、吴尚亦在武装保安队和挨户团，边界各县豪绅武装的数量和战斗力，颇为可观。我们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不容缓。
　　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当此反动政权暂时稳定时期，敌人能集中大量军力来打红军，红军分散是不利的。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中央指示我们发展的游击区域，纵横数千里，失之太广，这大概是对我们力量估计过大的缘故。赤卫队则以分散为有利，现在各县赤卫队都采取分散作战办法。
　　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杨池生的《九师旬刊》，对于我们的这种办法有“毒矣哉”的惊叹。红军士兵们对于所捉俘虏的抚慰和欢送，十分热烈，在每次“欢送新弟兄大会”上，俘虏兵演说也回报我们以热烈的感激。医治敌方伤兵，效力也很大。聪明的敌人例如李文彬，近来也仿效我们的办法，不杀俘虏，医治被俘伤兵。不过，在再作战时，我们的人还是有拖枪回来的，这样的事已有过两回。此外，文字宣传，如写标语等，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惟缺绘图的技术人材，请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来。
　　军事根据地：第一个根据地是井冈山，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从拿山起经龙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陇（以上宁冈）、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县）、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黄坳、五斗江、车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计五百五十里。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洲、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第二个根据地是宁冈、永新、莲花、茶陵四县交界的九陇山，重要性不及井冈山，为四县地方武装的最后根据地，也筑了工事。在四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

土地问题

　　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土地问题

　　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中间阶级问题：在上述土地状况之下，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21]，是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但农村中略分为三种阶级，即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中农、贫农阶级。富农往往与小地主利害联在一起。富农土地在土地总额中占少数，但与小地主土地合计，则数量颇大。这种情形，恐全国亦差不多。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红色区域，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被打击。政策是如此，实际执行时却大受中间阶级的阻碍。当革命初期，中间阶级表面上投降贫农阶级，实际则利用他们从前的社会地位及家族主义，恐吓贫农，延宕分田的时间。到无可延宕时，即隐瞒土地实数，或自据肥田，把瘠田让人。此时期内，贫农因长期地被摧残及感觉革命胜利无保障，往往接受中间阶级的意见，不敢积极行动。必待进至革命高涨，如得了全县甚至几县政权，反动军队几次战败，红军的威力几次表现之后，农村中才有对于中间阶级的积极行动。如永新南乡，是中间阶级最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隐瞒土地也最厉害。到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红军大胜之后，区政府又处理了几个延宕分田的人，才实际地分下去。但是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
　　白色恐怖下中间阶级的反水：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引导反动军队大烧永新、宁冈革命农民的房子的，就是两县的小地主和富农。他们依照反动派的指示，烧屋、捉人，十分勇敢。红军再度到宁冈新城、古城、砻市一带时，有数千农民听信反动派的共产党将要杀死他们的宣传，跟了反动派跑到永新。经过我们“不杀反水农民”、“欢迎反水农民回来割禾”的宣传之后，才有一些农民慢慢地跑回来。
　　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然若全国在革命高涨中，贫农阶级有所恃而增加勇气，中间阶级亦有所惧而不敢乱为。当李宗仁唐生智战争向湖南发展时，茶陵的小地主向农民求和，有送猪肉给农民过年的（这时红军已退出茶陵向遂川去了）。李唐战争结束，就不见有这等事了。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22]。
　　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贫农阶级比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阶级到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绅阶级。中国豪绅军阀的分裂和战争若不是继续进行的，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其它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极贵。布匹、药材仍然没有。宁冈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据地）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23]。
　　土地分配的标准：以乡为分配土地的单位。山多田少地方，如永新之小江区，以三四乡为一个单位去分配的也有，但极少。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现依中央办法，改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24]。
　　向自耕农让步问题：尚未详细讨论。自耕农中之富农，自己提出要求，欲以生产力为标准，即人工和资本（农具等）多的多分田。富农觉得平均分和按劳动力分两种方法都于他们不利。他们的意思，在人工方面，他们愿意多努力，加上资本的力量，他们可以多得收获。若照普通人一样分了，蔑视了（闲置了）他们的特别努力和多余的资本，他们是不愿意的。此间仍照中央办法执行。但此问题，仍当讨论，候得结论再作报告。
　　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此外，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筹得万余元，可用一时，用完再讲。

政权问题

　　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的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红军中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现亦正在使之经常建立起来，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误。
　　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
　　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贫农委员只作配角。只有在斗争中揭破了他们的假面，贫农阶级起来之后，方能去掉他们。这种现象虽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
　　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

党的组织问题

　　与机会主义斗争的经过：马日事变前后，边界各县的党，可以说是被机会主义操纵的。当反革命到来时，很少坚决的斗争。去年十月，红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到达边界各县时，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党的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为重新建党时期，五月以后为大发展时期。一年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现象仍然到处发现：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这种情形，经过长期的斗争锻炼和党内教育，逐渐减少了。同时，在红军中，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敌人来了，主张拚一下，否则就要逃跑。这两种思想，往往在讨论作战时由一个人说出来。经过了长时间党内的斗争和客观事实的教训，例如拚一下遭了损伤，逃跑遭了失败，才逐渐地改变过来。
　　地方主义：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许多石碓）。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经过了许多这样的教训，地方主义是减少了。
　　土客籍问题：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我们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
　　投机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过去党的组织全部公开，九月以后，建设秘密的组织，准备在反动派来了也能活动。同时多方伸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去活动。但在附近各城市中还没有党的基础。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敌人势力较大，二因我军在占领这些城市时太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致使党员在那里难于立足。现在纠正错误，力求在城市中建设我们的组织，但成效尚不多见。
　　党的领导机关：支部干事会改称委员会。支部上为区委，区委上为县委。区委县委之间因特别情况有组织特别区委的，如永新的北乡特区及东南特区。边区共有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五个县委。茶陵原有县委，因工作做不进去，去冬今春建设的许多组织大部被白色势力打塌了，半年以来只能在靠近宁冈永新一带的山地工作，因此将县委改为特别区委。攸县、安仁均须越过茶陵，派人去过，无功而返。万安县委一月间曾和我们在遂川开过一次联席会议，大半年被白色势力隔断，九月红军游击到万安，才又接一次头。有八十个革命农民跟随到井冈山，组织万安赤卫队。安福没有党的组织。吉安邻接永新，吉安县委仅和我们接过两次头，一点帮助不给，奇怪得很。桂东的沙田一带，三月八月两度分配土地，建设了党的组织，属于以龙溪十二洞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辖。各县县委之上为湘赣边界特委。五月二十日，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开会，选举第一届特委会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为书记。七月湖南省委派杨开明来，杨代理书记。九月杨病，谭震林代理书记。八月红军大队往湘南，白色势力高压边界，我们曾在永新开过一次紧急会议。十月红军返至宁冈，乃在茅坪召集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十月四日起开会三天，通过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选举了谭震林、朱德、陈毅、龙超清、朱昌偕、刘天干、盘圆珠、谭思聪、谭兵、李却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农、陈正人、毛泽东、宛希先、王佐、杨开明、何挺颖等十九人为第二届特委会的委员。五人为常委，谭震林（工人）为书记，陈正人（知识分子）为副书记。十一月十四日红军第六次全军大会[25]，选举二十三人组织军委，五人为常委，朱德为书记。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前委是十一月六日重新组织的，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暂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和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前委管理地方党。特委仍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前委有时要随军行动。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除应积极注意各县城和大市镇的职工运动外，并应在政权机关中增加工人的代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应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

革命性质问题

　　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也宣传得很普遍。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卫团[26]在黄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团，取消这些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
　　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议请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
　　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

割据地区问题

　　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则以大部兵力放在浏阳、醴陵、萍乡、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中段的长处：（1）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2）党的组织有相当的基础。（3）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这是十分难得的；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加上红军第四军的力量，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4）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则各县都有。（5）影响两省，且能影响两省的下游，比较湘南赣南等处只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义大不相同。中段的缺点，是因割据已久，“围剿”军多，经济问题，特别是现金问题，十分困难。
　　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当第二次信到时，军委、特委、永新县委举行联席会议，认为往湘南危险，决定不执行省委的意见。数天之后，却由杜修经杨开明坚持省委意见，利用第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把红军拉去攻郴州，致边界和红军一齐失败。红军数量上约损失一半；边界则被焚之屋、被杀之人不可胜数，各县相继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复。至于往湘东，在湘鄂赣三省豪绅政权尚未分裂之前，亦决不宜用红军的主力去。设七月无去湘南一举，则不但可免边界的八月失败，且可乘国民党第六军和王均战于江西樟树之际，击破永新敌军，席卷吉安、安福，前锋可达萍乡，而与北段之红第五军取得联络。即在这种时候，也应以宁冈为大本营，去湘东的只能是游击部队。因豪绅间战争未起，湘边酃县、茶陵、攸县尚有大敌，主力北向，必为所乘。中央要我们考虑往湘东或往湘南，实行起来都很危险，湘东之议虽未实现，湘南则已有证验。这种痛苦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时时记着的。

　　现在是豪绅阶级统治还没有破裂的时期，环边界而“进剿”的敌军，尚有十余团之多。但若我们于现金问题能继续找得出路（粮食衣服已不成大问题），则凭借边界的基础，对付此数敌人，甚至更多的敌人，均有办法。为边界计，红军若走，则像八月那样的蹂躏，立可重来。赤卫队虽不至完全消灭，党和群众的基础将受到极大的摧残，除山头割据可以保存一些外，平地均将转入秘密状态，如八九月间一样。红军不走，以现在的基础可以逐渐向四周发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的。为红军计，欲求扩大，只有在有群众基础的井冈山四周即宁冈、永新、酃县、遂川四县，利用湘赣两敌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无法集中的情况，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利用正确的战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必有俘获，如此可以逐渐扩大红军。以四月至七月那时边界群众的准备，红军大队若无湘南之行，则八月间红军的扩大是没有疑义的。虽然犯了一次错误，红军已卷土重来此地利人和之边界，前途希望还是不恶。红军必须在边界这等地方，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才能增加武器，练出好兵。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以士兵论，因军阀们把向边界“剿匪”当做一件大事，“剿匪经年，耗费百万”（鲁涤平），“人称二万，枪号五千”（王均），如此等类的话，逐渐引起敌军士兵和无出路的下级官长对我们注意，自拔来归的将日益增多，红军扩充，又是一条来路。并且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注释

[1] 这个战争发生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到第二年三月结束。

[2] 这个战争发生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第二年二月结束。

[3] 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9〕。

[4] 参见本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16〕。

[5] 红军中的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是为了发扬军队内部民主而建立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后来被废除了。一九四七年新式整军运动开始以后，在人民解放军中，根据红军时期和新式整军运动中的经验，又在连队中建立过干部领导的士兵会和士兵委员会的制度。

[6] 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12〕。

[7] “反水”意为叛变。

[8] 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起义的叶挺、贺龙的旧部（叶部见本文注〔18〕）。这些部队在潮州、汕头一带失败后，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在广东坚持斗争，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等率领退出广东，经福建、江西，转入湖南南部，会合当地农军举行湘南起义，开展苏维埃运动。起义失败后，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9] 指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它的干部有很多是共产党员。汪精卫等叛变革命以后，这个警卫团在八月初离开武昌，准备到南昌参加起义军。行至中途，闻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就转到修水，同平江、浏阳的农军会合。

[10]〕 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在一九二七年春已经形成相当有力的农民武装。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事变（即“马日事变”），屠杀革命群众。为了向反革命还击，浏阳的农军，同长沙附近其它各县的工农武装一起，曾经向长沙前进。在进军途中，由于中共湖南省委传达了中共中央撤退农军的命令，其它各县工农武装都向后撤退，只有浏阳农军未接到命令，一直攻到长沙城下，遭到失败后撤退。七月中旬，这支农军同平江的农民武装会合。九月又与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安源工人武装等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毛泽东领导下，于修水、铜鼓、平江、浏阳一带举行秋收起义。十月，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

[11]〕 一九二八年初，朱德、陈毅率部在湘南开展革命游击战争，原来农民运动有基础的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五县，这时都组织了农军。后来这部分农军由朱德、陈毅率领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

[12]〕 湖南省常宁县水口山是重要的铅锌矿产地。一九二二年，水口山的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了工会，历年与反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冬，以水口山的工人为主，组成了湘南游击总队，进行游击战争。一九二八年初，湘南游击总队编入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参加了湘南起义。后随起义军一起，到达井冈山。

[13]〕 指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工人。一九二一年秋，中国共产党派人到安源工作，第二年，建立了共产党和工会的组织，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的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大罢工。当时，安源一带有一万二千多任务人参加了工会。一九二七年九月，安源工人武装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14]〕 红军中的党代表一九二九年起改称政治委员，连的政治委员一九三○年起改称政治指导员。

[15]〕 用“打土豪”罚款的方法筹措军费，只能是临时的和部分的。军队大了，地域宽了，就必须而且可能用收税等方法筹措军费。

[16]〕 此种办法在红军中施行了一个很长时期，在当时曾是必要的，后来改变为按等级略有一些区别。

[17]〕 在军队内部实行一定的民主，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在这里毛泽东特别着重地指出革命军队内部民主生活的必要，是因为当时红军初建，非强调民主，不足以鼓舞新入伍的农民和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士兵的革命积极性，不足以肃清干部中由反动军队传来的军阀主义的习气。当然，部队中的民主生活必须是在军事纪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必须是为着加强纪律而不是为着减弱纪律，所以在部队中提倡必要的民主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要求极端民主的无纪律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初期的红军中，曾经一度严重地存在过。关于毛泽东反对军队中极端民主化的斗争，参见本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18]〕 一九二六年北伐时，叶挺领导的部队为一个独立团。这个团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是北伐中有名的战斗部队。革命军占领武昌以后，独立团本身改编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同时，抽调该团部分骨干组建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的三个营和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抽调该团的大批骨干组建第二十四师，叶挺任师长。参加南昌起义后，二十四师、二十五师等部合编为第十一军，叶挺兼任军长。

[19]〕 事实上红军中的党员人数占全军三分之一左右即好，后来在红军和人民解放军中大体上都是如此。

[20]〕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湖北的反动军官相继叛变革命。五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军长何键的策动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围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旧时的文电，习惯以通行的诗韵韵目代替日期，以诗韵第二十一韵的韵目“马”字代替二十一日，所以这一天发生的事变被称为“马日事变”。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21]〕 一九二八年湘赣边界土地法中曾经有这样的规定。毛泽东后来指出，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是由于当时缺乏土地斗争的经验而来的。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县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22]〕 鉴于争取农村中间阶级的重要，毛泽东随即纠正了打击中间阶级过重的错误政策。毛泽东对中间阶级的政策主张，除见于本文外，又见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提案（内有“禁止盲目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等项）、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第四军布告（内有“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等语）和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县土地法（参见本文注〔21〕）等。

[23]〕 此种情况，依靠革命战争的发展、根据地的扩大和革命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是可以改变的，后来也已经改变了。这里的关键是坚决地保护民族工商业，反对过左的政策。

[24]〕 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的方法，是不妥当的。事实上，在革命根据地，长时期都是实行按人口平分土地的原则。

[25]〕 这里指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开预备会，十四日正式开会，十五日闭幕。

[26]〕 靖卫团是一种反革命的地方武装。

　　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关于单纯军事观点

　　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其表现如：
　　（一）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
　　（二）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三）因此，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四）同时，在宣传工作上，忽视宣传队的重要性。在群众组织上，忽视军队士兵会[1]的组织和对地方工农群众的组织。结果，宣传和组织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状态。
　　（五）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
　　（六）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
　　（七）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没有别的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浓厚。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
　　（八）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2]。
　　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
　　（一）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不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
　　（二）雇佣军队的思想。因为历次作战俘虏兵甚多，此种分子加入红军，带来了浓厚的雇佣军队的思想，使单纯军事观点有了下层基础。
　　（三）因有以上两个原因，便发生第三个原因，就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也是形成一部分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的原因。
　　纠正的方法：
　　（一）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同时，还要肃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打破四军本位主义。
　　（二）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对俘虏成分的教育要加紧。同时，尽可能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从组织上削弱以至去掉单纯军事观点的根源。
　　（三）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五）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关于极端民主化

　　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肃清。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例如对于决议案的执行，表示种种勉强的态度，就是证据。
　　纠正的方法：
　　（一）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二）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
　　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3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4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
　　5 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关于非组织观点

　　四军党内存在着的非组织的观点，其表现如下：
　　甲　少数不服从多数。例如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
　　纠正的方法：
　　（一）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
　　（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乙　非组织的批评：
　　（一）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二）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这是因为一般党员还不懂得党的组织（会议等）的重要，以为批评在组织内或在组织外没有什么分别。纠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

　　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关于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关于个人主义

　　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的倾向有如下各种表现：
　　（一）报复主义。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一种手段。在党内也寻报复；你在这次会议上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报复你。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二）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三）雇佣思想。不认识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雇佣革命的思想，是无条件努力的积极活动分子所以不很多的原因。雇佣思想不肃清，积极活动分子便无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终放在少数人的肩上，于斗争极为不利。
　　（四）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
　　（五）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但也有是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
　　（六）离队思想。在红军工作的人要求脱离队伍调地方工作的与日俱增。其原因，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尚有一，红军物质生活过差；二，长期斗争，感觉疲劳；三，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等项原因。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当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一点。

关于流寇思想

　　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3]、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4]、李闯[5]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纠正的方法：
　　（一）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
　　（二）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
　　（三）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
　　（四）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

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红军党内对盲动主义已经做了斗争，但尚不充分。因此，红军中还有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存在着。其表现如：一，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二，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三，军纪松懈，特别是打败仗时。四，还有某些部队有烧屋行为。五，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带着盲动主义性质的。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
　　纠正的方法：
　　（一）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
　　（二）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

注释

[1] 见本卷《井冈山的斗争》注〔5〕。

[2]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短期间，在共产党内曾经出现一种“左”倾盲动主义倾向，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因而不肯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错误地使用命令主义的方法，企图依靠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许多的地方起义。这种盲动主义的行动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底流行过，到了一九二八年初渐渐地停止了下来。但有些党员也还存在着这种情绪。盲动主义就是冒险主义。

[3] 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9〕。

[4] 黄巢（？——八八四），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公元八七五年，即唐僖宗干符二年，黄巢聚众响应王仙芝领导的起义。公元八七八年，王仙芝被杀后，黄巢收集王的余部，被推为领袖，号“冲天大将军”。他领导的起义队伍，曾经多次出山东流动作战，转战于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陕西等省。公元八八○年，黄巢攻破潼关，不久占领长安，建立齐国，自称皇帝。后因内部分裂（大将朱温降唐），又受到李克用沙陀军及诸道军队的进攻，黄巢被迫退出长安，转入河南，由河南回到山东，于公元八八四年失败自杀。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持续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农民战争之一。它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由于黄巢起义军只是简单地进行流动的战争，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所以被封建统治者称为“流寇”。

[5] 李闯即李自成（一六○六——一六四五），陕西米脂人，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一六二八年，即明思宗崇祯元年，陕西北部形成农民起义的潮流。李自成参加高迎祥的起义队伍，曾经由陕西入河南，到安徽，折回陕西。一六三六年高迎祥死，李自成被推为闯王。李自成在群众中的主要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同时他不准部下扰害群众，曾经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的口号，来约束自己的部队。因此，拥护他的人很多，成为当时农民起义的主流之一。但他也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总是流动作战。他在被推为闯王后，率部入川，折回陕南，经湖北又入川，又经湖北入河南，旋占湖北襄阳、安陆等地，再经河南攻陕占西安，于一六四四年经山西攻入北京。不久，在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联合进攻下失败。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1]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2]、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3]，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4]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5]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6]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7]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8]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9]，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10]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党的六次大会[11]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12]，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13]，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14]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15]旅已被击破；陈卢[16]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17]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18]、熊式辉[19]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注释

[1] 方志敏（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增补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江西的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领导起义的农民坚持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逐步地将农村革命根据地扩大到江西东北部和福建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将地方游击队发展为正规红军。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带领红军第十军团向皖南进军，继续执行抗日先遣队北上的任务。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捕。同年八月，在南昌英勇牺牲。

[2] 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9〕。

[3] 这里所说的“革命的主观力量”，是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4] 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9〕。

[5] 鲁涤平（一八八七——一九三五），湖南宁乡人。一九二八年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6] 指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7] 一九二八年七月至十一月，江西、湖南两省的国民党军队两次“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败后，又于同年底至一九二九年初调集湖南、江西两省共六个旅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毛泽东等周密地研究了粉碎敌人“会剿”的计划，决定红军第四军主力转入外线打击敌人，以红四军的一部配合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经过内外线的艰苦转战，红军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曾经被敌人一度侵占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8] 指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给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本文中引录的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信上，曾大略地摘出该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当时形势的估计和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中央的这封信所提出的意见是不适当的，所以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9] 这里是指湖南、江西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10] 指反革命势力对付人民的革命力量采用血腥屠杀的手段。

[11]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苏维埃政权组织、土地、农民等问题决议案和军事工作草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12] 指福建西部长汀、龙岩、永定、上杭等县的工农民主政权，它是红军第四军主力一九二九年离开井冈山进入福建时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

[13] “固定区域的割据”指工农红军建立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4] 蒋伯诚，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15] 郭，指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

[16] 陈卢，指福建的着匪陈国辉和卢兴邦，他们的部队在一九二六年被国民党政府收编。

[17] 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18] 朱培德（一八八九——一九三七），云南盐兴（今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

[19] 熊式辉（一八九三——一九七四），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第五师师长。

林彪同志：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我要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由你相信彭德怀式的流动游击政策一点看来，似乎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有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个世界里头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意义的严重，因之，也就明白农村暴动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形势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政权口号之绝对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个世界中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外一件怪事，即红军与游击队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伴随红军与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政权（苏维埃）之存在与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及苏维埃区域之发展，它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也就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必然走向的形式。六，也就会明白无疑义的它（红军与农民苏维埃）是半殖民地无产阶级斗争最重要的同盟力量（无产阶级要走上去领导它），无疑义的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七，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是无疑义地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对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俄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的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重要工具之一。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我现在再要说一说我所感觉得的你对于时局估量比较悲观的原因。你的估量我觉得恰是党内革命急性病派的估量的对面。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是看大了主观的力量，而看小了客观的力量，这种估量多半从唯心观点出发，结果无疑的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错误道路。你没有这种错误，但你似乎有另一方面缺点，就是把主观力量看得小一些，把客观力量看得大一些，这亦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你承认主观力量之弱与客观力量之强，但你似乎没有认识下面的那些要点：

　　（一）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弱，但立足于中国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组织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西欧各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中国革命主观力量要强得多，但因为他们的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统治的力量更要强大得许多倍，所以他们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弱，但因为客观力量也是弱的，所以中国革命之走向高潮一定比西欧快。

　　（二）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的确大为削弱，剩下的一点小小的主观力量，若据形式上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后的大革命运动已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决然的是要看他的实质，而把它的形式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而把那做向导的形式抛在一边，这才是科学的可靠的而且含了革命意义的分析方法。

　　（三）对客观力量的估量亦然，也决然不可只看它的形式，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少数同志在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估量之下，真正相信湖南省委的话，把阶级敌人看的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话的“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前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到了前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未爆发前）约四个月间，最大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份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怀疑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经走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的混战的式子业已形成，实质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那时不但红军及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心理，就是中央那时亦不免为那种形式上的客观情况所迷惑，而发出了悲观的论调；二月七日中央来信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形式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围困，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而革命胜利前途殊属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原因于他对一般悄况的实质未曾科学地了解到。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向前发展才能决定。如果我们确切认识了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间、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因而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帝国主义争夺一迫切，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国的矛盾和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统治阶级间的一日扩大一日、一日激烈一日的混战——中国统治阶级间的矛盾，就越益发展起来；伴随统治者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赋税之无情的加重，就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与统治者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帝国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即中国资产阶级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就即刻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即中国资产阶级不得不加重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伴随于帝国主义商品侵略，商业资本剥蚀，与赋税负担加重等，对于地主阶级的矛盾，使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越益深刻化，即地租与利钱的剥削越益加重；为了外货的压迫，工农广大群众消费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加重，使国货商人及独立小生产者，日及于破产之途；为了无限制增加军队于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及战争之日多一日，使得士兵群众天天在饥寒奔走伤亡的惨痛中；为了国家赋税加重，地主租息加重及战祸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全国的灾荒与匪祸，使广大的农民及城市贫民走到求生不得的道路；因无钱开学，使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生产落后，使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怎样的在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怎样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的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的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迅速的就要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现时局面的适当形容词。只要看一看各地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之全国形势的发展，就知道已经不仅是“星星之火”，而距“燎原”的时期，是毫无疑义的不远的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表明出来了。那封信上说道：

　　“中央此信（指二月九日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三次进剿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份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的消灭。在将来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六次大会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十分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武装暴动。但革命的发展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精神。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有可能。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现在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的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沈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这封信对红军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之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一九二七）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因为：（一）红军多不是本地人，与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之刻不能离。……”

　　这一段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理由应该是：集中了才能打破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池。打破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池，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份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上发生些实际的效力。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大的原则。至于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大要如下：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

　　这里所谓“打开”，就指近距离的，或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与三十一团之永新境内的分兵；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之赣南各县分兵，七月之闽西各县分兵，都是适例。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这到这些目的，甚至反因分兵而遭失败，削弱了红军势力，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一样，则不如不分的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是无疑地应该分兵的，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兵比集中更有利。至于在严重环境下为保存实力避免目标集中而分兵，此点我在原则上是反对的，前头所引前委给中央的信内业已说明。此外，将来是否有因为经济情况不许可集中而应该分兵工作的时候呢？那也或许会有，但我不能对此下一肯定的断语，因为我们还没有这种情况的具体经验。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小部份同志以不良影响，即如你也似乎受了些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说来都完全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其实只通告内一部份），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这一信，虽没有形式的更正，但后来的指示，就完全没有那些悲观的精神了，对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完全与前委的主张一致了。但中央那个信给一部份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存在的。前委覆中央那个信虽然是与中央来信同时在党内发表了；但对于这一部份同志似乎没有发生很大的影响，因为中央那个信恰合了这一部份同志的脾胃，而中央后头许多对于时局估量的正确指示，或反不为这部份同志所注意，注意了或仍不能把从前的那个印象洗干净。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雩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现录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国民党统治从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的会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粤湘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政策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成〔诚〕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卢两部均土匪军，战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力必不大；只有张贞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团好的；且现完全是无政府，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仍在的；赣南的希望更是很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此一年中，要在上海、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立无产阶级的斗争基础，使能领导浙赣闽三省的农民斗争。江西省委必须健全，南昌、九江、吉安及南浔路的职工基础须努力建立起来。”

　　上面一年为期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机械地规定着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在我的意识中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意义，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机械地说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机械性和急燥性。但你不相信一年争取江西，则是由于你之过高估量客观力量和过低估量主观力量，由此不相信革命高潮之快要到来，由此而得到的结论。至于江西主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仍如前头所说，没有新的意见增加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残余即地租剥削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有力。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自来都是外省军队前往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之关系切身，而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干涉的影响比较小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要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暴动比哪一省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要多了。

　　我要对你说的话大致已经说完了。扯开了话匣，说的未免太多。但我觉得我们的讨论问题是有益的，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果然正确地解决了，影响到红军的行动实在不小，所以我很高兴的写了这一篇。

　　末了还有两点须要作个申明。一是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之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支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岭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燥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二是我说你欲用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不是说你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你显然没有此二者，因为二者完全没有争取群众的观念，你则是主张“放手争取群众”的，你不但主张，而且是在实际做的。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目的就在这一点。

　　我的不对的地方，请你指正。

毛泽东于上杭古田

一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二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2]，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三　反对本本主义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四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
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你不相信这个结论吗？事实要强迫你信。你试试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误。这并不是他在行动之前不留心计划，而是他于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这是红军游击队里时常遇见的。那些李逵[3]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
　　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五　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为什么要作社会经济调查？我们就是这样回答。因此，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4]，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举例来说，我们调查农民成分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5]，半自耕农[6]，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各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什么是调查时要注意的社会阶级？下面那些就是：

　　工业无产阶级
　　手工业工人
　　雇农
　　贫农
　　城市贫民
　　游民
　　手工业者
　　小商人
　　中农
　　富农
　　地主阶级
　　商业资产阶级
　　工业资产阶级

　　这些阶级（有的是阶层）的状况，都是我们调查时要注意的。在我们暂时的工作区域中所没有的，只是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其余都是经常碰见的。我们的斗争策略就是对这许多阶级阶层的策略。
　　我们从前的调查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7]，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六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这种斗争的发展，跟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倘若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末，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须知资产阶级政党也是天天在那里讨论斗争策略的，他们的问题是怎样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改良主义影响，使工人阶级受他们的欺骗，而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怎样争取富农去消灭贫农的暴动，怎样组织流氓去镇压革命等等。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8]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红军中显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提倡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我们要大声疾呼，唤醒这些同志：
　　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七　调查的技术

　　（1）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2）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
　　（3）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做统计时（如征询贫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几），在做结论时（如征询土地分配平均分好还是差别分好），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自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坏处，指挥能力欠缺的人会无法使会场得到安静。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4）要定调查纲目
　　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
　　（5）要亲身出马
　　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6）要深入
　　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7）要自己做记录
　　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注释

[1]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2] 见《论语•八佾》。原文是：“子入太庙，每事问。”

[3] 李逵是《水浒传》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他朴直豪爽，对农民革命事业很忠诚，但是处事鲁莽。

[4]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红军第四军的调查工作逐渐地开展起来。毛泽东还把进行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红军政治部制订了详细的调查表，包括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经济生活情况和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等项目。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首先要弄清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然后再提出切合群众需要的口号。

[5] 这里是指中农。

[6] 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0〕。

[7] 这里所说的山头指江西、湖南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平地指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第四军的主力，自井冈山出发，向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进军，开辟赣南、闽西两大革命根据地。

[8] 指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初，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曾经把这些决议案汇集印成单行本，发给红军和地方的党组织。

　　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1]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的。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你们看，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个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的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所以，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把我们的战线开展到几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们的红军毫无顾虑地在将来顺利的条件下去打南昌，打九江，使我们的红军减少自己找给养的这一部分工作，专心一意去打敌人；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必须这样干才叫做服从战争。现在各地革命工作人员中，还有许多人不明了经济建设工作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还有许多地方政府没有着重讨论经济建设的问题。各地政府的国民经济部的组织还不健全，有些连部长还没有找到，或者也只拿工作能力较差的人去凑数。合作社的发展还只在开始的阶段，调剂粮食的工作也还只在一部分地方做起来。各地还没有把经济建设这个任务宣传到广大群众中去（这是十分紧要的），还没有在群众中造成为着经济建设而斗争的热烈的空气。这些情形，都是由于忽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来的。我们一定要经过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讨论和会后回去的传达，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中，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2]，要设粮食调剂支局。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从出入口贸易的数量来看，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是更少的吧。这笔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卖十二两。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再不能不管了，以后是一定要管起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努力。
　　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发展生产，大部分用去发展出入口贸易。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但是我们问一问，这个任务在激烈的战争环境内，是不是能完成呢？我想是能完成的。我们并不是说要修一条铁路通龙岩，暂时也不是说要修一条汽车道通赣州。我们不是说粮食完全专卖，也不是说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生意都由政府经管不准商人插手。我们不是这样说，也不是这样做的。我们说的做的，是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输出粮食和钨砂，输入食盐和布匹，暂时从两百万资金再加上群众的股本做起。这些是不应做、不能做、做不到的事吗？这些工作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并且已经做出了成绩。今年秋收比去年秋收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超过了增加两成秋收的预计。手工业方面，农具和石灰的生产在恢复过程中，钨砂的生产开始恢复。烟、纸和木头的生产也开始有了点生气。粮食调剂今年有了不少的成绩。食盐入口也开始有部分的工作了。这些成绩，就是我们坚信将来能够发展的基础。人们说要到战争完结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而在现在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明显的错误观点吗？
　　因此也就明白，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在国内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不许可的那些经济建设工作，只是一种瞎想。当前的工作是战争所迫切地要求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每件都是为着战争，而不是离开战争的和平事业。如果同志们中间有离开战争进行经济建设的想法，那就应立刻改正。
　　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要在这次会议得到解决。因为同志们回去，不但要立即动手去做许多工作，并且要指导许多工作人员一道去做。尤其是乡和市这一级的同志，以及合作社、粮食局、贸易局、采办处这些机关里的同志，他们是亲手动员群众组织合作社、调剂和运输粮食、管理出入口贸易的实际工作人员，如果他们的领导方式不对，不能采取各种正确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会立刻影响到工作的成效，使我们各项工作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不能在今年秋冬和明年春夏完成中央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整个计划。因此，我要向同志们指出下面的几点：
　　第一，从组织上动员群众。首先是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的同志，要把发行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发展生产，发展贸易这些工作，经常地放在议事日程上面去讨论，去督促，去检查。其次，要推动群众团体，主要的是工会和贫农团。要使工会动员它的会员群众都加入经济战线上来。贫农团是动员群众发展合作社、购买公债的一个有力的基础，区政府和乡政府要用大力去领导它。其次，要经过以村子、屋子为单位的群众大会去做经济建设的宣传，在宣传中要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讲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群众的生活，增加斗争的力量，讲得十分实际。号召群众购买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巩固金融，发展贸易，号召他们为着这些口号而斗争，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假如不这样地从组织上去动员群众和宣传群众，即是说，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不着力抓着经济建设的工作去讨论、检查，不注意推动群众团体，不注意开群众大会做宣传，那末，要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
　　第二，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
　　第三，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需要有很大数量的工作干部。这不是几十几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几千人几万人，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训练起来，送到经济建设的阵地上去。他们是经济战线上的指挥员，而广大群众则是战斗员。人们常常叹气没有干部。同志们，真的没有干部吗？从土地斗争、经济斗争、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涌出来了无数的干部，怎么好说没有干部呢？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第四，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和其它的任务也是不能分离的。只有深入查田运动[3]，才能彻底地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发展农民的生产的积极性，使广大农民迅速地走入经济建设的战线上来。只有坚决地实行劳动法，才能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使工人群众积极地迅速地参加经济建设事业，而加强他们对于农民的领导作用。只有正确地领导选举运动和跟着查田运动的开展而开展的检举运动[4]，才能健全我们的政府机关，使我们的政府更有力地领导革命战争，领导各方面的工作，领导经济工作。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至于一天也不要忽略扩大红军的工作，那更不待说了。大家都明白，没有红军的胜利，经济封锁就要更加厉害。另一方面，发展了国民经济，改良了群众生活，无疑地就会极大地帮助扩大红军的工作，使广大群众踊跃地开向前线上去。总起来说，假如我们争取了上述的一切条件，包括经济建设这个新的极重要的条件，并且使这一切的条件都服务于革命战争，那末，革命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属于我们的。


注释

[1] 从一九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军队对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共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叫做五次“围剿”。第五次“围剿”的正式开始是在一九三三年九月间，但从一九三三年夏季，蒋介石就在积极部署这次进攻。

[2] 圩场，江西、福建等省农村中定期进行交易的市场。

[3] 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分配土地后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开展了一次查田运动。查田是为了查漏划的地主富农，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巩固和纯洁苏维埃政权。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要求“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查出来”。同时按照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的规定，《训令》还提出“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在这次查田运动中，存在着“左”的错误。

[4] 检举运动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一九三二年底至一九三四年间开展的一次群众运动。它的目的是检举工农民主政府工作人员的某些不良行为，并且通过检举，清洗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

一　地　　主

　　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的方式。管公堂和收学租[1]也是地租剥削的一类。
　　有些地主虽然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仍不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方法为生，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
　　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
　　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剥削农民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一些人，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依靠高利贷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人，称为高利贷者，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二　富　　农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要的。

三　中　　农

　　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有些中农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有些中农并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中农一般不剥削别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但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另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但非经常的和主要的。

四　贫　　农

　　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中农一般不要出卖劳动力，贫农一般要出卖小部分的劳动力，这是区别中农和贫农的主要标准。

五　工　　人

　　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注释


[1] 旧中国农村中有许多的公共土地。有些是政治性的，例如一些区乡政府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族性的，例如各姓祠堂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教性的，例如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寺、观、教堂、清真寺所有的土地。有些是社会救济或者社会公益性的，例如义仓的土地和为修桥补路而设置的土地。有些是教育性的，例如学田。所有这些土地，大部分都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有一小部分，农民有权干预。

　　只有最无耻的国民党军阀，才会在他们自己统治的区域内弄到差不多民穷财尽的地步，还会天天造谣，说红色区域如何破坏不堪。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目的，在于破坏红色区域，破坏正在前进的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工作，破坏已经得到解放的千百万工农民众的福利。因此，他们不但组织了武装力量进行军事上的“围剿”，而且在经济上实行残酷的封锁政策。然而我们领导广大的群众和红军，不但屡次击溃了敌人的“围剿”，而且从事于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建设，去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毒计。我们的这一个步骤，现在也着着胜利了。
　　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红色区域的农业，现在显然是在向前发展中。一九三三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红色区域在建立的头一二年，农业生产往往是下降的[1]。但是经过分配土地后确定了地权，加以我们提倡生产，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增长了，生产便有恢复的形势了。现在有些地方不但恢复了而且超过了革命前的生产量。有些地方不但恢复了在革命起义过程中荒废了的土地，而且开发了新的土地。很多的地方组织了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2]，以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组织了犁牛合作社，以解决耕牛缺乏的问题。同时，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了生产工作。这种情形，在国民党时代是决然做不到的。在国民党时代，土地是地主的，农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只有在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奖励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了起来，伟大的生产胜利才能得到。这里应当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面，对于某些重要农产作出相当的生产计划，动员农民为着这样的计划而努力，这是容许的，而且是必须的。我们在这一方面，应该有进一步的注意和努力。关于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方面的困难问题，如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肥料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等，我们必须用力领导农民求得解决。这里，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而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组织，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节我们对于整个农村民众的动员和督促，则是解决劳动力问题的必要的方法。不少的一部分农民（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缺乏耕牛，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组织犁牛合作社，动员一切无牛人家自动地合股买牛共同使用，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目前自然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问题，但是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却是迫切地需要的。
　　因为敌人的封锁，使得我们的货物出口发生困难。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烟、纸等项是其最著者。但是这种出口困难，不是完全不可克服的。因为广大群众的需要，我们自己即有广泛的市场。应该首先为着自给，其次也为着出口，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两年以来，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起，因为我们开始注意，因为群众生产合作社的逐渐发展，许多手工业和个别的工业现在是在开始走向恢复。这里重要的是烟、纸、钨砂、樟脑、农具和肥料（石灰等）。而且自己织布，自己制药和自己制糖，也是目前环境中不可忽视的。在闽浙赣边区方面，有些当地从来就缺乏的工业，例如造纸、织布、制糖等，现在居然发展起来，并且收得了成效。他们为了解决食盐的缺乏，进行了硝盐的制造。工业的进行需要有适当的计划。在散漫的手工业基础上，全部的精密计划当然不可能。但是关于某些主要的事业，首先是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却是完全必需的。确切地计算原料的生产，计算到敌区和我区的销场，是我们每一种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从开始进行的时候就必须注意的。
　　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现在是异常需要的了。这一工作，闽浙赣边区方面实行得较早，中央区则开始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由于对外贸易局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
　　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
　　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国营的工业或商业，都已经开始发展，它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目前私人经济在红色区域是取着小规模经营的形式。
　　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据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两省十七个县的统计，共有各种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个，股金三十余万元。发展得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的活动刚才开始。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所以，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
　　为着发展国营经济和帮助合作社经济，我们在群众拥护之下，发行了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这样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决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乃是目前唯一的和可能的方法。
　　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在中央区也已开始表现出来了。这一方针的着重的执行，是我们财政机关和经济机关的责任。这里必须充分注意：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
　　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
　　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政府却不顾一切困难，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族利益，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注释

[1] 农业生产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头一二年，往往有些下降，主要地是由于在分配土地期间，地权还没有确定，新的经济秩序还没有走上轨道，以致农民的生产情绪还有些波动。

[2] 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是当时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为调剂劳动力以便进行生产而建立起来的劳动互助组织。这种组织实行自愿互利的原则：大家自愿结合，互相帮助做工；结算时，工数对除，少做的按工算钱给多做的。此外，劳动互助社还优待红军家属，帮助孤老。帮红军家属做工是尽义务，帮孤老做工只吃饭不要工钱。因为这种劳动互助组织对于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采取的办法又很合理，所以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载《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对此都有记载。

　　有两个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没有着重注意，我觉得应该提出来说一说。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曾经看见这样的情形：他们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它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比如以前有一个时期，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汀州市群众的问题是没有柴烧，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买，有些群众没有房子住，那里缺米，米价又贵。这些是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十分盼望我们帮助他们去解决。但是汀州市政府一点也不讨论。所以，那时，汀州市工农代表会议改选了以后，一百多个代表，因为几次会都只讨论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完全不理群众生活，后来就不高兴到会了，会议也召集不成了。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绩。这是一种情形。
　　同志们，送给你们的两个模范乡的小册子，你们大概看到了吧。那里是相反的情形。江西的长冈乡[1]，福建的才溪乡[2]，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3]。公债也销得很多，长冈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五千四百块钱公债。其它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什么理由呢？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4]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他们和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绝对的不相同。我们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他们的战争动员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吗？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5]，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
　　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不注意扩大红军的领导，不讲究扩大红军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其它如查田工作[6]、经济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新区边区的工作，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同样，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像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它，如福建的上杭、长汀、永定等县的一些地方，赣南的西江等处地方，湘赣边区的茶陵、永新、吉安等县的一些地方，湘鄂赣边区阳新县的一些地方，以及江西还有许多县里的区乡，加上瑞金直属县，那里的同志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
　　一切我们领导的地方，无疑有不少的积极干部，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很好的工作同志。这些同志负担着一种责任，就是应该帮助那些工作薄弱的地方，帮助那些还不善于工作的同志们作好工作。我们是在伟大的革命的战争面前，我们要冲破敌人的大规模的“围剿”，我们要把革命推广到全国去。全体革命工作人员负担着绝大的责任。大会以后，我们一定要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前进，落后的地方应该赶上先进的地方。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我们占据了这些阵地，我们就能从这些阵地出发去粉碎敌人的“围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


注释

[1] 长冈乡是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乡。

[2] 才溪乡指福建省上杭县的上才溪、下才溪两个乡。

[3] 毛泽东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写的《才溪乡调查》中记载：“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四十五岁）四百零七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三百二十人，占百分之七十九。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五百五十四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人，占百分之八十八。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七百六十五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五百三十三人，也占了百分之七十。”

[4] 公略县是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县，以吉安县东南的东固镇为中心。一九三一年九月，红军第三军军长黄公略在这里牺牲。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立这个县以纪念他。

[5] 一九三三年六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在革命根据地周围普遍建筑碉堡，作为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策略。据统计，至一九三四年一月底，江西共筑碉堡四千多座。后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也采用蒋介石的这种堡垒政策。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这种反革命的堡垒政策是完全可以打破和战胜的，这已为历史的事实所充分证明。

[6] 见本卷《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注〔3〕。

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

　　同志们！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我们的党已经规定了自己的任务。
　　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斗争，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使得经过那时的卖国头子袁世凯[1]签了字的对日屈服投降的条约二十一条[2]，不得不宣告无效。一九二二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3]，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但是没有很久，这种情况又起了变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4]，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5]，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了的样子。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最近的冀东事变[6]和外交谈判[7]，显示了这个方向，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各个阶级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反日浪潮，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不是已经发动了一个广大的反日运动[8]吗？中国的这些小资产阶级成分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和农民一样，他们有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曾经给了他们以重大的损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
　　问题摆在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面前，摆在国民党面前，又是怎样的呢？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9]。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阶级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随后又为这个革命的火焰所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即蒋介石集团那一方面去了。问题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呢？我们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我们认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这就说明，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时期他们为什么参加了革命，及到这一时期之末，他们又为什么站到蒋介石方面去了。现在的时期，同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时期有什么分别呢？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现在正在走向殖民地。九年以来，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得了什么好处没有呢？没有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因为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变化的程度怎样呢？总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10]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可是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我们党内持这样一种论点的人是不对的，他们说，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他们不但不认识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连历史也忘记了。
　　让我再讲一点历史。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当着革命军向武汉前进，以至打到武汉、打到河南的时候，发生了唐生智[11]、冯玉祥[12]参加革命的事情。冯玉祥于一九三三年在察哈尔[13]还曾经和共产党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军。
　　再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曾经和十九路军一道进攻江西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不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举行了宁都起义[14]，变成了红军吗？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
　　马占山在东三省的抗日行为[15]，也是统治者营垒中的一个分裂。
　　所有这些例子都指明：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
　　同志们，现在让我们把问题转到另一点。
　　如果有人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这一点来反对我们的论点，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处在新环境，还是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如果不能改变态度的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那末，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为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常态，不仅是动摇，简直是参加了革命呢？难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吗？难道今天软弱，那时就不软弱吗？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自然，我们不但不否认，并且完全承认：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可是总不能说，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们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没有任何的分别。
　　所以我们着重地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表现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于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这种情况，基本地说来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
　　同志们！这个问题的正面，已经说完了。让我再来说一说它的反面，那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常常是欺骗民众的好手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中间除了那些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相。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有动摇及参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减轻了我们党对于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因为，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地主买办一模一样，以卖国贼的狰狞面孔出现，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就大可取消，至少也可以减轻了。
　　在整个地分析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的姿态时，还有一个方面应该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过去这种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我们不去说它。于今只说被蒋介石禁闭过的国民党政客胡汉民[16]，不久以前也签名于我们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文件[17]。胡汉民所依托的两广派军阀[18]，也在所谓“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匪[19]并重”（蒋介石的是“先剿匪，后抗日”）的欺骗口号之下，同蒋介石对立。你们看，不是有点奇怪吗？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现在我们来说中国民族革命营垒里的情形。
　　首先是红军的情形。同志们，你们看，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从去年八月任弼时[20]同志等率领第六军团向贺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转移[21]起，接着就是十月开始的我们的转移[22]。今年三月，川陕边区的红军也开始转移[23]。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24]）：中央红军[25]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26]，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主力红军如此，南方各省的游击战争怎么样呢？南方的游击战争，受到了某些挫折，但是并没有被消灭。许多部分，正在恢复、生长和发展[27]。
　　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的斗争正在从厂内向着厂外，从经济斗争向着政治斗争。工人阶级的反日反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现在是在深刻地酝酿着，看样子离爆发的时候已不远了。
　　农民的斗争没有停止过。在外祸、内难、再加天灾的压迫之下，农民广泛地发动了游击战争、民变、闹荒等等形态的斗争。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28]，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学生运动已有极大的发展，将来一定还要有更大的发展。但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要冲破卖国贼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蒂的破坏和屠杀政策，只有和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配合起来，才有可能。
　　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小地主们的动摇以至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前面已经说过了。
　　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
　　所有这些都指明，革命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民族统一战线

　　观察了反革命和革命两方面的形势以后，我们就容易说明党的策略任务了。
　　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
　　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一个伟大的任务。这须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革命势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是下了凶横直进的决心的。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在目前还是大过人民的革命势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不是少少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须聚积雄厚的力量。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衰弱了，中国的和世界的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增长了。这是正确的估计，这是一方面的估计。但是同时我们应当说，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这也是正确的估计，这是又一方面的估计。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这是中国革命在过去长时期内已经遇到的情形。在将来，可以想到，在某些阶段里，革命的总的形势是更加发展了，但是不平衡状态还会存在着。要把不平衡的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如果说，苏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29]是在三个年头里完结了的话，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过去已经花去了很长的时间，而要最后地彻底地解决内外反革命势力，我们还得准备再花一个应有的时间，像过去那样地过分的性急是不行的。还得提出一个很好的革命策略，像过去那样地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不是说中国的事情只能慢吞吞地去干，中国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干，亡国的危险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懈怠。今后革命发展的速度，也一定比过去要快得多，因为中国的和世界的局面都是临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期了。虽然如此，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我们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这里不来说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关系，也不来说冒险主义在将来大的时局开展中可能发生的危险性，这点等到将来再说不迟。这里只说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正相反对的两个不同的策略。
　　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
　　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
　　一个说，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行动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就不能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反革命势力、中国反革命势力和中国革命势力这几方面的强点和弱点，就不会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就不会采取坚决的办法去打破关门主义；就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就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和浪费弹药。这样，就不能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这样，就不能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一个则说，这些批评都是不对的。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同志们，统一战线的道理和关门主义的道理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赞成哪一个呢？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人中间有三岁小孩子，三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天下国家的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

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人民共和国[30]

　　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它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
　　在目前，这个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这个政府的成分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据此以适当地修改我们过去的政策。
　　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汉奸卖国贼是很多的，并且是有力量的，他们必然想出各种法子来破坏这个统一战线，用他们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来挑拨离间，用兵力来强压，来各个击破那些比较他们小的、愿意离开卖国贼而同我们联合起来打日本的力量。如果抗日政府抗日军队中缺乏共产党和红军这个要素，这种情形是难于避免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31]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那时虽然有贺龙、叶挺一支军队，但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在今天，这件事起了变化了，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都已经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没有疑义，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是一定要多方使用的，我们是要十分留神的。
　　当然，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的队伍，我们不能希望每部分都有如同共产党和红军一样程度的巩固。在他们的活动过程中，有些坏分子因为受了敌人的影响退出统一战线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但是我们不怕这些人退出去。一些坏人受敌人的影响退出去，一些好人却会受我们的影响加进来。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对于我们是好分子）跑过来。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总之，现在是两个基本势力相斗争，一切中间势力，不附属于那一方面，就附属于这一方面，这是一定的道理。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灭亡中国和出卖中国的政策，不能不驱使很多的力量跑到我们方面来，或者径直加入共产党和红军的队伍，或者同共产党和红军结成联合战线。只要我们的策略不是关门主义，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
　　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
　　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十大政纲[32]，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
　　那是没有问题的，人民共和国不代表敌对阶级的利益。相反，人民共和国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是处在正相反对的地位，它不把那些成分放在所谓人民之列。这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仅仅代表最大的富翁，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谓“国民”之列，是一样的。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它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它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我们仅仅离开他们这些少数人，仅仅同他们这些少数人相冲突，所以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
　　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有冲突的。要开展民族革命，对于民族革命的先锋队不给以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利，不使工人阶级能够拿出力量来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是不能成功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如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那末，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由此可知，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它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
　　让这些人参加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不危险吗？不危险的。工人农民是这个共和国的基本群众。给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它拥护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分子以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说话做事的权利，给他们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违背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我们纲领的重要部分应当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工农基本群众的代表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占了大多数，共产党在这个政府中的领导和活动，都保证了他们进来不危险。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33]，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一九二七年至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的革命还是如此。
　　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
　　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国际援助

　　最后，需要讲一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古人说：“春秋无义战。”[34]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义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是义战。中国的反鸦片战争[35]，太平天国战争[36]，义和团战争[37]，辛亥革命战争[38]，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今天的抗日和讨伐卖国贼的战争，都是义战。在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将遍于全中国，全世界。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39]。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说，我们是孤立的。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继续向有利的方面改变。我们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注释

[1] 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的头子。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后，他依靠反革命的武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又利用当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篡夺了总统的职位，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五年他要做皇帝，因为想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就承认了日本的旨在独占全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同年十二月，在云南发生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起义，随即在许多省得到响应。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同年六月死于北京。

[2]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这些条款共有五号，分为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是：一、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所掠夺的权利，并加以扩大；二、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享有各种特权；三、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四、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予或租予第三国；五、由日本控制中国的政治、财政、警察、军事大权，允许日本在湖北、江西、浙江、广东各省之间修筑重要铁路，并承认日本在福建享有投资修筑铁路、开采矿山、整顿海口等优先权。五月七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对日本的这些要求，除声明第五号要求的一部分“容日后协商”外，一概加以承认。后来，因为全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存在矛盾，日本的这些要求没有全部实现。

[3]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由美国政府发起，美、英、法、意、日、葡、比、荷和中国九国代表在华盛顿开会。这是一个美国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的会议。次年二月六日，根据美国提出的在华“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侵略原则，缔结了九国公约。九国公约的作用，是以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控制中国来代替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超过其它国家，这个公约实际上为美帝国主义用“机会均等”的名义压倒对手，进而独占中国准备了条件。

[4]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中国人民习惯上称日本这次侵略行动为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5] 东北四省指当时中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热河省于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先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九三三年又侵占热河省。

[6]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嗾使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傀儡政权，名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当时河北省东部二十二个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这就是冀东事变。

[7] 外交谈判指当时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政府所进行的关于所谓“广田三原则”的谈判。“广田三原则”是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十一月至十二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一九三六年一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

[8] 一九三五年，全国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开始新的高涨。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首先在十二月九日举行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游行，提出“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开始了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新高潮。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全国各阶级的关系由此很明显地表现出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一切爱国人们的公开拥护。

[9] 毛泽东做这个报告的时候，蒋介石继续实行对日妥协、对内屠杀和镇压的反动政策，如出卖华北主权，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围攻要求抗日的红军等等。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尽量揭穿蒋介石这个卖国贼的真面目；也因此，党在这时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包括蒋介石在内。但是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已经说到了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可能引起中国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的分化，党应当利用这种矛盾，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来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紧，英美同日本的矛盾更加表面化，中国共产党认为和英美帝国主义利益密切联系的蒋介石集团可能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因而采取逼迫蒋介石转向抗日的政策。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由山西回师陕北，即直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又致国民党中央一封信，要求组织两党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并派遣代表进行谈判。但蒋介石仍然拒绝共产党的主张。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在西安被国民党内主张联共抗日的军人所扣留的时候，他才被迫接受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准备抗日的要求。

[10] 蔡廷锴曾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兼第十九军军长，与蒋光鼐（前任总指挥）同为该路军的负责人。十九路军原来在江西与红军作战，九一八事变后调往上海。那时上海和全国人民抗日的高潮，给了十九路军以很大影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攻击，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一起进行了抗战。但是这个战争后来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而失败。随后，十九路军又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去同红军作战。这时十九路军的领导人逐渐觉悟到同红军作战是没有出路的。一九三三年十月，他们同与十九路军有历史关系的陈铭枢一起，代表十九路军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初步协定。十一月，他们又拥戴李济深为领袖，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不久，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兵力压迫下失败，此后蔡廷锴等人继续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11] 唐生智（一八八九——一九七○），湖南东安人。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战争。一九二三年在湘军中任师长兼湘南督办。一九二六年春利用并参加湖南人民反对军阀吴佩孚、赵恒惕的运动，任湖南省代省长。表示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愿意参加北伐。同年六月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和湖南省政府主席。北伐战争中，一度采取同共产党合作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开展工农运动。一九二七年三月当选为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四月任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不久，改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曾积极主张东征讨蒋，对两湖右派势力发动的反动事件亦表示反对。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他也背弃了“拥护三大政策”的诺言。晚年支持和参加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12] 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安徽巢县人。曾任北洋陆军第十一师师长，陕西、河南的督军及陆军检阅使等职。以后曾赴苏联考察。一九二六年九月，当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攻抵武汉时，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领他的军队在绥远省（现属内蒙古自治区）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的系统而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五月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由陕西出发，和北伐军会同进攻河南省。随后，他一度附和蒋介石、汪精卫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但同蒋介石集团间始终存在着利害冲突。九一八事变后，他赞成抗日，在一九三三年五月间，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蒋介石势力和日本侵略军的双重压迫，这次抗日起义于十月间失败。冯玉祥在晚年继续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13] 察哈尔，原来是一个省，一九五二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山西两省。

[14] 一九三一年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同年十二月，该路军一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成立红军第五军团。

[15] 马占山（一八八五——一九五○），吉林怀德人，国民党东北军的军官。九一八事变后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同年十一月日本侵略军由辽宁向黑龙江推进时，他曾率领部队进行抵抗。

[16] 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广东番禺人，国民党元老之一。曾协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孙中山逝世后，他反对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策。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与蒋介石合作反共。后因与蒋争夺权利，一九三一年二月被蒋监禁。九一八事变后被释放，由南京到广州，依托两广派军阀势力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形成长期对立的局面。一九三四年，他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签名，表示了赞成抗日的态度。

[17] 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即《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四年四月提出，由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宋庆龄等一千七百余人署名公布的。纲领包括下列各项条款：（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及卖国贼财产以解决抗日经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作友军，与一切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18] 指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

[19] 国民党反动派把革命人民和革命军队叫做“匪”，把他们自己进攻革命军队屠杀革命人民的行为叫做“剿匪”。

[20] 任弼时（一九○四——一九五○），湖南湘阴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五月，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三四年七月，任中央代表、红军第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十月，红军第六军团和第二军团会合，任第二军团政治委员，随后创建了湘鄂川黔边区，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三六年七月，第二、六军团组成第二方面军，任政治委员。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五、六、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四○年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逝世于北京。

[21] 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原驻湘赣边区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八月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在第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等率领下，誓师突围转移。同年十月，在贵州东部与贺龙率领的红军第三军（后改称第二军团）会合，十一月成立了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和军区，后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22]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即中央红军，一九三五年六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恢复第一方面军的番号），中央和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红军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现在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走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历尽艰苦，击溃敌人的多次围追堵截，长征两万余里，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地到达陕西北部的革命根据地。

[23] 川陕边区的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一九三五年三月，第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后，离开川陕边区根据地，五月开始向四川、西康（现在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两省的边境转移。同年六月，在四川西部的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合。八月，一、四方面军在毛儿盖、卓克基地区组织右、左两路军北上。九月，曾经长期领导第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违抗中共中央的北上命令，擅自率领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一部南下，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间，由湘鄂川黔边区突围，经湖南、贵州、云南到达西康的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在甘孜等地与第四方面军会合。会合以后，第二、第六军团正式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这时，张国焘被迫率第四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一起北上转移。同年十月，第四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先后到达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地区，与第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24] 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

[25] 中央红军指主要在江西福建区域发展起来而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26] 一九三五年七月，国民党军开始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陕甘红军第二十六军先在东线击溃了敌人两个旅，将该线敌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同年九月，原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第二十五军，经陕南陇东到达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合，成立红军第十五军团。十月，红十五军团在陕西甘泉县的劳山战役中消灭敌军一一○师大部，击毙其师长，不久又将敌军一○七师的四个营消灭于陕西富县榆林桥。于是敌人重新组织兵力，以董英斌（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带五个师分两路进攻，东边一个师沿陕西洛川、富县大道北上，西边四个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陕西富县方面前进。同年十月，红一方面军主力（此时称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十一月，陕甘支队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列入红一方面军建制。接着红一方面军歼灭敌军一○九师于富县西面的直罗镇，又于追击中歼灭敌军一○六师一个团于张家湾地区。这样就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27]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间，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时，曾经留下了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这些部队，在八个省份内十五个地区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这些地区是：赣粤边地区、闽赣边地区、闽西地区、闽粤边地区、皖浙赣边地区、浙南地区、闽北地区、闽东地区、闽中地区、湘鄂赣边地区、湘赣边地区、湘南地区、鄂豫皖边地区、鄂豫边地区和广东省的琼崖地区（今为海南省）。

[28]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东北地区各阶层民众和东北军中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协助和影响下，组成不同名称的抗日义勇军。一九三三年初，绝大部分义勇军都溃散了。同年秋以后，中共满洲省委在各地原已创建的反日游击队（当时也称工农义勇军）的基础上，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一九三六年二月，东北人民革命军联合其它反日部队，发表了统一建制宣言，改称东北抗日联军，陆续编成十一个军，在共产党员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领导下，长期坚持了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三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热河省（现分属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和冀东，当地人民纷纷起来武装反抗，其中规模较大的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爆发的孙永勤领导的民众军的抗日起义。一九三四年，孙永勤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把民众军改编为抗日救国军，在河北省东部的兴隆、遵化、迁安、青龙和热河省南部的承德、平泉（这两个地方今属河北省）等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一直坚持到一九三五年。

[29] 苏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指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苏联人民反对英、美、法、日、波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平定白党叛乱的战争。

[30] 毛泽东在这里所提出的人民共和国性质的政权及其各项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区完全实现了。因此，共产党能够在敌后战场领导人民对日本侵略者进行胜利的战争。在日本投降以后爆发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随着战争的进展，人民解放区逐步扩大到整个中国大陆，这样就出现了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关于人民共和国的理想，就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

[31] 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一九二五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一九三八年底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32] 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了下列的十大政纲：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以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33]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34] 见《孟子•尽心下》。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二二——前四八一），中国许多诸侯相互不间断地进行争权夺利的战争，所以孟子有此说法。

[35] 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国因中国人反对输入鸦片，就借口保护通商，派兵侵略中国。中国军队在林则徐领导下曾经进行了抵抗。广州人民自发地组织武装抗英团体，使英国侵略军受到很大的打击。福建、浙江、江苏等地人民也自发地掀起了抗英斗争。一八四二年英国军队侵入长江，迫使腐朽的清朝政府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大量赔款，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抽收英商进出口货物的税率由中英双方共同议定。

[36] 太平天国战争是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农民革命战争。一八五一年一月，这次革命的领导者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一八五二年太平军出广西，攻入湖南、湖北。一八五三年，经江西、安徽，攻克南京，并在这里建都。随后从南京分出一部兵力北伐和西征，北伐军一直打到天津附近。但太平军在它占领的地方都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建都南京后它的领导集团又犯了许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错误。在清朝军队和英、美、法等国侵略军的联合进攻下，太平天国战争于一八六四年失败。

[37] 义和团战争是一九○○年发生在中国北部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参加这次战争的，有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它群众，他们用宗教迷信互相联系，在秘密结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对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的联合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八国的联合侵略军在占领天津、北京以后，极残酷地镇压了这个运动。

[38] 见本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39] 参见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6—97页）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六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5—192页）。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战争

第一节　战争规律是发展的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他们的理由是：过去流过血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不得？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这些人的理由是：苏联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我们的战争也是革命的战争，而且苏联是胜利了，为什么还有取舍的余地？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再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就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的经验是最好的，我们应该学习它，具体地说，学北伐战争的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他们不知道：北伐战争的经验是应该学习的，但是不应该刻板地抄用，因为我们现时战争的情况已经变化了。我们只应该采用北伐战争中那些在现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按照现时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
　　由此看来，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还不止此。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起初会指挥小兵团，后来又会指挥大兵团，这对于他是进步了，发展了。一个地方和许多地方也不相同。起初会在某一熟悉的地方作战，后来在许多地方也会作战，这对于一个指挥员又是进步了，发展了。因为敌我双方的技术、战术、战略的发展，一个战争中各阶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级阶段会指挥的，到了高级阶段也会指挥，这对于一个指挥员更是进步和发展了。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有一种人，抱着一技之长和一孔之见，再也没有进步，这对革命虽则在一地一时有些作用，但是没有大的作用。我们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者。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第二节　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人类的战争生活时代将要由我们之手而结束，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属于最后战争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战争，毫无疑义又是最大的和最残酷的战争的一部分。最大的和最残酷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迫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如果不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受摧残。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

第三节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
　　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战争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败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说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二个战役，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说到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不但战略和战役的关系是如此，战役和战术的关系也是如此。师的动作和团营动作的关系，连的动作和排班动作的关系，就是实例。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它的问题或动作上。
　　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作战时选择突击方向和突击点，要按照当前的敌情、地形和自己兵力的情况去规定。在给养丰富的地方要注意不使战士吃得太饱，在给养不足的地方却要注意不使战士饿肚。在白色区域，可以因为仅仅一个消息的走漏而使尔后的战斗失败；在红色区域，则走漏消息的问题常常不是最重要的。某些战役，高级指挥员有亲自参加之必要，其它则无此必要。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一个民众大会，主要应注意动员民众到会和提出恰当的口号。如此等等。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局部经验的人，有战役战术经验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战略问题，如所谓照顾敌我之间的关系，照顾各个战役之间或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照顾有关全局的（有决定意义的）某些部分，照顾全盘情况中的特点，照顾前后方之间的关系，照顾消耗和补充，作战和休息，集中和分散，攻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荫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击方面和钳制方面，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持久战和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本军和友军，这些兵种和那些兵种，上级和下级，干部和兵员，老兵和新兵，高级干部和下级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红色区域和白色区域，老区和新区，中心区和边缘区，热天和冷天，胜仗和败仗，大兵团和小兵团，正规军和游击队，消灭敌人和争取群众，扩大红军和巩固红军，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过去的任务和现在的任务，现在的任务和将来的任务，那种情况下的任务和这种情况下的任务，固定战线和非固定战线，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这一历史阶段和那一历史阶段，等等问题的区别和联系，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这就是说，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

第四节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为什么要组织红军？因为要使用它去战胜敌人。为什么要学习战争规律？因为要使用这些规律于战争。
　　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堂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战争史和我们自己的战争生活，都证明了这一点。
　　那末，关键在哪里呢？
　　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这种方法，使用的时候也要用这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许多国家颁布的军事条令书上，都指示了“按照情况活用原则”的必要，又都指示了打败仗时的处置方法。前者是不要指挥员因死用原则而主观地犯错误；后者是当着指挥员主观地犯了错误，或客观情况起了非所预料的和不可抗的变化时，告诉指挥员怎样去处置。
　　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举战术的例子来说。攻击点选在敌人阵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突击因而成功，这叫做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也就是指挥员的侦察、判断和决心，和敌人及其配置的实在情形相符合。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结果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攻不进去，就叫做不相符合。攻击时机的适当，预备队使用的不迟不早，以及各种战斗处置和战斗动作都利于我不利于敌，便是整个战斗中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统统相符合。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上面说的是一个战略的行动，或一个战役和战斗的行动。经验多的军人，假使他是虚心学习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同样，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它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这一认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种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军事的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1]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2]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一切关于战争的规律，都是进行战争的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为了争取自己的胜利而使用的。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因此，我们红军的指导者，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之上，就必须发挥我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改变这个不好的世界。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以上是我们的方法。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

　　自一九二四年开始的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阶段，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阶段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阶段；今后则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革命战争，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

（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然而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是在新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战争的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则做了大资产阶级的尾巴。领导这个革命战争的惟有共产党，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没有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是不能设想革命战争能有这样的坚持性的。
　　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漫长岁月中[3]，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它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4]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5]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6]，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7]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8]，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而且继续领导着轰轰烈烈的光荣的胜利的革命战争。这个战争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们。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时常提到错误方面的意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第三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第一节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不承认、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中国革命战争有其特点的人，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做和一般战争相同，或和苏联内战相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的意义的。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都是以这个经验和列宁斯大林对这个经验的理论综合作为指南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不估计到这种特点，或否认这种特点，当然是错误的。这点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已经完全证明了。
　　我们的敌人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他们不承认和红军作战需要有和其它作战不同的战略和战术。他们依仗其各方面的优势，轻视我们，固守其老一套的战法。这是一九三三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时期及其以前的情形，其结果就是招致了他们的历次的失败。首先在国民党军队中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新意见的是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后来有戴岳。最后他们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了。这就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9]及其在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军事原则[10]产生的过程。
　　然而当着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人们。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方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新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11]。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

第二节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

　　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以为有四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这个特点，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2]）。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3]，把这个问题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现在把这个问题分开来看一看：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中国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
　　所以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
　　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
　　红军的敌人国民党，它的情况是怎样呢？它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它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
　　中国红军是处在这样强大的敌人的面前。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二个特点。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
　　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
　　中国红军是产生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从游击队开始。不但处在中国的反动时期，而且处在世界上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比较稳定的时期。
　　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
　　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质供给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特点和前一个特点是尖锐的对比。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
　　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这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结果。这个特点产生了两方面的情形。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战争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是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则和国民党成了尖锐的对比。国民党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因此没有农民的援助。其军队虽多，却不能使兵士群众和许多小生产者出身的下级干部自觉地为国民党拚命，官兵之间在政治上是分歧的，这就减少了它的战斗力。

第三节　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

　　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
　　很明显的，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14]，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15]，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所有这些原则问题，都要求正确的解决。我们现在要讲的战略问题，就是要就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好好地说明这些问题。

第四章　“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
　　红军的活动，采取了反“围剿”的形式。所谓胜利，主要地是说反“围剿”的胜利，这就是战略和战役的胜利。反对一次“围剿”是一个战役，常常由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组织而成。在一次“围剿”没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许多战斗的胜利，还不能说战略上或整个战役上已经胜利了。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两样的。然而中国内战的特点，则在二者的长期的反复。在一次“围剿”中，敌人以进攻反对红军的防御，红军以防御反对敌人的进攻，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一个阶段。敌人以防御反对红军的进攻，红军以进攻反对敌人的防御，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任何的“围剿”，都是包括这两个阶段的，而且是长期地反复的。
　　说长期反复，是说战争和战斗形式的反复。这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围剿”和反“围剿”，是战争形式的反复。敌以进攻对我防御、我以防御对敌进攻的第一阶段，和敌以防御对我进攻、我以进攻对敌防御的第二阶段，是每一次“围剿”中战斗形式的反复。
　　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这也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
　　然而不是没有起落的。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极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移到了西北，不是如同在南方那样处在威胁国内敌人的最重要的地位了，“围剿”的规模、情况和战斗，就比较小些，简单些，缓和些了。
　　红军的失败是什么呢？在战略上说，只有反“围剿”根本没有成功，才叫做失败，而且也只能叫做局部的和暂时的失败。因为国内战争的根本的失败，就是整个红军的覆灭，然而这样的事实是没有的。广大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转移，这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失败，不是永远的和全部的失败，虽然这个局部是包括了党和军队和根据地的百分之九十。这种事实，我们把它叫做防御的继续，而把敌人的追击叫做进攻的继续。这就是说，在“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中，我们没有由防御转到进攻，反而被敌人的进攻打破了我们的防御，我们的防御就变成了退却，敌人的进攻就变成了追击。然而等到红军到达一个新的地区时，例如我们由江西等地移到了陕西，“围剿”的反复又出现了。所以我们说，红军的战略退却（长征）是红军的战略防御的继续，敌人的战略追击是敌人的战略进攻的继续。
　　中国国内战争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战争一样，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并且包括着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16]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
　　所谓敌人的失败，也是如此。他们的战略失败，就是他们的“围剿”被我们打破，我们的防御变成了进攻，敌人转到防御地位，必须重新组织才有再一次的“围剿”。敌人没有如同我们所谓一万多公里的战略转移的那种情形，这是因为他们是全国性的统治者，他们比我们强大得多的缘故。然而部分的事情是有过的。若干根据地中被红军围攻的白色据点内的敌人突围而出，退却到白区里去重新组织进攻，这样的事是发生过的。如果内战延长，红军胜利的范围更广大时，这种事情会多起来。但是他们的结果不能和红军相比，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间又不一致。他们如果也学红军的长途转移，那是一定会被消灭的。
　　在一九三○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那时已有湘赣边界的三次“围剿”[17]，福建的两次“围剿”[18]等），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19]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20]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21]、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跟否认“围剿”反复的“左”倾机会主义直接联系，而说红军根本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的一种意见，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正确性。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发生到发展，从小到大，从没有政权到夺取政权，从没有红军到创造红军，从没有革命根据地到创造革命根据地，总是要进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倾向是应该反对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上述两个论断中的前一论断，在政治上说来可以是对的，移到军事上就不对了。在政治上，也只是在某一种情况说来（革命前进时）是对的，移到另一种情况（革命退却时：全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六年[22]、中国在一九二七年；局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一八年的布雷斯特条约[23]时）也就不对了。只有后一论断，才是全部地正确的真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机械地反对使用军事防御的手段，不过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思想。
　　“围剿”反复的形式何时结束？据我看来，如果内战延长的话，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如果红军一旦改变到比自己的敌人更为强大时，那末，这个反复就结束了。那时是我们围剿敌人，敌人则企图反围剿，但是政治和军事的条件将不允许敌人获得如同红军一样的反“围剿”的地位。那时，“围剿”反复这种形式，即使不说完全结束，但是一般的结束是可以断言的。

第五章　战略防御

第五章　战略防御

　　这个题目中，我想说明下列各问题：（一）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二）反“围剿”的准备；（三）战略退却；（四）战略反攻；（五）反攻开始问题；（六）集中兵力问题；（七）运动战；（八）速决战；（九）歼灭战。

第一节　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为什么从防御说起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失败后，革命成了极深刻极残酷的阶级战争。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我们的进攻是密切地联系于打破“围剿”的，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打破“围剿”的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对于战略防御问题，常常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敌人，又一种是为敌人所吓倒。
　　由于轻视敌人，许多游击队失败了，红军对若干次敌人的“围剿”不能打破。
　　革命的游击队初起，领导者对于敌我形势往往看得不正确。他们看见自己在一个地方用突然的武装起义胜利了，或从白军中哗变出来了，一时的环境很顺利，或者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轻视敌人。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弱点（没有经验，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
　　红军因为和这同样的原因不能打破“围剿”的例子，则有一九二八年广东海陆丰区域的红军的失败[24]，以及一九三二年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在所谓国民党偏师说的指导之下，使得反对第四次“围剿”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的事实。
　　为敌人吓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和轻敌者相反，人们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其结果或者是游击队失败，或者是红军的某些战役失败，或者是根据地丧失。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着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25]，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这是战争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它。
　　后起而且发展得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德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家们指出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弱点是不能振奋人心，反而使人心动摇。这是说的阶级矛盾剧烈，而战争的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的那种国家。我们的情况不同。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我们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因为我们是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苏联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在防御形式之下战胜敌人的。他们的战争不但在帝国主义各国组织白党进攻时，是在保卫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的，就是在十月起义的准备时期，也是在保卫首都的口号下进行军事动员的。一切正义战争的防御战，不但有麻痹政治上异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动员落后的人民群众加入到战争中来。
　　马克思说的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26]，这是说乘敌不备而突然起义的群众，应该不让反动的统治者有保守政权或恢复政权的机会，趁此一瞬间把国内反动的统治势力打个措手不及，而不要满足于已得的胜利，轻视敌人，放松对于敌人的进攻，或者畏缩不前，坐失消灭敌人的时机，招致革命的失败。这是正确的。然而不是说，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当受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的傻子。
　　我们过去的战争，整个地说来是向国民党进攻，然而在军事上采取了打破“围剿”的形式。
　　在军事上说来，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对于我们，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因为关键在于打破“围剿”。“围剿”没有打破以前是防御，“围剿”一经打破就开始了进攻，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而敌人的一次“围剿”和它的又一次“围剿”是衔接着的。这两个阶段中，防御的阶段比进攻的阶段更为复杂，更为重要。这个阶段包含着怎样打破“围剿”的许多问题。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从国内战争说，假如红军的力量超过了敌人时，那末，一般地就用不着战略防御了。那时的方针只是战略的进攻。这种改变，依靠于敌我力量的总的变动。到了那时，剩下的防御手段，只是局部的东西了。

第二节　反“围剿”的准备

　　对于敌人的一次有计划的“围剿”，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卒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因此，在和敌人准备“围剿”同时，进行我们的反“围剿”的准备，实有完全的必要。我们队伍中曾经发生过的反对准备的意见是幼稚可笑的。
　　这里有一个困难问题，容易发生争论。就是，何时结束自己的进攻，转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呢？因为当自己处在胜利的进攻中，敌人处在防御地位时，敌人的“围剿”准备是在秘密地进行的，我们难于知道他们将在何时开始进攻。我们准备反“围剿”的工作开始早了，不免减少进攻的利益，而且有时会给予红军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响。因为准备阶段中的主要步骤，就是军事上的准备退却，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动员。有时准备过早，会变为等待敌人；等了好久而敌人未来，不得不重新发动自己的进攻。有时我们的重新进攻刚在开始，又恰好遇到了敌人进攻的开始，把自己处在困难地位。所以开始准备的时机的选择，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断定这种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对自己方面，不可夸大过去胜利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足够地估计到过去胜利的影响。
　　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准备阶段中的主要的问题，是红军的准备退却，政治动员，征集新兵，财政和粮食的准备，政治异己分子的处置等。
　　所谓红军的准备退却，就是说不要使红军向着不利于退却的方向，不要进攻得太远了，不要使红军过于疲劳。这是在敌人大举进攻的前夜主力红军的必要的处置。这时红军的注意力，主要地要放在创造战场，征集资材，扩大自己和训练自己的计划上。
　　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这即是说，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同时，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志愿，我们工作的方向等。号召红军和人民全体为反对“围剿”、保卫根据地而斗争。除开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重要的关节是说服干部。
　　征集新兵须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顾到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和人口情况；又一方面顾到当时红军的情况和整个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消耗的可能限度。
　　财政和粮食问题，不待说对于反对“围剿”是有重大意义的。要顾及“围剿”时间的可能延长。应当计算，主要的是红军，再则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整个反“围剿”斗争中物资需要的最低限度。
　　对待政治异己分子，不可对他们不警戒；但也不可过于恐惧他们的叛变，而采取过分的警戒手段。对地主、商人、富农之间是应该有分别的，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们说明，争取他们中立，并且组织民众监视他们。只有对极少数最带危险性的分子，才可以采用严峻手段，例如逮捕等。
　　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由轻敌而发生的对于准备的放松，和由被敌人进攻所吓倒而发生的惊惶失措，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不良倾向。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第三节　战略退却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27]。
　　春秋时候，鲁与齐[28]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29]的叙述：

　　“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30]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31]、新汉昆阳之战[32]、袁曹官渡之战[33]、吴魏赤壁之战[34]、吴蜀彝陵之战[35]、秦晋淝水之战[36]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37]、广州起义[38]是失败了，秋收起义[39]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然而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拚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也没有任何的增加。
　　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过去却有许多人坚决地反对退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了。
　　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依我们的过去情形说来，大概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是：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根据地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比较一般的作战起了很大的变化，也是使后来敌人不得不采取堡垒主义[40]的主要原因。
　　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这些条件不具备时，虽有优良阵地，也只得置之不顾，继续退却，以就自己所欲的条件。白区未尝无优良的阵地，但无优良的人民条件。如果其它条件也还未造成或未发现时，红军便不得不向根据地退却。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分别，也大体是如此。
　　除地方部队和钳制兵力外，一切突击兵力以全部集中为原则。当着我们向战略上取守势的敌人进攻时，红军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敌人大举向我进攻，红军就实行所谓“求心退却”。退却的终点，往往选在根据地中部；但有时也在前部，有时则在后部，依照情况来决定。这种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红军主力完全集中起来。
　　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41]，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退却所求的有利条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说，须待这些条件完全具备方能举行反攻。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但依据敌人当前情势，争取若干必要条件，是以弱敌强的内线作战军队所应该注意的，在这上面的反对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决定退却终点究在何处，须以整个形势作出发点。在局部形势看来有利于我转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时在全体形势看来也对我有利时，则据此决定退却终点，就是不正确的。因为反攻的开始，必须计算到以后的变化，而我们的反攻总是从局部开始的。有时退却终点应该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围剿”，陕甘第三

陕甘第三次反“围剿”时。有时须在根据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有时则在根据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这些都是将局部形势联系到整个形势来决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形势是由条件造成的；观察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的联系，应从当时敌我双方所具条件之见于局部的和见于全体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开始反攻以为断。
　　退却终点，在根据地可以大体上分为前部、中部、后部三种。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绝在白区作战呢？不是的。我们拒绝在白区作战，仅仅指的对付敌军大规模“围剿”。敌我强弱悬殊，我们在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原则下，才主张向根据地退却，主张诱敌深入，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造成或发现利于反攻的条件。如果情况并不这样严重，或者情况的严重性简直使红军连在根据地也无法开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势之变化时，那末，把退却终点选在白区也是应该承认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应该承认的，虽然我们过去很少这种经验。
　　白区退却终点大体上也可分为三种：第一是在根据地前面，第二在根据地侧面，第三在根据地后面。第一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如果红军没有内部不统一和地方党的分裂，即立三路线和AB团[42]两个困难问题存在，是可以设想在吉安、南丰、樟树三点之间集中兵力举行反攻的。因为当时从赣抚两河间[43]前进的敌人军力，比起红军来优势并不很大（十万对四万）。人民条件虽不如根据地，但阵地条件是有的，而且是可以乘敌分路前进时各个把他击破的。第二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规模没有那样大，而敌有一路从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前进，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们的攻击时，也可以设想红军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区集中，首先打破此敌，不必绕道千里走瑞金到兴国。第三种终点，同样例如上述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敌之主力不是向西而是向南，我们也许被迫着退到会昌、寻乌、安远地区（那里是白色区域），引敌更向南进，然后红军由南而北向根据地内部打去，这时北面根据地内部的敌军当不是很多的了。但以上这些说明都是假定，没有经验，可以作为特殊的东西看待，不可作一般原则看待。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
　　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44]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亚[45]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
　　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对的，一切依照当时具体情况看来对于当时的全局和全时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局部和一时间，是应该捉住不放的，不然我们就变成自流主义，或放任主义。退却要有终点，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这绝不能依靠小生产者的近视。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当然，战略退却是有困难的。退却开始时机的选择，退却终点的选择，政治上对干部和人民的说服，都是困难问题，都必须给予解决。
　　退却开始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的退却，如果不恰在那种时机，即是说如果再迟，那至少我们胜利的程度是要受到影响的。退却过早和过迟，当然都有损失。但是一般地说来，过迟的损失较之过早为大。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江西粉碎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围剿”的战役，都从容不迫地对付了敌人。惟独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我们结束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七月一日蒋介石就开始了他们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如何选择这个时机，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从敌我双方大势上去判断，和前面说过的选择准备阶段的开始时机所用的方法一样。
　　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由于干部没有经验，对于战略退却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初期，第五次反“围剿”的整期，在这个问题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第一次反“围剿”时，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干部的意见，在没有被说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进攻。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军事冒险主义的影响，干部的意见是反对准备。第五次反“围剿”时，干部的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后来是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张国焘路线不相信在藏人和回人[46]地区不能建立我们的根据地，直待碰壁以后方才相信，也是实例。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需的，失败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少的。
　　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但是在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在后来的几次反对“围剿”时，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相信，根据地的损失，人民的吃苦，是暂时的，大家都有了红军能够打破“围剿”的信心。然而人民的信任与否，密切地联系于干部的信任与否，因此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说服干部。
　　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

第四节　战略反攻

　　战胜绝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依靠于在战略退却阶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比较敌人开始进攻时起了变化的形势，而这种形势是由各种条件造成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这就是战略反攻阶段的全任务。反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
　　条件和形势，不仅仅在战略退却阶段中造成，在反攻阶段中继续地造成着。这时的条件和形势，不完全和前一阶段中的条件和形势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
　　可以是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的，例如，此时敌军的更加疲劳和减员，不过是前一阶段中疲劳和减员的继续。
　　但又必然地有完全新的条件和形势出现。例如，敌军打了一个或几个败仗，这时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就不仅敌军疲劳等等，而是增加了敌军打败仗这个新的条件了。形势也起了新的变化。敌军调动忙乱，举措失当，两军优劣之势，也就不同于前了。
　　假使一个到几个败仗不是属于敌军，而是属于我军，那末，条件和形势的有利与否，也变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说，敌之不利减少，我之不利开始发生，以至扩大起来。这又是完全新的不同于前的东西。
　　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
　　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所以，不论在何方说来，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反攻阶段中，问题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问题、速决战问题、歼灭战问题等。
　　这些问题的原则，不论对于反攻说来，或对于进攻说来，在其基本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攻就是进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进攻。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有若干的区别了。
　　因为这个理由，虽然这里把作战的许多问题统统说在战略防御的反攻部门中，而在战略进攻部门中只说些另外的问题，以避重复，但我们应用时，却不可忽略其相同点，也不可忽略其差异点。

第五节　反攻开始问题

　　反攻开始问题，即所谓“初战”或“序战”问题。
　　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我们过去，也曾经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江西反对敌人第一次至第五次“围剿”的作战给了我们以丰富的经验，研究一下这些经验不是没有益处的。
　　第一次“围剿”时，敌人以约十万人之众，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之线，分八个纵队向红军根据地进攻。当时的红军约四万人，集中于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
　　当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不过十万人，且均非蒋之嫡系，总的形势不十分严重。（二）敌军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三）敌军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三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冈、源头一带。张师主力在龙冈，谭师主力在源头。富田、东固两地因人民受AB团欺骗一时不信任红军，并和红军对立，不宜选作战场。（四）敌军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五）敌军毛炳文、许克祥两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AB团，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许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三师集中，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六）张、谭两师是“围剿”主力军，“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我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七）张、谭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条件好，能荫蔽接近。（八）龙冈有优良阵地。源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亦好。（九）我在龙冈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个千余人的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一○）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基于以上理由，我们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一战胜利，吓得谭师向东韶跑，许师向头陂跑。我军又追击谭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内打两仗（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于是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畏打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结束了。
　　第二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二十万人，何应钦为总司令，驻南昌。（二）和第一次“围剿”时一样，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均较弱。（三）AB团肃清，根据地人民全部拥护红军。（四）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其左翼郭华宗、郝梦龄两师，大体相同。（五）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六）我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余），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基于以上理由，乃决找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共十一个团）打第一仗。胜利后，接着打郭、打孙、打朱、打刘[47]。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当打王金钰时，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谓我们“钻牛角”，但终究钻通了。主要因为根据地条件，再加敌军各部之不统一。郭师败后，郝师星夜逃回永丰，得免于难。
　　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48]。（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师[49]，四万人。次是孙连仲军，二万人。余均非蒋嫡系，较弱。（三）“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围剿”结束至第三次“围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50]。此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集中。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
　　第四次“围剿”时的情况是：敌分三路向广昌进，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黄南部地区，一举消灭李明、陈时骥两个师。敌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我又得消灭其一个师于宜黄南部地区。两役缴枪万余，这个“围剿”就基本地打破了。
　　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上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军作战的经验，证明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因此得出下述的结论：
　　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第一次反“围剿”时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第二次反“围剿”时，我军开进到东固，仅因等待王金钰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宁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险，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迫敌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终于达到了要求。第三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敌人发觉了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只有第五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一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例如第五次“围剿”时的洵口战斗）。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若只顾反攻，不顾反攻胜利后，或万一反攻失败后，下文如何做法，依然未尽得战略指导者的责任。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不这样做，就会弄出迟疑坐困的错误，实际上适合了敌人的战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动地位。须知敌人的统帅部，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路线的战略指导之所以错误，主要地就在于没有作到这一点。总之，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

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
　　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第六节　集中兵力问题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
　　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
　　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防御战大不如进攻战之能够充分地发挥主动权。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完全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只有不肯退却，仓卒应战（例如硝石战斗），表面上似乎在力争主动，实际上是被动的。战略反攻，则不但内容是主动的，形式上也放弃了退却时的被动姿态。对于敌军说来，反攻是我军强迫它放弃主动权，同时即给以被动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第一，是为了改变进退的形势。过去是敌进我退，现在是企图达到我进敌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战而胜，这个目的在本战斗就达到了，也给予影响于全战役。
　　第二，是为了改变攻守的形势。退却到退却终点，在防御战中基本上属于消极阶段，即“守”的阶段。反攻则属于积极阶段，即“攻”的阶段。虽然在整个战略防御中并没有脱离防御性质，然而反攻和退却相较，不但形式上，而且内容上，是起了变化的东西。反攻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之间的过渡的东西，带着战略进攻前夜的性质，集中兵力就为达此目的。
　　第三，是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在中国红军的战史中，这个问题常常成为重要的争论问题。一九三○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而敌人（邓英师）自己逃走了，我们的攻击本身并没有奏效。
　　从一九三二年开始，有所谓“全线出击”的口号，要求从根据地的东西南北四面出击。这不但在战略防御时不对，就是在战略进攻时也是不对的。在整个敌我对比的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无论战略或战术，都有防御和进攻、钳制和突击的两方面，事实上绝少所谓全线出击。全线出击的口号，是伴随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
　　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一九三二年七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江西黎川县团村地区打陈诚的作战，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前者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后者击溃陈诚十二个团[51]），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它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由于看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的错误心理。这种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红军远出打福建的漳州时，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红军转向福建进攻时，都曾发生过。前者惧怕整个根据地被占，后者惧怕根据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结果都证明不对。在敌人看来，一方面根据地使他们畏进，一方面打到白区去的红军是他们的主要的危险物。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在红军实行防御时，敌人的注意力也还是集中于红军。缩小根据地的计划是敌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红军集中主力消灭其一路，敌军统帅部就不得不把他们的注意力和他们的军力更大地向着红军。所以，敌人缩小根据地的计划，也是能够破坏的。
　　“堡垒主义的五次‘围剿’时期我们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兵防御从事短促突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如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集中兵力的法则，正是战胜堡垒主义的工具。
　　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立三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枝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早已证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
　　置红军的支队于次要的作战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例如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集中四万人打张辉瓒的九千人。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向建宁打七千人的刘和鼎师，红军只用了一万多人。
　　也不是说每次都要优势兵力。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用相对劣势或绝对劣势兵力出现于战场。相对劣势，例如某一区域仅仅有一支不大的红军（不是有兵而不集中），为着打破某一优势敌人的进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条件能给我们以大的援助时，以游击队或小支队钳制其正面及一翼，红军集中全力突然袭击其另一翼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胜利的。当我袭击其一翼的一部分时，兵力的对比仍适用以优势对劣势、以多胜少的原则。绝对劣势，例如游击队袭击白军大队伍，仅仅是袭击其一小部分，同样适用上述的原则。
　　集中大军于一个战场作战，受限制于地形、道路、给养、驻处等的说法，也应分别情形去看。这些限制，对于红军和白军是有程度上的区别的，因为红军较之白军能够忍受更大的困难。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

第七节　运动战

　　运动战，还是阵地战？我们的答复是：运动战。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阵地战，对于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
　　由于敌人强大和红军技术贫弱所发生的红军作战的显着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
　　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革命的内战时期，作战线不能固定，就在苏联也有过这种情形。苏联军队和我们的军队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不固定的程度不如我们之甚。一切战争也不能有绝对固定的作战线，胜负进退的变化不许可如此。但是相对固定的作战线往往见之于一般的战争。惟独敌我强弱悬殊像处在目前阶段的中国红军这样的军队，则是例外。
　　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
　　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若干年月的建设计划是不能设想的。计划改变的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的事情。
　　承认这种特点，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发，规定我们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暂时的流动，不要企图建立长时期的具体计划。把我们的思想、工作适应于情况，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掉了。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
　　我们的工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今天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今天我们还处在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们的政权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我们军队的数量和技术较之敌人还差得远，我们的领土还很小，我们的敌人时时刻刻想要消灭我们才快活。从这个上面规定我们的方针，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在这里怕羞是没有用的。相反，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我们应该准备抛弃游击性，但是今天还不能抛弃。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战略防御时，我们钳制方面某些支点的固守，战略进攻时遇着孤立无援之敌，都是应该承认用阵地战去对付的。采取这样的阵地战制胜敌人的经验，我们过去已经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垒、寨子，被我们打开，某种程度的敌人野战阵地被我们突破。以后还要增加这一方面的努力，补足我们这一方面的弱点。我们完全应该提倡那种在情况需要而且许可下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在今天采取一般的阵地战，或者把阵地战和运动战平等看待，这些才是不能许可的。
　　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建立。长征是第四个阶段。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就来了一个大游击和大流动。目前是第五个阶段。由于没有战胜第五次“围剿”和大流动，红军和根据地都大大地缩小了，但又已经在西北立住了脚根，巩固了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经统一指挥，此事为前此所未有。
　　依战略的性质说，也可以说井冈山时期至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为一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为又一阶段，长征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的东西。
　　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这些东西是红军幼年时代本身带来的，有些在当时还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红军的高级阶段，必须逐渐地自觉地去掉它们，使红军更集中些，更统一些，更有纪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说使之更带正规性。在作战指挥上，也应逐渐地自觉地减少那些在高级阶段所不必要的游击性。在这一方面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
　　另一方面是运动战的方针，是现在还需要的战略和战役作战的游击性，是无法阻止的根据地的流动性，是根据地建设计划的灵活变更性，是在红军建设上的不要不适时宜的正规化。在这一方面拒绝历史事实，反对保留有用的东西，贸然地脱离现阶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即的、在当前没有现实意义的所谓“新阶段”，同样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当前作战的。
　　我们现在是处在红军技术和组织的下一新阶段的前夜。我们应该准备转变到新阶段去。不作这种准备是不对的，是不利于将来的战争的。在将来，红军的技术和组织条件改变了，红军建设进到了新阶段，红军的作战方向和作战线的比较固定就出现了；阵地战增加了；战争的流动性、领土和建设的流动性，大大减少了，到最后，也就会消灭了；现在限制着我们的东西，如像优势的敌人及其据守的巩固阵地，就不能限制我们了。
　　我们现在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的错误的办法，另一方面也反对复活红军幼年时代的许多在现时不需要的非正规性。但是我们要坚决地恢复红军一路来用以打胜仗的许多可宝贵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我们要把所有一切过去的优良的东西都总结起来，成为有系统的更发展的更丰富的军事路线，以便争取在今天战胜敌人，并且准备在将来转变到新阶段去。
　　运动战的实行方面，问题是很多的，例如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荫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连续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在红军战史中都表现了许多的特点，战役学中应当有条理地叙述到，应当给以总结，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第八节　速决战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52]，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往后的发展，在一切内外条件的影响下，无疑地将比过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为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已经起了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变化要到来，可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不应该打算明天就会成功。“灭此朝食”[53]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
　　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线时期讥笑我们的做法为“打拳战术”（说的是打过来打过去才能夺取大城市），讥笑我们要待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的胜利。这种表现急性病的情绪，早已证明是不对了。但是他们的批评意见如果不是放在战略问题上而是放在战役和战斗的问题上，则是非常之对的。原因在于：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第三，白军各个虽然分进，但多是比较地密集，打它们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为了这些理由，不能不实行速决战。对于我们，几小时，一天或两天解决一个战斗是经常的。只有在“围城打援”的方针下，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对围敌作战是准备着相当地持久的，但对援敌仍然是速决。战略防御时固守钳制方面的据点，战略进攻时打孤立无援之敌，消灭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这些时候也常常给予战役或战斗以持久方针。然而这些持久战，只是帮助而并不妨碍主力红军的速决战。
　　速决战不是心里想要如此做就做得成功的，还须加上许多具体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
　　打破一次“围剿”属于一个大战役，依然适用速决原则，而不是持久原则。因为根据地的人力、财力、军力等

因为根据地的人力、财力、军力等项条件都不许可持久。
　　但在一般的速决原则之下，反对不正当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估计到根据地的这些条件，估计到敌方情况，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江西打破第一次“围剿”，从初战到结束只有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只有半个月，打破第三次“围剿”就熬上了三个月，第四次是三星期，第五次就熬了整整的一年。但是第五次没有打破“围剿”而被迫突围时，还表现了不应有的仓卒从事。依情况还可以熬上两三个月，用以休整军队。假如这样，又假如突围后的领导稍为聪明一点，情况便将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如此，仍然不破坏我们所说的力争缩短全战役时间的原则。除了战役战斗计划力争集中兵力和运动战等等条件、务期在内线（在根据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迅速解决“围剿”以外，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第九节　歼灭战

　　“拚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击溃有意义，乃至让敌逃去有意义，只是对于全战斗或全战役中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举行歼灭性的作战而说的，否则便没有什么意义。这又是一种有所失对有所得而有意义的场合。
　　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注释

[1] “实际”这一个概念，按照中国文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应用这一个概念，时常是双关的。

[2] 孙武子即孙武，中国春秋时代的著名军事学家，着《孙子》十三篇。本文引语见《孙子•谋攻》。

[3] 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三六年毛泽东着此文时，正是十五年。

[4] 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5] 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不久，订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李立三接受了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

[6] 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陈绍禹）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7] 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8] 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3〕和注〔24〕。

[9] 庐山军官训练团是蒋介石训练反共军事干部的组织，创办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地址在江西省的庐山。该团对围攻红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训练，以便普遍推行构筑碉堡以及其它进攻红军的办法。到一九三四年，训练的对象扩大到各非嫡系部队的军官，借以加强蒋介石对各地方军阀的控制。

[10] 这里所说的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原则，主要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参见本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5〕。

[11] 参见列宁《共产主义》。在该文中列宁批评匈牙利共产党员库恩•贝拉说：“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12] 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在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召开。这次大会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讨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初步回答了红军中有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大会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这次会议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13] 见本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11〕。

[14] 参见本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注〔4〕和注〔5〕。

[15] 土匪主义指无纪律、无组织、无明确的政治目标的抢掠行为。

[16] 指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转移到陕西北部的长征。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2〕。

[17] 参见本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7〕。

[18] 一九二九年七月，驻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四军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以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留闽西坚持游击战争，军部率领第二、第三两纵队出击闽中。九月，出击闽中的红四军主力在中途遇到很大的困难，遂回师闽西，先后歼灭了上杭、武平等地的敌军。同时，第一、第四纵队在中共闽西特委的领导下，和广大群众武装一起，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赣敌退守长汀、连城，粤敌退守永定。第一次“围剿”至此被粉碎。一九三○年一月初，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又以十四个团的兵力分七路“围剿”闽西的红军。为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挺进江西，出击“围剿”军的主力江西敌军的后方。江西敌军仓皇回兵自救，福建敌军因内部冲突也从闽西撤走。这样，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很快也被打破。

[19] “偏师”，即不是主力军，只是侧翼的一部分军队。

[20] 一九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军队曾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过两次“围剿”，都被红军打败。一九三一年九月，蒋介石又开始筹划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至同年十一月，集结在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已达十五个师。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斗争空前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日益加剧，敌军的“围剿”行动迟迟未能开始。十一月上旬成立的红四方面军，为破坏敌军的“围剿”计划，主动出击，至一九三二年六月，先后发起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次战役，歼敌约六万人，使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计划彻底破产。

[21]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余万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张国焘，被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头脑，在国民党军队的严重“围剿”面前，没有领导红军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是强令红军围攻敌军坚固设防的城市，准备夺取武汉。当敌军大举进攻时，他不是采取诱敌深入、待机反击的作战方针，而是下令红军仓卒迎击，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转移外线作战。此后，再未返回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

[22] 指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由高涨时期转入逐渐低落时期的退却。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三节（《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1页）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五、第六两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105页）。

[23] 布雷斯特条约是一九一八年三月苏俄在俄国西部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今布雷斯特）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订立的和约。当时，德帝国主义的军队正侵入苏维埃共和国境内，前线的俄国旧军队已经瓦解，新的革命军队还没有组织起来。为了使刚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避免在德军的打击下夭折，列宁主张暂时退却，接受德帝国主义提出的割地、赔款等条件，立刻签订和约。这个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时间去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调整经济，建立红军，使无产阶级保持了对农民的领导，集聚了力量，得以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击溃白军和英、美、法、日、波等国武装干涉者。

[24] 一九二七年十月底，广东海陆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决定举行第三次起义。十一月，占领海丰、陆丰和附近地区，组织红军，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到一九二八年三月，这个地区的红军因优势敌军的围攻以及领导指挥上的“左”倾盲动而遭到失败。

[25] 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26] 见马克思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致库格曼论巴黎公社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393页）；参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七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5—586页）。

[27] 《水浒传》是中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小说，相传为公元十四世纪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所作。林冲、柴进都是书中的英雄人物。洪教头是柴进家里的一个武术教师。关于林冲和洪教头比武的故事，见《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

[28] 鲁和齐是中国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二二——前四八一）的两个国家。齐是大国，在今山东省的中部和东北部；鲁国较小，在今山东省的南部。鲁庄公，公元前六九三年至前六六二年鲁国的国君。

[29] 左丘明，春秋末期鲁国人，相传是春秋时代著名编年史《左传》的作者。本文引的一段文章见《左传•庄公十年》。

[30] “肉食者”指做官的。“又何间焉”，是“何必厕身其间”的意思。“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一句中，牺牲玉帛是祀神的物品，“加”是虚报的意思。鲁庄公说他据实报告祭品，表示他对神守信用。“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忠”是尽力做好本分的事。曹刿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君对狱讼处置得合乎情理，便会得到人民拥护，所以可以作战。“公将鼓之”和“齐人三鼓”的“鼓”，都是说鸣鼓指挥士兵冲锋。“登轼而望之”的“轼”，是车前供给乘者扶手的横木，在车上位置较高，所以登轼可以望远。

[31] 成皋故城在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北部，为古代军事重地。公元前二○三年，汉王刘邦和楚王项羽曾相持于此。当时项羽接连攻下荥阳、成皋，刘邦几乎溃不成军。但后来刘邦终于等待到楚军在汜水半渡的时机，大破楚军，复取成皋。

[32] 昆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叶县境内。公元二三年，刘秀（后称东汉光武帝）在这里击破王莽（公元八年称帝，定国号为新）的军队。这次战争双方军力强弱悬殊，刘秀只有八九千人，而王莽有四十余万人。但刘秀利用王莽的将军王寻、王邑轻敌懈怠，以精兵三千突破王莽军队的中坚，乘锐进击，大破敌军。

[33] 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公元二○○年，曹操军队和袁绍军队战于此处。当时袁绍拥军十万，而曹操兵少粮尽。但曹操利用袁军的轻敌无备，实行轻兵偷袭，烧了袁军的辎重。袁军慌乱，曹军出击，歼灭了袁军主力。

[34] 吴指孙权方面，魏指曹操方面。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公元二○八年，曹操率兵数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出兵三万，并且同刘备联合，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在赤壁一带用火攻烧曹军船只，大破曹军。

[35] 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公元二二二年，吴将陆逊在这里大败蜀汉的刘备。这次战争开始，蜀军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陆逊守七八月不战，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大破蜀军。

[36] 公元三八三年，东晋将军谢玄大败秦王苻坚于安徽淝水。当时苻坚有步兵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卫队三万余骑，东晋只有水陆军八万。在两军隔淝水对峙的时候，晋军将领要求淝水以北的秦军让出一片战场来，以便晋军渡水决战。秦军应允后撤，但一退即不可遏止，晋军乘机渡水攻击，大败秦军。

[37]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继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事业，在江西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这次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州、汕头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38] 参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8〕。

[39]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发动秋收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九月间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的修水、铜鼓、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地领导的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毛泽东率领这支军队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40] 见本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5〕。

[41] 见《孙子•军争》。

[42] AB团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一九三○年五月起，赣西南苏区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43] 指江西省中部介于赣江和抚河两条河流之间的地区。

[44] 参见《战国策•魏策》。原文是：“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45] 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一九三五年十月，意大利法西斯出兵进攻埃塞俄比亚。埃军进行阵地战，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埃塞俄比亚人民在一九四一年与反法西斯盟军配合，赶走了意大利侵略军，恢复了国家的独立。

[46] 这里所说的藏人，主要是指西康（现在分属四川和西藏）、甘肃的藏族。这里所说的回人，是指甘肃、青海、新疆的回族。

[47] 刘，指国民党军刘和鼎师。

[48] 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任前线总司令，其指挥部均驻南昌。下辖：左翼集团军，何应钦兼任总司令；右翼集团军，陈铭枢任总司令，驻吉安；预备军，卫立煌任总指挥，驻临川。

[49] 蒋光鼐原是第十九路军总指挥，第二次“围剿”时，由蔡廷锴任代总指挥。第三次“围剿”时，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第六十师、戴戟第六十一师和韩德勤第五十二师被编为右翼集团军第一军团，蔡廷锴任代总指挥。这里的“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应是“蔡廷锴、戴戟、韩德勤”；下文的“蒋、蔡、韩”应是“蔡、戴、韩”，“蒋光鼐、蔡廷锴”应是“蔡廷锴、戴戟”。

[50] 第三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打上官云相师、郝梦龄师、毛炳文师，三个胜仗共歼敌一万余人，缴枪六千多支。

[51] 南雄、水口战役，包括池江、梅岭关、大余、水口圩等战斗，共击溃陈济棠的粤军十五个团。其中水口圩战斗，击溃粤军十个团。

[52] 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一般用两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一般用三句至五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概说全体，是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也称为八比。毛泽东这里用写作八股文由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展开过程，来比喻革命发展的各种阶段。但在通常的场合，毛泽东则用八股文这类东西去比喻和讽刺教条主义。

[53] 见《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五八九年，齐、晋两国的军队会战于鞌（今属山东省历城县）。战斗一开始，齐顷公以为胜敌至易，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此”，指这些敌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先消灭了这些敌人，再吃早饭。结果齐军被晋军打败。后来人们常以此形容斗志坚决，要立即消灭敌人。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1]，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置蒋氏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2]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失望，已显而易见。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
　　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3]，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确守信义，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4]，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这些条件的实行，首先需要确守信义，并且需要一些勇气。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
　　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字作何解释。但是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三字改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副其实，较为妥当。
　　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5]、何应钦[6]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7]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8]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共产党早已于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中将此种赞助的诺言许给蒋氏和国民党了[9]。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全国人民信任共产党的言行，实高出于信任国内任何党派的言行。


注释

[1] 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因受中国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积极布置“剿共”军事，下令镇压西安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同时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随后被释放回南京。

[2] 指西安事变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亲日派。这些人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借西安事变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以便利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并乘机夺取蒋介石的统治地位。

[3] 蒋介石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由洛阳抵达南京后发表的。

[4] 上海爱国领袖，指当时在上海领导抗日爱国运动的全国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他们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到一九三七年七月才被释放。

[5] 汪精卫是当时国民党中亲日派的首领。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起，他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贯主张妥协。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外通电主张对张学良、杨虎城“大张挞伐，迅予围剿”；同时立即从德国动身回国，企图夺取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继续散布降日言论，反对国共合作抗日。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6] 何应钦（一八九○——一九八七），贵州兴义人。当时是国民党中亲日派的另一首领。西安事变发生后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推任为“讨逆总司令”。他积极筹谋掀起内战，部署国民党军队沿陇海路进逼陕西，调派空军轰炸渭南等地，并计划轰炸西安，炸死蒋介石，以便取蒋介石的地位而代之。

[7] 宋子文为亲美派。由于当时美日两帝国主义在远东争霸的矛盾，他根据美国的利益，对于西安事变，也主张和平解决。

[8] 见《论语•为政》。

[9] 这封信对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当时的国民党二中全会，作了义正词严的批判，同时申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建立国共合作的政策。以下是这封信的主要部分：“贵党二中全会所说的‘集中统一’，实在未免本末倒置。须知十年以来的内战和不统一，完全是因为贵党和贵党政府依赖帝国主义的误国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来一贯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在贵党和贵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进行了连年不绝的内战，举行了无数次对于红军的围攻，不遗余力地镇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和民主运动。直至最近，还是放弃东北和华北不顾，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最大敌人，而把一切力量反对红军和从事贵党自己营垒之间的内争，用一切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捣乱红军的抗日后方，漠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剥夺全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和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我们现在正告诸位先生，如果你们不根本改变自己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把仇恨之心放到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去，而依旧放在自己同胞身上的话，那末你们即欲勉强维持现状，也是不可能的，集中统一以及所谓‘现代国家’的说法，更是完全的空谈。全国人民现在所要的是抗日救国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全国人民现在热烈要求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全国人民要求一个为他们自己谋利益的民主共和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纲领，必须：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如果要说‘现代国家’，这些纲领才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中国在现时代所真正要求的。全国人民现在正以热烈的愿望和坚毅的决心，为着实现这样的目标而斗争。而贵党和贵党政府的政策，则与此种全国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以此而求人民的信任，是决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今特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红色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红色区域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红色区域实行和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我们认为贵党二中全会所决定组织的国防会议，以及贵党和贵党政府正在召集中的国民大会，是不能完成集中统一抗日救亡的任务的。依照贵党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国防会议条例看来，则国防会议的组织，只限于贵党和贵党政府当权执政的少数官员；国防会议的任务，是仅充贵党政府的咨询机关。这种会议之不能有任何的成就和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是十分明显的。而诸位先生所要召集的国民大会，依据贵党政府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和《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看来，也同样地不能有什么成就和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因为这种国民大会仅仅是贵党和贵党政府少数官员们所操纵的机关，是这些官员们的附属品和装饰品。这样的国防会议和国民大会，同本党所主张的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即国防会议），中华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国会，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我们认为抗日救国的国防会议，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各界各武装队伍的代表，构成真正能够决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权力机关，并从这一会议中产生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而国民大会也必须是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会，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只有这样的国防会议和全国国会，才能是全国人民所欢迎、拥护和参加的，才能把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放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之上。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均决然无补实际，决然不为全国人民所同意。贵党和贵党政府历来所召集的各种会议的失败，就是最好的明证。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又说：‘险阻之来，本可意计，断不因国事之艰虞，而自懈其应尽之职责。’‘本党对于国家兴亡，必当尽其心思才力，贯彻始终。’诚然，贵党是中国最大部分领土中的统治的政党，一切过去实施的政治责任，不能不由贵党负担。在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之下，国民党决不能逃避其责任。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贵党违背全国民意，违背全民族利益，执行了绝对错误的政策，得到了丧失几乎半个中国的结果，这个责任是绝对不能推诿于任何别人的。在我们和全国人民看来，半个中国由贵党而沦亡，决不能不课督贵党以恢复领土主权的责任。同时，贵党中许多有良心的分子，现在也确然憬悟于亡国的可怕和民意的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于自己党中祸党祸国分子的愤怒和不满。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情于这种新的转变，热烈地欢迎这些有爱国心的有良心的中国国民党党员的志气和觉悟，欢迎他们在民族危亡面前愿意牺牲奋斗和勇于革新的精神。我们知道，在贵党中央和各省党部中，中央和各省政府中，在教育界，在科学界，在艺术界，在新闻界，在实业界，在妇女界，在宗教界，在医药界，在警察界，在各种民众团体，尤其在广大的军队、国民党的新旧党员和各级领袖中，实在有很多觉悟和爱国的人士，并且这样的人还在日益增加着，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着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够在国民党中迅速形成一种支配的势力，去压倒那些不顾民族利益，实际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实际成为亲日汉奸的最坏和最可耻的国民党员——那些侮辱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始终’。我们希望他们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和爱国人民一道，坚决地担负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责任，坚决地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为发展中国国民经济解除最大多数人民的痛苦而斗争，为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及其民主国会民主政府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坚决地赞助你们，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伟大的革命时期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

　　（一）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
　　（二）中国很久以来就是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一九二七年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出卖民族利益于帝国主义，造成了工农政权和国民党政权尖锐对立，以及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不能不由中国共产党单独负担的局面。
　　（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1]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2]以来的形势，使这些矛盾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甲、由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它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乙、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这个任务不但必须完成，而且是可能完成的。
　　丙、中日矛盾变动了全国人民大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情况和政策。人民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斗争。共产党发展了在“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我党一九三五年八月宣言[3]，十二月决议[4]，一九三六年五月放弃“反蒋”口号[5]，八月致国民党书[6]，九月民主共和国决议[7]，十二月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8]，一九三七年二月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9]等等步骤之所由来。
　　丁、由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政策和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状况而来的中国军阀割据和军阀内战，在中日矛盾面前也起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赞助这种割据和内战，以便利其独占中国。若干其它帝国主义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暂时地赞助中国的统一与和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则以极大的努力反对内战与分裂，争取和平与统一。
　　戊、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务：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统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与反对日本的外国进行谈判种种方针之所由来。
　　（四）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10]的第一阶段，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11]时，告一段落。此阶段内的重大事变，是学生界、文化界、舆论界的救亡运动，红军的进入西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上海和青岛的反日罢工[12]，英国对日政策之趋向比较的强硬[13]，两广事变[14]，绥远战争和援绥运动[15]，南京在中日谈判中的比较强硬的态度[16]，西安事变，最后是南京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这些事变，统统都是围绕着中国和日本对立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要求的。这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共产党在此阶段内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这一号召是基本上实现了，这就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组成上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五）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今后的要求是国民党政策的彻底转变。这就需要我们和全国人民更大地发展抗日和民主的运动，进一步地批评、推动和督促国民党，团结国民党内的主张和平、民主、抗日的分子，推动动摇犹豫分子，排除亲日分子，才能达到目的。
　　（六）目前的阶段，是新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前一阶段和这一阶段都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如果前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民主。必须知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

　　（七）对于中国本部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准备着。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方加紧准备的强盗战争相呼应，日本在东方正在用尽一切气力在确定的步骤上准备一举灭亡中国的条件——国内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条件，国际外交条件，中国亲日势力的扶植。所谓“中日提携”的宣传和某些外交步骤的缓和，正是出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长期准备论，反对文恬武嬉饱食终日的亡国现象，这些都是实际上帮助敌人的，必须迅速地清除干净。
　　（八）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17]的覆辙。阿比西尼亚主要地是因为封建制度的统治，不能巩固内部的团结，不能发动人民的积极性，所以失败了。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
　　（九）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方面，应从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实行民主的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地巩固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敌对，增强国内的团结，以便举国一致抗御外敌。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不待我们改革完毕，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就到来了。因此，为着随时能够抵抗日本的进攻并彻底地战胜之，我们必须迅速地进行改革，并准备在抗战的过程中进到彻底改革的程度。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爱国分子，必须抛弃过去对于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冷淡，而集中力量于这一具体的带着国防意义的国民大会运动和宪法运动，严厉地批判当权的国民党，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放弃其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而执行人民的意见。今年的几个月内，全国必须发起一个广大的民主运动，这运动的当前目标，应当放在国民大会和宪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当前几个月内，全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必须争取这一任务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完成，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等，都包括在内。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一○）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托洛茨基派[18]，对于中国的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和对日抗战的每一个步骤，都竭尽全力来破坏。当我们过去力争和平统一的时候，他们就竭力挑拨内战和分裂。当我们现在和最近将来力争民主自由的时候，他们无疑地又要来破坏。其总目标，就在使我们保卫祖国的抗战任务不能成功，而使他们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达到目的。今后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不但要向国民党顽固派和人民中的落后成分努力做宣传鼓动和批评的工作，而且要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充任日本侵华走狗的亲日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阴谋，作尽量的揭破和坚决的斗争。
　　（一一）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向他们保证下列四项：（1）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些保证，是必需的和许可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变化而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团结一致，共同赴敌。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然而让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让步是两党的让步：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我们以后者换得前者，重新与国民党合作，为救亡而奋斗。如果说这是共产党的投降，那只是阿Q主义[19]和恶意的污蔑。
　　（一二）共产党是否同意三民主义？我们的答复：是同意的[20]。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但是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排斥共产党（清党运动[21]和反共战争），实行相反的政策，招致革命的失败，陷民族于危险的地位，于是三民主义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仰。现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国民党已不能照旧不变地统治下去，因而全国人民和国民党中的爱国分子，又有两党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但是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
　　（一三）我们过去的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否错了呢？没有错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既然退出革命，而且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变为人民的敌人，则革命的动力便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便只剩下了共产党；革命的组织责任，便不得不落在唯一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的肩上。仅仅共产党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保持革命的传统，提出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且为此口号而艰苦奋斗了许多年。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不是违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而是坚决地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没有一项政策不适合这种任务。我们的政策，包括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内，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范畴内私有财产制的界限以外，并没有实行社会主义。新的民主共和国所包括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这里的特点是包括了资产阶级，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今天的环境下，又有重新参加抗日的可能，所以无产阶级政党不应该拒绝他们，而应该招致他们，恢复和他们共同斗争的联盟，以利于中国革命的前进。为了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共产党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准备在新的民主共和国建设过程中，用立法和别的适当方法去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土地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待解决的问题。既是在保卫中国的大前提之下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那末，由暴力没收方法转变到新的适当方法，就是完全必要的。
　　工农民主共和国口号，过去的提出和今天的放弃，都是正的。
　　（一四）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敌，国内的某些矛盾，必须给予适当的解决，其原则是应当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增强和扩大，而不是使其削弱和缩小。在民主革命阶段内，国内阶级间、党派间、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可以而且应该停止那些不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国内战争，党派敌对，地方割据，一方面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一方面暴动政策和不利于抗日的过高的经济要求等等），而保存那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批评的自由，党派的独立性，人民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的改善等等）。
　　（一五）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1）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我们的领导责任

　　（一六）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22]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在今天，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着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对于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长久的时期中表示不敢接受，就是证据。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
　　（一七）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例如我们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基本口号，又提出了“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一切任务而奋斗时，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这些条件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就是使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
　　（一八）和平实现与两党合作成立之后，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应当有所改变。这种改变，主要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这种转变是不容易的，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干部，成为主要的一环。
　　（一九）关于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的问题，许多同志已提出来了。我们的答复是：其阶级性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其前途可能是走向社会主义。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是在执行民族抗战任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国际新环境之下（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革命新时期的前夜）建立起来的。因此，按照社会经济条件，它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但是按照具体的政治条件，它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
　　（二○）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的条件。我们党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我们的要求是实行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了达到克服上述这些不良倾向的目的，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1] 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4〕。

[2] 华北事变指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出卖华北主权的一连串事件。这一年五月，日本帝国主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何应钦开始与日方会商。七月六日，何应钦正式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接受了日方要求，这就是所谓“何梅协定”。六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本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以换文方式达成协议，通称“秦土协定”。按照这些协定，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现在分属河北、山西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随后，日本帝国主义更策动汉奸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现属内蒙古自治区）、山东、山西五省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十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河北省香河县指使汉奸暴动，一度占领了县城。十一月，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十二月，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3] 这是指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这个宣言的要点是：“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它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为了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了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

[4] 这是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期间，于二十五日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批判了成为当时党内主要危险的关门主义，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下面是这个决议的一部分：“目前的形势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震动了全中国与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于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当然，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社会阶级与阶层，不同的武装队伍，他们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们不同的动机与立场。有的是为了保持他们原有的地位，有的是为了要争取运动的领导权使运动不至超出他们所容许的范围之外，有的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正因为他们的动机与立场各有不同，有的在斗争开始时就要动摇叛变的，有的会在中途消极或退出战线的，有的愿意奋斗到底的。但是，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只有按照这种路线，我们才能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去对付全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坚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不管他们怎样不同意土地革命与红色政权，在他们对于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之时，对于反日战线的开展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就使他们离开了总的反革命力量，而扩大了总的革命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不但如此，即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中国过去是许多帝国主义互相竞争的结果，产生了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互相竞争的卖国贼集团，他们中间的矛盾与冲突，党亦应使用许多的办法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暂时处于不积极的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它帝国主义的策略也是如此。党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人民的力量以反对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时，应该坚决不动摇地同反日统一战线内部一切动摇、妥协、投降与叛变的倾向做斗争。一切破坏中国人民反日运动者，都是汉奸卖国贼，应该群起而攻之。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对反日战争中的广大民众，应该满足他们基本利益的要求（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贫民、知识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走进反日的阵地上去，才能使反日运动得到持久性，才能使运动走到彻底的胜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党在反日战争中的领导权。”

[5] 见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国红军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通电中开始放弃“反蒋”口号。通电内容如下：“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自从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红色区域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当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因此，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党派、人民，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6] 见本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9〕。

[7] 指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随后，根据情况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政策，估计人民共和国这个口号不会为蒋介石集团所接受，于是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致国民党信中，改用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接着又在同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决议中，对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作了具体的说明。两个口号形式上虽有不同，实质上却是一致的。下面是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民主共和国问题的两节：“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民主共和国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工农民主专政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因此，中国共产党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红色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红色区域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红色区域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中央着重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地巩固红色政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才能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给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准备前提。没有艰苦的持久的斗争，没有全中国人民的发动与革命的高涨，民主共和国的实现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应该使这个民主共和国从实行本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始，一直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彻底的完成。”

[8] 参见本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9] 这个电报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发出，内容如下：“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10] 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8〕。

[11] 指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在南京举行的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主要商讨对中国共产党和对日本的政策。迫于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会议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

[12]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上海的日本纱厂工人开始罢工。参加这次罢工的，先后共达四万五千余人。罢工坚持二十天左右，获得胜利。日本资本家被迫同意自十一月份起增加工资百分之五，不无故开除工人，不打骂工人，等等。十一月十九日，青岛的日本纱厂工人，为响应上海工人的斗争，也开始罢工。十二月三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罢工工人遭到镇压。

[13] 一九三三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山海关进入华北以后，特别是自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以后，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北华中的利益，直接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因此，英美就开始改变对于日本的态度，并且给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影响。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英国曾经主张拒绝日本所提出的不利于英国在华利益的要求，甚至表示只要国民党政府还能够继续统治中国人民，就不妨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以便打击日本企图独占全中国的政策。

[14] 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在一九三六年六月间发表通电，宣布“北上抗日”，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蒋介石用分化利诱等手段，收买了陈济棠的军队。七月，陈济棠被迫下台。九月，李宗仁、白崇禧同蒋介石达成协议，事变和平解决。

[15] 一九三六年七月底至八月初，日本侵略军和伪蒙军向绥远（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进攻，当地驻军傅作义所部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奋起抗战，击退这次进犯。十一月，日伪军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当地驻军再次进行抵抗。全国人民开展援绥运动，组织后援会和战区服务团，并且募集款项、棉衣等支援前线。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绥远的中国驻军击溃了日伪军，收复了当时日伪军在绥北的主要基地百灵庙。

[16] 一九三六年，由于中国人民抗日潮流的压力和英美同日本争夺中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南京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这一年的三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同日本驻华大使举行会谈，最后发表共同公告，宣布双方意见“未能全部一致”。在同年九月至十二月的中日谈判中，国民党政府又采用拖延的办法，使谈判未获结果而停顿。

[17] 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

[18] 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3〕。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19] 阿Q是中国伟大作家鲁迅的著名小说《阿Q正传》中的主角。他的突出特点是习惯于用自己安慰自己的方法，在任何情形下都自以为是胜利者即“精神胜利”者。阿Q主义就是指这种“精神上的胜利法”。

[20] 这里所说的三民主义，是指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同意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但并不同意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宇宙观或理论体系。参见本书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第九节和第十节。

[21]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将国民党改组成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党员曾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在全国各地屠杀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内许多真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分子，他们称之为“清党运动”。从此，国民党基本上变成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

[22] 这里是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所造成的情况。

　　【编者按：毛泽东这篇文章在官方毛选中题目改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这篇文章后来收入官方毛选时只作了个别的修改，但是修改之后，在政治口气上同原文仍有分别，特别是在《革命前途问题》的那一节。】
　　同志们！对于我的报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经这几天的讨论之后，除了个别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之外，都是一致同意的。但是这些不同意见，颇带重要性，因此我的结论，首先在答复他们的问题，然后说到一些其它问题。

一 和平问题

　　我们党为国内和平而斗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说和平已经取得，“争取和平”阶段已经过去，新的任务是“巩固和平”，并指出这是同“争取民主”相关联的——从争取民主去巩固和平。我们的这种意见，按照几个同志的说法却不能成立，他们的结论必是相反的，或者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因为他们说 ：“日本后退了，南京更动摇了，民族矛盾下降，国内矛盾上升。”根据这种估计，当然无所谓新阶段与新任务，情况回到旧阶段，或者还不如。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对的。
　　我们说和平取得，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他是不巩固的，和平取得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历史暂时的走回头路是可能的，和平发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亲日派之存在。然而西安事变后和平是事实，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促成的（日本进攻的基本方针，苏联及英美法之赞助和平，中国人民的逼迫，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和平方针及取消两个政权对立的政策，资产阶级的分化，国民党的分化等等），不是蒋介石一个人所能决定与推翻的。要推翻和平必须同多方面势力作战，并且必须同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靠拢，才能成功。没有问题，日本同亲日派还在企图中国的内战，和平没有巩固，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口号与阶段去，而是前进一步，指出“争取民主”的口号与阶段，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抗战。为什么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与“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为的是把我们的革命车轮推进一步，为的是情况己经允许我们进一步了。如果否认新阶级与新任务，否认国民党的“开始转变”，并且逻辑的结论也将不得不否认一年半以来一切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各派势力之努力的成绩，那么只是把自己停顿在旧位置，一步也没有前进。
　　为什么作出这种不妥当的估计呢？原因在他们不但从根本之点（日本后退、南京更动摇，民族矛盾下降，国内矛盾上升）出发，而且也从许多局部与一时的现象（佐藤外交，苏州审判，压制罢工，东北军东调，杨虎城出洋等等）出发，并把二者联贯起来，形成一幅暗淡的画图。我们说国民党已经开始转变，但我们同时即说国民党并没有彻底转变。国民党的十年反动政策，要他彻底转变而不用我们同人民新的更多与更大的努力，这是不能设想的事情。不少号称“左倾”的人们，平日痛骂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杀蒋与“打出潼关去”，及至和平刚刚实现又发现苏州审判等事，就用惊诧的口气发问道 ：“为什么蒋介石又这样干？”这些人们须知：共产党员同蒋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一个党派，一个阶级，一个民族里头的分子。共产党有本领把革命逐步的推向前进。但没有本领把全国的坏事在一个早晨去掉干净。蒋介石或国民党已经开始看见了他们的转变，但没有全国人民的更大努力，也决不会在一个早晨把他们十年的污浊洗掉得干净。我们说运动的方向是向着和平民主与抗战，但不是说不经努力能够把内战独裁与不抵抗的旧毒去掉干净。旧毒、污浊，革命进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头路，只有斗争与努力才能够克服，而且需要长期的斗争与努力。
　　“他们是一心要破坏我们。”对的，他们总是在企图破坏我们，我完全承认这种估计的正确，不估计这一点就等于睡觉。但问题在破坏的方式是否有了改变？我以为是有了改变的，从战争与屠杀政策改变到改良与欺骗政策，从硬的政策改变到软的政策，从消灭政策改变到争取政策，从军事政策改变到政治政策。为甚么有这种改变？资产阶级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不得不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也和我们向资产阶级找同盟军一样，观察问题应从这一点出发。国际上，法苏世仇变为盟友，同此道理。我们的任务，亦是从军事的变到政治的。我们不需要阴谋鬼计，我们的目的在团结资产阶级及国民党一切同情抗日分子，共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二　民主问题

　　“强调民主是错误的，仅仅应该强调抗日，没有抗日的直接行动，就不能有民主运动，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民主，再来一个十二月九号才是对的。”让我首先发出一点问题：能够在过去阶段中（十二月九号到三中全会）说，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和平吗？ 过去强调和平是错了吗？ 没有抗日的直接行动就不能有和平运动吗（西安事变与三中全会正在绥战结束之后，现在也还没有绥战或十二月九号）？谁人不知为抗日而要和平，无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条件。前一阶段一切直接间接的抗日行动（从十二月九号起到三中全会止）都围绕着争取和平，和平是前一阶段中心一环，是抗日运动在前一阶段中的最本质的东西。
　　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与民主运动发展的有利条件。
　　新阶段中，我们希望有也将会有许多直接的间接的反日斗争，这些将推动对日抗战，也大有助于民主运动。然而历史给与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民主民主”是错的吗？ 我以为是不错的。
　　“日本退后了，英日向着平衡，南京更动摇了。”这是一种不知历史发展规律而发生的不适当的忧愁。日本如因国内革命而根本后退，这是有助于中国革命的，是我们所希望的，是世界侵略战线崩溃的开始，为什么还忧愁？然而暂时还不是，佐藤外交是大战的准备，大战在我们面前。英国的动摇政策只能向着无结果，这是英国与侵略国的不同利害决定了的。南京如果是长期动摇，便变为全国人民之敌，也为南京的利益所不许。一时的后退现象，不能代替总的历史规律。因此不能否认新阶段，也不能否认民主任务的提出。况且无论什么情况，民主的口号都能适应，民主对于中国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这是人人明白的。何况实际情况已经表现，指出新阶段与提出民主任务，是向抗战接近一步的东西。时局已经前进了，不要把他拉向后退。
　　“为什么强调国民大会？”因为他是可能牵涉到全部生活的东西，因为他是从独裁到民主的桥梁;因为他带着国防性，因为他是合法的。收复冀东察北，反对走私，反对经济提携等等，如像同志们所提出的，都是很对的，但这丝毫也不与民主任务及国民大会相矛盾，二者正是互相完成的，但中心的东西是国民大会与人民自由。
　　日常的反日斗争与人民生活斗争，要同民主运动相配合，这是完全对的，也没有任何争论的。但目前阶段里中心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与自由。

三 革命前途问题

　　有几个同志发出了这个问题，我的答复只能是简单的。
　　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的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与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今日的努力是朝着明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将有几个发展阶段，都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面，而不在苏维埃口号下面。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依靠着共产党对无产阶级觉悟与组织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对小资产阶级觉悟与组织程度的提高。
　　无产阶级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同我们争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
　　对资产阶级的动摇与不彻底性的克服，依靠群众的力量与正确的政策，否则资产阶级将反过来克服无产阶级。
　　健全的转变（不流血的）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该力争这一着，结果将看群众的力量如何而定。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也不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三主义。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与急性病。
　　因为资产阶级的暂时性而不要资产阶级，指联合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在半殖民地）为投降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

四 干部问题

　　担负着指导伟大的革命任务，要有伟大的党，要有伟大的领袖与干部。在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般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与干部也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与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的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数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并拿出全部忠心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的路线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到党员与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与风头主义，不要懒惰与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与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与作风。我们死去的若干万数的党员，若干千数与数十个最好的领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也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应该学习这些东西，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是无疑地需要的。但是还不够，还要作为一种任务，向全党与全国找寻许多新的干部与领袖。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好像斯大林同志所说的话，“干部是决定一切的。”

五 党内民主问题

　　要达到这种目的，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然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与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的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从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从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创造出大批的干部与领袖，肃清派别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

六 大会的团结与全党的团结

　　大会中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经过说明已经归于一致了，过去中央路线与个别同志领导的退却路线之间的分歧，也己经没有了，表示了我们的党已经团结得很坚固的。这种团结是当前民族与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与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实现民族与民主革命的任务。

七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与坚固的团结，唯一的是向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与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进入和我们的同盟，也还待我们的进一步工作。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一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巩固、及其任务的完成，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实现，丝毫也不能离开这一争取群众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得到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全部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的实现。日本帝国主义甚么也不怕我们，但他独怕我们的这种努力。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


　　○ 四四年版毛泽东选集卷二
　　※ 四七年版毛泽东选集卷三
　　※ 解放四期　　一九三七•五•二四
　　※ 救国时报第一二三　　巴黎救国时报社　　一九三七•九•一八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它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它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着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2]。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它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3]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4]，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5]。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6]前后才开始的。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它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7]。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8]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9]，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10]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

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11]。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注释

[1] 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新的译文是：“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2] 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9页）和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3] 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

[4] 里手，湖南方言，内行的意思。

[5]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致李达的信中说：“《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6] 五四运动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这次运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六月三日以后，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竖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7]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要理解，就必须从经验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上升到一般。”（《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页）

[8] 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9] 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10] 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理论》。新的译文是：“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00页）

[11]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五节。原文是：“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

　* 这篇哲学论文，是毛泽东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曾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作者作了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1]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2]。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3]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

一　两种宇宙观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列宁说：“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4]列宁说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5]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它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整个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着的，但以它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其变化的，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其变化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又发展了这个伟大的理论。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二　矛盾的普遍性

　　为了叙述的便利起见，我在这里先说矛盾的普遍性，再说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创造者和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已经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的许多方面，应用在社会的变革和自然的变革（例如在苏联）的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为了这个缘故，当着我们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6]列宁对于对立统一法则所下的定义，说它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7]。这些意见是对的吗？是对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
　　恩格斯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简单的机械的移动本身包含着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个瞬间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同样，我们看到了，在思维的范围以内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并且我们看到了，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与此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们身上的实际的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无穷的——至少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无穷的——连续系列之中，是在无穷的前进运动之中解决的。”
　　“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
　　“就是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8]
　　列宁也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9]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由此看来，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这一点已经弄清楚了。但是每一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呢？
　　从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学派有这样一种见解，他们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那末，在那一时间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拿这种见解去分析具体的问题，他们就看见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们就认为在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合组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类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
　　列宁说了上面的话之后，接着说道：“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10]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三　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来说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
　　这个问题，应从几种情形中去研究。
　　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它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它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自然界存在着许多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发声、发光、发热、电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这些物质的运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学中的攻击和防御，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

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11]。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这一点，我在《实践论》一文中已经说过了。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12]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13]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14]，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15]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16]我们应该记得他的话。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拿从辛亥革命[17]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长时间中，经过了辛亥革命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和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新的军阀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抗日战争等等大事变，二十多年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和日本侵入东北四省[18]），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例如北洋军阀的被消灭，我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例如新军阀之间的斗争，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例如国共两党。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援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19]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20]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也有种种的原因。不研究这些特点，就不能了解两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要研究两党的种种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它方面的矛盾的对立。例如，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予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则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所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现在抗日时期，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它一面要联合共产党，同时它对共产党和国内人民并不放松其斗争和压迫。共产党则无论在哪一时期，均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在现在的抗日时期，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它对国民党和国内封建势力，也就采取了缓和的政策。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联合，或者造成了两党的斗争，而且即使在两党联合的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我们就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各各和其它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看来，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这种具体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给了我们以很好的模范。
　　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说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对于一般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来，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当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来之后，同时也就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发出来了。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的时候，他分析了列宁主义所由产生的国际环境，分析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的诸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并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良好的条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原因。这样，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它的矛盾力量，例如，残存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它的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21]，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22]，一九○○年的义和团战争[23]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都有这种情形。还有半殖民地国家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例如在中国的军阀战争，也属于这一类。
　　当着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图维持其统治：或者分化革命阵线的内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它矛盾的发展状态。十月革命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援助俄国反动派，是武装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蒋介石的叛变，是分化革命阵线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它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我们常常说“新陈代谢”这句话。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已从旧的封建主义社会时代的附庸地位，转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会的性质也就由封建主义的变为资本主义的。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封建势力则由原来处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转化为附庸的力量，随着也就逐步地归于消灭了，例如英法诸国就是如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由新的起进步作用的阶级，转化为旧的起反动作用的阶级，以至于最后被无产阶级所推翻，而转化为私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和失去权力的阶级，这个阶级也就要逐步归于消灭了。人数比资产阶级多得多、并和资产阶级同时生长、但被资产阶级统治着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地壮大起来，成为独立的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以至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这时，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化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苏联已经走过和一切其它国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
　　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着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就会要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
　　这种互相转化的事情，过去已有经验。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国，曾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打倒；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则曾经一度取得了胜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的南方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取得

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则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受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变得很小了；但因肃清了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就又逐步地壮大起来。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农民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地主则作了相反的转化。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
　　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情形，中国红军在长征[24]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现在的中日战争，中国又处在困难地位，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这种情况，使中日双方的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顺利也能转化为困难，如果是革命党人犯了错误的话。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胜利，变为失败了。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南方各省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至一九三四年都失败了。
　　研究学问的时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当着我们刚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或知之不多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间，互相矛盾着。然而由于努力学习，可以由无知转化为有知，由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盲目性改变为能够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
　　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5]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状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五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之后，我们必须进而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
　　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列宁说：“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26]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们的思想里，都包含着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
　　如此说来，只是极不同一，极不统一，怎样又说是同一或统一呢？
　　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列宁所谓辩证法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就是说的这种情形。怎样能够呢？因为互为存在的条件。这是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
　　然而单说了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样就够了吗？还不够。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
　　为什么这里也有同一性呢？你们看，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苏联已经是这样做了，全世界也将要这样做。试问其间没有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联系和同一性，如何能够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曾在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定阶段上起过某种积极作用的国民党，因为它的固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引诱（这些就是条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转化为反革命，又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化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就是条件），而被迫着赞成抗日。矛盾着的东西这一个变到那一个，其间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
　　我们实行过的土地革命，已经是并且还将是这样的过程，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转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无、得失之间，因一定条件而互相联结，二者具有同一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之下，农民的私有制又将转化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公有制，苏联已经这样做了，全世界将来也会这样做。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转化、互相渗透。
　　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这许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
　　大家知道，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战争转化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化为战后的和平，中国的内战现在也停止了，出现了国内的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转化为战争，现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转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列宁所谓“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呢？因为客观事物本来是如此的。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所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27]，《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28]，《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29]和《聊斋志异》[30]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31]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32]（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为什么鸡蛋能够转化为鸡子，而石头不能够转化为鸡子呢？为什么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而战争与石头却没有同一性呢？为什么人能生人不能生出其它的东西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
　　为什么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着，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地联系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呢？为什么蒙古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会主义联系了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同一性的问题如此。那末，什么是斗争性呢？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列宁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33]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
　　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着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着地变化的面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前面我们曾经说，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34]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35]。

六　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在矛盾的斗争性的问题中，包含着对抗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回答道：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
　　炸弹在未爆炸的时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条件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时候。待至新的条件（发火）出现，才发生了爆炸。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都有与此相仿佛的情形。
　　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使人民懂得，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和苏联的胜利，都证明了这个科学的真理。
　　但是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不应当将上面所说的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
　　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36]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
　　列宁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37]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

七　结　　论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着，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

[1] 见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页）。

[2]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最基本的特点或特征）。”并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关于“辩证法的要素”部分：“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192页）

[3] 德波林（一八八一——一九六三），苏联哲学家。一九二九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三十年代初，苏联哲学界发动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认为他们犯了理论脱离实践、哲学脱离政治等唯心主义性质的错误。

[4] 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5] 见《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前一○四）是孔子学派在西汉的主要代表，他曾经对汉武帝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通用语，它的意义是“道路”或“道理”，可作“法则”或“规律”解说。

[6]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节《辩证法。量和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

[7] 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8] 以上所引恩格斯的三段话，均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节《辩证法。量和质》。其中第二段“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反杜林论》中的原文是：“我们已经提到，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高等数学还有另一个矛盾：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行的、即使无限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可是，高等数学利用这些和其它一些更加尖锐的矛盾获得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初等数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161页）

[9] 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306页）。

[10] 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

[11] 参见本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11〕。

[12] 见《孙子•谋攻》。

[13] 魏征（五八○——六四三），唐代初期的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本文引语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14] 《水浒传》是中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小说。宋江是这部小说中农民武装的主要领袖。祝家庄在农民武装根据地梁山泊的附近，这个庄的统治者祝朝奉，是一个大恶霸地主。

[15] 木马计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著名故事。据传说，古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很久打不下来。后来，他们伪装撤退，在城下营房中留下了一匹腹内藏有一批勇士的大木马。特洛伊人不知道这是敌人的计策，把木马作为战利品拉进城去。深夜，勇士们走出木马，利用特洛伊人毫无戒备的时机，配合城外的军队，迅速地夺取了特洛伊城。

[16] 见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新的译文是：“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页）

[17] 见本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18] 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5〕。

[19] 参见本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20] 见本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21] 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22] 一八九四年（甲午年）发生的中日战争，也称甲午战争。这次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挑起的。日本军队先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挑衅，继即大举侵入中国的东北。在战争中，中国军队曾经英勇作战，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以及缺乏坚决反对侵略的准备，中国方面遭到了失败。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和日本订立了可耻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后来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日本同意由清政府偿付白银三千万两“赎还”该半岛），赔偿军费银二万万两，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

[23] 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7〕。

[24] 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2〕。

[25] 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26] 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新的译文是：“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

[27] 《山海经》是一部中国古代地理著作，其中记载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夸父是《山海经•海外北经》上记载的一个神人。据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28] 羿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英雄，“射日”是关于他善射的著名故事。据西汉淮南王刘安（公元前二世纪人）及其门客所著《淮南子》一书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豸、凿齿、九婴、大风、封狶、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豸。……万民皆喜。”东汉著作家王逸（公元二世纪人）关于屈原诗篇《天问》的注释说：“淮南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留其一日。”

[29] 《西游记》是明代作家吴承恩着的一部神话小说。孙悟空是书中的主角。他是一个神猴，有七十二变的法术，能够随意变成各式各样的鸟兽虫鱼草木器物或者人形。

[30] 《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着的短篇小说集，大部分是叙述神仙狐鬼的故事。

[31]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32]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

[33] 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34] 见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三二——九二）所著《汉书•艺文志》，原文是：“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35] 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相对中有绝对。”（《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

[36] 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4〕。

[37] 见列宁《在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列宁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页）。

* 内含《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原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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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 翻印

第一章 唯心论与唯物论
　（一）哲学中的两军对战
　（二）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
　（三）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四）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第二章 辩证法唯物论
　（一）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
　（二）旧的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
　（三）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
　（四）唯物辩证法的对象问题——唯物辩证法是研究什么的？
　（五）物质论
　（六）运动论（发展论）
　（七）时空论
　（八）意识论
　（九）反映论
　（十）真理论
　（十一）实践论
第三章 唯物辩证法
　（一）两种发展观
　（二）形式论理学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
　（三）矛盾的普遍性
　（四）矛盾的特殊性
　（五）主要的矛盾与主要的矛盾方面
　（六）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
　（七）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一）哲学中的两军对战
（二）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
（三）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四）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本章讨论下列各问题：（一）哲学中的两军对战；（二）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三）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四）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一）哲学中的两军对战

　　全部哲学史，都是唯心论和唯物论这两个互相对抗的哲学派别的斗争和发展的历史，一切哲学思潮和派别，都是这两个基本派别的变相。
　　各种哲学学说，都是隶属于一定社会阶级的人们所创造的。这些人们的意识，又是历史地被一定的社会生活所决定。所有的哲学学说，表现着一定社会阶级的需要，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阶段。哲学的命运，看哲学满足社会阶级的需要之程度如何而定。
　　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社会根源，存在于阶级的矛盾的社会结构中。最初唯心论之发生是原始野蛮人类迷妄无知的产物。此后生产力发展，促使科学知识也随之发展，唯心论理应衰退，唯物论理应起而代之。然而从古至今，唯心论不但不曾衰退，反而发展起来，同唯物论竟长争高，互不相下，原因就在于社会有阶级的划分。一方面压迫阶级为着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发展与巩固其唯心论学说；一方面被压迫阶级同样为着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发展与巩固其唯物论学说。唯心论和唯物论学说都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存在，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对战是不会消灭的。唯心论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代表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起着反动的作用。唯物论则是革命阶级的宇宙观，他在阶级社会内，从对反动哲学的唯心论之不断的战斗中生长与发展起来。由此，哲学中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始终反映着反动阶级与革命阶级在利害上的斗争。哲学中的某一倾向，不管哲学者自身意识到与否，结局总是被他们所属阶级的政治方向所左右的。哲学上的任何倾向，总是直接间接助长着他们所属阶级的根本的政治利害。在这个意义下，哲学中的一定倾向的贯彻，便是他们所属阶级的政策之特殊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特征在于，在于要明确地理解一切社会意识（哲学也在内）的阶级性，公然声明它那无产阶级的性质，向有产阶级的唯心论哲学作坚决的斗争，并且把自己的特殊任务，从属于推翻资本主义组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任务之下。在中国目前阶段上，哲学的任务，是从属于推翻帝国主义与半封建制度、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并准备转变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去的一般任务之下，哲学的理论与政治的实践是应该密切联系着的。


（二）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

　　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根本区别在那里呢？在对于哲学的根本问题，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之相反的回答。唯心论认精神（意识，观念，主体）为世界一切的根源，物质（自然界及社会客体）不过为其附属物。唯物论认物质离精神而独立存在，精神不过为其附属物。从这个根本问题的相反的回答出发，就生出一切问题上的分歧意见来。
　　在唯心论看来，世界或者是我们各种知觉的综合，或者是我们的或世界的理性所创造的精神过程。对外面的物质世界或者完全把它看成虚构的幻象，或者把它看成精神元素之物质的外壳。人类的认识，是主体的自动，是精神的自己产物。
　　唯物论相反，认宇宙的统一就在它的物质性。精神（意识）是物质的本性之一，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发生的。自然，物质，客观世界存在于精神之外，离精神而独立。人的认识，是客观外界的反映。


（三）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唯心论认物质为精神的产物，颠倒着实在世界的姿态，这种哲学的发生与发展的根源何在？
　　前面说过，最初唯心论之发生是原始野蛮人类迷妄无知的产物。但在生产发展之后促使唯心论形成哲学思潮之首先的条件，乃是体力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裂。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社会发生分工，分工再发展，分出了专门从事精神劳动的人们。但在生产力贫弱时期，两者的分裂还没有达到完全分离的程度。到了阶级出现、私产发生，剥削成为支配阶级存在的基础之时，就起了大变化了，精神劳动成为支配阶级的特权，体力劳动成为被压迫阶级的命运。支配阶级开始颠倒地去考察自己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劳动者给他们以生活资料，反而是他们以生活资料给与劳动者，因此他们鄙视体力劳动，发生了唯心论的见解。消灭体力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区别是消灭唯心论哲学的条件之一。
　　使唯心论哲学能够发展的社会根源，主要的还在于这种哲学意识它表现剥削阶级的利害。唯心论哲学在一切文化领域的优越，应该拿这个去说明。假如没有剥削阶级的存在，唯心论就会失掉它的社会根据。唯心论哲学之最后消灭，必须在阶级消灭与共产主义社会成立之后。
　　使唯心论能够发达、深化，并有能力同唯物论斗争，还须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找寻其本源。人类在使用概念来思考的时候，存在着溜到唯心论去的可能性。人类在思考时不能不使用概念，这就容易使我们的认识分裂为二方面：一方面，是个别的与特殊性质的事物，一方面是一般性质的概念（例如“延安是城”这个判断）。特殊和一般本来是互相联系不可分裂的，分裂就脱离了客观真理。客观真理是表现于一般与特殊之一致的。没有特殊，一般就不存在；没有一般，也不会有特殊。把一般同特殊脱离开来，即把一般当作客观实体看待，把特殊只当作一般之存在的形式，这就是一切唯心论所采用的方法。一切唯心论者都是拿意识、精神或观念来代替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的。从这里出发，唯心论者便强调人类意识在社会实践中的能动性，他们不能指出意识受物质限制的这种唯物论的真理，却主张只有意识是能够动的，物质不过是不动的集合体。加上被阶级的本性所驱策，唯心论者便用一切方法把意识的能动性夸张起来，片面地发展了它，使这一方面在心智之中无限制地胀大，成为支配的东西，掩蔽着别一方面并使之服从，而把这一人工地胀大的东西确定为一般的宇宙观，以至化为物神或偶象。经济学上的唯心论，过分夸大交换中非本质的一方面，把供求法则提高到资本主义的根本法则。许多人看到科学在社会生活上发生了能动的作用，不知道这种作用受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所规定与限制，而作出科学是社会发动力的结论。唯心论历史家把英雄看成历史的创造者，唯心论政治家把政治看成万能的东西，唯心论军事家实行拼命主义的作战，唯心论革命家主张白朗基主义，×××[1]说要复兴民族惟有恢复旧道德，都是过分夸张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我们的思维不能以一次反映来当作全体看的对象，而是构成一个具有接近于现实的，一切种类的无数色调的，生动的，认识之辩证法的过程。唯心论依据于思维的这种特性，夸大其个别方面，不能给过程以正确的反映，反把过程弄弯曲了。列宁说：“人类的认识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这一曲线之任何一段，都可以变为一段单独的完整的直线，这段直线就有引你陷入迷阵的可能。直线性和片面性是见树不见林和呆板固执性，主观主义和主观盲动性——这些就是唯心论的认识论的根源”[2]。哲学的唯心论是将认识的一个片段或一个方面，片面地夸张成为一种脱离物质脱离自然的神化的绝对体。唯心论就是宗教的教义，这是很对的。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机械唯物论）没有强调思维在认识上的能动性，仅给以被动作用，把它当作反映自然的镜子看。机械唯物论对唯心论采取横暴的态度，不注意其认识论的根源，因此不能克服唯心论。只有辩证法唯物论，才正确地指出思维的能动性，同时又指出思维受物质的限制；指出思维从社会实践中发生，同时又能动地指导实践。只有这种辩证法的“知行合一”论，才能彻底地克服唯心论。


（四）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承认离意识而独立存在于外界的物质是唯物论的基础。这一基础是人类从实践中得到的。劳动生产的实践，阶级斗争的实践，科学实验的实践，使人类逐渐脱离迷信与妄想（唯心论），逐渐认识世界之本质，而到达于唯物论。
　　屈服于自然力之前，而只能使用简单工具的原始人类，不能说明周围的事变，因而求助于神灵，这就是宗教同唯心论的起源。
　　然而人类在长期生产过程中同周围的自然界接触，作用于自然界，变化着自然界，创造着衣食住用的东西，使之适合于人类的利益，使人类深信物质是客观地存在着。
　　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人同人之间互相发生关系与影响，在阶级社会中并且实行着阶级斗争。被压迫阶级考虑形势，估计力量，建立计划，在他们的斗争成功时，使他们确信自己的见解并不是幻想的产物，而是客观上存在着的物质世界的反映。被压迫阶级因为采取错误的计划而失败，又因为改正其计划而成功，使他们懂得只有主观的计划依靠于对客观世界的物质性与规律性的正确的认识，才能达到目的。
　　科学的历史给人类证明了世界的物质性及其规律性，使人类觉悟到宗教与唯心论的幻想之无用，而到达于唯物论的结论。
　　总之，人类的实践史——自然斗争史、阶级斗争史、科学史，在长久年月中，为了生活与斗争的必要，考虑物质的现实及其法则，证明了唯物论哲学的正确性，找到了自己斗争的思想工具——唯物论哲学。社会的生产发展越发进到高度，阶级斗争越发发展，科学认识越发暴露了自然的“秘密”，唯物论哲学就越发发展与巩固，人类便能逐渐从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
　　资产阶级在为了向封建阶级斗争的必要及无产阶级还没有威胁他们的时候，也曾经找到了并使用了唯物论作为自己斗争的工具，也曾经确信周围的事物是物质的产物，而不是精神的产物。直至他们自己变成了统治者，无产阶级的斗争又威胁着他们时，才放弃这个“无用”的工具，重新拿起另一个工具——哲学的唯心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戴季陶、吴稚晖，在1927年以前及其以后思想的变化——从唯物论到唯心论的变化，就是眼前的活证据。
　　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他们本质上是唯物论的。但由于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这就使得无产阶级的唯物论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唯物论，是更彻底更深刻的，只有辩证法的性质，没有机械论的性质。无产阶级吸收了人类全历史中的一切实践，经过他们的代言人与领导者——马克思、恩格斯之手，造成了辩证法唯物论，不但主张物质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而且主张物质是变化的，成为整个完整系统的崭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注释：

[1] 此处省略的为“蒋介石”。

[2] 出自《谈谈辩证法问题》。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311页：“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一）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

　　这个问题在第一章中已经说过，这里再简单地说一点。
　　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历史给予无产阶级以消灭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就用辩证法唯物论作为他们斗争的精神上的武器，作为他们各种见解之哲学基础。辩证法唯物论这种宇宙观，只有当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认识世界的时候，才能够被我们正确地和完整地把握住；只有从这种立场出发，现实世界才能真正客观地被认识。这是因为一方面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最先进与最革命的阶级；又一方面，只有辩证法唯物论才是高度的和严密的科学性同彻底的和不妥协的革命性密切地结合着的一种最正确的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
　　中国无产阶级担负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必须采取辩证法唯物论作为自己精神的武器。如果辩证法唯物论——一种最正确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被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愿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广大革命份子所掌握，他们就能够正确地了解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提出革命的任务，团结自己和同盟者的队伍，战胜反动的理论，采取正确的行动，避免工作的错误，达到解放中国与改造中国的目的。辩证法唯物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科目，因为主观主义与机械观这两种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犯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纠正这种缺点，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


（二）旧的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

　　现代的唯物论，不是过去各种哲学学说的简单的继承者，它是从反对过去统治哲学的斗争中，从科学解除其唯心论和神秘性的斗争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不但继承了唯心论的最高产物——黑格尔学说的成果，同时还克服了这一学说的唯心论，唯物地改造了他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又不但是一切过去唯物论发展的继续和完成，同时还是一切过去唯物论的狭隘性之反对者，即机械的直觉的唯物论（主要的是法国唯物论与费尔巴哈唯物论）之反对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继承了过去文化之科学的遗产，同时又给此种遗产以革命的改造，形成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正确最革命和最完备的哲理的科学。
　　中国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无产阶级自觉地走上政治舞台及科学水平之提高，发生了与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动。然而在它的第一时期，中国的唯物论思潮中唯物辩证法的了解还很微弱，受资产阶级影响的机械唯物论，和德波林派的主观主义风气占着主要的成分。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进了一步，唯物辩证法的思想逐渐发展起来。到了最近，由于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也由于苏联哲学清算运动的影响，在中国思想界发展了一个广大的唯物辩证法运动。这个运动，目前虽还在青年的阶段上，然从其广大的姿态来看，它将随着中国与世界无产阶级同革命人民的革命斗争之发展，以横扫的阵势树立自己的权威，指导中国革命运动，勇往迈进，定下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进入胜利之途的基础。
　　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然而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


（三）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

　　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唯心论的马克思主义修正派认为辩证法唯物论的全部实质只在于它的“方法”。他们把方法从一般哲学的宇宙观割裂开来，把辩证法从唯物论割裂开来。他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辩证法，不是如同黑格尔一样的唯心的辩证法，而是唯物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丝毫也不能离开它的宇宙观的，另一方面机械唯物论者却又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看作一般哲学的宇宙观，割去了它的辩证法，而且认为这种宇宙观就是机械的自然科学之各种结论。他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不是简单的唯物论，而是辩证法的唯物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这两种割裂的看法都是错误的，辩证法唯物论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


（四）唯物辩证法的对象问题——唯物辩证法是研究什么的？

　　列宁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理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看做关于客观世界的发展法则及（在辩证法各范畴中反映这客观世界的）认识的发展法则的学问。他说：论理学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问，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及精神的事物之发展法则的学问，即关于世界的一切具体内容及其认识之发展法则的学问。换言之，论理学是关于世界认识之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列宁虽然把作为一般的科学方法论看的唯物辩证法的意义强调起来，然而这是因为辩证法系由世界认识的历史中得出来的结论。因此他说：“辩证法就是认识的历史”[1]。
　　上述列宁对于当作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及其对象所给与的定义，他的意思是说：第一、唯物辩证法与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有它的研究对象，这个对象便是自然、历史和人类思维之最一般的发展法则。并且研究的时候，唯物辩证法的任务，不是从头脑里想出存在于各现象间的关联，而是要在各现象本身中观察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来。列宁的这种见解同少数派唯心论者把（事实上离开了具体科学及具体知识的）范畴的研究当做唯物辩证法的对象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为少数派唯心论者企图建立一个从认识历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现实发展中游离了的各范畴的哲学体系，这样他们就事实上放弃了唯物辩证法。第二、各个科学分科（数学、力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研究物质世界及其认识之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各个科学的法则是狭隘的，片面的，被各个具体研究领域所限制了的。唯物辩证法则不然，它是一切具体科学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一般内容，及人类的其它一切科学认识之总计、结论、加工和普遍化。这样，唯物辩证法的概念、判断和法则，是极其广泛的（包含着一切科学的最一般的法则，因此也包含着物质世界的本质的）各种规律性和规定，这是一方面。在这方面，它是宇宙观。另一方面，唯物辩证法是从一切空想、僧侣、主义、和形而上学解放出来的真正科学认识上的论理学和认识论的基础，因此它同时又是研究具体科学的唯一确实的、有客观正确性的方法论。我们说唯物论辩证法或辩证法唯物论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在这里更加明白了。这样对于否认哲学存在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者和庸俗化者的错误也可以懂得了。
　　关于哲学对象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反对使哲学脱离实在的现实，使哲学变为某种独立实质的东西。指出了那根据实在生活和实在关系的分析而生长出来的哲学之必然性，反对单单以论理观念和论理观念的自然做研究的对象，如同形式论理学及少数派唯心论的那种干法。所谓根据实在生活和实在关系的分析生长出来的哲学就是唯物辩证法这种论发展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解说唯物辩证法为论发展的学说。恩格斯称唯物辩证法为“论自然社会及思维之一般的发展法则”[2]的学说。列宁把唯物辩证法看作“最多方面的，内容最丰富的，和最深刻的发展学说。”[3]他们都认为在这种学说以外的其他一切哲学学说所述一切发展原则的公式，概属狭隘的无内容的“截去了自然和社会之实际发展过程的东西”[4]（列宁）。至于唯物辩证法之所以被称为最多方面的，内容最丰富的和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原故，乃是因为唯物辩证法是最多方面地和最丰富地、最深刻地反映了自然和社会变化过程中的矛盾性和飞跃性，而不是因为别的东西。
　　在哲学对象问题中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辩证法、论理学及认识论的一致性的问题。
　　列宁着重指出辩证法、论理学及认识论的同一性，说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说“三个名词是多余的，它们只是一个东西”[5]，根本反对那些马克思主义修正派把三者当做完全各别独立的学说去处理的那种干法。
　　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认识论，也是唯一科学的论理学。唯物辩证法研究吾人对外界认识的发生及发展，研究由不知到知，由不完全的知到更完全的知的转移，研究自然及社会的发展法则在人类头脑中日益深刻和日益增多的反映，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与认识论的一致。唯物辩证法研究客观世界最一般的发展法则，研究客观世界最发展的姿态在思维中的反映形态。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研究现实事物的各过程及各现象的发生、发展，消灭及相互转化的法则，同时又研究反映客观世界发展法则的人类思维的形态，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与论理学的一致。
　　要彻底了解辩证法、论理学、认识论三者为什么是一个东西，我们看下面唯物辩证法怎样解决关于论理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之相互关系这个问题，就可以明白了。
　　恩格斯说：“对于一切哲学家的思维方法来说，黑格尔思维方法的长处就在于横亘在根底面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感，他的形式虽说是抽象的唯心论的，然而他的思想的发展却常常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的。并且历史原来就是思想的检证。”[6]“历史常常在飞跃地错杂地进行着。因为有这种情形，所以假若常常要依从历史的话，不但要注意许多不重要的材料，而且会不得不使思想行程中断。这时唯一适当的方法，就是论理的方法。然而这一论理的方法根本仍然是历史的方法，不过舍去了它那历史的形态与偶然性罢了”[7]。这种“论理发展与历史发展一致”的思想，是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充分注意了的。“论理学的范畴，是外在的与活动之无数个别性的简约”[8]。“范畴就是分离的阶段，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一个网和网的结节点的”[9]。“人的实践活动，把人类的意识几十亿次反复不息地应用到各种各样的论理学式子里面，这样，这些式子就得到了所谓公理的意义了”[10]。“人类的实践，反复了几十亿次，才当做论理的式子固定在人类意识中。这些式子，都有着成见的永续性，因为是反复了几十亿次的结果，才有着公理的性质”[11]。上述列宁的那些话，指明唯物辩证法的论理学的特点，不象形式论理学那样，把它的法则和范畴看成空虚的，脱离内容而独立的，对于内容无关心的形式，也不象黑格尔那样，把他看成脱离物质世界而独立发展的观念要素，而是把它当做反映到和移植到我们头脑里，并且经由头脑加工制造过的，物质运动的表现去处理。黑格尔立脚在存在和思维的同一性上，把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的同一性当做唯心论的同一性去处理。反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里，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的同一性，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只有用唯物论解决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只有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上，才能使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的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
　　用辩证法唯物论去解决论理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的相互关系的最好的模范，首先要算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中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同时又包含了这一社会的论理发展。《资本论》所分析的，是那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及消灭反映出来的各经济范畴的发展的辩证法。这问题之解决的唯物论性质，在于他以物质的客观历史做基础，在于把概念和范畴当做这一现实历史的反映。资本主义的理论[12]和历史的一致，资本主义的社会的论理学和认识论的一致，模范地表现在《资本论》里面，我们可以从它懂得一点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一致的门径。
　　以上是辩证法唯物论的对象问题。


（五）物质论

　　马克思主义继续和发展哲学中的唯物论路线，正确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即彻底唯物地指出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和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或意识对于存在的依赖关系）。
　　承认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是以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客观存在为前提的。隶属于唯物论营垒的第一个条件就承认物质世界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人类出现以前它就存在，人类出现以后也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承认这一点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根本前提。
　　拿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证据是多得很的。人类时刻同外界接触；还须用残酷的手段去对付外界（自然界同社会）的压迫和反抗；还不但应该而且能够克服这些压迫和反抗——所有这些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人类社会实践的实在情形，就是最好的证据。经过了万里长征的红军，不怀疑经过地区连同长江大河雪山草地以及和它作战的敌军等等的客观存在，也不怀疑红军自己的客观存在，中国人不怀疑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人自己的客观存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也不怀疑这个大学和学生自己的客观存在。这些东西都是客观地离开我们意识而独立存在的物质的东西，这是一切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也就是哲学的物质观。
　　哲学的物质观同自然科学的物质观是不相同的。如果说哲学的物质观在于指出物质的客观存在，所谓物质就是说的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作用于人的感官，引起人的感觉，并在感觉中得到反映）。那末这种说法是永远不起变化的，是绝对的。自然科学的物质观则在于研究物质的构造，例如从前的原子论，后来的电子论等等，这些说法是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而变化的，是相对的。
　　根据辩证法唯物论的见地去区别哲学的物质观与自然科学的物质观，是彻底贯彻哲学的唯物论方向之必须条件。在向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作斗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唯心论者根据电子论的发见轰传物质消灭的谬说，他们不知道关于物质构造之科学知识的进步，正是证明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论之正确性。因为表现在旧的物质概念中的某些物质属性（重量硬度，不可入性，惰性等等），经过现代自然科学的发现，即电子论的发现，证明这些属性仅存在于某几种物质形态中，而在其它物质形态中则不存在，这种事实，破除了旧唯物论对于物质观念的片面性与狭隘性，而对于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客观存在之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观，却恰好证明其正确。原来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观，正是以多样性去看物质的世界的统一，就是物质多样性的统一。这种物质观，对于物质由一形态转化到另一形态之永久普遍的运动变化这一种事实，丝毫也没有矛盾。以太、电子、原子、分子、结晶体、细胞、社会现象、思维现象——这些都是物质发展的种种阶段，是物质发展史中的种种暂时形态。科学研究的深入，各种物质形态的发现（物质多样性的发现），只是丰富了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观的内容，那里还会有什么矛盾？区别哲学的物质观同自然科学的物质观是必要的，因为二者有广狭之别然而是不相矛盾的，因为广义的物质包括了狭义的物质。
　　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观，不承认世界有所谓非物质的东西（独立的精神的东西）。物质是永久与普遍存在的，不论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无阻的，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从来如此”与“到处如此”的东西（就其统一性而言），那就是哲学上的所谓客观存在的物质。用彻底的唯物论见地（即唯物论辩证法见地）来看意识这种东西，那末所谓意识不是别的，它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态，是人类物质头脑的一种特殊性质，是使意识以外的物质过程反映到意识之中来的那种物质头脑的特殊性质。由此可知，我们区别物质同意识并把二者对立起来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只在认识论的见地有意义。因为意识或思维只是物质（头脑）的属性，所以认识与存在的对立就是认识的物质同被认识的物质的对立，不会多一点。这种主体同客体的对立，离开认识论领域就毫无意义。假如在认识论以外还把意识同物质对立起来，就无异于背叛唯物论。世界上只有物质同它的各种表现，主体自身也是物质的，所谓世界的物质性（物质是永久与普遍的），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与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就是这个意思。一句话，物质是世界的一切。“一统归于司马懿”，我们说“一统归于物质”。这就是世界的统一原理。
　　以上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论。


（六）运动论（发展论）

　　辩证法唯物论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在于它的物质论，即承认世界的物质性、物质客观实在性和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这种世界的统一原理，在前面物质论中已经解决了。
　　辩证法唯物论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在于它的运动论（或发展论），即承认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是物质内在的属性，是物质多样性的表现，这就是世界的发展原理。世界的发展原理同上述世界的统一原理相结合，就成为辩证法唯物论的整个的宇宙观。世界不是别的，就是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或物质世界是无限发展的）。
　　辩证法唯物论的运动观，对于（一）离开物质而思考运动，（二）离开运动而思考物质，（三）物质运动的简单化，都是不能容许的，辩证法唯物论的运动论，就是同这些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及机械的观点作明确而坚决的斗争建立起来的。
　　辩证法唯物论的运动论，首先是同哲学的唯心论及宗教的神道主义相对立的。一切哲学的唯心论及宗教的神道主义的本质，在于它们从否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出发，设想世界的运动及发展是没有物质的、或在最初是没有物质的、而是精神作用或上帝神力的结果。德国唯心论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从所谓“世界理念”发展而来的，中国的周易哲学及宋、明理学都作出唯心论的宇宙发展观。基督教说上帝创造世界，佛教及中国一切拜物教都把宇宙万物的运动发展归之于神力。所有这些离物质而思考运动的说法都和辩证法唯物论根本不相容。不但唯心论与宗教，就是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论及现在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唯物论，当他们说到自然现象时，是唯物论的运动论者，但一说到社会现象时，就无不离开物质的原因而归着于精神的原因了。
　　辩证法唯物论坚决驳斥所有这些错误的运动观，指出他们的历史限制性——阶级地位的限制与科学发展程度的限制，而把自己的运动观建设在以无产阶级立场及最发达的科学水准为基础的、彻底的唯物论上面。辩证法唯物论首先指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是物质内在的属性（不是由外力推动的），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同设想没有运动的物质是一样不可思议的事。把唯物的运动观同唯心的及唯神的运动观尖锐地对立着。
　　离开运动而思考物质，则有形而上学的宇宙不动论或绝对均衡论，他们认为物质是永远不变的，在物质中没有发展这回事，认为绝对的静止是物质的一般状态或原始状态。辩证法唯物论坚决反对这种意见，认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最普遍的形式，是物质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属性。一切的静止与均衡仅有相对的意义，而运动则是绝对的。辩证法唯物论承认一切物质形态均有相对的静止或均衡之可能，并认为这是辨别物质，因而亦即辨别生命的最重要条件（恩格斯）。但认为静止或均衡只是运动的要素之一，是运动的一种特殊情况。离开运动而考察物质的错误，就在于把这种静止要素或均衡要素夸张起来，把它掩蔽了并代替了全体，把运动的特殊情况一般化、绝对化起来。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思想家爱说的一句话：“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这样的宇宙不动论。他们也承认宇宙及社会现象的变动，但否认其本质的变动，在他们看来，宇宙及社会的本质是永远不变动的。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阶级限制性，封建地主阶级如果也承认宇宙及社会的本质是运动与发展的，就无异在理论上宣布他们自己阶级的死刑。一切的反动势力，他们的哲学都是不动论。革命的阶级同民众，却眼睛看到了世界的发展原理，因而主张改造这个社会及世界，他们的哲学是辩证法唯物论。
　　此外辩证法唯物论也不承认简单化的运动观，就是说把一切的运动都归结到一种形式上去，即归结到机械的运动，这是旧唯物论宇宙观的特点。旧唯物论（十七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十九世纪的德国费尔巴哈唯物论）也承认物质的永久存在和永久运动（承认运动的无限性），但仍然没有跳出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不去说他们在社会论上的见解依然是唯心论的发展观。就在自然论上，也把物质世界的统一，归结到某种

归结到某种片面的属性，即归结到运动的一个形态——机械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原因在外力，象机械一样，由外力推之而运动。他们不从本质上，也不从内部原因上去说明物质或运动、本质或关系的一切多样性，而从单纯的外面的发现形式上从外力原因上去说明它，这样在实际上就失掉了世界的多样性。他们把世界一切的运动，都解作场所的移动与数量的增减。物质某一瞬间在某一场所，另一瞬间则在另一场所，这样就叫做运动。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增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变化是循环的，是反复产生同一结果的。辩证法唯物论与此相反，不把运动看作单纯的场所移动及循环运动，而把它看作无限的质的多样性，看作由一形态向他一形态的转化，世界物质的统一和物质的运动，便是世界物质无限多样性的统一与运动。恩格斯说：“运动的一切高级形态必然同力学的（外的或分子的）运动形态结合着，例如：如果没有热和电气的变化，化学的作用就不可能，如果没有力学的（分子的）热量的、电气的、化学的变化等等，有机的生命也不可能，这当然是不能否认的。然而如果只有某些低级运动形态的存在，是决不能包括各种状态中主要形态的物体的”。这话是千真万确地合于事实。即使就单纯机械运动而论，也不能从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解释它。须知一切运动形态都是辩证法的，虽然它们之间的辩证法内容的深度与多面性有着很大的差异。机械运动仍然是辩证法的运动，所谓物体某一瞬间“在”某处，其实是同时“在”某处，同时又不在某处，所谓“在”某处，所谓“不动”，仅是运动的一种特殊情况，它根本上依然是在运动，物体在被限制着的时间内和被限制着的空间内运动着。物体总是不绝地克服这种限制性跑出这种一定的有限的时间及空间的界限以外去成为不绝的运动之流。而且机械运动只是物质的运动形态之一，在实在的现实世界中，没有它的绝对独立的存在，它总是联系于别种运动形态的。热、化学的反应，光、电气，一直到有机现象与社会现象，都是质地上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界时期的自然科学的划时代的大功劳，就在于发现了运动转化法则，指出物质的运动总是由一形态转化成为另一形态，这样的转化的新形态是与旧形态本质上不同的。物质所以转化的原因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是由于外部机械力的推动，而是由于内部存在着性质不同的互相矛盾的两种因素相争相斗推动着物质的运动与发展。由于这个运动转化法则的发现，辩证法唯物论就能够把世界的物质统一原理扩大到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上去，不但把世界当作永远运动的物质去考察，而且把世界当做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无限前进运动的物质去考察，即把世界当作发展，当作过程去考察，做一句话来说：“统一的物质世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样就把旧唯物论的循环论击破了。辩证法唯物论深刻地多方面地观察了自然及社会的运动形态，认为当作全体看的世界之发展过程是永久的（无始无终的）。但同时各个历史地进行的具体的运动形态又是暂时的（有始有终的），就是说它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并在一定的条件下消灭的。认为世界的发展过程由低级的运动形态生出高级的运动形态，表示了它的历史性与暂时性，但同时任何一个运动形态无不是处在永久的长流中（无始无终的长流中）。依据着对立斗争的法则（自己运动的原因），使每一运动形态总是较之先行形态进到了高一级的阶段，它是向前直进的，但同时就各个运动形态来说（就各个具体的发展来说），却也会发生转向运动或后退运动，前进运动同后退运动相结合，在全体上就成为复杂的螺旋运动，认为新的运动形态是作为旧的运动形态的对立物（反对物）而发生的，但同时新的运动形态又必然保存着旧的运动形态中的许多要素，新东西是从旧东西里面生长出来的。认为事物的新形态、新性质、新属性的出现，是由连续性的中断即经过冲突和破局而飞跃地产生的，但同时事物的连结和相互关系又决不会绝对破坏。最后辩证法唯物论认为世界无穷尽（无限），不但就其全体来看是这样的，同时就其局部来看也是这样的，电子不是同原子分子一样表现着一个复杂而无穷尽的世界么？
　　物质运动的根本形态，又规定根本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科目。辩证法唯物论把世界的发展当作无机界经过有机界而达到最高物质运动形态（社会）的一个前进运动去考察，这一运动形态的从属关系就成了和它相应的科学（无机界科学，有机界科学，社会科学的从属关系的基础）。恩格斯说：“各种分类的科学是把特定的运动形态或相互关联相互推移的一联的运动形态拿来分析，因此科学的分类就在于要依从着运动的固有顺序去把各个运动分类排列起来，仅在这一点来说，分类才有意义。”[13]
　　整个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在内，是采取质地不相同的各种形式的物质的运动，因此也就不能忘记物质运动的各种具体形式这个问题。所谓“物质一般”与“运动一般”是没有的，世界上只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的物质或运动。“物质和运动这些字眼只是一些简写的名词，在这些名词中，我们依照它们的共同特性是把各种不同的被感觉的事物一概包括在内的。”[14]（恩格斯）
　　以上就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运动论或世界发展原理。这个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与方法论，无产阶级及一切革命的人们如果拿着这个彻底科学的武器，他们就能够理解这个世界并改造这个世界。


（七）时空论

　　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空间和时间也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运动的物质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并且物质的运动本身是以空间和时间这两种物质存在的形式为前提的。空间和时间不能与物质相分离。“物质存在于空间”这句话，是从物质本身具有伸张性，物质世界是内部存在着伸张性的世界，不是说物质被放在一种非物质的空虚的空间中。空间和时间都不是独立的非物质的东西，也不是我们感觉性的主观形式。它们是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的形式。它们是客观的，不存在物质以外，物质也不存在于它们以外。
　　把空间和时间看作物质存在的形式的这种见解，是彻底的唯物论的见解。这种时空观，同下列几种唯心论的时空观是根本相反的：（一）康德主义的时空观，认时间和空间不是客观的实在，而是人类的直觉形式；（二）黑格尔主义的时空观，认发展着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日益接近于绝对观念；（三）马赫主义的时空观，认时间和空间是“感觉的种类”，“使经验和谐化的工具”。所有这些唯心论观点，都不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都不承认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在自身发展中反映着物质存在的形式。这些错误理论，都被辩证法唯物论一个一个地驳翻了。
　　辩证法唯物论在时空问题上，不但要同上述那些唯心论观点作斗争，而且要同机械唯物论作斗争。特别显著的是牛顿的（机械论），他把空间看做同时间无关系的不动的空架子，物质被安置到这种空架子里面去。辩证法唯物论反对这种机械论，指出我们的时空观念是在发展的。“世界上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便没有别的东西，而运动的物质若不在空间和时间中便无运动之可能。人类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概念是相对的，但是这些相对的概念积集起来就成为绝对的真理。这些相对的概念不断发展着，循着绝对真理的路线而前进，日益走近于绝对真理。人类关于空间时间概念的变动性，始终不能推翻二者的客观实在性，这正和关于物质的运动形式及其组织之科学知识的变动性，不能推翻外界的客观实在性，是一样的。”[15]（列宁）
　　以上是辩证唯物的时空论。


（八）意识论

　　辩证唯物论认意识是物质的产物，是物质发展之一形式，是一定物质形态的特性。这种唯物主义同历史主义的意识论是和一切唯心论及机械唯物论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根本相反的。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意识的来源，是由无意识的无机界发展到具有低级意识形态的动物界，再发展到具有高级意识形态的人类。高级意识形态不但同生理发展中的高级神经系统不可分离，而且同社会发展中的劳动生产不可分离。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着重指出意识对物质生产发展的依赖关系，和意识同人类言语发展的关系。
　　所谓意识是一定物质形态的特性，这种物质形态就是组织复杂的神经系统，这样的神经系统只能发生于自然界进化的高级阶段上。整个无机界、植物界和低级的动物界，都没有认识在他们内面或外面发生着的那些过程的能力，它们是没有意识的。仅在有高级神经系统的动物体，才具有认识过程的能力，即具有自内反映或领悟这些过程的能力。吾人神经系统中的客观生理过程，是同它之内部取意识形式的主观表现相随而行的。凡就本身论是客观的东西，是某种物质过程，它对于具有头脑的实体却同时又是主观的心理的行为。
　　特殊思想实质的精神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思想的物质——脑子。这种思想的物质是有特别质地的物质，这种物质随着人类社会生活中言语的发展而达到高度的发展。这种物质具有思想这一种特殊性质，这是任何别的物质所不具备的。
　　然而庸俗唯物论者却认思想是脑子分泌出来的物质，这种见解歪曲了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观念。须知思想感情和意志的行为，不是具有重量和伸张性的东西，意识同重量伸张性等是同一物质之不同的性质。意识是运动的物质之内部状态，是反映着在运动的物质中所发生的生理过程的特殊性质。这种特殊性，同客观的神经作用过程不可分离，但又不与这过程相同，把这二者混同起来，推翻意识的特殊性，这就是庸俗唯物论的观点。
　　和这同样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的机械论，附和心理学中某些资产阶级的左翼学派的见解，实质上也完全推翻了意识。他们把意识解作理化的生理的过程，认为高级实体的行为之研究，可以由客观生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去执行。他们不了解意识的本质之质的特殊性，看不到意识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他们把客体和主体之具体历史的一致，代之以主客的等同，代之以片面的机械的客观的世界。这种把意识混同于生理过程的观点，无异取消了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个哲学中的根本的问题。
　　孟塞维克的唯心论企图用一种妥协理论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意识论，把唯物论同唯心论调和起来，他们拿客观主义同主观主义的原则，而这种原则既非机械的客观主义，也非唯心的主观主义，而是客观和主观之具体历史的一致。
　　可是还有怀疑论，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关于意识问题的物活论的见解。在他的“石子也是有意识的”一句名言中充分表现着。照他的意见，意识不是发生于物质发展过程中的，而是最初就存在于一切物质的。石子的、低级有机体的和人的意识之间，仅仅在于程度上的区别。这种反历史的见解，对于辩证唯物论认为意识是最后发生的具备着质的特殊性的见解，也是根本相反的。
　　只有辩证唯物论的意识论才是意识问题上的正确的理论。


（九）反映论

　　做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单承认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是不够的，还须承认意识对于物质的可认识性。
　　关于物质能否被认识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一切过去哲学都觉得无力对付的问题，只有辩证法唯物论能够给予正确的解决。在这个问题上，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既同不可知论相反，又同直率的实在论不同。
　　休谟同康德的不可知论，把认识的主体隔离开来，认为越出本体的界限是不可能的，“自在之物”和它的形象之间存在着不可跳过的深沟。
　　马赫主义的直率实在论，则把客体同感觉等同起来，认为真理在感觉中就已经成就了完成的形态。同时，他们不但不了解感觉是外界作用的结果，而且不了解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即外界作用在主体的感觉机关和思想的脑子中所做的改造工夫（取印象和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
　　只有辩证法唯物论的反映论，肯定地答复了可认识性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灵魂”。根据这一理论，指明我们的印象和概念不但被客观事物所引起，而且还反映客观事物。指明印象和概念，既不象唯心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主体自动发展的产物，也不是不可知论者所说的那样，是客观事物的标符，而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照象和样本。
　　客观的真理是不依靠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它虽然反映在我们的感觉和概念中，但不是一下子就取完成的形态，而是一步一步完成的，认为客观真理在感觉中就已经取着完成形态，而被我们获得的那种直率实在论的见解是一种错误的见解。
　　客观真理在我们感觉和概念中虽不是一次就取完成的形态，然而不是不能认识的。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不可知论的见解，认为意识是能够在认识过程中反映客观真理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未被认识的“自在之物”，反映到我们的感觉印象、概念上来时，就变成“为我之物”了。感觉和思维，并不是如同康德所说的那样，把我们同外界隔离开来，而是把我们同外界联系起来的。感觉和思维就是客观外界的反映。思想的东西（印象和概念）并非别的，不过是“人类头脑中所转现出来和改造过来的物质的东西”（马克思）。在认识过程中，物质世界是愈走而愈接近地愈精确地愈多方面地和愈深刻地反映在我们的认识中。向着马赫主义和康德主义作两条战线的斗争，揭破直率实在论和不可知论的错误，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任务。
　　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认为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是无限度的，这和不可知论者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度的那种见解根本相反。但我们之接近绝对真理，却每一次有其历史上的确定界限。列宁这样说：吾人知识之接近客观的绝对真理，是历史地有限度的。但是这一真理的存在是绝对的，我们不断地向真理接近也是绝对的。图画的外形是历史地有条件的，但这张图画描绘着客观上存在的模型则是绝对的，我们承认人的认识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真理是不能一次获得的。但我们不是不可知论者，我们又承认真理能够完成于人类认识的历史运动中。列宁还说：对于自然人类思想中的反映，不要死板板地或绝对地去了解他，认识不是无运动与无矛盾的，认识是处于永久的运动过程中，“即矛盾之发生和解决的永久的运动过程中”[16]。认识运动时一个复杂的充满着矛盾与斗争的运动，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见解。
　　一切哲学在认识论上的反历史的观点，都不把认识当作过程看待，因此都带着狭隘性。感觉主义的经验论之狭隘性，在感觉和概念之间挖开了深沟。理性主义学派的狭隘性，则使概念脱离了感觉。只有把认识当作过程看待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才彻底除去了这样狭隘性，把认识放在唯物的与辩证的地位。
　　反映论指出：反映过程不限于感觉和印象，也存在于思维中（抽象的概念中），认识是一个由感觉到思维的运动过程。列宁曾说：“反映自然的认识，不是简单的，直接的整体的反映，而是许多抽象的思考、概念、法则等等之形成过程”[17]。
　　同时列宁还指出：由感觉到思维的认识过程，是飞跃式地进行的，在这一点上，列宁精确地阐明了：认识中的经验元素和理性元素相互关系之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许多哲学家都不了解认识的运动过程中，即从感觉到思维（从印象到概念）的运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突变。因此理解这一由矛盾而产生的飞跃式的转变，即理解感觉和思维的一致为辩证的一致，便是理解了列宁反映论的本质之最重要的元素。


（十）真理论

　　真理是客观的，相对的，又是绝对的。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观。
　　真理首先是客观的。在承认了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及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之后，就等于承认了真理的客观性。所谓客观真理，就是说：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是我们的知识或概念的内容之唯一来源，再也没有别的来源；只有唯心论者否认物质世界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这一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才主张知识或概念是主观自主的，不要任何客观的内容，因而承认主观真理，否认客观真理。然而这是不合事实的。任何一种知识或一个概念，如果它不是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它就不是科学的知识，不是客观真理，而是主观地自欺欺人的迷信或妄想。人类以改变环境为目的之一切实际行动，不管是生产行动也罢，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的行动也罢，其他任何一种行动也罢，都是受着思想（知识）的指挥的。这种思想如果不适合于客观的规律性，即客观规律性没有反映到行动的人的脑子里去，没有构成他的思想或知识的内容，那末这种行动是一定不能达到目的的。革命运动中所谓主观指导犯错误，就是指的这种情形。马克思主义所以成为革命的科学知识，就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实际规律，它是客观的真理。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所以都是错的东西，就是因为它们不根据于正确的客观规律，完全是主观的妄想。有人说，一般公认的就是客观真理（主观唯心论者波格达诺夫[18]这样说）。照这种意见，那末，宗教和偏见也是客观真理了，因为宗教和偏见虽然实质上是谬见，可是却常常为多数人所公认；有时正确的科学思想反不及这些谬见的普及。唯物辩证法根本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只有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性的科学知识，才能被称为真理，一切真理必须是客观的。真理与谬说是绝对对立的，判断一切知识是否为真理，唯一的看他们是否反映客观的规律。如果不合乎客观规律，尽管是一般人都承认的，或革命运动中某些说得天花乱坠的理论，都只能把它当作谬说看待。
　　唯物辩证法真理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主观真理和客观真理的问题，它的答复是否认前者而承认后者。唯物辩证法真理论的第二个问题，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问题，它的答复不是片面地承认或否认某一方面，而是同时承认它们，并指出它们正确的相互关系，即指出它们的辩证性。
　　唯物辩证法在承认客观真理时，就是承认了绝对真理的。因为当我们说知识的内容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时，这就等于承认了我们知识的对象是那个永久的绝对的世界。“关于自然之一切真理的认识，就是永久的无穷的认识，因此它实质上是绝对的”[19]（恩格斯）。然而客观的绝对的真理不是一下子全部成为我们的知识，而是在我们认识之无穷的发展过程中，经过无数相对真理的介绍，而到达于绝对的真理。这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的表现。人类的思维，就它的本性说，能给我们以绝对真理，绝对真理乃由许多相对真理积集而成，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增加新的种子到这个绝对真理的总和中去。但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界限却总是相对的。绝对真理仅能表现在无数相对真理之上，如果不经过相对真理的表现，绝对真理就无从认识。唯物辩证法不否认一切知识之相对性，但这只是指吾人知识接近于客观绝对真理的限度之历史条件性而言，而不是说知识本身只是相对的。一切科学上的发明，都是历史地有限度的和相对的，但是科学知识跟谬说不同，它显示着描画着客观的绝对的真理，这就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相互关系之辩证法的见解。
　　有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另一种是唯心论的相对论。对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之相互关系问题都是不正确的。
　　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者，根据于他们的“物质世界无变化”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认为人类思维也是不变化的，即认为在人的意识中这一不变的客观世界，是一下子整个被摄取了。这就是说他们承认绝对真理，而这个绝对真理是一次被人获得的，他们把真理看成不动的，死的，不发展的东西。他们的错误不在于他们承认有绝对真理——承认这一点是正确的，而在于他们不了解真理的历史性，不把真理的获得看作一个认识的过程。不了解所谓绝对真理者，只能在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开发出来，而每一步向前的认识，都表现着绝对真理的内容，但对于全部真理说来，它具有相对的意义，并不能一下子获得绝对真理的全部。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关于真理的见解，表现了认识论一个极端。
　　认识论中关于真理问题的再一个极端，就是唯心论的相对论。他们否认知识之绝对真理，只承认它的相对意义。他们认为一切科学的发明，都不包含绝对真理，因而也不是客观真理，真理只是主观的与相对的。既然这样，那末一切谬说就都有存在的权利了，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统治阶级剥削劳动群众，这些侵略主义与剥削制度也就是真理，因为真理横直只是主观的与相对的。否认客观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结果，必然到达这样的结论。并且唯心论的相对论，他们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替统治阶级作辩护的，例如相对论的实用主义（或实

（或实验主义）之目的就在于此。
　　这样看来，不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是唯心论的相对论，都不能正确解决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只有唯物论辩证法，既给思维与存在相互关系问题以正确的解答，并且随之而来又确定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再则，还同时给了绝对与相对真理以正确的理解。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论。


（十一）实践论（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与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的依赖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同时也认识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与其他社会成员协力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了解了人与人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就是这个原故。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提给人们对于外界认识之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会发生力量。农民如果得不到收获，工人如果做不成器物，罢工斗争，军队作战，民族革命，如果也都得不到胜利，那末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们的认识没有外界的过程的实况去反映这些过程的规律性。因而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不能达到预想的结果。人们要想得到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一般性的价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价值”[20]。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的最显著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与基本的观点。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国民党考察团到延安的头一二天，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与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与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理论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与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外部的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与推理的方法，就可生出理论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与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或叫论理阶段，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抗日民族抗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与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国共合作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与推理的阶段，在人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认识之真正任务不在感性的认识，而在理性的认识。认识之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达到于思维，到达于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与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理论的认识。再重复地说，理性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理性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之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之内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之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之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之由浅入深的唯物辩证法的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之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与阶级斗争之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的法则，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即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重要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比较深刻、比较正确、比较完全地反映自然。”[21]列宁又曾这样指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理性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与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与列宁也不能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产生，这是因为虽然同时但不同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身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者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的人，那些人在他们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与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份子”，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多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与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到是他的反面——诚实与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化学家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具体理论与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来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与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附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正确的、重要的、非瞎说的）抽象”，那末它们是可靠的，否则便是不可靠。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属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了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份子”之所以可笑，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中国商人有一句话：“要赚畜生钱，要跟畜生眠”。这句话对于商人赚钱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为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运动——认识之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过程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与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个别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到了他们实践的后期——有意识有组织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教训了他们，他们就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时他们就造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与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苏稚埃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的战争之规律性，懂得了战略与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说：他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这项工作的内容与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说到了解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客观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与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与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与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改造和整顿，属于概念、判断、与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与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与理论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发源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重复了历史上“经验论”的理论。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不去说“经验只是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与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其内部联系规律性，就非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及理论的系统不可，非从感性认识，改变到理性认识不可。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地，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22]庸俗的事物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与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哲学上的认识论与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与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与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也是如此。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么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宇宙，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改造宇宙。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23]。人的一切行动（实践）都是受人的思想指导的，没有思想，当然就没有任何的行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在把它空谈一会，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用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住了世界现实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用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与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或理性的认识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此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际，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认为真理，不但在于发现此学说时，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等人科学地构成此学说时，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辩证唯物论之是否为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认识史的实践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实践是认识论第一与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的好：“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24]。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投身于变革在某一一定发展阶段内之某一一定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与主现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之法则性的理论、思想、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理论、思想、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理论、思想、计划、方案于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某一救国团体的成立，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理论、思想、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之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与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理论、思想、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理论、思想、计划、方案，部分或全部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与预想结果之正确的认识）。但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一定发展阶段内之某一一定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之推移而言，人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与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与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与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所贵于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理论、思想、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加以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一定的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一定的发展阶段向另一一定的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及参加革命的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与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限制的原故。许多人受了阶级条件的限制（反动的剥削阶级，他们已无认识任何真理的能力，因而也没有改造宇宙的能力，相反地，他们变成了阻碍认识真理与改造世界的敌人），有些人受了劳动分工的限

有些人受了劳动分工的限制（劳心、劳力的分工，各业之间的分工），有些人受了原来的错误思想的限制（唯心论与机械论等多属于剥削份子；但也有被剥削份子，由于剥削份子的教育而来），而一般的原因则在受限制于技术水平与科学水平的历史条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利用自己天然优胜的阶级条件（这是任何别的阶级所没有的），利用新的技术与科学，利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紧密地依靠革命实践的基础，使自己的认识跟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使理论的东西随历史的东西，平行并进，达到完满地改造世界的目的。
　　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中国1927年的陈独秀主义，苏联的布哈林主义，都属于这一类。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派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轮后面怨恨车轮走的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清谈主义。中国1930年的李立三主义，苏联在尚可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派别看待时的托洛斯基主义（现在则已成最反动的派别），以及世界各国的超左思想，都属于这一类。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强迫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与机械论，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都没有唯物辩证的认识论的根据，他们都是以主观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与实践相舍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人的认识也在绝对的真理中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之认识只有相对的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与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也是充满着矛盾与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认识中来。实践中之发展与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之发生、发展与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根据于一定的理论、思想、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认识也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主义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大宇宙中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到了今日的时代，正确地认识宇宙与改造宇宙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与中国的黑暗面，把它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及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为自己为世界推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也都正开始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进自己与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与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形式，循环发展以至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知行统一观。（第二章完）


注释：

[1] 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第2版序言》：“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的以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77页）

[2] 出自《自然辩证法》中《[辩证法作为科学]•辩证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907页：“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发展的一个一般规律”。

[3] 出自《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中《辩证法》。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55页：“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

[4] 出自《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中《辩证法》。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55页：“把自然界和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往往伴有飞跃、剧变、革命）弄得残缺不全。”

[5] 出自《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290页：“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

[6] 出自《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2部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2卷，第12页：“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

[7] 出自《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2部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2卷，第13页：“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

[8] 出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第2版序言》。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75页：“逻辑的范畴是‘外部存在和活动的’‘无数’‘细节’的简化”。

[9] 出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第2版序言》。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78页：“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

[10] 出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主观逻辑或概念论•第2篇 客观性》。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60页：“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不同的逻辑的式，以便这些式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

[11] 出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主观逻辑或概念论•第3篇 观念》。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86页：“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这些式正是（而且只是）由于亿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

[12] 原文如此，恐为“论理”（即“逻辑”）误。

[13] 出自《自然辩证法》中《[物质的运动形式以及各门科学的联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943页：“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其内在序列所进行的分类、排序，科学分类的重要性也正在于此。”

[14] 出自《自然辩证法》中《[辩证法作为科学]•[认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939页：“‘物质’和‘运动’这样的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可感知的许多不同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概括起来。”

[15] 出自《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3章第5节。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180页：“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能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人类的时空观念是相对的，但绝对真理是由这些相对的观念构成的；这些相对的观念在发展中走向绝对真理，接近绝对真理。正如关于物质的构造和运动形式的科学知识的可变性并没有推翻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一样，人类的时空观念的可变性也没有推翻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

[16] 出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主观逻辑或概念论•第3篇 观念》。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65页：“矛盾的发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

[17] 出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主观逻辑或概念论•第1篇 主观性》。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52页：“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整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

[18] 即波格丹诺夫。

[19] 出自《自然辩证法》中《[辩证法作为科学]•[认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938页：“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绝对的。”

[20] 出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主观逻辑或概念论•第3篇 观念》。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83页：“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21] 出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主观逻辑或概念论•概念总论》。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42页：“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它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

[22] 参见前注。

[23] 出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以及《怎么办？》第1章第4节。分别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443页；第6卷，第23页：“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24] 出自《论列宁主义基础》第3部分《理论》。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9—200页：“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前面简述了“唯心论与唯物论”及“辩证法唯物论”两个问题。关于辩证法问题，仅有概略的提到，现在来系统地讲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或叫宇宙观），是辩证法唯物论，不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叫机械的唯物论）。这一点区别，是一个天翻地复[1]的大问题。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从古至今有三种主要的答案：第一种是唯心论（不管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或辩证法的唯心论），说世界是心造的，引申起来又可说是神造的。第二种是机械唯物论，否认世界是心的世界，说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但物质是不发展的，不变化的。第三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答案，推翻了前面两种，说世界不是心造的，也不是不发展的物质，而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就是辩证法唯物论。马克思主义这样地看世界，把世界在从来人们眼睛中的样子翻转了过来，这不是天翻地复的大议论吗？世界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种议论，在西洋古代的希腊就有人说过了，不过因为时代的限制，还只简单地笼统地说了一说，叫做朴素的唯物论。没有（也不可能有）科学的基础，然而议论是基本上正确的。黑格尔创造了辩证的唯心论，说世界是发展的，但是心造的，他是唯心发展论，其正确是发展论（即辩证论），其错误是唯心发展论。西洋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法德等国的资产阶级唯物论，则是机械观的唯物论。他们说世界是物质世界，这是对的，说是象机械一样的运动，只有增减或位置的变化，没有性质上的变化，这是不对的。马克思继承了希腊朴素的辩证唯物论，改造了机械唯物论与辩证唯心论，造成了从古以来没有过的、放在科学基础之上的辩证唯物论，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的武器。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想世界上的问题，去解决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
　　我们要系统地来讲唯物辩证法，就要讲到唯物辩证法的许多问题，这就是它的许多范畴、许多规律、许多法则（这几个名词是一个意思）。
　　唯物辩证法究竟有些什么法则呢？这些法则中那些是根本法则，那些是附从于根本法则而又为唯物辩证法学说中不可缺少不可不解决的方面、侧面或问题呢？所有这些法则，为什么不是主观自造的，而是客观世界本来的法则呢？对于这些法则的学习、了解，是为了什么呢？
　　这个完整的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学说，创造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发展了这个学说。到了现在苏联社会主义胜利与世界革命时期，这个学说又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更加丰富了它的内容。这个学说中包含的范畴首先是如下各项：
　　矛盾统一法则；
　　质量互变法则；
　　否定之否定法则。
　　以上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除古代希腊的朴素唯物论曾经简单地无系统地指出了这些法则的某些意义，及黑格尔唯心地发展了这些法则外，都是被一切形而上学（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反发展论的学说）所否定了的。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才唯物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这些法则，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之最基本的部份。
　　唯物辩证法所包含的范畴，除了上述根本法则外，同这些根本法则联系着，还有如下各范畴：
　　1．本质与现象；
　　2．形式与内容；
　　3．原因与结果；
　　4．根据与条件；
　　5．可能与现实；
　　6．偶然与必然；
　　7．必然与自由；
　　8．链与环、等等。
　　这些范畴，有些是从来形而上学及唯心辩证法所着重研究过的，有些是从来哲学片面地研究过的，有些则是马克思主义新提出的。这些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家与实践家手里，揭去了从来哲学唯心的及形而上学的外衣，克服其片面性，发现了它们的真实形态，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极大地丰富了它们的内容，成为革命的科学方法论中重要的成份。拿这些范畴同上述根本的范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的系统。
　　所有这些法则或范畴，都不是人的思想自己造出来的，而是客观世界本来的法则。一切唯心论都说精神造出物质，那末，在他们看来，哲学的法则、原则、规律或范畴，自然更是心造的了。发挥了辩证法系统的黑格尔，就是这样的去看辩证法的。在他看来，辩证法不是从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中抽取出来的法则，而是纯粹思想上的论理系统。人的思想造出了这一套系统之后，再把它们套到自然和社会上去。马克思、恩格斯揭去黑格尔的神秘的外衣，丢弃了它们的唯心论，把辩证法放在唯物论的地位。恩格斯说；“辩证法的法则，是从自然和人类历史抽取出来的，但他们并非别的，就是这两个历史发展领域的最普遍的发展法则，就实质论，可以归纳为质量互变，矛盾统一，否定之否定这三个根本法则”[2]。辩证法法则是客观世界的法则，同时也是主观思想里头的法则，因为人的思想里头的法则不是别的，就是客观世界的法则通过实践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是一个东西，前面已经讲过了。
　　我们学习辩证法是为了什么呢？不为别的，单单为了要改造这个世界，要改造这个世界上面人与人、人与物的老关系。这个世界上面的人类，大多数过着苦难的日子，受着少数人所控制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压迫。在我们中国这个地方生活着的人类，受着惨无人道的双重性制度的压迫——民族压迫与社会压迫，我们必须改变这些老关系，争取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
　　要达到改造中国同世界的目的，为什么要学习辩证法呢？因为辩证法是自然同社会的最普遍的发展法则，我们明了它，就得到了一种科学的武器。在改造自然同社会的革命实践中，就有了同这种实践相适应的理论同方法。唯物辩证法本身是一种科学（一种哲理的科学），它是一切科学的出发点，又是方法论。我们的革命实践本身也是一种科学，叫做社会科学或政治科学。如果不懂得辩证法，则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革命中间的错误，无一不违反辩证法。但如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绝大的效果。一切做对了的事，考究起来，都是合乎辩证法的。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们，首先是干部，都应用心地研究辩证法。
　　有人说：许多人懂得实际的辩证法，而且也是实际的唯物论者，他们虽没有读过辩证法书，可是做起事来是做得对的，实际上合乎唯物辩证法，他们就没有特别研究辩证法的必要了。这种话是不对的。唯物辩证法是一种完备的深刻的科学，实际上具有唯物的与辩证的头脑之革命者，他们虽从实践中学得了许多辩证法，但是没有系统化，没有如同已经成就的唯物辩证法那样的完备性与深刻性，因此还不能洞察运动的远大前途，不能分析复杂的发展进程，不能捉住重要的政治关节，不能处理各方面的革命工作，因此仍有学习辩证法的必要。
　　又有人说，辩证法是深奥难懂的，一般人没有学会的可能。这话也是不对的。辩证法是自然、社会与思想的法则，任何有了一些社会经验（生产与阶级斗争的经验）的人，他就本来了解了一些辩证法。社会经验更多的人，他本来了解的辩证法就更多些，不过还处在零乱的常识状态，没有完备的深刻的了解。拿着这种常识辩证法加以整理与深造，是并不困难的。辩证法之所以使人觉得困难，是因为没有善于讲解的辩证法书，中国许多辩证法书，不是错了，就是写的不好或不大好，使人望而生畏。所谓善于讲解的书，在于以通俗的言语，讲亲切的经验，这种书将来总是要弄出来的。我这个讲义也不是好的，因为我自己还在开始研究辩证法，还没有可能写出一本好书，也许将来有此可能，我也有这个志愿，但要依研究的情形才能决定。
　　以下分述辩证法的各个法则。

矛盾统一法则

　　这个法则，是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根本意义上来讲，辩证法就是研究客体本质中的矛盾”[3]。所以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实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因此，我们的辩证法，就从这个问题讲起，并且把这个问题讲得比其他问题详细一些。
　　这个问题中，包含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就是：
　　1．两种发展观；
　　2．形式论理学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
　　3．矛盾的普遍性；
　　4．矛盾的特殊性；
　　5．主要的矛盾与主要的矛盾方面；
　　6．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
　　7．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下面逐一说明这些问题。


（一）两种发展观

　　人类思想史中，从来就有关于世界发展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一种是辩证法的发展观。这两种发展观的区别何在呢？

　　形而上学的发展观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在历来的思想中，占着统治的地位，这种哲学的内容，是说明他们所谓处于经验以外的事物，即论绝对体、论实质等等的学说。在近代哲学中，所谓形而上学，是用静的观点去观察事物的一种思想方法，把世界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看成是永远不变化的。这种思想，统治于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由于阶级斗争和科学发展的结果，到了现代，即十九、二十世纪，辩证法的思想就一日千里地走上了世界舞台，但形而上学却又以庸俗的进化论（庸俗的、即谓鄙陋的、简单的）的形态，顽固地对抗着辩证法。
　　所谓形而上学的与庸俗进化论的发展观，概括说来，是说发展就是数量的增减，外力的推动，场所的变化。一切事物及这些事物在人的思想上的反映，都是永远如此的。事物的特性，是事物原来就有的，不过开头取萌芽状态，后来进到显著的地步而已。说到社会的发展，他们就认为是某些永远不变其性质的特点之增长和反复。这些特点，例如资本主义的剥削、竞争、个人主义等等，就是在古代奴隶社会，甚至原始野蛮社会，都可以找得出来。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条件去说明它。这种发展观，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反对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它就不能解释事物之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化到他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十七、十八世纪是自然绝对不变论（机械唯物论），在二十世纪是庸俗进化论（布哈林的均衡论）等。

　　辩证法的发展观

　　主张从事物自己里头，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里头，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必然的、独立的、自己的运动，即事物的自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外面而在内面，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与发展。
　　这样看起来，辩证法的发展观，反对了形而上学的与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之机械的运动，即范围之大或小，数量之增或减，不能说明世界上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事实上，即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动物之单纯的增长，也不只是数量的增加，同时就发生性质的变化，单纯增长也是矛盾引起的发展。至于社会的发展，同样主要地不是外因而是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气候条件下，各个国家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却非常之大。设同一个国家罢，在地理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变化却是很大的。地球各国都有此种情形。旧俄帝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单纯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封建的西班牙正在变化到人民民主的西班牙，这些国家的地理气候并没有变。几千年封建制度的中国是变化最少的，然而近来却起了大变动，正在变化到自由解放的新中国去，难道中国今天的地理气候同数十年前的有什么两样？很明显的，不是外因而是内因。自然界的变化，由于自然界事物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变化，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推动了社会的前进。辩证法排除外因吗？并不排除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内的根据不同。帝国主义的压力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变化，也是通过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变化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变化。1927年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了无产阶级内部的（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一个阶级或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归于胜利，依靠自己没有政治路线的错误，依靠自己政治上组织上的巩固。中国东北沦亡，华北危急，主要由于中国之弱（1927年革命失败，政权不在人民手里，造成了内战与独裁制度），日本帝国主义乃得乘机而入。驱逐日寇，主要依靠民族统一战线执行坚决的革命战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这是苏东坡的名言。“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这也是孔夫子的实话。一个人少年充实，他就不容易感受风寒；苏联至今没有受日本的侵袭，全是因为他的强固；雷公打豆腐，拣着软的欺了，全在自强，怨天尤人，都没有用，人定胜天，困难可以克服，外界的条件可以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哲学。
　　我们反对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主张辩证法的发展观。我们是变化论者，反对不变论，我们是内因论者，反对外因论。


（二）形式论理学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

　　上面说了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与辩证法的发展观，这两种对于世界观上面的斗争，就形成了思想方法上面形式论理与辩证论理的斗争。
　　资产阶级的形式论理学上有三条根本规律，第一条叫做同一律，第二条叫做矛盾律，第三条叫做排中律。什么是同一律呢？同一律说：在思想过程中概念是始终不变化的，它永远等于自己。例如原素永远等于原素，中国永远等于中国，某人永远等于某人。它的公式是：甲等于甲。这一规律是形而上学的。恩格斯说它是旧宇宙观的根本规律。它的错误，在于不承认事物的矛盾与变化，因而从概念中除去了暂时性相对性，给与了永久性、绝对性。不知事物同反映事物的概念都是相对的变化的，某一原素并不永远等于某一原素，各种原素都在变化着。中国也不永远等于中国，中国在变化着，过去古老封建的中国同今后自由解放的中国是两个东西。某人也不永远等于某人，人的体格思想都在变化着。1925—1927年的蒋介石不等于1927年以后的蒋介石，现在以后的蒋介石又将不等于以前。思想中的概念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客观事物在变化，概念的内容也在变化。事实上永久等于自身的概念，世界上一个也没有。
　　什么是矛盾律呢？矛盾律说：概念自身不能同时包含二个或二个以上互相矛盾的意义，假如某一个概念中包含了二个矛盾的意义，就算是论理的错误。矛盾的概念，不能同时两边都对，或两边都不对，对的只能是其中的一边，它的公式是：甲不等于非甲。康德曾举出如下四种矛盾思想：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始终的，在空间上是有限度的；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始终，在空间上亦无限度。这是第一种。世上一切都是单纯的（不可再分的）物性组成的，世上没有单纯的东西，一切都是复杂的（可以再分的）。这是第二种。世上存在着自由的原因，世上没有任何的自由，一切都是必然的。这是第三种。世上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实质，世上没有必然的东西，一切都是偶然的。这是第四种。康德把这些不可调和的，互相反对的原理，名之曰“二律矛盾”。但是他说这些只是人的思想上的矛盾，实际世界里是并不存在的。依照形式论理学的矛盾律，这些矛盾乃是一种错误，必须加以排除。但是实际上思想是事物的反映，事物无一不包含着矛盾，因之概念也无一不包含矛盾。这不是思想的错误，正是思想的正确。辩证论理的矛盾统一律，就在这个基础上面建立起来。只有形式论理排除矛盾的矛盾律，乃是真正的错误思想。矛盾律在形式论理学中只是同一律之消极的表现，作为同一律的一种补充，目的在于巩固所谓概念等于自身，甲等于甲的同一律。
　　排中律是什么呢？排中律说：在概念之两相反的意义中，正确的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决不会两个都不正确，而跑出第三个倒是正确的东西来。它的公式是：甲等于乙，或不等于乙，但不会等于丙。他们不知道事物同概念是发展着的，在事物同概念的发展过程中，不但表现其内部的矛盾因素，而且可以看见这些矛盾因素的移去、否定、解决，而转变成为非甲非乙的第三者，转变成为较高一级的新事物或新概念。正确的思想，不应排除第三者，不应排除否定之否定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着，照排中律说来，正确的不是前者，就是后者，不会是没有阶级的社会；然而恰好社会进化的过程不是停止于阶级斗争，而要走到无阶级的社会中去。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着，但我们不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不赞同中国独立后同日本处于永久敌对的地位，而主张经过民族革命及日本国内的革命，把两个民族进到自由联合的阶段去。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同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对立也是一样，它们的更高一级是无国家无政府的时代，经过无产阶级民主去达到它。形式论理的排中律，也是它的同一律的补充，只承认概念的固定状态，反对它的发展，反对革命的飞跃，反对否定之否定的法则。
　　由此看来，整个形式论理学的规律，都是反对矛盾性，主张同一性，反对概念及事物的发展变化，主张概念及事物的凝固静止，是同辩证法正相反对的东西。
　　形式论理家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们在事物的联系以外，在事物不间断的相互作用以外去看事物，即在静止中看事物，不在运动中看事物；在割断中看事物，不在联系中看事物。所以他们以为承认事物及概念中的矛盾性及否定之否定的关系，是不可能的，而主张了死板凝固的同一律。
　　辩证法则不然，在运动中联系中看事物，和形式论理学的同一律针锋相对，主张了革命的矛盾律。
　　辩证法认为思想上的矛盾不是别的，乃客观外界矛盾的反映。辩证法不拘泥于两条原则外表上似乎相冲突的情形（例如康德所举的四条矛盾原理及上面我所举的许多矛盾思想），而透视到事物内部的本质中。辩证法家的任务，在于做那些形式论理家所不做的工作，向着研究的对象，集中注意于找出它的矛盾的力量、矛盾的倾向、矛盾的方面、矛盾的定性之内部的联系来。客观世界与人的思想都是动的、辩证的，不是静的、形而上学的。革命的矛盾律（即矛盾统一法则）在辩证法中所以占据着最主要的位置，理由就在这个地方。
　　全部形式论理学只有一个中心，就是反动的同一律。全部辩证法也只有一个中心，就是革命的矛盾律。辩证法是否反对事物或概念的同一性呢？不反对的，辩证法承认事物或概念之相对的同一性。那末，辩证法为什么要反对形式论理学的同一律呢？因为形式论理学的同一律，是排除矛盾的绝对的同一律。辩证法承认事物或概念的同一性，说的是同时包含矛盾，同时又互相联结；这种同一性就是指矛盾之互相联结，它是相对的、暂时的。形式论理的同一律既然是排除矛盾的绝对的同一律，它就不得不提出反对一概念转变到它概念，一事物转变到它事物的排中律。而辩证法却把事物或概念的同一性看作暂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而因矛盾的斗争引导事物或概念变化发展的这种规律，则是永久的、绝对的、无条件的。因为形式论理不反映事物的真相，因此辩证法不能容许其存在。科学的真理只有一个，这真理就是辩证法。


（三）矛盾的普遍性

　　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这就叫做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
　　恩格斯说：“矛盾就是运动”[4]。列宁对于矛盾统一法则所下的定义，说它就是“承认（发见）一切自然（社会和精神也在内）现象和过程中的相互排除的对立倾向。”[5]这些意见是对的吗？是对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之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因此，这一法则，是最普遍的法则，适用于客观世界的一切现象，也适用于思想现象。它在辩证法中，是一个最根本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法则。
　　为什么说矛盾就是运动？恩格斯的说法，不是有人反驳过了的吗？这是因为马克思、恩

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矛盾的学说，变成无产阶级革命之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因此，引起了资产阶级理论家之拼命的攻击，总想推翻恩格斯这个“运动即矛盾”的定律，举起了他们的反驳，并且搬出了下述的理由。他们说：实在世界中运动的事物，是在各个不同的瞬间，经过各个不同的空间点，当事物处于某一点时，它就占据那一点，到另一点时，又占据另一点。这样，事物的运动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分成许多段落的，这里没有任何的矛盾；如有矛盾就不能运动。
　　列宁指出这种说法的全部荒谬性。指出这种说法，事实上把不断的运动，看成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许多段落，许多静止状态，结果是否定了运动。他们不知事物处于某一个新位置，是因为事物从空间的某一点走到另一点的结果，即运动的结果。所谓运动，就是处于一点，同时又不处于一点。没有这一个矛盾，没有这个连续和中断的统一，动和静，止和行的统一，运动就根本不可能。否定矛盾，就是否定运动。一切自然、社会和思想的运动，都是这样一种矛盾统一的运动。
　　矛盾，不只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上述的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而且也是世界一切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
　　生的过程，同它相反的死的过程，不可分的联系着，这不仅在各种有机体的生命中，或有机体内细胞们的生命中，都是如此。新与陈之代谢、生与死之更迭，这一矛盾统一的运动，是一切有机体的生活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种矛盾，生命现象是不能想象的。
　　机械学中，任何一种“动作”，都带着内部的矛盾性，引起“反动作”，没有反动作，动作就无从说起。
　　数学中，任何一个数量都带有内部的矛盾性，都可能成为正数与负数，整数与零数。正数与负数，整数与零数，组成了数学的矛盾运动。
　　化学中分化化合的矛盾统一律，组成了化学变化的无量的运动，没有这一矛盾，化学现象就不能存在。
　　社会生活中，任何一种现象，都带有阶级的矛盾性，劳动的买卖如此，国家的组织如此，哲学的内容也是如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根本规律。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
　　人的概念之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人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
　　党内不同思想之对立与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阶层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
　　说到这里，有人要说：可以承认恩格斯同列宁的原则，矛盾即是运动，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但是所谓每一过程中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那就未必然罢？不是德波林等人明明说过，在每一过程中并无所谓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吗？按照德波林的说法，矛盾是存在的，但只存在于过程发展之一定阶段上，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发现。根据德波林，过程的发展循着如次的阶段：开始是简单的差异，随后发生对立，最后成为矛盾。这种公式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这是错的。所谓矛盾的普遍性，不但存在于一切过程中，而且存在于每一过程之一切发展阶段中，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矛盾律。根据德波林一派，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那末，在那一瞬间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内在矛盾即过程的分裂，而是由于外在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机械论去了。拿这种见解去分析具体问题，他们就看见在苏联的条件下工农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于布哈林的意见。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们就认为在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合组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郭列夫[6]的说法）。他们不知道世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瞬间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条件下，他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而不是有无矛盾的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乃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体，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体，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新过程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过程之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应用了这个原则。他指出，这是研究任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之最单纯的、最普遍的、最根本的、最经常的、最日常的、数十亿万回被人亲眼看见的关系——商品交换。在这最单纯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之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从那里开始的叙述，把这个矛盾的发展（成长及运动），这个社会的发展，在其个别部分的总和上，自始至终地指示于我们。”
　　列宁说了上面的话之后，接着说道：“这正是辩证法的一般的叙述方法或研究方法。”[7]
　　好，我们不用读桐城派的古文义法了，列宁告诉了我们更好的义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法。


（四）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过程之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绝对性，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说的，是关于矛盾的特殊性与相对性。这个问题，应从几种情形中研究它。
　　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对于每一种运动形式，应当注意它和其它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乃是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同其它运动形式之质的区别。只有注意这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唯物辩证法指明：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之特殊的质。自然界存在着许多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发声、发光、发热、电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这些物质的运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每一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自然界，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也是一样。每一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矛盾和特殊本质。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种矛盾之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与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与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与阳电，化学中的化分与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军事学中的攻击与防御，哲学中的唯心与唯物、形而上学观与辩证观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矛盾与特殊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固然，如果不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原因；但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不但要研究每一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之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的长途中，每一过程的特殊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之每一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天下没有同型的矛盾，研究要着重一点。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与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战争去解决；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矛盾，用农业社会化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思想斗争去解决；社会与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与旧矛盾消灭，新过程与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不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对付不同的矛盾，这是原则。
　　为要暴露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过程的本质，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本质为不可能，这是研究问题要十分注意的。
　　一个大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矛盾。例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整个中国社会对帝国主义的矛盾，在中国社会内部有封建制度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统治集团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个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两，又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对各个矛盾总体即矛盾之相互联结，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之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同对方发生依存关系，在依存中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方法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乃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研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之各种具体形式的科学。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与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这一点，第二章中已经说过，本节末尾也还要说。现在来说片面性与表面性。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正人君子一方、不了解奸巧狡诈一方，只了解现在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自己一方、不了解他人一方，只了解骄傲一方、不了解谦逊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发展党内思想斗争的）。孙子论军事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说的是矛盾的双方。唐太宗也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乡下两家或两族相争，做和事老的，须熟识双方争论的原因、争点、现状、要求等等，才能思出和解的办法来。乡下有那种善于和事的人，遇有纠纷，总请他到，这种人实在懂得我们说的要了解矛盾各方面特点这一条辩证法。水浒传上宋公明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与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的范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例，列宁屡次说到对问题要全面去看，坚决反对片面性，我们应该记得他的话。表面性，是说对矛盾总体与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干法，没有不出乱子的。不但全过程中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面情况上，应该注意其特点；过程发展的各阶段，也有特点，也应该注意。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之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过程之根本矛盾的性质及过程的本质虽没有变化，但根本矛盾在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为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局部地解决了，或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
　　例如帝国主义之别于自由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根本矛盾的性质及这个社会之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与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各独占集团之间的矛盾发生了，资本输出与商品输出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各国不平衡发展状态激化了，因此形成了帝国主义的特殊阶段。
　　拿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表现了若干特殊阶段。直到这一革命完成为止，也许还要经过若干阶段，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及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本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本质），并没有变；但中间经过辛亥失败，北洋军阀统治，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与大革命，统一战线的破裂与资产阶级的转入反革命，军阀战争，苏维埃战争，东四省丧失，苏维埃战争停止，国民党政策转变，第二次统一战线建立等等大事变，过去二十多年间已经通过了四五个发展阶段。这些阶段中，包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例如中日矛盾），有些矛盾部份地暂时地解决（例如北洋军阀的消灭，苏区没收地主土地），有些矛盾又重新发生（例如新军阀之间的斗争，苏区丧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过程各阶段上矛盾的特性，不但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也同样要从各个方面去看。
　　例如国共两党。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1927年以后，变到相反的方面，成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西安事变后，又开始向新的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当然有种种的原因。共产党方面，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方法等等的认识，均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发生了陈独秀主义；但是它领导了第一次大革命。1927年以后，领导了苏维埃战争，在同国际国内敌人斗争中锻炼了自己，创造了苏区与红军，但它也犯过一些政治上军事上的错误。1935年以后，它又领导了统一战线，提出了抗日民族战争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这就是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特点。形成这些特点，也有种种的原因。不研究这些特点，就不能了解两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不但两党间，而且更根本的，还有这两个党向其他方面形成矛盾的对立。例如国民党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有时取妥协形态），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共产党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同国内剥削阶级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所以造成了两党的斗争，又造成了两党的合作。不了解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各个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关系。国民党为什么有与共产党重新合作之可能？就是因为国民党受了日本压迫与人民不满而发生了自己内部变动的原故。
　　由此看来，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之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矛盾之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以对它们的具体分析为前提。离开具体分析，就决不能认识矛盾的特性。
　　这种具体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给了我们以很好的模范。
　　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一矛盾统一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时，他们看出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的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同政治及思想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把这—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时，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个别企业中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时，是这样不带任何主观随意性，而从客观现象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矛盾，矛盾各方面之具体的地位，矛盾之具体的相互关系等等。这种研究态度，是我们应当学习的，舍此便没有第二种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之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与个性之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即是世界，也即是思想。否认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例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个性之中，共性表现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之存在，也就不能有共性之存在。假如除去了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矛盾之各各特殊，大宇长宙，无一同者，变化无穷，其存在也暂，所以是相对的。苏东坡说，“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照现在的意思来说，可以说他说的是矛盾的特殊性，相对性。“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说的是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矛盾学说的精髓，懂得了它，就可以一通百通。古人所谓闻道，以今观之，就是闻这个矛盾之道。


（五）主要的矛盾与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问题中，有两种情形应该特别提出研究的，这就是主要的矛盾与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复杂的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一个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与发展，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与发展。
　　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其他如残存的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与金融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矛盾等等，都为这个主要矛盾所规定、所影响。
　　半殖民地的社会如中国，其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当半殖民地没有遭受帝国主义压迫时，其主要矛盾是封建或半封建制度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一切其他矛盾都受这个主要矛盾所规定。但当这种社会遭受帝国主义压迫时，内部的主要矛盾能够暂时地转化到非主要地位，而帝国主义与整个或差不多整个半殖民地社会之间的矛盾，能够占据主要的地位，规定一切其他矛盾的发展。这种时候，依帝国主义压迫及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程度，而变化着或主要或非主要矛盾的地位。
　　例如当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进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与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层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与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与服从的地位。中国的鸦片战争，义和团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目前的中日战争，在外国，有美国的独立战争，南非洲同英国的战争，菲律宾同西班牙的战争等等，都是如此。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用战争压迫而用政治、经济、文化的形式进行比较温和的压迫，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之间结成同盟，由二者的对抗变成二者的统一，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时，人民大众往往采取用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联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秘密援助国内的统治阶级压迫国内的革命战争，而不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例如中国的太平军战争，辛亥革命，1925—1927年的大革命，1927年以后的苏维埃战争。在外国，则有俄国的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俄国也带了若干半殖民地性），中美洲南美洲若干带革命性的内战等等的情形，都是如此．还有半殖民地各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也表现了内部矛盾尖锐的情况。在中国，在中南美，也是很多的，也属这一类。
　　当着国内战争发展到根本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统治者的存在时，

　　当着国内战争发展到根本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统治者的存在时，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图维持其统治；或者分化革命阵线的内部，例如1927年中国资产阶级的叛变，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统治者，例如苏联内战的末期，今日的西班牙战争。这时，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阶级乃至资产阶级完全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极端，这时帝国主义与全殖民地之间这个外部的主要矛盾，封建势力与人民大众之间这个内部的主要矛盾，就几乎合并起来，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其他矛盾的发展地位，情形是非常明显的。
　　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之各个阶段中，只有一个主要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的话，其中必定有一个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与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首先要弄清它是单纯的过程，还是复杂的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二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研究帝国主义时，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过渡期经济时，也同样告诉了我们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不能把过程中的矛盾平均看待，应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与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矛盾，既如上述。但是矛盾之中，不论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或侧面又是否可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的方面或侧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是暂时的与相对的情形，基本形态则是不平衡，就是在似乎平衡之时，实际上也没有绝对的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是主要的，他方是次要的。其主要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与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导方面属于甲方，非主导方面属于乙方；及到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双方斗争的力量来决定的。
　　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在长时期中，资产阶级处于主要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无产阶级则服从之；但到革命前夜及革命之后，无产阶级就转化到主要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而资产阶级作了相反的转化。十月革命前后的苏联就是这种情形。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已从过去封建社会时的附庸地位，转化成了主要力量，封建势力则由主要化为附庸。但何以解释日本及革命前的俄国呢？他们依然是封建势力占着优势，资本主义尚不起决定一切的作用。这是因为他们的矛盾方面尚未完成其决定的转化的原故。这种转化，因为时代的关系，已经不能走历史的老路，而为另一种情形的转化所代替，即是把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整个儿地转到被统治的地位，而由无产阶级与农民起来占据主导的方面。目前一切尚未完成资本主义转化的国家（中国也在内）都将走向这条新路，虽然并不跳过民主革命的阶段，可是这种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执行的。
　　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国社会的矛盾中，主导的方面属于前者，它在双方斗争中占着优势。然而事情也正在变化，在彼此对立的局面中，中国一方正由被压迫地位向自由独立的地位转化，而帝国主义则将转化到被打倒的地位。
　　中国国内封建势力同人民大众对抗的情况也正在变化，人民将依靠革命斗争把自己转化为主要与统治的力量。过去已有过例证，这就是南方革命势力由次要地位转化到主要地位，而北洋军阀则作了相反的转化。苏区中也有此种情形，农民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地主则作了相反的转化。
　　以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而言，资产阶级因握有生产手段与统治权，至今还居于主导地位，然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领导上说来，由于无产阶级觉悟程度与革命的彻底性，却较之动摇的资产阶级反居于主导地位，这一点将影响到中国革命之前途。无产阶级要在政治上物质上都居于主导地位，只有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果能如此，革命之决定的主导的作用就属于无产阶级了。
　　在农民与工人的矛盾中，目前工人的主导地位，曾经是由附庸地位转化而来，而农民作了相反的转化。在产业工人与手工工人的矛盾中，在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矛盾中，在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中，在劳心与劳力的矛盾中，在唯物论与唯心论的矛盾中，都作了同样的转化。
　　革命斗争中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这时，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利用已有的若干顺利条件作基础，能够逐渐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主导地位转化到以顺利为主导。1927年革命失败后的情形，红军长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今日的中日战争，中国又处在十分困难的地位，但我们应该也能够努力于它的转变。在相反的情形，顺利也能转化为困难，如果是革命党人犯了错误的话。1925至27年的大革命的胜利转化为失败，中央苏区一、二、三、四次战争粉碎围剿的胜利转化为五次围剿的失败，等等皆是。
　　研究学问时，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没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不知或知之不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精深博大的马克思主义则是矛盾的另一方面，然而由于学习的努力，可以由不知转化到知，由知之不多转化到知之甚多，我们的许多同志正是走的这条路。在相反的情形也一样，如果中途拒绝前进，或甚至想入非非走了邪路，已有的知可以化为不知，正确可以化为错误。考茨基、普列哈诺夫[8]、陈独秀等人就是走了这条路。我们队伍中的若干自大主义者，如果他不改变，也有这种危险。
　　据我看来，一切矛盾方面之主导与非主导的地位，都是这样互相转化的。
　　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导；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导；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导。如此等等，它们并不互相转化。须知这是就一般情形而言，站在唯物论的基点上，它们确是不转化的绝对的东西。然而就历史上许多特殊情形而言，它们仍在转化着。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有时亦表现其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应该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之时，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运动”[9]之时，革命理论的提倡就起了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之时，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导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时，对于政治文化上面的革新就成为主导的决定的东西了。这样来说，是否违反唯物论呢？不违反的。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但同时又承认而且应该承认，精神的东西之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而正是避免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及矛盾之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研究这两种的差别性，那就仍将陷入于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因而也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来。这两种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的不平衡性。世界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所以成其为世界，我们应该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矛盾之各种不平衡中，对于主要与非主要的矛盾、主要与非主要的矛盾方面之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决定其政治上战略战术的基本方法之一（军事上也是一样）。所以不能不充分注意这个问题。


（六）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

　　在解决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之后，必须进而研究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问题，矛盾统一律的研究才算全部地解决了。
　　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过程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各以它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共处于一个不可分的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的双方依据一定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列宁说：“辩证法是关于矛盾怎样能够是同一性，又怎样是同一性（怎样变成同一性），在怎样的条件之下矛盾变成同一性而互相转化。为什么人的思想不把这些矛盾当作死的、凝固了的东西去看，却当作生动的、附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等等问题的学说。”[10]
　　列宁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是互相对立的，是彼此不融洽、不对头、不相好、不和气的，都是些充满怨气的冤家。世上一切过程、现象、事物、思想里面，都包含着选样带冤家性的方面，没有一个例外。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冤家，复杂的过程却有二对以上的冤家。各对冤家之间，又互相成为冤家。这样组成过程、现象、事物，并推使发生运动。
　　如此说来，只是极不同一，极不统一，怎样又说是同一或统一呢？世事之怪就怪在这里，妙也就妙在这里。
　　原来矛盾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存在。假如没有冤家一方，它自己这方就失掉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的事物，或人的心中矛盾的概念，矛盾的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存在吗？不能够的。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就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就无所谓福；没有福，就无所谓祸。没有顺利，就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没有资产阶级。没有殖民地，就不能有帝国主义的压迫；没有帝国主义的压迫，也就不能有殖民地。一切过程、现象、事物之内的对立，对立的双方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互相勾搭、又是冤家又聚头，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列宁所谓辩证法研究怎样能够是同一性，就是说的这种情形。这是同一性的第一个意义。
　　然而单说了矛盾双方互为存在条件，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样就够了吗？那是不够的。事情不是矛盾互相依存就完了，还没有完，重要的事情，还在矛盾之互相转化。事物内部矛盾的方面，因一定的条件而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之第二个意义。
　　为什么这里也有同一性呢？你看，生死关系中生向死转化，不论是有机体中或有机体内细胞的生命中，生总不能长久，而在一定条件下走向它的反对方面，变为死。死呢？也不是一死完事，又必在一定条件下产出新生命来，死变为生。试问如果没有联系、没有瓜葛、没有亲属关系，就是说没有同一性，为什么生死这样相反的东西之间能够互相转化呢？
　　被压迫被剥夺的无产阶级向着无产阶级专政，即不再被压迫、不再被剥夺的方面转化，而资产阶级却经过阶级崩溃转到受无产阶级国家统治方面。苏联已经这样做了，全世界也都将要这样做。试问其间没有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联系与同一性，如何能够发生这样的变化？
　　帝国主义压迫殖民地与殖民地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命运都不能长久，帝国主义者将要被殖民地人民与他本国人民的革命势力所推翻而站在人民的统治之下。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内部的人民呢？却有解除压迫走到自由解放（被压迫的反面）之一日，二者之间由于一定条件有共同性、同一性。
　　1927年大革命的正规战争，转化为苏维埃的游击战争；开始时期的苏维埃游击战，又转化为后来的正规战争；今后又正在由苏维埃战争向着抗日的民族战争转化了去。这其间都因在一定条件下而发生同一性，相反的东西中间互相渗透、贯通、勾搭着。
　　国民党的带革命性的三民主义，因为它的阶级性及帝国主义的引诱（这就是条件），在1927年以后转化成为反动政策。又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化及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也是条件），而被迫着转向抗日救亡的方面去。矛盾的东西这一个变到那一个，其间包含了这样的同一性。
　　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是并将要是这样的过程：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转化成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到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无、得失之间，因一定条件而互相联结，变为同一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之下，农民的私有制又将转化到社会主义农业的公有制，苏联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将来也会要这样做。私产与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渗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无产阶级民主主义是相反的，然而前者必会转化为后者。相反的东西中间，在一定条件下，就产生了相成的因素。
　　提高民族文化，正是准备转化到国际文化的条件。争取民主共和国，正是准备取消民主共和国转向新的国家制度的条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准备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条件。建立与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消灭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条件。建立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了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这许多相反的东西，却同时又是相成的东西。
　　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决不会也不能同时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却宣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但同时因为我们是殖民地的党（条件），所以必须为着保卫祖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争，因为必须首先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才能参加世界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使二者构成了同一性。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相反而又相成。为什么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坚决反对爱国主义，因为那里的爱国主义只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有同一性，它同无产阶级的利益则是根本相反的。
　　有些人说：共产党不会也不能，同时又相信三民主义。我们却宣称：我们是坚持共产主义的党纲的，但是当前阶段的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别的，正是坚决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这就是条件），因此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早已执行了真正的三民主义纲领（反帝的民族主义，工农苏维埃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的民生主义）；并且十年来真正的三民主义传统也仅仅在于共产党一方面。国民党除若干分子如宋庆龄、何香凝、李锡九等人而外，抛弃了这个传统。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政纲不与真正的三民主义冲突，而且就是彻底的急进的三民主义，我们将经过民主阶段转变到共产主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是一个东西，二者矛盾着，现在阶段与将来阶段不是一个东西，二者矛盾着，但是相反而又相成，因一定的条件造成了同一性。
　　还可以说一些最眼前的事情。战争与和平是矛盾的，但又是联结的。战争转化为和平（例如第一次大战转化为凡尔赛条约，中国的国内战争在西安事变后转化为国内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目前的世界和平是暂时的，即将转化为第二次大战；日本侵略东四省后几年的和平是暂时的，现已开始转化为大陆战争）。为什么？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具备了同一性。中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订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这是矛盾的一方面；无产阶级须得提高政治的警觉性，密切注视资产阶级的政治动摇及其对于共产党的腐化作用与破坏作用，以保证党与阶级的独立性，这是矛盾的又一方面。各党的统一战线与各党的独立性，这样矛盾着的两方面，组成了当前的政治运动，两方面中去掉一方面，就没有党的政策，就没有统一战线了。我们给人民以自由，这是一方面，我们又给汉奸卖国贼破坏者以压制，这是又一方面。自由与不自由二者因一定条件而联系着，缺一就不行，这是矛盾的统一或同一性。共产党、苏维埃，以及我们主张的抗日政府之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的。它们是民主的，但又是集中的，二者矛盾而又统一着，因为在一定条件之下有同一性。苏联的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我们过去十年的工农民主专政，它们是民主的，对于革命阶级而设；它们又是专制的（或叫独裁的），对于反革命阶级而设，极端相反的东西之间有同一性。
　　军队的休息、训练，同时就是作战胜利的条件。“养兵千日”，正是为了“用在一朝”。分开前进，同时就是到达协同攻击的条件（分进合击）。退却与防御，同时就是为着反攻与进攻（以退为进，以守为攻）。迂回不是别的，就是最有效地消灭敌人的方法（以迂为直）。向东方打一打，为的要在西方得手（声东击西）。分兵以争取群众，为了便于集中以消灭敌人；集中以消灭敌人，为了便于分兵以争取群众。要坚决执行命令，又容许在统一意图下有机动的自由。要严格执行纪律，又要发扬自觉自动性。允许陈述个人志趣，但最后还是要服从团体的决定。前方工作要紧，但后方工作不能抛弃不顾。身体不好需要调养，但紧张时候又要讲牺牲。谁不赞成生活优裕，但经济困难却要准备吃苦。军事操练是重要的，非此不能破敌；但政治工作又重要，非此也就要打败仗。老兵、老干部经验丰富，是值得宝贵的；但如果没有新兵、新干部，战争与工作就不能继续。勇猛要紧，也还要智谋；张飞虽不错，到底不如赵子龙。自己领导的局部工作是重要的；但他人领导的局部及全体工作也重要或更重要，小团体主义是不正确的。自己的意见与团体的或上级机关的意见相矛盾时，可以而且应该陈述自己的意见，可是绝不容许在自己意见未被团体或上级批准时，向任何其他人员自由发表；或甚至煽动下级人员反对上级的意见。这种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是共产党与红军的起码的纪律。“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顾前不顾后，叫做莽夫。知一不知二，未为贤者。
　　一切矛盾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之全部意义。列宁所谓怎样是同一性，在怎样条件之下变成同一性而互相转化，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人的思想不把这些矛盾当作死的、凝固了的东西去看，却当作生动的、附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11]呢？因为客观事物本来是如此的。客观事物中矛盾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附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
　　为什么鸡蛋转化为鸡子，而石头不能转化为鸡子呢？为什么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而战争与石头却没有同一性呢？为什么人能生人却不能生狗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条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
　　为什么俄国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着，而法国的民主革命没有直接联系社会主义革命，巴黎公社到底失败了呢？为什么外蒙古与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又直接与社会主义联系了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可以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而避免再走英美法等的历史老路呢？为什么俄国1905年的革命同中国1911及1927年的革命都不与革命的胜利联系，却与失败联系了呢？为什么拿破仑一生的战争大都与胜利联系着，而滑铁炉[12]一战却军败身俘一蹶不振呢？为什么“可以修一条铁路往新疆，却不能修一条铁路往月球”呢？为什么德苏亲交变为敌视，而法苏敌视却又变为暂时的亲交呢？所有这些问题，没有别的，都是当前的具体条件的问题。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过程就发生矛盾，而且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变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唐吉诃德的奋力同风车作战、孙悟空的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阿丽斯的漫游奇境、鲁滨孙的漂流孤岛、阿Q的精神胜利、希特勒的世界统治、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布哈林的均衡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御用学者的思想统一、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亲日派的唯武器论以及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杞人忧天、夸父追日等等，都不能成为矛盾的同一性，不能成为具体的矛盾，反在人间添些麻烦与笑话的资料，也就是这个道理。
　　同一性的问题如此。那末，什么是斗争性呢？同一性同斗争性的关系怎样呢？
　　列宁说：“矛盾的统一（合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发展运动是绝对的”

　　列宁说：“矛盾的统一（合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发展运动是绝对的”[13]。这话怎讲？
　　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则是绝对的。矛盾的统一、同一、一致、常住性、联合性，被包含于矛盾的斗争之中，成为矛盾斗争之一因素．这就是列宁这句话的意思。
　　这就是说，单只承认矛盾引起运动是不够的，还须明白矛盾在那些状态引起运动。
　　矛盾在第一种统一（同一）状态引起运动，那是运动的特殊状态，日常生活中叫做静止、有常不变、不动、死、停顿、僵局、相持、和平、平衡、均势、调和、妥协、联合，等等，这些都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还须承认矛盾在第二种统一状态引起运动，即运动之一般状态。这就是统一物的分裂、斗争、生动、无常、活跃、变化、不和平、不平衡、不调和、不妥协、甚至冲突、对抗、或战争，这是绝对的。同一、统一、静、死等等相对的矛盾状态，包含于绝对的斗争的矛盾状态中，因为斗争贯彻于过程的始终，贯彻于一切过程之中，所以成其为绝对的东西。不懂这个道理，就是形而上学、机械论，实质上拒绝了辩证法。
　　国际间的和平条约是相对的，国际间的斗争是绝对的。阶级间的统一战线是相对的，阶级间的斗争是绝对的。党内思想上的一致是相对的，党内思想上的斗争是绝对的。自然现象中的平衡、凝聚、吸引、化合等等是相对的，而不平衡、不凝聚、排斥、分解等等是绝对的。当着过程在和平条约、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平衡、凝聚、吸引、化合等等状态之时，矛盾与斗争也仍然存在着，不过没有取激化的形式，并不是没有了矛盾，停止了斗争。由于斗争，不绝地破坏一个相对状态而转到另一个相对状态去，破坏一种过程而转到另一种过程去，这种无所不在的斗争性，就是矛盾的绝对性。
　　前面我们说，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谓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斗争贯彻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与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就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为明了这一论点，下面再举出生死关系及劳资关系以为例。
　　有机体中旧细胞的死亡，是新细胞产生的前提，也是生活过程的前提。这里生死两矛盾方面互相统一于有机体中，而又互相转变着。生细胞变为死细胞，死细胞变为生细胞（生细胞从死细胞中脱胎出来）。但这种生死的统一，生死的共处于有机体中，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生死的不并存，互相排斥、斗争、否定、转化、则始终如此，它是无条件的、永久的、绝对的。有机体中生的原素总是不绝地战胜死的原素，并且统治着死的原素，表示了斗争的绝对性。生，在一定条件之下转化为死；死，又在一定条件之下转化为生。这种条件使生死有同一性，能够互相转化。由于生死二矛盾物互相斗争，使得生必然转化为死，死必然转化为生。这种必然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由此看来，必须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必须有一定的温度环境等等条件，生死才能互相转变，互相有同一性。这是一个问题。所谓使生或死都带暂时性、相对性、就是条件不变也不能长生或长死，原因在于两者的斗争、否定、互相排除，这种情形是永久的、绝对的。这又是一个问题。
　　无产阶级替资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劳动力，这是一个决定资本主义生存的统一的过程，劳资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然而这种条件有一定的限度，就是要资本主义发展还在一定限度之内，过此限度，统一的过程发生破裂，出现了社会主义的革命。这种破裂是突然发生的，但又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从两阶级存在的一天起就开始准备着，双方的斗争是不断的，由此准备了突变。由此看来，两阶级的共存，由于一定的条件而保存着，这种一定条件下的共存，造成了两阶级的统一或同一性。两阶级又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互相转化，使得剥削者被剥削、被剥削者变为剥削剥削者，资本主义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二矛盾物有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这是一个问题。双方总是斗争，不但在统一体中是斗争的，尤其是革命的斗争，这种不可避免的状态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必然的。这又是一个问题。
　　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拿着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中存在着绝对”[14]。因此，矛盾的统一本身，也就是矛盾的斗争之一种表现或一种因素．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结论。
　　根据这种结论，所谓阶级调和论与思想统一论是否还有立足之余地，也就不言而喻了。国际的阶级调和论，形成了各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他们没有别的作用，单单充当了资产阶级的走狗。中国也有所谓阶级调和论，却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口中唱出来，他们的目的也不为别的，在于专们欺骗无产阶级，使之永为资产阶级的奴隶。所谓思想统一的滥调，则由若干直接间接依靠官场吃饭、“文人学者”们吹打出来，目的无非在抹煞真理，阻碍革命的前进。真的科学的理论不是这些调儿，而是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统一律。


（七）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在矛盾斗争性问题中，包含着对抗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回答道：一切过程是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的，矛盾的双方之间也是自始至终存在着斗争的。对抗是斗争的一种形式，不是一切矛盾都有，而是某些矛盾在其发展过程中到达了采取外部物体力量的形式而互相冲突时，矛盾的斗争便表现为对抗，对抗是矛盾斗争的特殊表现。
　　例如剥削阶级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的两阶级长期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此时社会破裂，革命的战争就出现了。
　　炸弹的爆炸，小鸡的出卵，动物的脱胎，都是矛盾物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待至一定时机，才取冲突、破局、决裂的形式。
　　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居，乃至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样，矛盾与斗争无日不存在，但战争却要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才能出现。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容许资本主义成分的相当发展，列宁认为那时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可能。就是说，利用某些资产阶级成分发展生产力，同时使之受苏维埃法律的支配，并随时限制和排斥他们，这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矛盾体共处于社会主义社会之内，互相斗争，又互相联系。待到消灭富农及消灭资本主义残余的任务提出之后，两种成分的并存就成为不可能，而生死斗争的外部对抗形式就发生了。
　　国共两党第一次统一战线的情况也是如此。
　　然而许多过程、现象、事物中的矛盾是不发展成为对抗的。
　　例如共产党内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矛盾，文化上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经济上城市与乡村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各种技术分工的矛盾，阶级关系中工农的矛盾，自然界中的生与死、遗传与变异、寒与暑、昼与夜等类的矛盾，者没有对抗形态的存在。
　　布哈林把矛盾和对抗同一看待，因此，认为在完成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对抗没有了，矛盾也没有了。列宁回答道：“这是极端不正确的，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15]布哈林是否认事物发展由于内部矛盾的推动之均衡论者，认为社会主义下没有矛盾，社会也可发展。
　　托洛茨基从另一极端出发，也把矛盾和对抗同一看待。因此，认为在社会主义下，工农之间不但存在着矛盾，而且将发展到对抗，如同劳资间的矛盾一样，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才能解决。然而苏联却用农业社会化的方法解决了，并且是在一国社会主义的情况下解决了，无须如托派所谓要待至国际革命之时。
　　布哈林把矛盾降低到消灭，托派把矛盾提升到对抗，右倾与左倾的两极端，都不了解矛盾的问题。
　　解决一般矛盾的方法与解决对抗的方法是根本不同的，这是矛盾特殊性与解决矛盾的方法之特殊性应该有具体认识的问题。凡对抗都包含矛盾性，但凡矛盾不一定都取对抗的形态，总的区别就在这里。

×　　×　　×　　×
　　矛盾统一律是宇宙的根本法则，也是思想方法的根本法则。列宁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它是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相反的，它是与形式论理学的绝对的同一律相反的。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与主观事物的过程中，矛盾贯彻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矛盾及矛盾的侧面各有其特点，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矛盾之不同如其形，这是矛盾之特殊性、相对性。矛盾着的东西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方面、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绝的，不管在其共居时或其转化时，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表现在矛盾的转化时，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研究矛盾的特殊性相对性时，要注意矛盾及矛盾方面之主要与非主要的区别；研究矛盾的斗争性时要注意矛盾的一般斗争形式与特殊斗争形式——即矛盾发展为对抗这种区别。这就是我们对于矛盾统一律的总结论。

（论矛盾统一律完。1937，8，7）


注释：

[1] 原文如此。

[2] 出自《自然辩证法》中《[辩证法作为科学]•辩证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901页：“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实质上可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3] 出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213页：“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

[4] 出自《反杜林论》第1编第12节《辩证法。量和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498页：“运动本身就是矛盾。”

[5] 出自《谈谈辩证法问题》。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306页：“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

[6] 即波里斯•伊萨科维奇•哥列夫（戈尔德曼）〔Борис Исаакович Горев, 1874—1937〕，原为孟什维克，苏联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7] 出自《谈谈辩证法问题》。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307页：“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

[8] 即普列汉诺夫。——录入者注

[9] 出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以及《怎么办？》第1章第4节。分别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443页；第6卷，第23页：“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10] 出自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90页：“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

[11] 参见前注。

[12] 原文如此，即滑铁卢。

[13] 出自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306页：“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14] 出自《谈谈辩证法问题》。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307页：“相对中有绝对”。

[15] 出自《在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0卷，第281—282页：“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

　　*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对日作战。蒋介石迟迟至事变后十日才在庐山发表谈话，确定了准备对日抗战的方针。这是由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同时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已严重地打击了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和蒋介石所直接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就在这时，蒋介石政府仍然同日本继续谈判，甚至接受日本同中国地方当局议定所谓和平解决的办法。一直到八月十三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在东南的统治地位已无法维持，才被迫实行抗战。但在这以后，直到一九四四年，蒋介石同日本的秘密谋和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完全背叛了他在庐山谈话中所谓“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声明，反对人民总动员的全面的人民战争，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更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正是说明了在抗日战争中一条共产党路线和另一条蒋介石路线之间的斗争。


一　两种方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卢沟桥事变[1]的第二日，七月八日，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宣言中说：

　　“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二十九军[2]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这就是方针问题。
　　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该谈话举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该谈话的结语说：

　　“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这就是方针问题。
　　以上是国共两党对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这两个宣言的共同点是：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
　　这是对付日本进攻的第一种方针，正确的方针。
　　但是还有采取第二种方针的可能。近月以来，平津之间的汉奸和亲日派分子积极活动，企图包围平津当局，适应日本的要求，动摇坚决抗战的方针，主张妥协退让。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
　　这种妥协退让的方针，和坚决抗战的方针是根本矛盾的。这种妥协退让的方针如不迅速改变，将使平津和华北尽丧于敌人之手，而使全民族受到绝大的威胁，这是每个人都应十分注意的。
　　第二十九军的全体爱国将士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
　　平津和华北的全体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拥护坚决抗战！
　　全国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拥护坚决抗战！
　　蒋介石先生和全体爱国的国民党员们，希望你们坚持自己的方针，实践自己的诺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以事实回答敌人的侮辱。
　　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
　　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二　两套办法

　　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之下，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
　　一些什么办法呢？主要的有如下各项：
　　（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动员我们的二百几十万常备军，包括陆海空军在内，包括中央军、地方军、红军在内，其主力立即出动开到国防线上去，其一部分留在后方维持治安。委托忠实于民族利益的将领为各方面的指挥员。召集国防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统一战斗意志。改造军队的政治工作，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个方面，使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配合起来。肃清军队中的汉奸分子。动员一定数量的后备军，给以训练，准备上前线。对军队的装备和给养给以合理的补充。按照坚决抗战的总方针，必须作如上各项的军事计划。中国的军队是不少的，但不实行上述计划，则不能战胜敌人。以政治条件和物质条件相结合，我们的军力将无敌于东亚。
　　（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开放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取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3]和《新闻检查条例》[4]，承认现有爱国团体的合法地位，扩大爱国团体的组织于工农商学各界，武装民众实行自卫，并配合军队作战。一句话，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阿比西尼亚的覆辙[5]，前车可鉴。如果坚决抗战出于真心，就不能忽略这一条。
　　（三）改革政治机构。容纳各党各派和人民领袖共同管理国事，清除政府中暗藏的亲日派和汉奸分子，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抗日是一件大事，少数人断乎干不了。勉强干去，只有贻误。政府如果是真正的国防政府，它就一定要依靠民众，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最有力量的政府是这样的政府。国民大会要是真正代表人民的，要是最高权力机关，要掌管国家的大政方针，决定抗日救亡的政策和计划。
　　（四）抗日的外交。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没收其财产，废除其债权，肃清其走狗，驱逐其侦探。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
　　（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苛捐杂税的取消，地租的减少，高利贷的限制，工人待遇的改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生活的改善，小职员的生活的改善，灾荒的救济：从这些起码之点做起。这些新政将使人民的购买力提高，市场繁荣，金融活泼，决不会如一些人所说将使国家财政不得了。这些新政将使抗日力量无限地提高，巩固政府的基础。
　　（六）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
　　（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放在有钱出钱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的财产的原则上，经济政策放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原则上，一切为了抗日。穷是错误办法产生出来的，在有了合乎人民利益的新政策之后决不会穷。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说财政经济无办法，真是没有道理的话。
　　（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执行抗战的方针和上述各项政策，依靠这个联合阵线。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政府、军队、全国各党派、全国人民，在这个两党合作的基础之上团结起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这个口号，不应该只是讲得好听，还应该做得好看。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办事要大方一点，手笔要伸畅一点。打小算盘，弄小智术，官僚主义，阿Q主义[6]，实际上毫无用处。这些东西，用以对付敌人都不行，用以对付同胞，简直未免可笑。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
　　这一套为着实现坚决抗战的办法，可以名为八大纲领。
　　坚决抗战的方针，必须随之以这一套办法，否则抗战就不可能胜利，日本永在侵略中国，中国永无奈日本何，而且难免做阿比西尼亚。
　　对坚决抗战方针有诚意的人，一定要实行这一套办法。试验坚决抗战有诚意与否，看他肯采取并实行这一套办法与否。
　　另外还有一套办法，那就是样样和这一套相反。
　　不是军队总动员，而是军队不动员，或向后撤。
　　不是给人民以自由，而是给人民以压迫。
　　不是民主集中制的国防性的政府，而是一个官僚买办豪绅地主的专制政府。
　　不是抗日的外交，而是媚日的外交。
　　不是改良人民生活，而是照旧压榨人民，使人民呻吟痛苦，无力抗日。
　　不是国防的教育，而是亡国奴的教育。
　　不是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而是照旧不变甚至变本加厉的无益于国有益于敌的财政经济政策。
　　不是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城，而是拆毁这个长城，或是阳奉阴违、要做不做地讲一顿“团结”。
　　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这个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教训。方针如果是坚决抗战，那就非实行合乎这个方针的一套办法不可，非实行这八大纲领不可。

三　两个前途

　　前途怎样呢？这是大家所担心的。
　　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没有疑义了。
　　实行第二种方针，采取第二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也没有疑义了。

四　结　　论

　　一定要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
　　一定要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坚决地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坚决地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注释

[1] 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卢沟桥距北京（当时称北平）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当时北宁路（北京至辽宁沈阳的铁路）沿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北京西南的丰台，都有日本侵略军驻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

[2] 第二十九军原来是冯玉祥西北军的一部分，当时驻在平津、河北、察哈尔（现在分属河北、山西两省）一带。宋哲元是这个军的军长，他在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的影响下，曾一度幻想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冯治安是这个军的第三十七师师长，该师的一一○旅在卢沟桥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进攻，揭开了全国性抗战的序幕。

[3] 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用“危害民国”的罪名作为迫害和杀戮爱国人民和革命者的借口。按该法的规定，凡从事反对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活动者处死刑；凡与革命活动发生联系的或以文字图书演说方式进行革命宣传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凡组织进步文化团体、集会宣传反法西斯主义者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颁布，标志着国民党统治的日益法西斯化。

[4] 《新闻检查条例》，指国民党为压制人民言论自由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九日制定的《新闻检查标准》，同年十月五日又作了补充规定。《新闻检查标准》规定，在国民党统治区报刊上发表的任何文字，都要在刊出以前，将稿件送交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检查。检查官可以任意删改和扣留。

[5] 参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第八节。

[6]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19〕。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这个提纲为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通过。



　　（甲）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由于日寇无底止的进攻，全国人民的坚决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倾向抗日，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努力提倡、坚决实行和取得全国的赞助，使得“九一八”[1]以来中国统治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在卢沟桥事变后开始转变到实行抗战的政策，使得一二九[2]运动以来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由停止内战准备抗战的阶段，过渡到了实行抗战的阶段。以西安事变[3]和国民党三中全会[4]为起点的国民党政策上的开始转变，以及蒋介石先生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关于抗日的谈话，和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中国共产党谨以无上的热忱，向所有全国的爱国军队爱国同胞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乙）但在另一方面，在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以后，国民党当局又依然继续其“九一八”以来所实行的错误政策，进行了妥协和让步[5]，压制了爱国军队的积极性，压制了爱国人民的救国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在夺取平津之后，依靠其野蛮的武力，借助德意帝国主义的声援，利用英帝国主义的动摇，利用中国国民党对于广大劳动民众的隔离，毫无疑义将继续坚持其大规模进攻的方针，实行第二步、第三步的预定的作战计划，向着整个华北及其它各地作猛烈的进攻。察哈尔[6]、上海等地的烽火已经燃烧起来了。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抵御强寇的进攻，保卫华北和沿海，收复平津和东北，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当局必须深切地认识东北平津丧失的教训，认识阿比西尼亚亡国的覆辙[7]，认识苏联过去战胜外敌的历史[8]，认识西班牙现在胜利地保卫马德里[9]的经验，坚固地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而作战到底。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里的关键是国民党政策的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的进步是值得赞扬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所多年企望的，我们欢迎这种进步。然而国民党政策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依然没有什么转变，对人民抗日运动基本上依然不肯开放，对政府机构依然不愿作原则的改变，对人民生活依然没有改良的方针，对共产党关系也没有进到真诚合作的程度。在如此的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国民党如果还因循上述的政策不愿迅速改变，将使抗日战争蒙受绝大的不利。有些国民党人说：待抗战胜利后再实行政治改革吧。他们以为单纯的政府抗战便可以战胜日寇，这是错误的。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地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然而要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必须国民党政策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必须全国上下共同实行一个彻底抗日的纲领，这就是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先生所手订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精神而提出的救国纲领。
　　（丙）中国共产党以满腔的热忱向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提出彻底战胜日寇的十大救国纲领。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只有完全地、诚意地和坚决地执行这个纲领，才能达到保卫祖国战胜日寇之目的。否则，因循坐误，责有攸归；全国丧亡，嗟悔无及。十大救国纲领如下：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否认对日债务，废除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收回一切日本租界。
　　为保卫华北和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
　　为收复平津和东北而血战到底。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反对任何的动摇妥协。
　　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实行全国抗战。
　　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方针。
　　设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和决定国防计划和作战方针。
　　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
　　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
　　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发扬军队的积极性。
　　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
　　实现一切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
　　建立全国各地军区，动员全民族参战，以便逐步从雇佣兵役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
　　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
　　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
　　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
　　动员蒙民、回民及其它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
　　四、改革政治机构：
　　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
　　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和人民团体中的革命分子，驱逐亲日分子。
　　国防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
　　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
　　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
　　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
　　联合朝鲜和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
　　七、改良人民生活：
　　改良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
　　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
　　废除苛捐杂税。
　　减租减息。
　　救济失业。
　　调节粮食。
　　赈济灾荒。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
　　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丁）必须抛弃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政府必须和人民团结起来，恢复孙中山先生的全部革命精神，实行上述的十大纲领，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决本上述纲领，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中国共产党在自己一贯的方针下愿意和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其它党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手携手地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战胜万恶的日寇，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坚决反对那种投降妥协的汉奸理论，同时也应该坚决反对那种以为无法战胜日寇的民族失败主义。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在实现上述十大纲领的条件下，战胜日寇的目的是一定能达到的。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注释

[1]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4〕。

[2]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8〕。

[3] 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4]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11〕。

[5] 参见本卷《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题解。

[6]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13〕。

[7] 参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第八节。

[8] 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9〕。

[9] 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一九三六年七月，德意法西斯支持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势力发动叛乱，并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政。西班牙人民在人民阵线政府领导之下，进行了保卫民主反对侵略的英勇抗战。这个战争，以马德里的保卫战最为激烈。保卫马德里的战争，从一九三六年十月起，前后坚持两年又五个月的时间。由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用虚伪的所谓“不干涉”政策帮助侵略者，又由于人民阵线内部发生了分化，马德里在一九三九年三月陷落。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是第四种。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六种。
　　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第七种。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八种。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九种。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十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
　　还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有这十一种。
　　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
　　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还在一九三三年，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在停止进攻红军、给民众以自由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之下，准备同任何国民党部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那是因为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已经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了。但是我们的目的没有达到。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号召各党各派和全国同胞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同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同民族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2]。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又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3]。同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对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送了一封信，要求国民党实行停战，并组织两党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4]。同年九月，共产党又作了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决议[5]。不但发了这些宣言、通电、书信和决议，而且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多次和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然而还是没有结果。直至西安事变[6]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今年二月十日，当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具体地建立两党合作，乃以一个系统的建议电告该会[7]。在这个电报内，要求国民党向共产党保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国民大会，迅速准备抗日和改良人民生活等五项；共产党也向国民党保证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新民主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等四项。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步骤，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步骤，则两党合作的建立势将推迟，而这对于迅速准备抗日是完全不利的。
　　自此以后，两党的谈判接近了一步。关于两党共同的政治纲领问题，要求开放民众运动和释放政治犯问题，红军改名问题等，共产党方面都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虽然共同纲领的颁布，民众运动的开放，革命根据地的新制度的承认等事，至今还没有实现；然而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按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又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已在平津失守约一个月之后颁布了。还在七月十五日就已交付了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宣布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以及当时约定随之发表的蒋介石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谈话，虽延搁太久，未免可惜，也于九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正当前线紧张之际，经过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先后发表了。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共产党的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蒋氏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很好的；但是还没有抛弃国民党的自大精神，还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这是我们所不能满意的。但是不论如何，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然而由于一部分人对于革命主义未能坚持，正当革命走到将次完成之际，破裂了两党的统一战线，招致了革命的失败，外患乃得乘机而入。这是两党统一战线破裂了的结果。现在两党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尽管还有某些人还不明了这个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及其伟大的前途，还在认为结成这个统一战线不过是一个不得已的敷衍的临时的办法，然而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新的有利的证据已经表现出来了。第一个证据，是还在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就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同。人心的向背，于此可见。第二个证据，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两党实行停战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各党各派各界各军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状况。虽然这个团结对于抗日的需要说来还是异常不够的，特别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团结问题至今在基本上还没有解决。第三个证据，这是最为显着的，就是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这个抗战，就目前的情况说来，我们是不能满意的，因为它虽然是全国性的，却还限制于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我们早已指出，这样的抗战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虽然如此，但是确实已经发动了百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全国范围的对外抗战，没有国内和平和两党合作这是做不到的。如果说当两党统一战线破裂的时候，日寇可以不费一弹而得东北四省[8]，那末，当两党统一战线重新建立了的今日，日寇就非经过血战的代价不能得到中国的土地。第四个证据，就是对国际的影响。全世界工农民众和共产党，都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国共合作成立后，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将更积极地援助中国。中苏已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9]，今后两国关系有更进一步的希望。根据上述的这些证据，我们可以判断，统一战线的发展，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和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然而这样伟大的任务，不是停止在现在状况的统一战线所能完成的。两党的统一战线还需要发展。因为现在成立的统一战线，还不是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的呢？不是的，它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现在的统一战线事实上还停止在两个党的范围之内，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它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被发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是目前的最严重的情形。它的严重性，就是影响到前线不能打胜仗。华北以至江浙前线的严重危机，现在已经不能掩饰，也无须掩饰了，问题是怎样挽救这个危机。挽救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孙先生临终时的这个遗嘱，说他是积四十年的经验，深知必须这样做，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究竟根据什么理由一定不肯实行这个遗嘱？究竟根据什么理由在如此危急存亡的关头还不下决心实行这个遗嘱？谁也明白，统制、镇压，是和“唤起民众”的原则相违背的。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是决然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们还在今年五月间，就对于这个问题大声疾呼地警告过当权的国民党，指出了没有民众起来抗战，就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不但中国共产党人，各地的许多先进同胞以及国民党的许多贤明的党员，都曾指出了这一点。可是统制政策依然没有改变。其结果就是政府和人民隔离，军队和人民隔离，军队中指挥员和战斗员隔离。统一战线没有民众充实起来，前线危机就无可避免地只会增大，不会缩小。
　　今天的抗日统一战线，还没有一个为两党所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去代替国民党的统制政策。现在国民党对待民众的一套，还是十年来的一套，从政府机构，军队制度，民众政策，到财政、经济、教育等项政策，大体上都还是十年来的一套，没有起变化。起了变化的东西是有的，并且是很大的，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两党的内战停止了，全国的抗日战争起来了，这是从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局的极大的变化。然而上述的一套则至今没有变化，这叫做没有变化的东西和变化了的东西不相适应。过去的一套仅适用于对外妥协和对内镇压革命，现在还是用了这一套去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所以处处不适合，各种弱点都暴露出来。不干抗日战争则已，既然要干了，并且已经干起来了，又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危机了，还不肯改换一套新的干法，前途的危险是不堪设想的。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它像一条绳索，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加入统一战线的团体和个人都紧紧地约束起来。这才能说得上坚固的团结。我们反对旧的那一套约束，因为它不适应于民族革命战争。我们欢迎建立一套新的约束代替旧的，这就是颁布共同纲领，建立革命秩序。必须如此，才能适应抗日战争。
　　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0]。
　　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上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若干人们对于共产党愿意实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觉得奇怪，如像上海的诸青来[11]，就是在上海的刊物上提出这种疑问的一个。他们以为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不能并存的。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说到三民主义，还在十年前两党的第一次统一战线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就已经经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共同决定加以实行，并且已经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经过每一个忠实的共产党人和每一个忠实的国民党人的手，在全国很大的地区中实行过了。不幸在一九二七年统一战线破裂，从此产生了国民党方面十年来反对实行三民主义的局面。然而在共产党方面，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为什么共产党现在又申明取消工农民主专政和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呢？这个理由我们也早已说明了，不是这种制度和办法根本要不得，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使联合全民族各阶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成了必需，而且有了可能。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为了共同反对法西斯，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也有了必需和可能。所以，我们主张在中国建立民族的和民主的统一战线。我们用以代替工农民主专政的各阶层联合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是在这种基础之上提出的。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正是孙中山先生曾经提出过的政策；我们今天停止实行这个政策，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说中国不要解决土地问题。关于这种政策改变的客观原因和时间性，我们曾经毫不含糊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一贯地坚持了并发展了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即革命的三民主义，所以共产党能于强寇压境民族危急之际，及时地提出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这种唯一能够挽救危亡的政策，并且不疲倦地实行之。现在的问题，不是共产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反而是国民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现在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据以定出一定的政纲和政策，并真正而不二心地、切实而不敷衍地、迅速而不推延地实行起来，这在中国共产党方面真是日夜馨香祷祝之的。为此，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国。一切和这个纲领相抵触的东西，如果还要继续下去，就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这个纲领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不得到国民党同意是不可能的，因为国民党现在还是中国的最大的握有统治权的政党。我们相信，那些贤明的国民党人会有一天同意这个纲领的。因为如果不同意的话，三民主义就始终是一句空话，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就不能恢复，日本帝国主义就不能战胜，中国人民的亡国奴境遇就无可避免。真正贤明的国民党人是决不愿意这样的，全国人民也决不会眼看着尽当亡国奴。而况蒋介石先生在其九月二十三日的谈话中已经指出：“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现。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这是很对的。现在的急务在谋三民主义的实现，放弃个人和小集团的私见，改变过去的老一套，立即实行符合于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彻底地与民更始。这是今天的唯一的道路。再要推延，就会悔之无及了。
　　然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现在的政府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不是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府。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的实行，没有一个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府是不可能的。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制度还是老制度，要用这种制度的军队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军队都在执行抗战的任务，我们对于所有这样的军队，特别是在前线抗战的军队，都是具有钦敬之忱的。然而国民党军队的制度不适宜于执行彻底战胜日寇的任务，不适宜于顺利地执行三民主义和革命纲领，必须加以改变，这在三个月来的抗战教训中已经证明了。改变的原则就是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制度是基本上违反这两个原则的。广大的将士虽有忠勇之心，但束缚于旧制度，无法发挥其积极性，因此旧制度应该迅速地开始改造。不是说把仗停下来改造了制度再打，一面打仗一面就可以改变制度。中心任务是改变军队的政治精神和政治工作。模范的前例，就是在北伐战争时代的国民革命军，那是大体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军队，恢复那时的精神是完全必要的。中国应学习西班牙战争的教训，西班牙共和国的军队是从极困难的境遇中创造出来的。中国的条件优于西班牙，但是缺乏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缺乏一个能执行全部革命纲领的统一战线的政府，又缺乏大量的新制度的军队。中国应该补救这些缺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今天，对于整个抗日战争，还只能起先锋队的作用，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决定的作用，但是它的一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优点是足供全国友军采择的。这个军队也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的情形，它也曾经过许多的改造工作，主要地是肃清了军队内部的封建主义，实行了官兵一致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个经验，可以供全国友军的借鉴。
　　当权的国民党的抗日同志们，我们和你们在今天一道负着救亡图存的责任。你们已经和我们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了，这是很好的。你们实行了对日抗战，这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不同意你们继续其它的老政策。我们应该把统一战线发展充实起来，把民众加进去。应该把它巩固起来，实行一个共同纲领。应该决心改变政治的制度和军队的制度。一个新政府的出现是完全必要的，有了这样一个政府，才能执行革命的纲领，也才能在全国范围内着手改造军队。我们的这个建议是时代的要求。这个要求，你们党中也有许多人感觉到，现在是实行的时候了。孙中山先生曾经下决心改造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因而奠定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基础。实行同样改造的责任，今天是落在你们的肩上了。一切忠诚爱国的国民党人当不以我们的建议为不切需要。我们坚决相信，这个建议是符合于客观的需要的。
　　我们民族已处在存亡绝续的关头，国共两党亲密地团结起来啊！全国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在国共两党团结的基础之上亲密地团结起来啊！实行一切必要的改革来战胜一切困难，这是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完成了这个任务，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注释

[1] 参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3〕。

[2] 参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4〕。

[3]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5〕。

[4] 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9〕。

[5] 参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7〕。

[6] 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7]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9〕。

[8]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5〕。

[9]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10] 见本卷《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11] 诸青来，上海人。一九三四年参加中国国家社会党，曾任上海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校教授。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上海《新学识》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后来，他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成为汪精卫汉奸政府中的一员。

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战争

　　贝问：中国共产党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后，有什么具体表示？

　　毛答：在这次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向全国警告过，对日战争是不能避免的，所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和平解决”的言论，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词句，都不过是掩盖其战争准备的烟幕弹。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的政策，才能进行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革命政策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实现民主改革，以动员全体民众加入抗日战线。对于相信日本的“和平保证”，以为战争或可避免，以及相信不动员民众也可以抵抗日寇的人们，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战争的爆发及其经过，证明我们这些意见的正确。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宣言，号召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抵抗日寇的侵略，加强民族统一战线。不久我们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提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政府所应采取的政策。国共合作成立之时，又发表了一个重要的宣言。这些都证明我们对于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政策来进行抗日战争的这种方针，是坚持不懈的。在这个时期中，我们的基本口号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抗日战争的情况和教训

　　问：据你的观察，战争到现在已经产生了一些什么结果？

　　答：主要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城、略地、奸淫、抢劫、焚烧和屠杀，把亡国危险最后地加在中国人身上。另一方面是中国大多数人从此得到了深刻的认识，知道非进一步团结和实现全民抗战不能挽救危机。同时，也开始提醒了世界各和平国家认识抵抗日本威胁的必要。这些就是已经产生了的结果。

　　问：日本的目的你以为是什么？这些目的已经实现了多少？

　　答：日本的计划，第一步是占领华北和上海，第二步是占领中国的其它区域。说到日寇实现其计划的程度，由于中国的抗战至今还限于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日寇已在短期内取得了河北、察哈尔、绥远[2]三省，山西亦在危急中。惟有实行民众和政府一致的抗战，才能挽救这个危局。

　　问：据你的意见，中国的抗战也有它的成绩没有？如果说到教训，则教训在何处？

　　答：这个问题我愿意和你多谈一谈。首先来说，成绩是有的，而且是伟大的。这表现在：（一）现在的抗日战争，是自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所没有的。它在地域上是真正全国的战争。这个战争的性质是革命的。（二）战争使全国分崩离析的局面变成了比较团结的局面。国共合作是这个团结的基础。（三）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间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的，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四）给了日寇以很大的消耗。听说日寇资财的消耗是每天二千万日元；人员的消耗尚无统计，但一定也是很大的。如果说过去日寇差不多不费一点气力唾手而得东四省[3]，现在就非经过血战不能占领中国的土地了。日寇原欲在中国求偿其大欲，但中国的长期抵抗，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走上崩溃的道路。从这一方面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抗日战争的革命性也表现在这一方面。（五）从战争取得了教训。这是用土地和血肉换来的。
　　说到教训，那也是很大的。几个月的抗战，暴露了中国的许多弱点。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有些人说：“现在的战争已经是全面性的战争。”这只说明了参战地域的普遍。从参战的成分说来则是片面的，因为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几个月来许多土地的丧失，许多军队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现在的抗战虽然是革命的，但是它的革命性不完全，就是因为还不是群众战。这也同时是一个团结问题。中国各党派间虽然较前团结，但是还远远地没有达到必要的程度。政治犯大多数还没有释放，党禁并没有完全开放。至于政府和人民之间，军队和人民之间，军官和士兵之间，关系依然十分恶劣，这里有的是隔离而不是团结。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战争的胜利是无从说起的。此外，军事上的错误，也是丧军失地的一个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动的仗，军事术语叫做“单纯防御”。这样的打法是没有可能胜利的。要胜利必须政治上军事上都采取和现时大有区别的政策。这就是我们所得的教训。

　　问：那末，政治上军事上必需的条件是什么？

　　答：政治上说来，第一、须将现政府改造成为一个有人民代表参加的统一战线的政府。这个政府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这个政府实行必要的革命政策。第二、允许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使战争带着群众性。第三、人民生活的改良是必要的，改良办法包括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改良工人和下级官兵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救济灾民难民等等。政府的财政应该放在合理负担即有钱出钱的原则上。第四、外交政策的积极化。第五、文化教育政策的改革。第六、严厉地镇压汉奸。这个问题现在已到了极严重的程度。汉奸们横行无忌：在战区则援助敌人，在后方则肆行捣乱，并有装出抗日面貌反称爱国人民为汉奸而加以逮捕者。但是要真正镇压汉奸，只有人民起来和政府合作，才有可能。军事上说来，亦须实行全盘的改革，主要地是战略战术上单纯防御的方针，改变为积极攻击敌人的方针；旧制度的军队，改变为新制度的军队；强迫动员的方法，改变为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法；不统一的指挥，改变为统一的指挥；脱离人民的无纪律状态，改变为建设在自觉原则上的秋毫无犯的纪律；单单正规军作战的局面，改变为发展广泛的人民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作战的局面，等等。所有上述这些政治军事条件，都在我们发布的十大纲领中提出来了。这些政策，都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的精神。只有实行这些，战争才能胜利。

　　问：共产党如何使这个纲领实行起来？

　　答：我们的工作，是以不疲倦的努力，解释现在的形势，联合国民党及其它一切爱国党派，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范围还很狭小，必须把它扩大起来，这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唤起民众”的遗嘱，动员社会的下层民众加进这个统一战线去。说到统一战线的巩固，就是要实行一个共同纲领，用这个纲领来约束各党各派的行动。我们同意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但这个纲领至今没有为各党派所承认，首先国民党还没有承认发布这样一个全部的纲领。国民党现在已经部分地实行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这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但是民权主义是没有实行的，民生主义也没有实行，这样就使得现在的抗战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现在战争如此紧急，应是国民党全部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再不实行就要悔之无及了。共产党的责任，在于大声疾呼地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作不疲倦的解释和说服，务使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孙氏遗嘱，全部地彻底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起来，用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

　　问：请你告我以八路军的情形，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例如战略战术方面，政治工作方面等等。

　　答：自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以后，关心它的行动的人确是很多的。我现在向你说明一个大概。
　　先说战斗情况。在战略上，八路军正以山西为中心进行战争。如你所知，八路军曾经取得了多次的胜利，例如平型关的战斗，井坪、平鲁、宁武的夺回，涞源、广灵的克复，紫荆关的占领，大同雁门关间、蔚县平型关间、朔县宁武间日军的三条主要运输道路的截断，对雁门关以南日军后方的攻击，平型关、雁门关的两次夺回，以及近日的曲阳、唐县的克复等。进入山西的日本军队，现在在战略上是在八路军和其它中国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我们可以断言，日军在华北今后将遇到最坚强的抵抗。日军要在山西横行，必然将遇到它前所未有的困难。
　　其次，战略战术问题。我们采取了其它中国军队所没有采取的行动，主要地是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这种战法，比较单纯的正面防御大有区别。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再则使用若干兵力于敌人后方，其威力特别强大，因为捣乱了敌人的运输线和根据地。就是在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用单纯防御的战法，主要应采取“反突击”。几个月来军事上的失利，作战方法失宜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这和我们过去在国内战争时采用的战法，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但亦有某些区别。拿现时这一阶段的情况来讲，集中使用兵力之时较少，分散使用兵力之时较多，这是为着便于在广大地域袭击敌人翼侧和后方。若在全国军队，因其数量广大，应以一部守正面及以另一部分散进行游击战，主力也应经常集中地使用于敌之翼侧。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
　　其次，政治工作问题。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着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着，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此外，从第二个原则出发，八路军的补充不采取强迫人民的方式，而采取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式，这个办法较之强迫的办法收效大得多。
　　现在河北、察哈尔、绥远和山西的一部分虽已丧失，但我们决不灰心，坚决号召全军配合一切友军为保卫山西恢复失地而血战到底。八路军将和其它中国部队一致行动，坚持山西的抗战局面；这对于整个的战争，特别是对于华北的战争，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问：据你看来，八路军的这些长处，是否也能适用于其它中国军队？

　　答：完全能够适用。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时代有了新精神的军队，其作战方法也自然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的呆板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因此获得了北伐的胜利。现在的抗日战场，正需要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并不一定要有几百万，有了几十万作中心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以来全国军队的英勇牺牲，我们是十分敬佩的，但是需要从血战中得出一定的教训。

　　问：宽待俘虏的政策，在日本军队的纪律下未必有效吧？例如释放回去后日方就把他们杀了，日军全部并不知道你们政策的意义。

　　答：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越杀得多，就越引起日军士兵同情于华军。这种事瞒不了士兵群众的眼睛。我们的这种政策是坚持的，例如日军现已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施放毒气，即使他们这样做，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抗日战争中的投降主义

　　问：据我所知，日本一面进行战争，一面又在上海放出和平空气。日本的目的究竟何在？

　　答：日本帝国主义在达到它的一定步骤后，它将为着三个目的再一次放出和平的烟幕弹。这三个目的是：（一）巩固已得的阵地，以便作为第二步进攻的战略出发地；（二）分裂中国的抗日阵线；（三）拆散世界各国援助中国的阵线。现在的和平空气，不过是施放和平烟幕弹的开始而已。危险是在中国居然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准备去上敌人的钓钩，汉奸卖国贼从而穿插其间，散布种种谣言，企图使中国投降日寇。

　　问：据你看，这种危险的前途如何？

　　答：前途不外两种，一是中国人民把投降主义克服下去；一是投降主义得势，中国陷于纷乱，抗日阵线趋于分裂。

　　问：两种情况中何种可能为多？

　　答：中国人民是全体要求抗战到底的，中国统治集团中如果有一部分人在行动上走入投降道路，则其余坚决部分必起而反对，和人民一道继续抗战。这种情况，当然是中国抗日战线的不幸。但是我相信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群众将克服投降主义，使战争坚持下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问：请问如何克服投降主义？

　　答：言论上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行动上组织人民群众制止投降运动。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认为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不知失败正是成功之母，从失败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即是将来胜利的基础。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不看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不看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而敌人则在胜利中包含了失败的因素。我们应当向人民群众指出战争的胜利前途，使他们明白失败和困难的暂时性，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投降主义者没有了群众的基础，即无所施其伎俩，抗日战线便能巩固起来。

民主制度和抗日战争

　　问：共产党在纲领中提出的“民主”是什么意思？它和“战时政府”岂不是互相冲突的？

　　答：一点也不冲突。共产党还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就提出了“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政治上组织上的含义包括如下三点：（一）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它小资产阶级在内。（二）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三）政府给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特别是组织、训练和武装自卫的自由。从这三方面看来，它和所谓“战时政府”并没有任何的冲突，这正是一个利于抗日战争的国家制度和政府制度。

　　问：可是“民主集中”在名词上不是矛盾的东西吗？

　　答：应当不但看名词，而且看实际。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民主集中制。

　　问：这和战时内阁制度不相符合吧？

　　答：这和历史上的某些战时内阁制度不相符合。

　　问：难道也有符合的？

　　答：也有符合的。战时的政治制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民主集中的，一是绝对集中的，由战争的性质所决定。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正义的战争，一是非正义的战争。例如二十几年前的欧洲大战，就是一个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那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强迫人民为帝国主义的利益作战，违反人民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英国路易乔治[4]一类的政府就是需要的。路易乔治压迫英国人民不许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话，任何表现这种民意的机关和集会都不许存在；即使仍然有国会，那也是奉令通过战争预算的国会，也是一群帝国主义者的机关。政府和人民在战争中的不一致，就产生了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绝对集中主义的政府。可是历史上还有革命的战争，例如法国的革命战争、俄国的革命战争、目前西班牙的革命战争。在这一类的战争中，政府不怕人民不赞成战争，因为人民极愿意进行这种战争；政府的基础建设在人民的自愿支持之上，所以政府不但不惧怕人民，而且必须唤起人民，引导人民发表意见，以便积极地参加战争。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人民完全同意的，战争的进行没有人民参加又是不能胜利的，因此民主集中制成为必要。中国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也是依靠民主集中制取得了胜利。由此可见，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时候，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这样的政府就不应畏惧人民反对战争，相反，这个政府所顾虑的，应是人民的不起来和对于战争的冷淡。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则。

　　问：那末，你们准备经过什么步骤实现新的政治制度？

　　答：关键在于国共两党的合作。

　　问：为什么？

　　答：十五年来的中国政局，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决定的因素。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两党合作，造成了第一次革命的胜利。一九二七年两党的分裂，造成了十年来的不幸局面。然而分裂的责任不在我们，我们是被迫转入抵抗国民党压迫的方向的，我们坚持了解放中国的光荣的旗帜。现在进入第三个阶段了，为了抗日救国，两党必须在一定纲领上进行彻底的合作。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这个合作算是成立了，问题在于双方承认一个共同纲领，并在这个纲领上行动起来。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是这纲领的重要部分。

　　问：怎样经过两党的合作达到新制度的建立？

　　答：我们正在提议改造政府机构和军队制度。为应付当前的紧急状态，我们提议召集临时国民大会。这个大会的代表，应大体上采用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的主张，由各抗日党派、抗日军队、抗日民众团体和实业团体，按照一定比例推选出来。这个大会的职权，应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它决定救国方针，通过宪法大纲，并选举政府。我们认为抗战已到了紧急的转变关头，只有迅速召集这种有权力而又能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才能一新政治面目，挽救时局危机。这一提议我们正在向国民党交换意见，希望得到他们的同意。

　　问：国民政府不是宣布了停止国民大会的召集吗？

　　答：那个停止是对的。停止的是国民党过去准备召集的国民大会，那个大会按国民党的规定是一点权力也没有的，其选举更根本不合民意。我们和社会各界都不同意那样的国民大会。我们现在提议的临时国民大会，和已经停止的根本不同。临时国民大会开会之后，全国面目必为之一新，政府机构的改造，军队的改造和人民的动员，就得着一个必要的前提。抗战局面的转机，实系于此。


注释

[1] 见本卷《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2] 察哈尔，原来是一个省，一九五二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山西两省。绥远，原来也是一个省，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3]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5〕。

[4] 路易乔治即劳合•乔治，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二年任英国首相。

　　* 这是毛泽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从这时起，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反对这个提纲；直到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才基本上克服了这种右的偏向。



一　目前形势是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

　　（一）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
　　（二）但是我们早就指出（今年四月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1]，五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2]，八月中央政治局的决议[3]）：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
　　（三）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
　　（四）国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虽然也是民族战争，虽然也带着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的，是决然不能保卫祖国的。
　　（五）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
　　（六）在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全面抗战中，必须执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4]，必须有一个完全执行这个纲领的政府和军队。
　　（七）上海太原失陷后的形势是这样的：
　　1、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江浙，国民党的战线已被击破，日寇正向南京和长江流域进攻。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已表现不能持久。
　　2、英、美、法等国政府为它们自己的帝国主义的利益表示援助中国，还限于口头上的同情，而没有什么实力的援助。
　　3、德意法西斯竭力援助日本帝国主义。
　　4、国民党对于它的用以进行片面抗战的一党专政及其对民众的统制政策，还不愿意作原则上的改变。
　　这些是一方面的情形。
　　另一方面则表现：
　　1、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极大地极快地扩大，“民族救星”的声浪在全国传布着。共产党和八路军决心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用以捍卫全国，钳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进攻。
　　2、民众运动开展了一步。
　　3、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
　　4、国民党中主张改革现状的势力正在增长。
　　5、世界人民反对日本和援助中国的运动正在发展。
　　6、苏联正在准备用实力援助中国。
　　这些是又一方面的情形。
　　（八）因此，目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危机严重的过渡期。
　　（九）在此期间，中国的片面抗战可能向三个方向发展：
　　第一个方向，结束片面抗战，代以全面抗战。这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要求，但是国民党还没有下决心。
　　第二个方向，结束抗战，代以投降。这是日寇、汉奸和亲日派的要求，但是遭到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反对。
　　第三个方向，抗战和投降并存于中国。这将是日寇、汉奸和亲日派无法达到第二个方向的目的，因而实行其破裂中国抗日阵线的阴谋诡计的结果。他们正在策动这一着。这个危险严重地存在着。
　　（十）依目前形势看来，国内国际不许可投降主义得势的因素，占着优势。这些因素是：日本坚决灭亡中国的方针使中国处于非战不可的地位，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存在，中国人民的要求，国民党内多数党员的要求，英、美、法顾虑到国民党投降对于它们利益的损失，苏联的存在及其援助中国的方针，中国人民对于苏联的深切希望（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等等。如果把这些因素好好地组织起来，不但将克服投降和分裂的因素，也将克服停顿于片面抗战的因素。
　　（十一）因此，从片面抗战转变到全面抗战的前途是存在的。争取这个前途，是一切中国共产党员、一切中国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和一切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务。
　　（十二）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现在是处在严重的危机中。危机也许将延长，也许将较快地被克服。决定的因素，在中国内部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在这一合作的基础上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是工农群众的力量；在中国外部是苏联的援助。
　　（十三）国民党有在其政治上组织上加以改造的必要，也有这种可能[5]。这主要地是因为日本的压迫，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国人民的要求，国民党内部新生力量的增长。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它实现这一改造，以便作为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基础。这一改造无疑须得到国民党中央的同意，我们是站在建议的地位。
　　（十四）改造政府。我们提出了召集临时国民大会的方针，这也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这一改造也无疑须得到国民党的同意。
　　（十五）改造军队的任务是建立新军和改造旧军。如能在半年到一年内建立二十五万到三十万具有新的政治精神的军队，则抗日战场上必能开始看到转机。这种新军将影响并团结一切旧军。这是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军事基础。这一改造，同样须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八路军应在这一改造过程中起模范作用。八路军本身应该扩大。

二　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

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

　　（十六）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6]，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十七）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
　　（十八）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
　　（十九）还在四月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时，又在五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时，特别是在八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洛川会议）时，我们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
　　（二十）为什么要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呢？这是因为：
　　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广泛宣传，蒋介石关于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国民党对于红军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七月庐山训练班[7]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以章乃器为代表[8]），等等情况。
　　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的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严重的情况，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
　　（二十一）几个月以来，主要是抗战以来，共产党中央及其各级组织，对这种已经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投降主义倾向作了明确而坚决的斗争和必要的预防，并且收到了成效。
　　在参加政权问题上，中央发出了一个决议案的草案[9]。
　　在八路军中，开始向新军阀主义倾向作斗争。这种倾向，表现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等等现象上面。这个新军阀主义倾向虽然和表现在打人、骂人、破坏纪律等等现象上面的老的军阀主义倾向同其根源（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同其结果（脱离群众）；然而它是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时期发生的，它带着特别大的危险性，所以特别值得注意，需要坚决地加以反对。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因受国民党干涉而改为政训处的政治部的名称，现在已经恢复了。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新的战略原则，并坚持地执行之，因而基本上保证了八路军作战上和工作上的胜利。拒绝了国民党派遣他们的党员来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坚持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在各革命的抗日根据地，同样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纠正了“议会主义”倾向[10]（当然并不是第二国际的议会主义，这种议会主义在中国党内是没有的），坚持了反对土匪、敌探和破坏者的斗争。
　　在西安，纠正了两党关系上的无原则倾向[11]（迁就倾向），重新开展了群众斗争。
　　在陇东，情况和西安大体相同[12]。
　　在上海，对“少号召，多建议”的章乃器主义给了批评，开始纠正了救亡工作中的迁就倾向。
　　在南方各游击区[13]——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是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后还用“围剿”政策企图消灭、在卢沟桥事变后又改用调虎离山政策企图削弱的力量——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1）无条件集中（适应国民党拔去这些支点的要求）的防止；（2）国民党派人的拒绝；（3）何鸣危险（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危险）[14]的警戒。
　　在《解放周刊》[15]，坚持了严正的批评态度。
　　（二十二）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任何破裂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不许可的。“左”倾关门主义仍然要防止。但是在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它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二十三）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这是我们的战略出发地，丧失了这个阵地就一切无从说起了。但是主要的目的还在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阵地，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保持阵地和发展阵地是不可分离的。几个月来，更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左翼群众是在我们的影响下团结起来了，国民党营垒中的新生力量是在增长中，山西的群众斗争是发展了，党的组织在许多地方也发展了。
　　（二十四）但是必须清楚地懂得，党的组织力量，在全国，一般地说来还是微弱的。全国的群众力量也还是很薄弱，全国工农基本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所有这些，一方面由于国民党的控制和压迫的政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没有工作或工作不足。这是我党在现时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最基本的弱点。不克服这个弱点，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一定要克服投降主义或迁就主义。

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

　　（二十五）上面说的是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它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不克服这个倾向，就不能进行胜利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不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就不能保卫祖国。
　　但是还有一种投降主义，这就是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它引导中国去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使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所有的中国人变为亡国奴。这个倾向在现时是发生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中。
　　（二十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左翼集团是共产党率领的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去扩大和巩固这个集团。这一任务的完成，是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的基本条件，是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的基本条件，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条件。
　　（二十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上海各大报所代表的成分是左倾了[16]；复兴社中有一部分人是开始动摇了，CC团中也有一部分人在动摇中[17]。抗战的军队是得到了严重的教训，其中某些成分是开始了或准备着改造。我们的任务，是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
　　（二十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一方面害怕战争对于他们的财产的破坏，另一方面害怕民众的起来，他们的投降倾向是必然的。他们中间，许多人已经是汉奸，许多人已经是亲日派，许多人是准备作亲日派，许多人在动摇中，仅仅个别有特殊情况的分子是坚决的。他们中间有些人之所以暂时加入民族统一战线，是被迫的和勉强的。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目前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中的许多最坏的分子，正在策动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是谣言的制造厂，“共产党暴动”、“八路军退却”一类的谣言，今后将要与日俱增。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

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关系

　　（二十九）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为了争取中华民族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为了使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坚决有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要使这一斗争开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

注释

[1] 指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分析了当时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发展的状况，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责任，并且着重指出：“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

[2] 指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见本书第一卷）。本文谈到的这次会议提出的原则问题，见毛泽东的这个报告。

[3] 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内容如下：“（一）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他们的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其进攻的烟幕弹。（二）南京政府在日寇进攻和人心愤激的压迫下，已经开始下定了抗战的决心。整个的国防部署和各地的实际抗战，也已经开始。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三）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过去阶段中，由于国民党的不愿意和民众的动员不够，因而没有完成争取民主的任务，这必须在今后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去完成。（四）在这一新阶段内，我们同国民党及其它抗日派别的区别和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五）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六）今天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他们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同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决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相反的，这种抗战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七）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我们应该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本党所提出的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而坚决奋斗。坚决反对与此纲领相违背的一切错误方针，同时反对悲观失望的民族失败主义。（八）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4] 见本卷《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5] 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人民曾经希望国民党进行改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广大人民的压力下，也作了许多准备改革的诺言，但随后又一个一个地背弃了自己的诺言。因此，当时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国民党改革的可能性没有实现，正如后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明的：“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它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是落空了。”

[6]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7] 庐山训练班，又名庐山暑期训练团，是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蒋介石在江西省庐山举办的。受训的有国民党党、政、军、警、教育等部门的高中级人员。

[8] 当时章乃器主张“少号召，多建议”。事实上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情况之下，单是向国民党建议是没有用处的，必须直接号召民众起来向国民党作斗争。否则，就不可能坚持抗日，也不可能抵抗国民党的反动。所以，章乃器这个主张是错误的。后来，他已逐步地认识了这个错误。

[9] 即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内容如下：“（一）今天抗战的形势，急需要有一个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才能有利于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准备参加这样的政府，即直接公开担负政府的行政责任，并在其中起积极作用。然而今天还没有这样的政府。今天有的，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二）只有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府的时候，即在今天的国民党政府（甲）接受本党所提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内容，依据此内容，发布施政纲领时；（乙）在实际行动上已经开始表示实现这一纲领的诚意和努力，并在这方面获得相当成绩时；（丙）容许共产党组织的合法存在，保证共产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自由时，中共才能去参加。（三）在党中央没有决定参加中央政府以前，共产党员一般地不得参加地方政府，并不得参加中央的及地方的一切附属于政府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因为这种参加，徒然模糊共产党人的面目，延长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于推动统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是有害无利的。（四）但在特殊地区的地方政府如战区的地方政府中，由于旧的统治者已不能照旧统治，基本上愿意实行共产党的主张，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公开活动的自由，并且由于当前的紧急形势，使共产党的参加在人民和政府看来，均已成为必要，共产党可以去参加。在日寇占领区域，共产党更应公开成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组织者。（五）共产党在没有公开参政以前，参加全国国民大会之类的商讨民主宪法和救国方针的代议机关，在原则上是许可的。因此，共产党应力争自己的党员当选到大会中去，利用国民大会的讲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用以达到动员人民和组织人民在共产党周围，推动统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六）共产党中央及地方党部和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在一定的共同纲领并在完全平等的原则之下，可以组织统一战线的组织，如各种联合委员会（例如国民革命同盟会、群众运动委员会、战地动员委员会等）；共产党应该经过和国民党的这种共同行动，以达到国共两党的合作。（七）在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红色政权机关改为特区政府之后，它们的代表可以拿自己已经取得的合法地位，参加到一切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军事的和群众的机关中去。（八）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

[10] 这里所说的“议会主义”倾向，指当时共产党内有些同志主张把抗日根据地内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制度改变为资产阶级国家中的议会制度的一种意见。

[11] 一九三七年八月，在西安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发出通告，无理取缔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及其它进步团体。当时，中国共产党陕西党组织中的一些同志，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下作了无原则的让步，于同年九月间自动解散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要该会的一些干部参加国民党包办的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设计委员会。西安的群众救亡运动因此受到严重影响。中共中央随即纠正了这种无原则的迁就倾向。陕西省党组织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广泛地发动群众，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展开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西安各界群众的救亡团体，又以新的组织形式普遍建立起来。

[12] 这里所说的陇东，指甘肃省东部的庆阳、合水、镇原等地。一九三七年春，中共陇东特委曾经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理限制，领导当地人民群众，建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进行抗日斗争和各项民主改革。七七事变以后，中共陇东特委的一些同志，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无原则的让步，自动解散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一些进步团体，使当地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遭受到很大损失。不久，中共中央纠正了这种错误。陇东特委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在陇东所属各县相继恢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界群众组织，重新发动了抗日民主运动。

[13]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十五个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他们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要求停止内战，开赴前线抗日。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除琼崖游击区外的大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合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新四军军部成立。一九三八年春，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创立、发展和巩固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皖中、浙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

[14] 何鸣（一九一○——一九三九），广东万宁人。一九三七年曾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闽粤边红军独立第三团团长等职。同年六月，他作为中共闽粤边特委的谈判代表，同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就合作抗日问题达成协议。这一协议的签订，标志着闽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形成。七月，他率领红军游击队进驻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指定的防地漳浦城接受改编。由于他丧失警惕，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致使闽粤边红军游击队近千人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

[15] 《解放》周刊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三七年四月创刊于延安，在一九四一年《解放日报》创办后不久停刊。

[16] 指当时《申报》等报纸所代表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

[17] 复兴社和CC团是国民党内的两个法西斯组织，是蒋介石用以维护统治的反革命工具。复兴社的主要骨干是贺衷寒、戴笠等，CC团的首领是陈果夫、陈立夫。但是，这两个组织中有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是被迫或者被骗加入的。这里所说的复兴社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是指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的一部分中下级军官；所说的CC团中的一部分人，主要也是指当时其中非当权的一部分。

　　* 这个布告是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起草的，目的是对付蒋介石集团的破坏活动。当时国共合作成立不久，蒋介石集团即阴谋破坏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破坏陕甘宁边区，是这种阴谋的一部分。毛泽东认为为了保护革命的利益，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这个布告打击了当时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对于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



　　为布告事：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全国爱国同胞，坚决抗战。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这是中华民族的光明大道，抗日胜利的坚强保障。凡属国人，必须循此前进。我陕甘宁边区[1]军民，服从政府领导，努力救亡事业。凡所实施，光明正大。艰苦奋斗，不敢告劳。全国人民，交口称誉。本府本处，亦惟有激励全区民众，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不许一人不尽其职，一事不利救亡。乃近查边区境内，竟有不顾大局之徒，利用各种方式，或强迫农民交还已经分得的土地房屋，或强迫欠户交还已经废除的债务[2]，或强迫人民改变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或破坏已经建立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民众团体的组织。甚至充当暗探，联络土匪，煽动部队哗变，实行测绘地图，秘密调查情况，公开进行反对边区政府的宣传。上述种种行为，显系违反团结抗日的基本原则，违反边区人民的公意，企图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利益，破坏边区政府的威信，增加抗日动员的困难。察其原因，不外有少数顽固分子，不顾民族国家利益，恣意妄为。甚有为日寇所利用，假借名义，作为掩护其阴谋活动的工具。数月以来，各县人民纷纷报告，请求制止，日必数起，应接不暇。本府本处，为增强抗日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起见，对于上述行为，不得不实行取缔。合亟明白布告如次：
　　（一）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属于边区管辖地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过的债务，本府本处当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变更。
　　（二）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已经建立及在其后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行改进和发展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及其它民众团体，本府本处当保护其活动，促进其发展，制止一切阴谋破坏之行为。
　　（三）凡属有利抗日救国的事业，本府本处在坚决执行《抗战建国纲领》[3]的原则下，无不乐于推行。对于善意协助的各界人士，一律表示欢迎。但是凡未经本府或本处同意并取得本府或本处的证明文件，而从外面进入边区境内停留活动之人，不论其活动的事务属于何项，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宄。
　　（四）当此抗战紧张期间，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的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
　　右列四条，全边区军民人等一律遵照，不得违背。倘有不法之徒，胆敢阴谋捣乱，本府本处言出法随，勿谓言之不预。切切。此布。


注释

[1]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甘边和陕北领导革命游击战争，逐步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夏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以后，陕甘边和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同年十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此时称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使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陕甘边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一九三六年红军西征甘肃、宁夏，在陕甘宁三省边境地区又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一九三七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共辖二十三个县。

[2] 在陕甘宁边区内，大部分地方原来已经实行了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和废除农民原先所负债务的政策。一九三六年，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决定停止没收开明绅士的土地。一九三七年，又宣布以减租减息的政策代替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同时宣布坚决保障农民已经从土地改革中所获得的果实。

[3] 《抗战建国纲领》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其内容包括抗日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一方面被迫对人民作了某些形式上和口头上的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同时又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

　　*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都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毛泽东批驳了这种观点，同时写了这篇文章，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其结果，在抗日时期内，在一九三七年只有四万余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就发展成为一百多万人的大军，并创建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伟大的作用，使蒋介石在抗日时期既不敢投降日本，又不敢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而到一九四六年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时，由八路军新四军编成的人民解放军就有力量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了。


第一章　为什么提起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正确地解决了。那末，游击战争就只有战术问题，为什么提起战略问题呢？
　　如果我们是一个小国，游击战争只是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些近距离的直接的配合作用，那就当然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又如果中国也像苏联那样的强大，敌人进来，很快就能赶出，或虽时间较久，但是被占地区不广，游击战争也只是一种战役的配合作用，当然也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比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点。假如我们的敌人少估计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头。
　　这就是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仍然处于辅助的地位，但是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的理由。
　　那末，为什么不将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问题中的东西用之于游击战争呢？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本来是密切地联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许多东西二者都是一致的。然而游击战争又区别于正规战争，它本身有其特殊性，因而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许多特殊的东西；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问题中的东西，决不能照样用之于特殊情形的游击战争。

第二章　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在具体地说到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先，还要说一说战争的基本问题。
　　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这个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例如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政治原则即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在军事上实行起来，就是以军事力量保卫祖国，驱逐日寇。为达到这个目的，在军队本身的行动上，就表现为：一方面，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消灭敌人的力量。何以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每一战争都须支付代价，有时是极大的代价，岂非和“保存自己”相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正确点说，是相反相成的。因为这种牺牲，不但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必要，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必要——部分的暂时的“不保存”（牺牲或支付），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所必需的。在这个基本的原则上，发生了指导整个军事行动的一系列的所谓原则，从射击原则（荫蔽身体，发扬火力，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起，到战略原则止，都贯彻这个基本原则的精神。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则，都是执行这个基本原则时的条件。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是一切军事原则的根据。

第三章　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行动，应该采取些什么方针或原则才能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呢？因为抗日战争中（乃至一切革命战争中）的游击队一般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故在保存自己之外，还须加上一个发展自己。所以问题是：应该采取些什么方针或原则才能达到保存或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的目的呢？
　　总的说来，主要的方针有下列各项：（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第四章　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
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这里又可以分为四点来说：（一）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的关系；（二）一切行动立于主动地位；（三）灵活地使用兵力；（四）一切行动的计划性。
　　先说第一点。
　　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拿作战线来说，敌人是外线作战，我们是内线作战。这是一方面的情形。但是在又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敌军虽强（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不多，我军虽弱（同样，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甚多，加上敌人是异民族侵入我国，我们是在本国反抗异民族侵入这个条件，这样就决定了下列的战略方针：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正规战争是如此，游击战争也是如此。游击战争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或表现形式上的问题。游击战争是一般地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正规战争虽然也应该而且能够采用袭击战，但是其出敌不意的程度比较小一些。在游击战，速决性的要求是很大的，战役和战斗中包围敌人的外线圈则很小。这些都是和正规战不同的地方。
　　由此可知，游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而要力戒消极防御，力戒拖延，并力戒临战分散兵力。当然，游击战争中不但战略上有防御，战术上也是有防御的；战斗时的钳制和警戒方面，隘路、险地、河川或村落等处为着消耗敌人和疲惫敌人的抵抗配置，退却时的掩护部队等等，都是游击战争中战术上的防御部分。然而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必须是进攻的，和正规战争比较起来，其进攻性更加大些，而且这种进攻必须是奇袭，大摇大摆大吹大擂地暴露自己，是较之正规战更加不能许可的。游击战争虽然也有坚持数天的战斗场合，例如攻击某个孤立无援的小敌，但一般的作战较之正规战更加要求迅速地解决战斗，这是被敌强我弱的情况规定了的。游击战争本来是分散的，所以成其为普遍的游击战，且在许多任务，例如扰乱、钳制、破坏和做群众工作等，都以分散兵力为原则；然而就一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当着执行消灭敌人的任务，尤其是为着打破敌人的进攻而努力时，就仍须集中其主要的兵力。“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
　　由此也就可知，从整个的抗日战争看来，只有将正规战和游击战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集合了很多，即从进攻战中打了很多的胜仗，才能达到战略防御之目的，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只有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集合了很多，即是使得很多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都能因迅速解决战斗之故而取得了胜利，才能达到战略持久的目的，一方面争取时间加强抗战力量，同时促进和等候国际形势的变动和敌人的内溃，以便举行战略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也只有每战集中优势兵力，不论在战略防御时期也好，在战略反攻时期也好，一律采取战役和战斗中的外线作战，包围敌人而消灭之，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消灭所包围之全部，也消灭所包围之一部，不能大量俘虏所包围之敌，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敌。集合很多这样的歼灭战，才能转变敌我形势，将敌之战略包围，即敌之外线作战方针根本击破，最后配合国际的力量和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共同围剿日本帝国主义而一举消灭之。这些结果，主要地依靠正规战取得，游击战只有次一等的成绩。但是集合许多小胜化为大胜，则是正规战游击战所共同的。游击战争在抗日过程中起着伟大的战略作用，就是说的这一点。
　　现在来说游击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的问题。
　　游击战争的主动性是什么呢？
　　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本来战略的防御战和内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困难些，而进攻的外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容易些。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弱点，即是兵力不足和异国作战。并且因其对中国力量的估计不足和日本军阀的内部矛盾，产生了许多指挥的错误，例如逐渐增加兵力，缺乏战略的协同，某种时期没有主攻方向，某些作战失去时机和有包围无歼灭等等，可以说是他的第三个弱点。这样，兵力不足（包括小国、寡民、资源不足和他是封建的帝国主义等等），异国作战（包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和野蛮性等等），指挥笨拙，使得日本军阀虽然处在进攻战和外线作战的有利地位，但其主动权却日益减弱下去。日本目前还不愿也不能结束战争，它的战略进攻也还没有停止，但是大势所趋，它的进攻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是三个弱点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无限止地吞灭全中国是不可能的。会有一天日本要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这种情况现在就可以开始看出来。中国方面，开始时战争颇处于被动，现在因有了经验，正在改取新的运动战的方针，即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速决战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加上普遍发展游击战的方针，所以主动地位正在日益建立起来。
　　游击战争的主动权问题，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因为游击队大多处于严重的环境，这就是无后方作战的状态，敌强我弱的状态，缺乏经验的状态（这是说那些新成立的游击队）和不统一的状态等等。但是游击战争是能够建立其主动权的，主要的条件就是抓住上述敌人的三个弱点。欺他兵力不足（从整个战争看来），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广大的活动地区；欺他是异民族，且执行极端的野蛮政策，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千百万人民的拥护；欺他指挥笨拙，游击队就可以放手发挥自己的聪明。一切敌人的这些弱点，正规军也应捉住，作为自己战胜敌人的资本，但游击队尤其应当注意捉住。游击队自己的弱点，可以在斗争中逐渐减少。且其弱点有时正成为争取主动地位的条件，例如正是因为自己弱小，才利于在敌人后方神出鬼没地活动，敌人无奈他何，这样大的自由是庞大的正规军所不能得到的。
　　游击队的主动权，在敌人举行数路围攻的场合，是难于掌握和容易丧失的。在这种场合，如果估计和处置得不正确，就容易处于被动，因而打不破敌人的围攻。在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也有这种情形。所以主动权是从正确的情况估计（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产生的。不合客观情况的悲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消极的处置，无疑地将丧失主动权，把自己抛入被动地位。但是同样，不合客观情况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冒险（不需要的那种冒险）的处置，也将丧失主动权，而最后归入悲观者一路。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因此，是要有意识地去争取的东西，不是现成的东西。
　　已经因为估计和处置错误，或者因为不可抗的压力，被迫处于被动地位了的时候，这时的任务就是努力脱出这种被动。如何脱出法，须依情况而定。在许多情况下，“走”是必须的。游击队的会走，正是其特点。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的方法。但是不限于这一方法。往往在敌人十分起劲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正是敌人开始不利，自己开始有利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现在来说灵活性。
　　灵活性就是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灵活地使用兵力，是游击战争比较正规战争更加需要的。
　　必须使游击战争的指导者明白，灵活地使用兵力，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根据游击战争的特性，兵力的使用必须按照任务和敌情、地形、居民等条件作灵活的变动，主要的方法是分散使用、集中使用和转移兵力。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当渔人把网散开时，要看清水的深浅、流的速度和那里有无障碍，游击队分散使用时，也须注意不要因情况不明、行动错误而受损失。渔人为了收得拢，就要握住网的绳头，使用部队也要保持通讯联络，并保持相当主力在自己手中。打鱼要时常变换地点，游击队也要时常变换位置。分散、集中和变换，是游击战争灵活使用兵力的三个方法。
　　一般地说来，游击队当分散使用，即所谓“化整为零”时，大体上是依下述几种情况实施的：（一）因敌取守势，暂时无集中打仗可能，采取对敌实行宽大正面的威胁时；（二）在敌兵力薄弱地区，进行普遍的骚扰和破坏时；（三）无法打破敌之围攻，为着减小目标以求脱离敌人时；（四）地形或给养受限制时；（五）在广大地区内进行民众运动时。但不论何种情况，当分散行动时都须注意：（一）保持较大一部分兵力于适当的机动地区，不要绝对地平均分散，一则便于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则使分散执行的任务有一个重心；（二）给各分散部队以明确的任务、行动的地区、行动的时期、集合的地点、联络的方法等。
　　集中使用兵力，即所谓“化零为整”的办法，多半是在敌人进攻之时为了消灭敌人而采取的；也有在敌人取守势时，为了消灭某些驻止之敌而采取的。集中兵力并不是说绝对的集中，集中主力使用于某一重要方面，对其它方面则留置或派出部分兵力，为钳制、扰乱、破坏等用，或作民众运动。
　　按照情况灵活地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击战争的主要的方法，但是还须懂得灵活地转移（变换）兵力。当敌人感到游击队对他有了大的危害时，就会派兵镇压或举行进攻。因此，游击队要考虑情况，如果可以打时，就在当地打仗；如果不能打时，就应不失时机，迅速地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有时为着各个击破敌人，有刚才在这里消灭了敌人，又立即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消灭敌人的；也有在这里不利于战斗，要立即脱离此敌转移到另一方向去进行战斗的。如果敌情特别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兵力转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经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
　　分散、集中和转移的灵活性，都是游击战争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死板、呆滞，必至陷入被动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但领导者的聪明不在懂得灵活使用兵力的重要，而在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这种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机的聪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虚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索的人们可以获得。为使灵活不变为妄动，慎重地考虑情况是必要的。
　　最后说到计划性问题。
　　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乱干一场的想法，只是玩弄游击战争，或者是游击战争的外行。不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行动，事先都应有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这就是一切行动的预先准备工作。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领导者们的过细考虑、切实执行和检查执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没有这个条件，什么主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固然正规战争的计划性更大些，游击战争的条件不容许很大的计划性，如果企图在游击战争中实行高度的严密的计划工作，那是错误的；但依照客观条件允许的程度，采取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则是必要的，须知同敌人斗争是一件不能开玩笑的事情。
　　上面所说的各点，说明了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第一个问题——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是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最中心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游击战争的胜利就有了军事指导上的重要的保证。
　　这里虽说了许多的东西，但一切都环绕于战役和战斗的进攻。主动地位只有在进攻胜利之后，才能最后地取得。一切进攻战也都要主动地组织之，不要被迫地采取进攻。灵活地使用兵力，环绕于为着进攻战这个中心；计划性的必要，主要地也是为了进攻的胜利。战术上的防御手段，离开直接或间接协助进攻，则毫无意义。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进攻是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也是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单纯的防御和退却，对于保存自己只有暂时的部分的作用，对于消灭敌人则完全无用。
　　这个原则，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是基本上同一的，只在表现形式上有程度的不同。但在游击战争中注意这个不同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正是因为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使游击战争的作战方法区别于正规战争的作战方法；混淆了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游击战争是不能胜利的。

第五章　和正规战争相配合

　　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二个问题，是和正规战争相配合的问题。这是依据游击战争具体行动的性质，说明它在作战上和正规战争的关系。认识这种关系，对于有效地战胜敌人，是有重要意义的。
　　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有三种：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斗的。
　　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例如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平绥、平汉、津浦、同蒲、正太、沪杭诸铁路线两旁的游击战争，所起战略的配合作用，更加容易看到。它们不但在现时敌人举行战略进攻时配合正规军起了战略防御的作用；又不但在敌人结束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时，将配合正规军妨碍敌之保守；而且将于正规军举行战略反攻时，配合正规军击退敌军恢复整个的失地。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伟大的配合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游击队和正规军的领导者们，都应明确地认识其作用。
　　不但如此，游击战争还有其战役的配合作用。例如，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的游击战争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阳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又如敌占风陵渡后，普遍存在于山西各地的游击战争（主要是由正规军进行的），对于配合陕西、河南两省沿黄河西南两岸的防御战，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更是很大的。再如敌攻鲁南时，整个华北五省的游击战争

整个华北五省的游击战争，对于配合鲁南我军的战役作战，也尽了相当的力量。在这个任务上，一切处于敌后的游击根据地的领导者们，或临时被派出的游击兵团的领导者们，必须好好地配置自己的力量，各依当时当地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向着敌人最感危害之点和薄弱之点积极地行动起来，达到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和精神上振奋内线上各个战役作战军之目的，尽其战役配合的责任。如果各游击区或各游击队只是各干各的，不顾战役作战的配合，虽在总的战略作战上仍不失其配合作用，但由于没有战役作战的配合，也就减少了它们的战略配合的意义。这一点是一切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应该深切地注意的。为达此目的，无线电通讯之普遍地设置于一切较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兵团，实有完全的必要。
　　最后，战斗的配合，即战场作战的配合，是一切内线战场附近的游击队的任务，这一项当然只限于靠近正规军的游击队，或临时从正规军派出的游击队。在这种场合，游击队应该依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担负其所指定的任务，往往是担负钳制部分的敌人，妨碍敌之运输，侦察敌情，充当向导等。没有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时，游击队也应自动地做这些事。坐视不理，不游不击，或游而不击的态度，是要不得的。

第六章　建立根据地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三个问题，是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随着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因为失地的恢复须待举行全国的战略反攻之时，在这以前，敌人的前线将深入和纵断我国的中部，小半甚至大半的国土被控制于敌手，成了敌人的后方。我们要在这样广大的被敌占领地区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我们的战略反攻一日未能举行，失地一日未能恢复，敌后游击战争就应坚持一日，这种时间虽不能确切断定，然而无疑地是相当地长，这就是战争的长期性。同时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的利益，必将日益加紧地对付游击战争，特别在其战略进攻停止之后，必将残酷地镇压游击队。这样，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
　　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然而流寇主义在今天的破产农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们的意识反映到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视根据地的思想。因此，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驱除流寇主义，是确定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前提。要或不要根据地、重视或不重视根据地的问题，换句话说，根据地思想和流寇主义思想的斗争的问题，是任何游击战争中都会发生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是例外。因此，同流寇主义作思想斗争，将是一个不可少的过程。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
　　在说明了根据地的必要和重要性之后，下面的问题是实行建立根据地时必须认识和解决的。这些问题是：几种根据地，游击区和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敌我之间的几种包围。

第一节　几种根据地

　　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
　　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准备建立的长白山[1]、五台山[2]、太行山[3]、泰山[4]、燕山[5]、茅山[6]等根据地都是。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
　　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据地。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至于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但是建立临时的根据地和小部队的或季候性的根据地，则前者现在已经证明，后者也应该说是可能的。因为一方面，敌人兵力不够分配，又执行着前无古人的野蛮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有广大的土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这些都提供了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如再加上指挥适当一条，则小部队的非固定的长期根据地之建立，当然应该说是可能的[7]。大抵当敌人结束了他的战略进攻，转到了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时，对于一切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残酷进攻的到来，是没有疑义的，平原的游击根据地自将首当其冲。那时，在平原地带活动的大的游击兵团将不能在原地长期支持作战，而须按照情况，逐渐地转移到山地里去，例如从河北平原向五台山和太行山转移，从山东平原向泰山和胶东半岛转移。但是保持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分处于广大平原的各县，采取流动作战，即根据地搬家，一时在此一时在彼的方法，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至于利用夏季的青纱帐和冬季的河川结冰之季候性的游击战争，那是断然可能的。在现时敌人无力顾及和将来顾及也难周到的条件下，确定在现时广泛地发展平原的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方针，在将来准备坚持小部队的游击战争，至少坚持季候性的游击战争，并建立非固定的根据地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
　　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历史上所谓“海盗”和“水寇”，曾演过无数的武剧，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不过，各个抗日党派和抗日人民，至今尚少注意这一方面。虽然主观条件还不具备，然而无疑地是应该注意和应该进行的。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缺少了这一方面，无异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该及时地补足之。

第二节　游击区和根据地

　　在处于敌人后方作战的游击战争面前，游击区和根据地是有区别的。在四围已被敌占但中间未被敌占或虽占而已经恢复的地区，例如五台山地区（即晋察冀边区）的某些县，太行山地区和泰山地区也有这种情形，这些都是现成的根据地，游击队据之以发展游击战争是很方便的。但在这些根据地的其它地方则不然，例如五台山地区的东部北部——即冀西察南的某些部分和保定以东沧州以西的许多地方，在那里，游击战争在开始时期还不能完全占领该地，只能经常去游击，游击队到时属于游击队，游击队走了又属于伪政权，这样的地区就还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而是所谓游击区。这种游击区，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消灭或打败了许多敌人，摧毁了伪政权，发动了民众的积极性，组织了民众的抗日团体，发展了民众武装，建立了抗日政权，游击区就转化成了根据地。将这些根据地，增加到原有的根据地里面去，就叫做发展了根据地。
　　有些地方的游击战争，全部活动地区开始都是游击区，例如冀东的游击战争。那里已有长期的伪政权，当地起义的民众武装和从五台山派去的游击支队，整个活动地区开始都是游击区。它们在开始活动时，只能在此区中选择好的地点作为临时的后方，或叫做临时根据地。要待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工作开展了之后，才能把游击区状态消灭，变为比较稳固的根据地。
　　由此可知，从游击区到根据地，是一个艰难缔造的过程，依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程度如何而定其是否已从游击区过渡到了根据地的阶段。
　　有许多地区，将是长期地处于游击区状态的。在那里，敌人极力控制，但不能建立稳固的伪政权，游击战争也极力发展，但无法达到建立抗日政权的目的，例如敌人占领的铁路线、大城市的附近地区和某些平原地区。
　　至于敌人有强大力量控制着的大城市、火车站和某些平原地带，游击战争只能接近其附近，而不能侵入其里面，那里有比较稳固的伪政权，这又是一种情形。
　　由于我之领导错误或敌之强大压力的结果，可以使上述的情形发生相反的变化，即根据地化为游击区，游击区化为敌之比较稳固的占领地。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值得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特别警戒。
　　所以，在整个敌占地区，经过游击战争和敌我双方斗争的结果，可以变为三种情况的地方：第一种是被我方游击部队和我方政权掌握着的抗日根据地；第二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掌握着的被占领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即所谓游击区。游击战争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极力扩大第一、第三两种地区，而极力缩小第二种地区。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

第三节　建立根据地的条件

　　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并使用这个部队去战胜敌人，发动民众。所以建立根据地问题，首先就是武装部队问题。从事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用全副精力去建立一支以至多支的游击部队，并使之从斗争中逐渐地发展为游击兵团，以至发展成为正规部队和正规兵团。建立武装部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一环，没有这个东西，或有了而无力量，一切问题都无从说起。这是第一个条件。
　　和建立根据地不能分离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使用武装部队并配合民众去战胜敌人。凡是被敌人控制的地方，那是敌人的根据地，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要把敌人的根据地变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非战胜敌人无从实现，这是自明之理。就是游击战争控制的地方，如果不粉碎敌人的进攻，不战胜敌人，自己控制的地方就要变成敌人控制的地方，也无从建立根据地。
　　和建立根据地不可分离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要从这种斗争中去武装人民，即组织自卫军和游击队。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组织民众团体；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要从这种斗争中去肃清公开的或隐藏的汉奸势力；要做到这一步也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从这种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原来有中国政权未被敌人破坏的，则在广大民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去改造它和巩固它；原来的中国政权已被敌人破坏了的，则在广大民众努力的基础之上去恢复它。这个政权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它应该团结一切人民的力量，向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反动派作斗争。
　　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
　　此外，还须指出的是地理和经济的条件。地理条件的问题，在说“几种根据地”时已经指出了三种不同的情形，这里只说主要的要求，即地区的广大。处在四面或三面被敌包围的中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须有游击队回旋的余地，即广大地区。有了广大地区这个条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够发展和支持游击战争的，河湖港汊更不待说。这个条件已因中国领土广大和敌人兵力不足，一般地提供于中国的游击战争了。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说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在小国如比利时等，因没有这个条件，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没有。但在中国，这个条件已不是什么待争取的条件和待解决的问题，而是自然具备只待人去利用的东西。
　　经济条件的性质，从其自然性一方面看来，也和地理条件相同。因为现在并不讨论在沙漠里建立根据地，沙漠里也没有什么敌人，讨论的是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而一切敌人能到之处，当然早就有了中国人，也早就有了吃饭的经济基础，故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不发生选择经济条件的问题。一切有中国人又有敌人的地方，不问其经济条件如何，都应尽可能地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永久的或临时的根据地。但从其政治性一方面看来则不然，这里的问题是存在的，这就是经济政策的问题，这一点对于建立根据地是带着严重性的。游击战争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必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即合理负担和保护商业，当地政权和游击队决不能破坏这种原则，否则将影响于根据地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支持。合理负担即实行“有钱者出钱”，但农民亦须供给一定限度的粮食与游击队。保护商业应表现于游击队的严格的纪律上面；除了有真凭实据的汉奸之外，决不准乱没收一家商店。这是困难的事，但这是必须执行的确定的政策。
第四节　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为了把侵入中国的敌人围困在少数的据点，即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内，各个根据地上的游击战争必须极力向其根据地的四周发展，迫近一切敌人的据点，威胁其生存，动摇其军心，同时即发展了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这是十分必要的。这里，要反对游击战争中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不论是由于贪图安逸而发生的，或由于对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计而发生的，均将给予抗日战争以损失，对于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的本身也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不可忘记根据地的巩固，而其主要的工作是发动和组织民众，以及游击部队和地方武装的训练。这种巩固，是支持长期战争所必需，也是向前发展所必需的，不巩固就不能有力地向前发展。只知道发展忘记了巩固的游击战争，经不起敌人的进攻，结果不但丧失了发展，且有危及根据地本身之虞。正确的方针是巩固地向前发展，这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好办法。只要是长期战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的问题，是每个游击队经常发生的问题。具体解决时应依照情况去决定。某一时期，把重心放在发展方面，这就是推广游击区、扩大游击队的工作。另一时期，则把重心放在巩固方面，这就是组织民众、训练部队的工作。因为二者的性质不同，军事部署和工作执行随之而不同，必须依情况分时期有所侧重，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第五节　敌我之间的几种包围

　　从整个抗日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处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就使各个分进之敌的每一个处于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一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地区，后者例如晋西北地区。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战争根据地和正规军的战线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在河北、山东等省，亦有许多这样的包围。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二种包围。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8]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如果我们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它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我们就比敌人多了一个包围，形成了一个太平洋的外线作战，可以围剿法西斯日本。这一点在今天当然还没有实际意义，但不是没有这种前途的。

第七章　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

　　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四个问题，是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里所述的进攻战方针在抗日游击战争处于防御姿势和处于进攻姿势中如何具体地应用的问题。
　　在全国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正确地说，战略反攻）中间，每一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上面及其周围，也有其小规模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前者是敌取攻势我取守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后者是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
第一节　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

　　在游击战争已经起来并有相当的发展之后，特别是在敌人停止了对我全国的战略进攻、采取保守其占领地的方针的时候，敌人向游击战争根据地的进攻是必然的。对于这种必然性的认识是必要的，否则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全无准备，一旦遇到敌人严重地进攻的形势，必至惊惶失措，被敌击破。
　　敌人为达到消灭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之目的，常会采取围攻的办法，例如五台山地区就已有了四五次的所谓“讨伐”，每次配置三路、四路以至六、七路的兵力，同时有计划地前进。游击战争发展的规模越大，其根据地所处的位置越重要，威胁敌人的战略基地和交通要道越大，敌人对于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的进攻也将会越厉害。所以，凡属敌人进攻游击战争越厉害之处，就证明那里的游击战争越有成绩，对于正规战争的配合也就越有作用。
　　在敌人数路围攻的情况之下，游击战争的方针是打破这种围攻，采取反围攻的形态。在敌数路前进，但每路只有一个或大或小的部队，没有后续部队，不能沿途配置兵力、构筑堡垒、修筑汽车路的情况之下，这种围攻是容易打破的。这时，敌是进攻和外线作战，我是防御和内线作战。我之部署应是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袭击战法（主要的是埋伏战），于敌行动中打击之。敌人虽强，经过多次的袭击，也就削弱下来，往往中途撤退，此时游击队又可于追击敌人时继续袭击，再行削弱他。当敌人还没有停止进攻或实行退却之时，总是占据根据地内的县城或市镇，我便应包围这种县城或市镇，断绝其粮食来源和交通联络，等到敌人无法支持向后退走时，我便乘机追击之。一路打破之后，又转移兵力去打破敌之另一路，这样各个地击破敌之围攻。
　　在一个大的根据地内，例如五台山地区，是在一个“军区”之内分为四五个或更多的“军分区”的，每一军分区都有独立作战的武装部队。在上述作战方法之下，往往同时地或先后地打破了敌人的进攻。
　　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9]的办法。
　　在反围攻的作战中，地方人民的抗日自卫军和一切民众组织，应全体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用各种方法帮助我军，反对敌人。在反对敌人的工作中，地方戒严和可能程度的坚壁清野两事是重要的。前者为了镇压汉奸，并使敌人得不到消息；后者为了协助作战（坚壁），并使敌人得不到粮食（清野）。这里所说的清野，是指粮食成熟时早日收割的意思。
　　敌人退却时往往将所踞城市中的房屋和所经道路上的村庄放火烧毁，目的在给予游击战争根据地以破坏，但同时就使得敌人第二次进攻时没有房子住和没有饭吃，害了他们自己。这就是所谓在一件事情上面包含着两种互相矛盾的意义的具体例证之一。
　　不是在几经反围攻之后业已证明在那里无法打破严重的围攻时，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不应企图放弃那个根据地而跑到别的根据地去。在这里，应注意防止悲观情绪的发生。只要领导上不犯原则错误，一般的山岳地带，总是能够打破围攻和坚持根据地的。只有平原地带，如果在严重的围攻之下，就应根据具体情势，考虑下面的问题：留着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在当地分散活动，而将大的游击兵团暂时地转

考虑下面的问题：留着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在当地分散活动，而将大的游击兵团暂时地转移到山地里去，等到敌人主力移动他去，我又再往那里活动。
　　由于中国地区广大、敌人兵力不足的矛盾情况，敌人是一般地不能采取中国内战时国民党的堡垒主义的。但是我们应该估计到在某些特别威胁敌人要害的游击根据地中，敌人有可能采取相当程度的堡垒主义，要准备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坚持那里的游击战争。毫无疑义的，根据在内战时还能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在民族战争中当然更能够坚持。因为即使在兵力对比上，在某些根据地中，敌能使用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极端优势的兵力，但是敌我民族矛盾无法解决，敌之指挥弱点无可避免。我之胜利，就建立在深入的民众工作和灵活的作战方法之上。

第二节　游击战争的战略进攻

　　在已将敌之进攻打破，敌之新的进攻尚未到来的时候，是敌取战略守势我取战略攻势的时候。
　　这种时候，我之作战方针，不在于攻击不可必胜的、固守着防御阵地的敌人；而在于有计划地在一定地区内消灭和驱逐为游击队力能胜任的小敌和汉奸武装，扩大我之占领地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补充并训练部队，组织新的游击队。在这些任务做得有了些眉目之后，如果敌人还在守势之中，就可以进一步扩大我之新占领地区，攻击那些敌力薄弱的城市和交通线，依其情况而长久地或暂时地占领之。所有这些，都是战略进攻的任务，目的在于乘着敌取守势之时，有效地发展自己的军事的和民众的力量，有效地缩小敌人的力量，并准备敌人再度向我进攻时又能有计划地和有力地打破之。
　　部队的休息和训练是必要的，敌取守势时是我最好的休息和训练的时机。不是一事不做专门关起门来休息和训练，而是在扩大占领地，消灭小敌，发动民众的工作中，争取时间达到休息和训练的目的。解决给养被服等困难问题，也往往在这个时候。
　　大规模地破坏敌之交通线，妨碍敌之运输，直接帮助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也在这个时候。
　　这时，整个的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和游击部队，都是兴高采烈的时候，被敌摧残的地区也逐渐整理，恢复元气。敌占地区内的民众亦十分高兴，到处都传播游击队的声威。敌人及其走狗汉奸的内部，则一方面发展着恐慌情绪和分化作用，一方面又增加着对于游击队和根据地的仇恨，加紧地准备着对付游击战争。因此，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不可在自己的战略进攻中得意忘形，轻视敌人，忘记了团结内部、巩固根据地和巩固部队的工作。在这种时候，须善于观看敌人的风色，看其是否又有向我进攻的朕兆，以便一遇进攻，就能适当地结束我之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再从战略防御中粉碎敌人的进攻。

第八章　向运动战发展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五个问题，是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其必要和可能，也是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如果中国能迅速地战胜日寇，并迅速地收复失地，没有什么持久战，也不是什么残酷的战争，那末，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必要就不存在。然而情形是相反的，战争是长期而且残酷，游击战只有向运动战发展才能适应这样的战争。战争既是长期的和残酷的，就能够使游击队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渐地变成正规的部队，因而其作战方式也将逐渐地正规化，游击战就变成运动战了。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明确地认识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坚持向运动战发展的方针，并有计划地执行之。
　　现在许多地方的游击战争，例如五台山等处，是由正规军派出强大的支队去发展的。那里的作战虽然一般是游击战，但开始即包含了运动战的成分。随着战争的持久，这种成分将逐渐地增加。这是今天抗日游击战争的长处，不但使游击战争迅速地发展，并且使之迅速地提高，较之东三省的游击战争，条件优越得多了。
　　由执行游击战的游击部队化为执行运动战的正规部队，须具备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两个条件。前者除直接动员人民加入部队外，可采取集中小部队的办法；后者则依靠战争中的锻炼和提高武器的质量。
　　集中小部队，一方面，须防止只顾地方利益因而妨碍集中的地方主义；另一方面，也须防止不顾地方利益的单纯军事主义。
　　地方主义是存在于地方游击队和地方政府中间的，他们往往只顾地方的利益，忘记全局的利益，或贪图分散活动，不惯集团生活。主力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领导者们，必须注意到这种情形，采取逐渐地和部分地集中的办法，使地方保有余力能够继续地发展游击战争；采取首先协同行动然后实行合编以及不破坏其建制不撤换其干部的办法，使小集团能够融合于大集团。
　　单纯军事主义和地方主义相反，乃是主力部队里头的人们只图扩充自己不顾扶助地方武装的一种错误观点。他们不知道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并非废除游击战，而是在广泛发展的游击战之中逐渐地形成一个能够执行运动战的主力，环绕这个主力的仍然应有广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战争。这种广大的游击部队，造成这个主力的丰富的羽翼，又是这个主力继续扩大的不断的源泉。所以，主力部队的领导者如果犯了不顾地方民众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单纯军事主义的错误，就必须加以克服，使主力的扩大和地方武装的繁殖，各得着适宜的位置。
　　提高质量，须在政治、组织、装备、技术、战术、纪律等各方面有所改进，逐渐地仿照正规军的规模，减少游击队的作风。政治上须使指挥员、战斗员们认识从游击队到正规军提高一步的必要性，鼓励大家为此而努力，并以政治工作去保障之。组织上须逐渐地具备为一个正规兵团所必需的军事和政治的工作机关，军事和政治的工作人员，军事和政治的工作方法以及供给卫生等的经常制度。装备方面，须提高武器的质量和种类，增加必要的通讯器材。技术和战术方面，从游击部队的技术和战术提高到作为一个正规兵团所必需的技术和战术。纪律方面，提高到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程度，消灭自由和散漫的现象。所有这些方面的完成，需要一个长的努力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工程，然而必须向这个方向发展。只有这样，一个游击战争根据地上面的主力兵团才能造成，更有效力地打击敌人的运动战方式才能出现。这种目的，在有正规军派遣支队或派遣干部的地方，是能够比较顺利地达到的。因此，一切正规军均有扶助游击队向着正规部队发展的责任。

第九章　指挥关系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指挥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游击战争顺利发展的条件之一。
　　游击战争的指挥方法，由于游击部队是低级的武装组织和分散行动的特性，不容许高度的集中主义，如同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那样。如果企图拿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施之于游击战争，必然地要束缚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而使游击战争毫无生气。高度的集中指挥和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是正相反对的东西；对于这种高度活泼的游击战争，施之以高度集中的指挥制度，不但不应该，而且不可能。
　　然而游击战争不是不要任何的集中指挥就能够顺利地发展的。在有广大的正规战争，同时又有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的情况之下，使二者适当地配合行动是必要的，这里就需要对于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配合行动的指挥，这就是国家参谋部和战区司令官关于战略作战的统一指挥。在一个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里面，那里存在着多数的游击队，其中往往有一个至数个作为主力的游击兵团（有时还有正规兵团）和许多作为辅助力量的大小游击部队，还有不脱离生产的广大的人民武装，那里的敌人也往往成为一个局面，统一地对付游击战争。因此，就在这种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发生了统一指挥，即集中指挥的问题。
　　由此，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
　　战略的集中指挥，包括国家对于整个游击战争的部署，各个战区里面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行动以及每个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对于全区抗日武装的统一指导。在这些上面的不协调、不统一、不集中，是有害的，应该尽可能地求得其协调、统一和集中。凡关于一般事项，即战略性质的事项，下级必须报告上级，并接受上级的指导，以收协同动作之效。然而集中到此为止，过此限度，干涉到下级的具体事项，例如战役战斗的具体部署等等，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具体事项，必须按照随时变化随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做，而这些具体情况，是离得很远的上级机关无从知道的。这就是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这个原则也一般地通用于正规战争的作战，特别是在通讯工具不完备的情况下。一句话，就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在游击根据地组成一个军区，其下分为几个军分区，军分区之下分为几个县，县之下分为几个区的情况，军区司令部、军分区司令部、县政府、区政府的系统是隶属关系，武装部队依其性质分别地隶属之。它们之间的指挥关系，根据上述的原则，一般的方针集中于上级；具体的行动按照具体情况实施之，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上级对下级某些具体行动有意见，可以而且应该作为“训令”提出，但决不应作为不可改变的“命令”。越是地区广大，情况复杂，上下级距离很远，这种具体行动就越应加大其独立自主的权限，越应使之多带地方性，多切合地方情况的要求，以便培养下级和地方人员的独立工作能力，应付复杂的环境，发展胜利的游击战争。如果是一个集中行动的部队或兵团，其内部指挥关系，适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因为情况是明了的；但是如果该部队或该兵团一旦分散行动，便又适用一般集中、具体分散的原则，因为具体的情况无从明了。
　　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职，在下者叫做专擅，这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军事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应该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做包办，在下者叫做无自动性，这也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游击战争的指挥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只有上述的原则，才是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针。


注释

[1] 长白山是中国东北边境的山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与其它自发的抗日武装以及活动在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一道，曾一度在长白山区开展和坚持游击战争。

[2] 五台山是山西东北部延至河北边界的山脉。一九三七年十月，以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为主以五台山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一月，成立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后来晋察冀边区扩大到同蒲路以东，正太路、德石路以北，张家口、多伦、宁城、锦州以南，渤海以西的绝大部分地区。

[3] 太行山是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的山脉。一九三七年十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向太行山区挺进；十一月开始创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同时分兵向冀南、豫北的边界和冀西发展。一九三八年四月成立晋冀豫军区，后又相继开辟冀南、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一年建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后来边区发展到东起津浦路，西至同蒲路，北起正太路、德石路，南至黄河的绝大部分地区。

[4] 泰山在山东中部，是泰沂山脉的主峰之一。一九三七年冬至一九三八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依托泰沂山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为创建鲁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5] 燕山是河北省东北部的山脉。一九三八年夏，八路军第四纵队进入冀东的燕山地区。中共冀热边特委在八路军第四纵队的配合下，发动和领导了冀东二十一县和唐山矿区的工人农民抗日武装大起义。一九三九年后逐步建立了冀东抗日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

[6] 茅山在江苏省南部。一九三八年四月，新四军先遣支队开始向苏南敌后出动，实行战略侦察。六月和七月，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先后从安徽南部进入苏南，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开创以茅山山区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7] 抗日战争发展的经验，证明了平原地区能够建立长期的而且在许多地方能够成为固定的根据地，这是由于地区的广大，人口的众多，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人民动员的普遍和敌人兵力的不足等等条件所决定的。毛泽东随后在具体的指示中即把这点加以明确地肯定了。

[8] 围棋是中国的一种很古老的棋。双方的棋子互相包围，一方的一个或一群子被对方所包围，就被“吃”掉。但如果在被包围的一群子中保有必要的空格（“眼”），这群子就是“活”的，不被“吃”掉。

[9] 公元前三五四年，魏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第二年，齐国国君命田忌、孙膑率军救赵。孙膑认为魏军精锐在赵，内部空虚，主张引兵迅速进攻魏都，迫使魏军弃赵自救。田忌采纳了孙膑的意见。魏军果然回救本国。齐军乘魏军疲惫，在桂陵（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北）设伏袭击，大败魏军，赵国之围也随着解除。后来中国的军事家就用“围魏救赵”来说明类似的战法。

问题的提起

　　（一）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们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乎费大气力。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现在好了，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个总结性的解释。尤其是对持久战，有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反对意见，也有空洞无物的了解。“卢沟桥事变[1]以来，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公式，在广大的人们中流行着。这个公式是对的，但有加以充实的必要。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坚持，是由于许多的因素：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农民到资产阶级；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国际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到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抗战中都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力。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共产党人，同其它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因此，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但是不能一切都说到，因为一切的东西，不是在一个讲演中完全说得了的。
　　（二）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三）抗战以前，存在着许多亡国论的议论。例如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2]。”抗战以后，公开的亡国论没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例如妥协的空气时起时伏，主张妥协者的根据就是“再战必亡”[3]。有个学生从湖南写信来说：“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作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好在他们还不去宣传，不然真糟。农民对他们的信仰当然要大些啊！”这类中国必亡论者，是妥协倾向的社会基础。这类人中国各地都有，因此，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恐怕终战争之局也不会消灭的。当此徐州失守武汉紧张的时候，给这种亡国论痛驳一驳，我想不是无益的。
　　（四）抗战十个月以来，各种表现急性病的意见也发生了。例如在抗战初起时，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把日本估计过低，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4]。上海战争时，有些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把抗战的前途主要地寄托在外国援助上面[5]。台儿庄胜利[6]之后，有些人主张徐州战役[7]应是“准决战”，说过去的持久战方针应该改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8]。平型关一个胜仗，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台儿庄再一个胜仗，冲昏了更多的人的头脑。于是敌人是否进攻武汉，成为疑问了。许多人以为：“不一定”；许多人以为：“断不会”。这样的疑问可以牵涉到一切重大的问题。例如说：抗日力量是否够了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为现在的力量已使敌人不能再进攻，还要增加力量干什么呢？例如说：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因为统一战线的现时状态已够打退敌人，还要什么巩固和扩大呢？例如说：国际外交和国际宣传工作是否还应该加紧呢？回答也可以是否定的。例如说：改革军队制度，改革政治制度，发展民众运动，厉行国防教育，镇压汉奸托派[9]，发展军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是否应该认真去做呢？例如说：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和猛烈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都可以是否定的。甚至某些人在战争形势稍为好转的时候，就准备在国共两党之间加紧磨擦一下，把对外的眼光转到对内。这种情况，差不多每一个较大的胜仗之后，或敌人进攻暂时停顿之时，都要发生。所有上述一切，我们叫它做政治上军事上的近视眼。这些话，讲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上是毫无根据、似是而非的空谈。扫除这些空谈，对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应该是有好处的。
　　（五）于是问题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六）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变前五个月，卢沟桥事变前十二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为备忘计，不妨抄录几段如下：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它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
　　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它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它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它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斯诺：《西北印象记》）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证明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七）还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个多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在它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清楚地指出：

　　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他们的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其进攻的烟幕弹。
　　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
　　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同样证明了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八）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但是人们的错误观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本的错误，带一贯性，这是难于纠正的；另一类是偶然的错误，带暂时性，这是易于纠正的。但既同为错误，就都有纠正的必要。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问题的根据

　　（九）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分别地说来，战争的双方有如下互相反对的许多特点。
　　（一○）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然而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从社会行程说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还不止此，第三，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最后，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点。
　　（一一）中国方面：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鸦片战争[10]，太平天国[11]，戊戌维新[12]，辛亥革命[13]，直至北伐战争，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运动，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然而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反对力量虽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最后，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一二）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错；即使某些意见一时有人相信，似乎不错，但战争的经过必将证明它们是错的。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些特点来说明我们所要说的一切问题。

驳亡国论

　　（一三）亡国论者看到敌我强弱对比一个因素，从前就说“抗战必亡”，现在又说“再战必亡”。如果我们仅仅说，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是不足以折服他们的。他们可以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证据，证明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灭亡进步的。如果我们说，这是古代，不足为据，他们又可以搬出英灭印度的事实，证明小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落后国家。所以还须提出其它的根据，才能把一切亡国论者的口封住，使他们心服，而使一切从事宣传工作的人们得到充足的论据去说服还不明白和还不坚定的人们，巩固其抗战的信心。
　　（一四）这应该提出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时代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具体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
　　（一五）我们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中日两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战争。在我们的敌人方面，首先，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已处于退步时代，不但和英灭印度时期英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不相同，就是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不相同。此次战争发动于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敌人也正是为了这一点才举行这个带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所以，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再则，当日本举行战争的时候，正是世界各国或者已经遭遇战争或者快要遭遇战争的时候，大家都正在或准备着为反抗野蛮侵略而战，中国这个国家又是同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利害相关的，这就是日本已经引起并还要加

这就是日本已经引起并还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的反对的根源。
　　（一六）中国方面呢？它已经不能和别的任何历史时期相比较。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是它的特点，所以被称为弱国。但是在同时，它又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所谓抗日战争是进步的，不是说普通一般的进步，不是说阿比西尼亚抗意战争的那种进步，也不是说太平天国或辛亥革命的那种进步，而是说今天中国的进步。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如果说，在俄国，没有一九○五年的经验就不会有一九一七年的胜利；那末，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十七年以来的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这是国内的条件。
　　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历史上不论中国的战争也罢，印度的战争也罢，都是孤立的。惟独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遇到世界的援助，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因此胜利了，但那个援助的规模还没有今天广大，性质也没有今天深刻。今天的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这一现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没有的。所有这些，造成了和造成着为中国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虽然还没有，尚有待于来日，但是中国有进步和大国的条件，能够延长战争的时间，促进并等候国际的援助。
　　（一七）加上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八）阿比西尼亚为什么灭亡了呢？第一，它不但是弱国，而且是小国。第二，它不如中国进步，它是一个古老的奴隶制到农奴制的国家，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产阶级政党，更没有共产党，没有中国这样的军队，更没有如同八路军这样的军队。第三，它不能等候国际的援助，它的战争是孤立的。第四，这是主要的，抗意战争领导方面有错误。阿比西尼亚因此灭亡了。然而阿比西尼亚还有相当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如能坚持下去，是可以在未来的世界变动中据以恢复其祖国的。
　　（一九）如果亡国论者搬出中国近代解放运动的失败史来证明“抗战必亡”和“再战必亡”的话，那我们的答复也是时代不同一句话。中国本身、日本内部、国际环境都和过去不相同。日本比过去更强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地位依然未变，力量依然颇弱，这一点是严重的情形。日本暂时还能控制其国内的人民，也还能利用国际间的矛盾作为其侵华的工具，这些都是事实。然而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相反的变化。这一点现在还不是事实，但是将来必然要成为事实的。这一点，亡国论者就抛弃不顾了。中国呢？不但现在已有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军队和新的抗日政策，和十余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些都必然会向前发展。虽然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屡次遭受挫折，使中国不能积蓄更大的力量用于今日的抗日战争——这是非常可痛惜的历史的教训，从今以后，再也不要自己摧残任何的革命力量了——然而就在既存的基础上，加上广大的努力，必能逐渐前进，加强抗战的力量。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这种努力的总方向。国际援助一方面，眼前虽然还看不见大量的和直接的，但是国际局面根本已和过去两样，大量和直接的援助正在酝酿中。中国近代无数解放运动的失败都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都不能比拟今天的情况。在今天，虽然存在着许多困难条件，规定了抗日战争是艰难的战争，例如敌人之强，我们之弱，敌人的困难还刚在开始，我们的进步还很不够，如此等等，然而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只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就能克服困难而争取胜利。这些有利条件，历史上没有一个时候可和今天比拟，这就是抗日战争必不会和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同归失败的理由。

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

　　（二○）亡国论之没有根据，俱如上述。但是另有许多人，并非亡国论者，他们是爱国志士，却对时局怀抱甚深的忧虑。他们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惧怕对日妥协，一是怀疑政治不能进步。这两个可忧虑的问题在广大的人们中间议论着，找不到解决的基点。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两个问题。
　　（二一）前头说过，妥协的问题是有其社会根源的，这个社会根源存在，妥协问题就不会不发生。但妥协是不会成功的。要证明这一点，仍不外向日本、中国、国际三方面找根据。第一是日本方面。还在抗战初起时，我们就估计有一种酝酿妥协空气的时机会要到来，那就是在敌人占领华北和江浙之后，可能出以劝降手段。后来果然来了这一手；但是危机随即过去，原因之一是敌人采取了普遍的野蛮政策，实行公开的掠夺。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敌人的这一掠夺的即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于中国人的；不但是对下层民众，而且是对上层成分，——当然对后者稍为客气些，但也只有程度之别，并无原则之分。大体上，敌人是将东三省的老办法移植于内地。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敌人的这一野蛮政策，还要施之于更深的内地。他的胃口很旺，不愿停止战争。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内阁宣言的方针[14]，至今坚决执行，也不能不执行，这就激怒了一切阶层的中国人。这是根据敌人战争的退步性野蛮性而来的，“在劫难逃”，于是形成了绝对的敌对。估计到某种时机，敌之劝降手段又将出现，某些亡国论者又将蠕蠕而动，而且难免勾结某些国际成分（英、美、法内部都有这种人，特别是英国的上层分子），狼狈为奸。但是大势所趋，是降不了的，日本战争的坚决性和特殊的野蛮性，规定了这个问题的一方面。
　　（二二）第二是中国方面。中国坚持抗战的因素有三个：其一，共产党，这是领导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国民党，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会投降。又其一，别的党派，大多数是反对妥协、拥护抗战的。这三者互相团结，谁要妥协就是站在汉奸方面，人人得而诛之。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人，就不能不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妥协就实际上难于成功。
　　（二三）第三是国际方面。除日本的盟友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分子中的某些成分外，其余都不利于中国妥协而利于中国抗战。这一因素影响到中国的希望。今天全国人民有一种希望，认为国际力量必将逐渐增强地援助中国。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特别是苏联的存在，鼓舞了中国的抗战。空前强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和中国是历来休戚相关的。苏联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成分之唯利是图者根本相反，它是以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和革命战争为其职志的。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
　　（二四）由此可作结论：妥协的危机是存在的，但是能够克服。因为敌人的政策即使可作某种程度的改变，但其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内部有妥协的社会根源，但是反对妥协的占大多数。国际力量也有一部分赞助妥协，但是主要的力量赞助抗战。这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就能克服妥协危机，坚持抗战到底。
　　（二五）现在来答复第二个问题。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但是基本上依赖于坚持抗战。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不良现象是严重地存在着，这些不合理因素的历史积累，使得广大爱国志士发生很大的忧虑和烦闷。但是抗战的经验已经证明，十个月的中国人民的进步抵得上过去多少年的进步，并无使人悲观的根据。历史积累下来的腐败现象，虽然很严重地阻碍着人民抗战力量增长的速度，减少了战争的胜利，招致了战争的损失，但是中国、日本和世界的大局，不容许中国人民不进步。由于阻碍进步的因素即腐败现象之存在，这种进步是缓慢的。进步和进步的缓慢是目前时局的两个特点，后一个特点和战争的迫切要求很不相称，这就是使得爱国志士们大为发愁的地方。然而我们是在革命战争中，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我们把抗战和建国联系起来看，是正当的。说日本也能获得改造，是说日本统治者的侵略战争将走到失败，有引起日本人民革命之可能。日本人民革命胜利之日，就是日本改造之时。这和中国的抗战密切地联系着，这一个前途是应该看到的。

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

　　（二六）我们已把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几个敌我之间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亡国论，答复了为什么不易妥协和为什么政治可能进步的问题。亡国论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它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那些并非亡国论者，也不是一贯的悲观主义者，仅为一时候和一局部的敌我强弱情况或国内腐败现象所迷惑，而一时地发生悲观心理的人们，我们也得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观点的来源也是片面性和主观性的倾向。但是他们的改正较容易，只要一提醒就会明白，因为他们是爱国志士，他们的错误是一时的。
　　（二七）然而速胜论者也是不对的。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它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总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他们常常抹杀这一点，因此抹杀了真理的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长处之有限性，因而抹杀了真理的又一方面。由此犯出或大或小的错误来，这里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这些朋友们的心是好的，他们也是爱国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的看法则不对，照了做去，一定碰壁。因为估计不符合真相，行动就无法达到目的；勉强行去，败军亡国，结果和失败主义者没有两样。所以也是要不得的。
　　（二八）我们是否否认亡国危险呢？不否认的。我们承认在中国面前摆着解放和亡国两个可能的前途，两者在猛烈地斗争中。我们的任务在于实现解放而避免亡国。实现解放的条件，基本的是中国的进步，同时，加上敌人的困难和世界的援助。我们和亡国论者不同，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亡国论者则主观地和片面地只承认亡国一个可能性，否认解放的可能性，更不会指出解放的条件和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我们对于妥协倾向和腐败现象也是承认的，但是我们还看到其它倾向和其它现象，并指出二者之中后者对于前者将逐步地占优势，二者在猛烈地斗争着；并指出后者实现的条件，为克服妥协倾向和转变腐败现象而努力。因此，我们并不悲观，而悲观的人们则与此相反。
　　（二九）我们也不是不喜欢速胜，谁也赞成明天一个早上就把“鬼子”赶出去。但是我们指出，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们客观地并全面地估计到一切敌我情况，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而排斥毫无根据的速胜论。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战争的过程，而排斥贪便宜尚空谈的速胜论。

为什么是持久战？

　　（三○）现在我们来把持久战问题研究一下。“为什么是持久战”这一个问题，只有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例如单说敌人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就有陷入亡国论的危险。因为单纯地以弱敌强，无论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都不能产生持久的结果。单是大小或单是进步退步、多助寡助，也是一样。大并小、小并大的事都是常有的。进步的国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强，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国家或事物所灭亡者。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因此，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它缺点，我尚有其它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而不能避免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
　　（三一）既然敌之优点只有一个，余皆缺点，我之缺点只有一个，余皆优点，为什么不能得出平衡结果，反而造成了现时敌之优势我之劣势呢？很明显的，不能这样形式地看问题。事情是现时敌我强弱的程度悬殊太大，敌之缺点一时还没有也不能发展到足以减杀其强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优点一时也没有且不能发展到足以补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平衡不能出现，而出现的是不平衡。
　　（三二）敌强我弱，敌是优势而我是劣势，这种情况，虽因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而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产生基本的变化。所以，在战争的一定阶段上，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将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然而敌我都只限于这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不能超过而至于全胜或全败，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一则敌强我弱之原来状况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二则由于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造成这种相对的形势。拿原来状况来说，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它不利的因素所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的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已为其它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于是形成敌是相对的强，我是相对的弱；敌是相对的优势，我是相对的劣势。双方的强弱优劣原来都不是绝对的，加以战争过程中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变化了敌我原来强弱优劣的形势，因而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三三）然而情况是继续变化的。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三四）目前敌尚能勉强利用其强的因素，我之抗战尚未给他以基本的削弱。其人力、物力不足的因素尚不足以阻止其进攻，反之，尚足以维持其进攻到一定的程度。其足以加剧本国阶级对立和中国民族反抗的因素，即战争之退步性和野蛮性一因素，亦尚未造成足以根本妨碍其进攻的情况。敌人的国际孤立的因素也方在变化发展之中，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孤立。许多表示助我的国家的军火资本家和战争原料资本家，尚在唯利是图地供给日本以大量的战争物资[15]，他们的政府[16]亦尚不愿和苏联一道用实际方法制裁日本。这一切，规定了我之抗战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表现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虽在十个月抗战中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且在量的方面，又不得不有所减弱。其各种有利因素，虽然都在起积极作用，但达到足以停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程度则尚有待于巨大的努力。在国内，克服腐败现象，增加进步速度；在国外，克服助日势力，增加反日势力，尚非目前的现实。这一切，又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

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三五）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三六）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敌欲达此目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约一百五十万兵员，时间一年半至两年，用费将在一百万万日元以上。敌人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至欲完全占领粤汉铁路和西兰公路，将经历非常危险的战争，未必尽能达其企图。但是我们的作战计划，应把敌人可能占领三点甚至三点以外之某些部分地区并可能互相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基础，部署持久战，即令敌如此做，我也有应付之方。这一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阵地战虽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此阶段中，中国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团结。敌虽已经采用过并且还将采用卑鄙无耻的劝降手段，企图不费大力实现其速决计划，整个地征服中国，但是过去的已经失败，今后的也难成功。此阶段中，中国虽有颇大的损失，但是同时却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此阶段中，苏联对于我国已经有了大量的援助。敌人方面，士气已开始表现颓靡，敌人陆军进攻的锐气，此阶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将更不如初期。敌之财政和经济已开始表现其竭蹶状态，人民和士兵的厌战情绪已开始发生，战争指导集团的内部已开始表现其“战争的烦闷”，生长着对于战争前途的悲观。
　　（三七）第二阶段，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此阶段内，敌之企图是保守占领地，以组织伪政府的欺骗办法据之为己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括东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着顽强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时中国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规军，不过一方面因敌在其占领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

不过一方面因敌在其占领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战略守势，一方面因中国技术条件一时未能完备，尚难迅即举行战略反攻。除正面防御部队外，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如同现在山西的榜样。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做得好，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那时，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第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第二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游击区。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敌人将大肆其破坏中国统一战线的活动，一切敌之占领地的汉奸组织将合流组成所谓“统一政府”。我们内部，因大城市的丧失和战争的困难，动摇分子将大倡其妥协论，悲观情绪将严重地增长。此时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把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起来，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提倡艰苦斗争，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程。此阶段内，必须号召全国坚决地维持一个统一政府，反对分裂，有计划地增强作战技术，改造军队，动员全民，准备反攻。此阶段中，国际形势将变到更于日本不利，虽可能有张伯伦[17]一类的迁就所谓“既成事实”的“现实主义”的调头出现，但主要的国际势力将变到进一步地援助中国。日本威胁南洋和威胁西伯利亚，将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甚至爆发新的战争。敌人方面，陷在中国泥潭中的几十个师团抽不出去。广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抗日运动将疲惫这一大批日本军，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进一步地增长其思乡厌战直至反战的心理，从精神上瓦解这个军队。日本在中国的掠夺虽然不能说它绝对不能有所成就，但是日本资本缺乏，又困于游击战争，急遽的大量的成就是不可能的。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中国抗战的三幕戏，这是第二幕。由于全体演员的努力，最精彩的结幕便能很好地演出来。
　　（三八）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然而单只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否则是不能胜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国的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的任务。这个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将变为战略反攻了，在现象上，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说，第一阶段的阵地防御，由于当时的条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阶段的阵地攻击，由于条件的改变和任务的需要，将变成颇为重要的。此阶段内的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阶段之变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
　　（三九）这样看来，战争的长期性和随之而来的残酷性，是明显的。敌人不能整个地吞并中国，但是能够相当长期地占领中国的许多地方。中国也不能迅速地驱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将依然是中国的。最后是敌败我胜，但是必须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
　　（四○）中国人民在这样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间，将受到很好的锻炼。参加战争的各政党也将受到锻炼和考验。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胜利。果然是这样，一切困难就能够克服。跨过战争的艰难路程之后，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这是战争的自然逻辑。
　　（四一）三个阶段中，敌我力量的变化将循着下述的道路前进。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我之这种劣势，须估计抗战以前到这一阶段末尾，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中国原来的劣势，经过第一阶段的消耗将更为严重，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第一阶段的末尾，也许要减缩到相当大的程度，特别是经济方面。这一点，将被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然而必须看到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这第二种变化，就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
　　（四二）第一阶段中，敌人方面也有两种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表现在：几十万人的伤亡，武器和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靡，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一百万万日元以上的支出，国际舆论的责备等等方面。这个方面，又给予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然而也要估计到敌人的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那就是他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在这点上面，又产生我们的抗战是持久战而不能速胜的根据，同时也将被一些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但是我们必须估计敌人这种向上变化的暂时性和局部性。敌人是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者，他占领中国的土地是暂时的。中国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将使他的占领区实际上限制在狭小的地带。而且，敌人对中国土地的占领又产生了和加深了日本同外国的矛盾。再则，根据东三省的经验，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般地只能是支出资本时期，不能是收获时期。所有这些，又是我们击破亡国论和妥协论而建立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的根据。
　　（四三）第二阶段，上述双方的变化将继续发展，具体的情形不能预断，但是大体上将是日本继续向下，中国继续向上[18]。例如日本的军力、财力大量地消耗于中国的游击战争，国内人心更加不满，士气更加颓靡，国际更感孤立。中国则政治、军事、文化和人民动员将更加进步，游击战争更加发展，经济方面也将依凭内地的小工业和广大的农业而有某种程度的新发展，国际援助将逐渐地增进，将比现在的情况大为改观。这个第二阶段，也许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大体上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应该重复地指出：所谓变劣势为优势和完成反攻准备，是包括中国自己力量的增长、日本困难的增长和国际援助的增长在内的，总合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国的优势，完成反攻的准备。
　　（四四）根据中国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的状态，第三阶段的战略反攻，在其前一时期将不是全国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敌人采用各种分化手段破裂中国统一战线的企图，此阶段中并不会减弱，因此，中国内部团结的任务更加重要，务不令内部不调致战略反攻半途而废。此时期中，国际形势将变到大有利于中国。中国的任务，就在于利用这种国际形势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四五）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
　　（四六）于是问题和结论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必须是持久战。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吗？我以为是正确的。
　　（四七）讲到这里，亡国论和妥协论者又将跑出来说：中国由劣势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军力和经济力；由平衡到优势，需要有超过日本的军力和经济力；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结论是不正确的。
　　（四八）这就是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它不是优势，那末，掌握比较劣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没有疑义，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其军力和经济力是能够逐渐地加强的。而我们的敌人，经过长期战争和内外矛盾的削弱，其军力和经济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中国也不能变成优势吗？还不止此，目前我们不能把别国的军力和经济力大量地公开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难道将来也不能吗？如果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如果将来有一国或几国以其相当大量的军力和经济力公开地防御或攻击日本，公开地援助我们，那末，优势不更在我们一方面吗？日本是小国，其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孤立；中国是大国，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多助。所有这些，经过长期发展，难道还不能使敌我优劣的形势确定地发生变化吗？
　　（四九）速胜论者则不知道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起一定的变化以前，就要举行战略的决战，就想提前到达解放之路，也是没有根据的。其意见实行起来，一定不免于碰壁。或者只是空谈快意，并不准备真正去做。最后则是事实先生跑将出来，给这些空谈家一瓢冷水，证明他们不过是一些贪便宜、想少费气力多得收成的空谈主义者。这种空谈主义过去和现在已经存在，但是还不算很多，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时，空谈主义可能多起来。但是在同时，如果第一阶段中国损失较大，第二阶段时间拖得很长，亡国论和妥协论更将大大地流行。所以我们的火力，应该主要地向着亡国论和妥协论方面，而以次要的火力，反对空谈主义的速胜论。
　　（五○）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了的，但是战争究将经过多少年月则谁也不能预断，这个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才能决定。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具体地说，惟有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小的范围，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它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做了这一切，才能缩短战争的时间，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图便的法门。

犬牙交错的战争

　　（五一）我们可以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这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在历史上也是有过的，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三年内战，就有过这种情形。但其在中国的特点，是其特殊的长期性和广大性，这将是突破历史纪录的东西。这种犬牙交错的形态，表现在下述的几种情况上。
　　（五二）内线和外线——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的；但是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游击区的关系亦然。各个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它各区为外线，又形成了很多夹攻敌人的火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是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将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第二阶段将更加猛烈地前进，形成了后退和前进的奇异形态。
　　（五三）有后方和无后方——利用国家的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人占领地之最后限界的，是主力军。脱离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后的，是游击队。但在每一游击区中，仍自有其小规模的后方，并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这个区别的，是每一游击区派遣出去向该区敌后临时活动的游击队，他们不但没有后方，也没有作战线。“无后方的作战”，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没有可怕而有大利，不应怀疑而应提倡。
　　（五四）包围和反包围——从整个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战略上的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之第一种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后者例如晋西北。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河北、山东等省也有许多这样的包围。这又是我对于敌之第二种反包围。这样，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的据点（例如太原）和我之游击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19]。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它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
　　（五五）大块和小块——一种可能，是敌占地区将占中国本部之大半，而中国本部完整的区域只占一小半。这是一种情形。但是敌占大半中，除东三省等地外，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说是一等的，依面积和人口来说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而普遍地发展的游击区，反居其大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如果超越本部的范围，而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算了进来，则在面积上中国未失地区仍然是大半，而敌占地区包括东三省在内，也只是小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完整区域当然是重要的，应集大力去经营，不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文化方面也要紧。敌人已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为文化中心。同时，敌后广大游击区的经营也是非常之要紧的，也应把它们的各方面发展起来，也应发展其文化工作。总起来看，中国将是大块的乡村变为进步和光明的地区，而小块的敌占区，尤其是大城市，将暂时地变为落后和黑暗的地区。
　　（五六）这样看来，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这个战争，不但将影响到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国首先是印度等被压迫民族的进步。全中国人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犬牙交错的战争中去，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的形态。

为永久和平而战

　　（五七）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今天一样，战争是接近于永久和平的。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在过去历史上是空前的，但还不是绝后的战争。只有目前开始了的战争，接近于最后战争，就是说，接近于人类的永久和平。目前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战争，你们看，一个意大利，又一个日本，一个阿比西尼亚，又一个西班牙，再一个中国。参加战争的这些国家共有差不多六万万人口，几乎占了全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目前的战争的特点是无间断和接近永久和平的性质。为什么无间断？意大利同阿比西尼亚打了之后，接着意大利同西班牙打，德国也搭了股份，接着日本又同中国打。还要接着谁呢？无疑地要接着希特勒同各大国打。“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20]，一点也不错。目前的战争发展到世界大战之间，是不会间断的，人类的战争灾难不可避免。为什么又说这次战争接近于永久和平？这次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已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由于这种总危机，逼使各资本主义国家走入新的战争，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国家从事于新战争的冒险。我们可以预见这次战争的结果，将不是资本主义的获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溃。这次战争，将比二十年前的战争更大，更残酷，一切民族将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去，战争时间将拖得很长，人类将遭受很大的痛苦。但是由于苏联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这次战争中无疑将出现伟大的革命战争，用以反对一切反革命战争，而使这次战争带着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即使尔后尚有一个战争时期，但是已离世界的永久和平不远了。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已经开始了的革命的战争，是这个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战争的一部分。占着五万万以上人口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将占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因此，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
　　（五八）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前一类战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义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一次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也正在反对。我们中国，则从人民到政府，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一律举起了义旗，进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牺牲虽大，时间虽长，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结束。为了这个目的，人类大多数应该拿出极大的努力。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

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这种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会经济的行程已经接近了这一点，只须加上多数人的努力，几十年工夫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能动性在战争中

　　（五九）以上说的，都是说明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大体上都是说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下，将转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上。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就是以下要答复的问题。为了这个，我们将依次说明下列的问题：能动性在战争中，战争和政治，抗战的政治动员，战争的目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歼灭战，消耗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战争的决战问题，兵民是胜利之本。我们现在就从能动性问题说起吧。
　　（六○）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
　　（六一）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六二）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在既定的客观物质的基础之上，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就要发挥他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敌人，改变我们这个被侵略被压迫的社会国家的状态，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

战争和政治

　　（六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
　　（六四）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21]。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例如抗日的任务未完，有想求妥协的，必不成功；因为即使因某种缘故妥协了，但是战争仍要起来，广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继续战争，贯彻战争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六五）基于战争的特殊性，就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因此，战争的经验是特殊的。一切参加战争的人们，必须脱出寻常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争取战争的胜利。

抗日的政治动员

　　（六六）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决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六七）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22]，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23]，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战争的目的

　　（六八）这里不是说战争的政治目的，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说的，是作为人类流血的政治的所谓战争，两军相杀的战争，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继续。轰炸机、机关枪、远射程炮、毒气，是矛的发展；防空掩蔽部、钢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发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结合为一的新式武器。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防御也是不能废的。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退却，属于防御一类，是防御的继续；而追击，则是进攻的继续。应该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战争实际中，虽有许多时候以防御为主，而在其余时候以进攻为主，然而通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仍然是主要的。
　　（六九）怎样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岂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我们说，基本上为着消灭敌人的进攻手段中，同时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这里。防御必须同时有进攻，而不应是单纯的防御，也是这个道理。
　　（七○）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射击原则的“荫蔽身体，发扬火力”是什么意思呢？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因为前者，于是利用地形地物，采取跃进运动，疏开队形，种种方法都发生了。因为后者，于是扫清射界，组织火网，种种方法也发生了。战术上的突击队、钳制队、预备队，第一种为了消灭敌人，第二种为了保存自己，第三种准备依情况使用于两个目的——或者增援突击队，或者作为追击队，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增援钳制队，或者作为掩护队，都是为了保存自己。照这样，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原则，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行动，一点也离不开战争的目的，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
　　（七一）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不能离开中日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也不能离开这个战争目的去指导战争。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展开于战争的行动中，就变成互相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斗争。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驱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

　　（七二）现在来研究抗日战争中的具体的战略方针。我们已说过了，抗日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是的，这是完全对的。但这是一般的方针，还不是具体的方针。怎样具体地进行持久战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答复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
　　（七三）由于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我们则居于战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日本用其战斗力颇强的几十个师团的陆军（目前已到了三十个师团）和一部分海军，从陆海两面包围和封锁中国，又用空军轰炸中国。目前日本的陆军已占领从包头到杭州的长阵线，海军则到了福建广东，形成了大范围的外线作战。我们则处于内线作战地位。所有这些，都是由敌强我弱这个特点造成的。这是一方面的情形。
　　（七四）然而在另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占领区域，则空出了广大地面无法占领，这就给了中国游击战争以广大活动的地盘。在全国，即使敌能占领广州、武汉、兰州之线及其附近的地区，但以外的地区是难于占领的，这就给了中国以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枢根据地。第二，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中。敌分路向我进攻，敌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看起来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于是敌之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我之战略作战上的内线和防御，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了外线和进攻。对其一路如此，对其它路也是如此。以上两点，都是从敌小我大这一特点发生的。又由于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我兵虽多，乃是弱兵（也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因此，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为了实行速决，一般应不打驻止中之敌，而打运动中之敌。我预将大兵荫蔽集结于敌必经通路之侧，乘敌运动之际，突然前进，包围而攻击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打得好，可能全部或大部或一部消灭他；打不好，也给他一个大的杀伤。一战如此，他战皆然。不说多了，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这样，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了。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
　　（七五）上述这样的战役和战斗的作战方针，一句话说完，就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对于我之战略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方针。如果战役和战斗方针也同样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例如抗战初起时期之所为，那就完全不适合敌小我大、敌强我弱这两种情况，那就决然达不到战略目的，达不到总的持久战，而将为敌人所击败。所以，我们历来主张全国组成若干个大的野战兵团，其兵力针对着敌人每个野战兵团之兵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采用上述方针，与敌周旋于广大战场之上。这种方针，不但是正规战争用得着，游击战争也用得着，而且必须要用它。不但适用于战争的某一阶段，而且适用于战争的全过程。战略反攻阶段，我之技术条件增强，以弱敌强这种情况即使完全没有了，我仍用多兵从外线采取速决的进攻战，就更能收大批俘获的成效。例如我用两个或三个或四个机械化的师对敌一个机械化的师，更能确定地消灭这个师。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
　　（七六）如果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在战场上，因为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兵处外线，敌是少兵处内线；我是速决，敌虽企图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敌人方面，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就变成了劣势；我军方面反之，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在打了许多这样的胜仗之后，总的敌我形势便将引起变化。这就是说，集合了许多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总的强弱优劣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到那时，配合着我们自己的其它条件，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上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敌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那时，就是我们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时机了。
　　（七七）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

　　（七八）上面说过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中心点在于一个进攻；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所以叫它做“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是实行持久战的最好的方针，也即是所谓运动战的方针。但是这个方针实行起来，离不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三个问题。
　　（七九）前面已说过了自觉的能动性，为什么又说主动性呢？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种人的特点，特别强烈地表现于战争中，这些是前面说过了的。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一个士兵被缴械，是这个士兵失了行动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一个军队的战败，也是一样。为此缘故，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我们提出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计划性，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但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此外，也还有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来争取自己主动和逼敌处于被动的情形。下面就来分析这几点。
　　（八○）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战略的主动地位，自然以战略的进攻战为较能掌握和发挥，然而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主动地位，即绝对的主动权，只有以绝对优势对绝对劣势才有可能。一个身体壮健者和一个重病患者角斗，前者便有绝对的主动权。如果日本没有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它能一下出几百万至一千万大兵，财源比现在多过几倍，又没有民众和外国的敌对，又不实行野蛮政策招致中国人民拚死命反抗，那它便能保持一种绝对的优势，它便有一种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绝对的主动权。但在历史上，这类绝对优势的事情，在战争和战役的结局是存在的，战争和战役的开头则少见。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屈服的前夜，这时协约国变成了绝对优势，德国则变成了绝对劣势，结果德国失败，协约国获胜，这是战争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又如台儿庄胜利的前夜，这时当地孤立的日军经过苦战之后，已处于绝对的劣势，我军则造成了绝对的优势，结果敌败我胜，这是战役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战争或战役也有以相对的优劣或平衡状态而结局的，那时，在战争则出现妥协，在战役则出现对峙。但一般是以绝对的优劣而分胜负居多数。所有这些，都是战争或战役的结局，而非战争或战役的开头。中日战争的最后结局，可以预断，日本将以绝对劣势而失败，中国将以绝对优势而获胜；但是在目前，则双方的优劣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日本因其具有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这个有利因素，对于我们弱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占了优势，因而造成了它的主动权的基础。但是因为它的军力等等数量不多，又有其它许多不利因素，它的优势便为它自己的矛盾所减杀。及到中国，又碰到了中国的地大、人多、兵多和坚强的民族抗战，它的优势再为之减杀。于是在总的方面，它的地位就变成一种相对的优势，因而其主动权的发挥和维持就受了限制，也成了相对的东西。中国方面，虽然在力量的强度上是劣势，因此造成了战略上的某种被动姿态，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员的数量上，并且又在人民和军队的敌忾心和士气上，却处于优势，这种优势再加上其它的有利因素，便减杀了自己军力、经济力等的劣势的程度，使之变为战略上的相对的劣势。因而也减少了被动的程度，仅处于战略上的相对的被动地位。然而被动总是不利的，必须力求脱离它。军事上的办法，就是坚决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

就是坚决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和发动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战役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中取得许多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通过这样许多战役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就能逐渐地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战略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就能脱出了。这就是主动和被动之间、优势和劣势之间的相互关系。
　　（八一）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为什么呢？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24]，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种侦察手段，继之以指挥员的聪明的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我们有了这个“一般地正确的指导”做武器，就能多打胜仗，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这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之间的关系。
　　（八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25]，楚汉成皋之战[26]，韩信破赵之战[27]，新汉昆阳之战[28]，袁曹官渡之战[29]，吴魏赤壁之战[30]，吴蜀彝陵之战[31]，秦晋淝水之战[32]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33]，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在原占优势和主动之敌则反是；由于其主观错误和内部矛盾，可以将其很好的或较好的优势和主动地位，完全丧失，化为败军之将，亡国之君。由此可知，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八三）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34]，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什么是不意？就是无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我们说运动之敌好打，就是因为敌在不意即无准备中。这两件事——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即是以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要做到这些，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因此，发动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装起来，对敌进行广泛的袭击，同时即用以封锁消息，掩护我军，使敌无从知道我军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攻击他，造成他的错觉和不意的客观基础，是非常之重要的。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可是因为历史的错误[35]，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36]。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所有这些，也都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相互关系。战胜日本是少不了这种主观指导的。
　　（八四）大抵日本在其进攻阶段中，因其军力之强和利用我之主观上的历史错误和现时错误，它是一般地处于主动地位的。但是这种主动，已随其本身带着许多不利因素及其在战争中也犯了些主观错误（详论见后），与乎我方具备着许多有利因素，而开始了部分的减弱。敌之在台儿庄失败和山西困处，就是显证。我在敌后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则使其占领地的守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虽则敌人此时还在其主动的战略进攻中，但他的主动将随其战略进攻的停止而结束。敌之兵力不足，没有可能作无限制的进攻，这是他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一个根源。我之战役的进攻战，在敌后的游击战争及其它条件，这是他不能不停止进攻于一定限度和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二个根源。苏联的存在及其它国际变化，是第三个根源。由此可见，敌人的主动地位是有限制的，也是能够破坏的。中国如能在作战方法上坚持主力军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猛烈地发展敌后的游击战争，并从政治上大大地发动民众，我之战略主动地位便能逐渐树立起来。
　　（八五）现在来说灵活性。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战争的事业，除了组织和教育军队，组织和教育人民等项之外，就是使用军队于战斗，而一切都是为了战斗的胜利。组织军队等等固然困难，但使用军队则更加困难，特别是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之中。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而从其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
　　（八六）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执行这个方针，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种种的战术或方法。懂得这些战术是容易的，灵活地使用和变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了敌人以预防条件；打迟了，敌已集中驻止，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突击点选在左翼，恰当敌之弱点，容易取胜；选在右翼，碰在敌人的钉子上，不能奏效。这就是地点问题。以我之某一部队执行某种任务，容易取胜；以另一部队执行同样任务，难于收效。这就是部队情况问题。不但使用战术，还须变换战术。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钳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钳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变换，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战斗指挥如此，战役和战略指挥也是如此。
　　（八七）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37]，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
　　（八八）现在来说计划性。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实性，实现计划性于战争，较之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然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38]，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注：现通常写为“征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近代技术（有线电、无线电、飞机、汽车、铁道、轮船等）的发达，又使战争的计划性增大了可能。但由于战争只有程度颇低和时间颇暂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很难完全和固定，它随战争的运动（或流动，或推移）而运动，且依战争范围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战术计划，例如小兵团和小部队的攻击或防御计划，常须一日数变。战役计划，即大兵团的行动计划，大体能终战役之局，但在该战役内，部分的改变是常有的，全部的改变也间或有之。战略计划，是基于战争双方总的情况而来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适用，战争向着新的阶段推移，战略计划便须改变。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抗日战争的各级指挥员，对此应当加以注意。
　　（八九）有些人，基于战争的流动性，就从根本上否认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之相对的固定性，说这样的计划或方针是“机械的”东西。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如上条所述，我们完全承认：由于战争情况之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战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战争的计划或方针，也只应给以相对的固定性，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地加以更换或修改，不这样做，我们就变成机械主义者。然而决不能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地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否认了这点，就否认了一切，连战争本身，连说话的人，都否认了。由于战争的情况和行动都有其相对的固定性，因而应之而生的战争计划或方针，也就必须拿相对的固定性赋予它。例如，由于华北战争的情况和八路军分散作战的行动有其在一定阶段内的固定性，因而在这一定阶段内赋予相对的固定性于八路军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种战略的作战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战役方针，较之上述战略方针适用的时间要短促些，战术方针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时间的固定性。否认了这点，战争就无从着手，成为毫无定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这也是、那也是的战争相对主义了。没有人否认，就是在某一一定时间内适用的方针，它也是在流动的，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和另一方针的采用。然而这种流动是有限制的，即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的范围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即是说，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这种根本性质，在一定时间内是决不流动的，我们所谓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的固定性，就是指的这一点。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意见。
　　（九○）在说过了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又说过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之后，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战争计划即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要带灵活性，使之能适应战争的情况。要处处照顾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以便改变敌我之间的形势。而一切这些，都表现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同时也就表现于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之中。

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

　　（九一）作为战争内容的战略内线、战略持久、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战争形式上就表现为运动战。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同时，也把为了便利于执行这种进攻战而在某些必要时机执行着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包括在内，并且也把起辅助作用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包括在内。它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
　　（九二）中国版图广大，兵员众多，但军队的技术和教养不足；敌人则兵力不足，但技术和教养比较优良。在此种情形下，无疑地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以其它形式辅助之，组成整个的运动战。在这里，要反对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也要反对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
　　（九三）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然而，这和韩复榘式的逃跑主义[39]是没有相同之点的。战争的基本要求是：消灭敌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运动战决不能被韩复榘一类人所借口，决不是只有向后的运动，没有向前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否定了运动战的基本的进攻性，实行的结果，中国虽大，也是要被“运动”掉的。
　　（九四）然而另一种思想也是不对的，即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我们主张以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为内容的运动战，其中包括了辅助作用的阵地战，又包括了“运动性的防御”和退却，没有这些，运动战便不能充分地执行。拚命主义是军事上的近视眼，其根源常是惧怕丧失土地。拚命主义者不知道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进退。积极方面，为了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常常要求敌人在运动中，并要求有利于我之许多条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敌情、能封锁消息的居民、敌人的疲劳和不意等。这就要求敌人的前进，虽暂时地丧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因为暂时地部分地丧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复土地的代价。消极方面，凡被迫处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在新的时机中再行打击敌人。拚命主义者不知此理，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九五）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就要算游击战了。我们说，整个战争中，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说的是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是依靠正规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的责任。但这不是说：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不重要。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这样说，是包括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这一个战略任务在内的。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间，游击战不停止于原来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这样，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至于就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说来，它的战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轻视的了。因此，在中国，游击战的本身，不只有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问题。这个问题，我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面已经说到了。前面说过，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但这个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将由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为此缘故，在全国的数百万正规军中间，至少指定数十万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敌占地区，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从事游击战争，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军队，要自觉地负担这种神圣任务，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并且正规军分散作游击战，集合起来又可作运动战，八路军就是这样做的。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九六）防御的和攻击的阵地战，在中国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一般都不能执行，这也就是我们表现弱的地方。再则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一点，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因此阵地战就不能用为重要手段，更不待说用为主要手段。然而在战争的第一第二两阶段中，包括于运动战范围，而在战役作战上起其辅助作用的局部的阵地战，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为着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敌人和争取余裕时间之目的，而采取半阵地性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更是属于运动战的必要部分。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能够充分地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战略反攻阶段，无疑地将提高阵地战的地位，因为那时敌人将坚守阵地，没有我之有力的阵地攻击以配合运动战，将不能达到收复失地之目的。虽然如此，第三阶段中，我们仍须力争以运动战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因为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临到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以后西欧地区那样的阵地战，就死了一大半。然而在广大版图的中国境内作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方面又还保存着技术贫弱这种情况，“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现。就在第三阶段，中国技术条件虽已增进，但仍不见得能够超过敌人，这样也就被逼着非努力讲求高度的运动战，不能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这样，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在这些战争形式中，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能够得到充分地发挥的机会，这又是我们不幸中的幸事啊！

消耗战，歼灭战

　　（九七）前头说过，战争本质即战争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而达此目的的战争形式，有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实现时的效果就有程度的不同，因而一般地有所谓消耗战和歼灭战之别。
　　（九八）我们首先可以说，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为什么？敌之强的因素尚在发挥，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依然存在，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减杀其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还未脱离，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国内国际条件，改变自己的不利状态，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也不能成功。因此，战役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的手段。在这点上说，歼灭战就是消耗战。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九九）但达到战略消耗目的的，还有战役的消耗战。大抵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阵地战是执行消耗任务的，游击战是执行消耗任务同时又执行歼灭任务的，三者互有区别。在这点上说，歼灭战不同于消耗战。战役的消耗战，是辅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战所需要的。
　　（一○○）从理论上和需要上说来，中国在防御阶段中，应该利用运动战之主要的歼灭性，游击战之部分的歼灭性，加上辅助性质的阵地战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击战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达到大量消耗敌人的战略目的。在相持阶段中，继续利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歼灭性和消耗性

，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战局持久，逐渐地转变敌我形势，准备反攻的条件。战略反攻时，继续用歼灭达到消耗，以便最后地驱逐敌人。
　　（一○一）但是在事实上，十个月的经验是，许多甚至多数的运动战战役，打成了消耗战；游击战之应有的歼灭作用，在某些地区，也还未提到应有的程度。这种情况的好处是，无论如何我们总算消耗了敌人，对于持久作战和最后胜利有其意义，我们的血不是白流的。然而缺点是：一则消耗敌人的不足；二则我们自己不免消耗的较多，缴获的较少。虽然应该承认这种情况的客观原因，即敌我技术和兵员教养程度的不同，然而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无论如何也应该提倡主力军在一切有利场合努力地执行歼灭战。游击队虽然为了执行许多具体任务，例如破坏和扰乱等，不能不进行单纯的消耗战，然而仍须提倡并努力实行在战役和战斗之一切有利场合的歼灭性的作战，以达既能大量消耗敌人又能大量补充自己之目的。
　　（一○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所谓外线，所谓速决，所谓进攻，与乎运动战之所谓运动，在战斗形式上，主要地就是采用包围和迂回战术，因而便须集中优势兵力。所以，集中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是实施运动战即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必要条件。然而一切这些，都是为着歼灭敌人之目的。
　　（一○三）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骄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我军对之杀伤甚多、俘虏甚少的现象，主要原因在此。这一点，过去许多人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东西的破坏，需要一个长的过程。首先需要我们重视这一特点，然后耐心地有计划地从政治上、国际宣传上、日本人民运动上多方面地向着这一点进行工作；而军事上的歼灭战，也是方法之一。在这里，悲观主义者可以据之引向亡国论，消极的军事家又可以据之反对歼灭战。我们则相反，我们认为日本军队的这种长处是可以破坏的，并且已在开始破坏中。破坏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争取。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给以歼灭战的打击。在作战上讲，十个月的经验证明歼灭是可能的，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就是明证。日本军心已在开始动摇，士兵不了解战争目的，陷于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包围中，冲锋的勇气远弱于中国兵等等，都是有利于我之进行歼灭战的客观的条件，这些条件并将随着战争之持久而日益发展起来。在以歼灭战破坏敌军的气焰这一点上讲，歼灭又是缩短战争过程提早解放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条件之一。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而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一○四）另一方面，应该承认在技术和兵员教养的程度上，现时我们不及敌人。因而最高限度的歼灭，例如全部或大部俘获的事，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在平原地带的战斗中，是困难的。速胜论者在这点上面的过分要求，也属不对。抗日战争的正确要求应该是：尽可能的歼灭战。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全部也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场合，则执行消耗战。对于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则。在战役的指挥关系上，对于前者，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指挥的原则。这些，就是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

乘敌之隙的可能性

　　（一○五）关于敌之可胜，就是在敌人的指挥方面也有其基础。自古无不犯错误的将军，敌人之有岔子可寻，正如我们自己也难免出岔子，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战略和战役上说来，敌人在十个月侵略战争中，已经犯了许多错误。计其大者有五。一是逐渐增加兵力。这是由于敌人对中国估计不足而来的，也有他自己兵力不足的原因。敌人一向看不起我们，东四省[40]得了便宜之后，加之以冀东、察北的占领，这些都算作敌人的战略侦察。他们得来的结论是：一盘散沙。据此以为中国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谓“速决”的计划，少少出点兵力，企图吓溃我们。十个月来，中国这样大的团结和这样大的抵抗力，他们是没有料到的，他们把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中国已存在着先进的党派、先进的军队和先进的人民这一点忘掉了。及至不行，就逐渐增兵，由十几个师团一次又一次地增至三十个。再要前进，非再增不可。但由于同苏联对立，又由于人财先天不足，所以日本的最大的出兵数和最后的进攻点都不得不受一定的限制。二是没有主攻方向。台儿庄战役以前，敌在华中、华北大体上是平分兵力的，两方内部又各自平分。例如华北，在津浦、平汉、同蒲三路平分兵力，每路伤亡了一些，占领地驻守了一些，再前进就没有兵了。台儿庄败仗后，总结了教训，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这个错误算是暂时地改了一下。三是没有战略协同。敌之华中、华北两集团中，每一集团内部是大体协同的，但两集团间则很不协同。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儿庄时，南段不动。两处都触了霉头之后，于是陆军大臣来巡视了，参谋总长来指挥了，算是暂时地协调了一下。日本地主资产阶级和军阀内部存在着颇为严重的矛盾，这种矛盾正在向前发展着，战争的不协同是其具体表现之一。四是失去战略时机。这点显着地表现在南京、太原两地占领后的停顿，主要的是因为兵力不足，没有战略追击队。五是包围多歼灭少。台儿庄战役以前，上海、南京、沧州、保定、南口、忻口、临汾诸役，击破者多，俘获者少，表现其指挥的笨拙。这五个——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时机，包围多歼灭少，是台儿庄战役以前日本指挥的不行之点。台儿庄战役以后，虽已改了一些，然根据其兵力不足和内部矛盾诸因素，求不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且得之于此者，又失之于彼。例如，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以上是敌人自己弄错，不是我们使之错的。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例如声东击西之类，这件事的可能性前面已经说过了。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之战争胜利又可在敌之指挥上面找到某种根源。虽然我们不应把这点作为我之战略计划的重要基础，相反，我之计划宁可放在敌人少犯错误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而且我乘敌隙，敌也可以乘我之隙，少授敌以可寻之隙，又是我们指挥方面的任务。然而敌之指挥错误，是事实上已经存在过，并且还要发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制造出来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抗日将军们应该极力地捉住它。敌人的战略战役指挥许多不行，但其战斗指挥，即部队战术和小兵团战术，却颇有高明之处，这一点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

　　（一○六）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应分为三类：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抗日战争不同于其它许多战争的特点，又表现在这个决战问题上。在第一第二阶段，敌强我弱，敌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与之决战。我之要求则相反，在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例如平型关、台儿庄以及许多的其它战斗；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例如彰德等地战役所采的方针。拚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这样就破坏了敌之“速决”计划，不得不跟了我们干持久战。这种方针，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后了的国家也难做到。我们是大国，又处进步时代，这点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急性病的速胜论者熬不过持久战的艰难路程，企图速胜，一到形势稍为好转，就吹起了战略决战的声浪，如果照了干去，整个的抗战要吃大亏，持久战为之葬送，恰恰中了敌人的毒计，实在是下策。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情况到了这种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41]。中国现在也应这样干。
　　（一○七）不怕人家骂“不抵抗”吗？不怕的。根本不战，与敌妥协，这是不抵抗主义，不但应该骂，而且完全不许可的。坚决抗战，但为避开敌人毒计，不使我军主力丧于敌人一击之下，影响到抗战的继续，一句话，避免亡国，是完全必需的。在这上面发生怀疑，是战争问题上的近视眼，结果一定和亡国论者走到一伙去。我们曾经批评了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就是因为这种拚命主义如果成为一般的风气，其结果就有使抗战不能继续，最后引向亡国的危险。
　　（一○八）我们主张一切有利条件下的决战，不论是战斗的和大小战役的，在这上面不容许任何的消极。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只有这种决战才能达到目的，每个抗日军人均须坚决地去做。为此目的，部分的相当大量的牺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牺牲的观点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观点，必须给以坚决的反对。李服膺、韩复榘等逃跑主义者的被杀，是杀得对的。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东西，是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不能分离的。我们曾经严厉地指斥了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拥护严格纪律的执行，就是因为只有这种在正确计划下的英勇决战，才能战胜强敌；而逃跑主义，则是亡国论的直接支持者。
　　（一○九）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吗？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只有形式主义者想不通这个道理。
　　（一一○）我想，即在战略反攻阶段的决战亦然。那时虽然敌处劣势，我处优势，然而仍适用“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直至打到鸭绿江边，都是如此。这样，我可始终立于主动，一切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丝毫也不为其所动。抗日将军们要有这样的坚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将军。那些“一触即跳”的人们，是不足以语此的。第一阶段我处于某种程度的战略被动，然在一切战役上也应是主动的，尔后任何阶段都应是主动。我们是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者，不是赌汉们那样的孤注一掷论者。
兵民是胜利之本
　　（一一一）日本帝国主义处在革命的中国面前，是决不放松其进攻和镇压的，它的帝国主义本质规定了这一点。中国不抵抗，日本就不费一弹安然占领中国，东四省的丧失，就是前例。中国若抵抗，日本就向着这种抵抗力压迫，直至它的压力无法超过中国的抵抗力才停止，这是必然的规律。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那些认为日本将在占领华北、江浙一带以后适可而止的人，完全没有看到发展到了新阶段迫近了死亡界线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和历史上的日本不相同了。我们说，日本的出兵数和进攻点有一定的限制，是说：在日本一方面，在其力量基础上，为了还要举行别方面的进攻并防御另一方面的敌人，只能拿出一定程度的力量打中国打到它力所能及的限度为止；在中国一方面，又表现了自己的进步和顽强的抵抗力，不能设想只有日本猛攻，中国没有必要的抵抗力。日本不能占领全中国，然而在它一切力所能及的地区，它将不遗余力地镇压中国的反抗，直至日本的内外条件使日本帝国主义发生了进入坟墓的直接危机之前，它是不会停止这种镇压的。日本国内的政治只有两个出路：或者整个当权阶级迅速崩溃，政权交给人民，战争因而结束，但暂时无此可能；或者地主资产阶级日益法西斯化，把战争支持到自己崩溃的一天，日本走的正是这条路。除此没有第三条路。那些希望日本资产阶级中和派出来停止战争的，仅仅是一种幻想而已。日本的资产阶级中和派，已经作了地主和金融寡头的俘虏，这是多年来日本政治的实际。日本打了中国之后，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它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亚，甚或两处都打。欧洲战争一起来，它就会干这一手；日本统治者的如意算盘是打得非常之大的。当然存在这种可能：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日本在中国战争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进攻西伯利亚的原来计划，而对之采取根本的守势。然而在出现了这种情形之时，不是日本进攻中国的放松，反而是它进攻中国的加紧，因为那时它只剩下了向弱者吞剥的一条路。那时中国的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的任务，就更加显得严重，更加不能丝毫懈气。
　　（一一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中国已处于进步的时代，并已有了伟大的团结，但是目前的程度还非常之不够。日本占地如此之广，一方面由于日本之强，一方面则由于中国之弱；而这种弱，完全是百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各种历史错误积累下来的结果，使得中国的进步因素限制在今天的状态。现在要战胜这样一个强敌，非有长期的广大的努力是不可能的。应该努力的事情很多，我这里只说最根本的两方面：军队和人民的进步。
　　（一一三）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我们说日本技术条件虽优，但它终必失败，除了我们给以歼灭和消耗的打击外，就是它的军心终必随着我们的打击而动摇，武器和兵员结合不稳。我们相反，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础。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
　　（一一四）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42]，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一一五）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
　　（一一六）当此保卫武汉等地成为紧急任务之时，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来支持战争，是十分严重的任务。保卫武汉等地的任务，毫无疑义必须认真地提出和执行。然而究竟能否确定地保卫不失，不决定于主观的愿望，而决定于具体的条件。政治上动员全军全民起来奋斗，是最重要的具体的条件之一。不努力于争取一切必要的条件，甚至必要条件有一不备，势必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辙。中国的马德里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具备马德里的条件。过去是没有过一个马德里的，今后应该争取几个，然而全看条件如何。条件中的最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
　　（一一七）在一切工作中，应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因为只有这种方针才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才能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为保卫一切未失地区、恢复一切已失地区而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一一八）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决不仅仅是几个党派的党部和党员们的统一战线；动员全军全民参加统一战线，才是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

结　　论

　　（一一九）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它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在战争的过程中……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它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一九三六年七月与斯诺谈话）“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

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这些就是结论。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一二○）我的讲演至此为止。伟大的抗日战争正在开展，很多人希望总结经验，以便争取全部的胜利。我所说的，只是十个月经验中的一般的东西，也算一个总结吧。这个问题值得引起广大的注意和讨论，我所说的只是一个概论，希望诸位研究讨论，给以指正和补充。


注释

[1] 见本卷《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注〔1〕。

[2]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5〕。

[3] 这种亡国论是国民党内部分领导人的意见。他们是不愿意抗日的，后来抗日是被迫的。卢沟桥事变以后，蒋介石一派参加抗日了，汪精卫一派就代表了亡国论，并准备投降日本，后来果然投降了。但是亡国论思想不但是在国民党内存在着，在某些中层社会中甚至在一部分落后的劳动人民中也曾经发生影响。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抗日战争中节节失败，而日军则长驱直进，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就侵占了华北和华中的大片土地，因而在一部分落后的人民中产生了严重的悲观情绪。

[4] 以上这些意见，都是共产党内的。在抗日战争的头半年内，党内存在着一种轻敌的倾向，认为日本不值一打。其根据并不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的力量很大，他们知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民众的有组织的力量在当时还是很小的；而是因为国民党抗日了，他们感觉国民党有很大的力量，可以有效地打击日本。他们只看见国民党暂时抗日的一面，忘记了国民党反动和腐败的一面，因而造成了错误的估计。

[5] 这是蒋介石等人的意见。蒋介石国民党既已被迫抗战，他们就一心希望外国的迅速援助，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更不相信人民的力量。

[6] 一九三八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军在台儿庄（今属山东省枣庄市）一带进行过一次会战。在这次会战中，中国军队击败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取得了会战的胜利。

[7] 徐州战役是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华北、华中的日军分南北两线沿津浦铁路和台潍（台儿庄至潍县）公路进犯徐州外围地区。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中国军队在取得台儿庄会战的胜利后，继续向鲁南增兵，在徐州附近集结了约六十万的兵力；而日军在台儿庄遭到挫败以后，从四月上旬开始调集南北两线兵力二十多万人，对徐州进行迂回包围。中国军队在日军夹击和包围下，分路向豫皖边突围。五月十九日，徐州被日军占领。

[8] 这是当时《大公报》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社评中提出的意见。他们从一种侥幸心理出发，希望用几个台儿庄一类的胜仗就能打败日本，免得在持久战中动员人民力量，危及自己阶级的安全。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普遍有这种侥幸心理。

[9] 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3〕。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10]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11]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12] 戊戌维新也称戊戌变法，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年）发生的维新运动。当时，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清朝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逐步地在中国推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这个运动缺乏人民群众的基础，又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变法三个多月以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六人，变法遭到失败。

[13]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14]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宣布以武力灭亡中国的方针；同时宣称由于国民党政府仍在“策划抗战”，日本政府决定在中国扶植新的傀儡政权，“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15] 这里主要是指美国。自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美国每年输入日本的物资占日本全部进口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战争物资占一半以上。

[16] 指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

[17] 张伯伦（一八六九——一九四○），英国保守党领袖。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任英国首相。他主张迁就德、意、日法西斯对中国、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侵略，实行妥协政策。

[18] 毛泽东在这里所预言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中国方面可能的向上变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实现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则因为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不但没有向上变化，反而向下变化了。因为这样，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和觉悟。参见本书第三卷《论联合政府》第三部分关于这一切事实的分析。

[19] 这个比喻里所引用的神话故事，见明朝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第七回。这个神话故事说，孙悟空本是个猴子，他能够一个筋斗翻十万八千里，但是，他站在如来佛的手心上尽力翻筋斗，总是翻不出去。如来佛翻掌一扑，将五个手指化作五行山，把他压住。

[20] 一九三五年八月，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法西斯是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和侵略战争。”一九三七年七月，他又发表了题为《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文。

[21] 参见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和《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327页）。

[22] 见本卷《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23] 见本卷《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注〔3〕。

[24] 见《孙子•谋攻》。

[25] 城濮在今山东省鄄城县西南。公元前六三二年，晋楚两国大战于此。战争开始时，楚军占优势。晋军退却九十里，到达城濮一带，先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右翼，给以严重的打击。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击溃了楚军的左翼。楚军终于大败而退。

[26]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1〕。

[27] 公元前二○四年，汉将韩信率部与赵王歇大战于井陉（在今河北省井陉县）。赵军号称二十万，数倍于汉军。韩信背水为阵，率军奋战；同时，遣兵袭占赵军防御薄弱的后方，使其腹背受敌，遂大破赵军。

[28]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2〕。

[29]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3〕。

[30]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4〕。

[31]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5〕。

[32]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6〕。

[33]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法国的拿破仑曾与英、普、奥、俄以及欧洲其它很多国家作战。在多次战争中，拿破仑的部队在数量上都不如他的敌人，但都得到了胜利。

[34] 公元三八三年，秦王苻坚出兵攻晋。他依仗优势兵力，非常轻视晋军。晋军打败了秦军的前锋，从水陆两路继续前进，隔淝水同秦军对峙。苻坚登寿阳城（今安徽省寿县）瞭望，见晋兵布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的草木，以为都是晋兵，觉得是遇到了劲敌，开始有惧色。随后在淝水决战中，强大的秦军终于被晋军打败。

[35] 蒋介石、汪精卫等在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以后，进行十年的反人民战争，同时又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法西斯统治。这就使得中国人民没有可能广泛地组织起来。这个历史错误是应该由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负责的。

[36] 宋襄公是公元前七世纪春秋时代宋国的国君。公元前六三八年宋国与强大的楚国作战，宋兵已经排列成阵，楚兵正在渡河。宋国有一个官员认为楚兵多宋兵少，主张利用楚兵渡河未毕的时机出击。但宋襄公说：不可，因为君子不乘别人困难的时候去攻打人家。楚兵渡河以后，还未排列成阵，宋国官员又请求出击。宋襄公又说：不可，因为君子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一直等到楚兵准备好了以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国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

[37] 见《宋史•岳飞传》。

[38] 见《礼记•中庸》。

[39]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北平、天津以后，不久即分兵沿津浦铁路南下，进攻山东省。多年统治山东的国民党军阀韩复榘不战而逃。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至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旬的十多天里，他就放弃了山东中部和西南部的大片国土，从济南一直逃到山东、河南的边境。

[40]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5〕。

[41] 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以五十万大军进攻俄国。当时俄军只有二十万人左右。为了避免不利于自己的决战，俄军实行战略退却，一直到放弃和焚毁了莫斯科。拿破仑的军队在深入俄国国土以后，遭到了俄国广大军民的坚决反抗，陷于饥寒困苦、后路被切断、四面被包围的绝境，最后不得不从莫斯科撤退。这时，俄军乘机大举反攻，拿破仑军仅剩二万余人逃离俄国国境。

[42] 国民党政府扩军的一种办法，是派军警四处捉拿人民去当兵，捉来的兵用绳捆索绑，形同囚犯。略为有钱的人，就向国民党政府的官吏行贿，出钱买人代替。

　　同志们！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也一定能够达到这些目的。但是由现在到这个光明前途的中间，存在着一段艰难的路程。为着一个光明的中国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有步骤地同日寇作斗争；而要打败它，只有经过长期的战争。关于这个战争的各方面问题，我们已经说得很多。抗战以来的经验，我们也总结了；当前的形势，我们也估计了；全民族的紧急任务，我们也提出了；用长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的战争的理由和方法，我们也说明了；国际形势，我们也分析了。那末，还有什么问题呢？同志们，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是他们国家的战争的失败主义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归于失败，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利益；失败得越彻底，就越好。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应该这样做，他们也正在这样做。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不但是损害世界人民的，也是损害其本国人民的。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为此理由，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拿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为此理由，我们的党从九一八事变[1]开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后来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命令红军改编为抗日的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作战，命令自己的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这些爱国主义的行动，都是正当的，都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一点也没有违背国际主义。只有政治上糊涂的人，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才会瞎说我们做得不对，瞎说我们抛弃了国际主义。

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

　　根据上述理由，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我们的战争，是在困难环境之中进行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足，大多数民众的无组织，军力的不坚强，经济的落后，政治的不民主，腐败现象和悲观情绪的存在，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团结、不巩固等等，形成了这种困难环境。因此，共产党员不能不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的责任。在这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共产党员应和党外一切先进分子协同一致，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而努力。必须懂得，共产党员不过是全民族中的一小部分，党外存在着广大的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我们必须和他们协同工作。那种以为只有自己好、别人都不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因此，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了他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团结全民族和反对民族中的奸细分子

　　为要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只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动力量，这是唯一无二的方针。但是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已经存在着起破坏作用的奸细分子，这就是那些汉奸、托派[2]、亲日派分子。共产党员应该随时注意那些奸细分子，用真凭实据揭发他们的罪恶，劝告人民不要上他们的当。共产党员必须提高对于民族奸细分子的政治警觉性。共产党员必须明白，揭发和清除奸细，是和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分离的。只顾一方面，忘记另一方面，是完全错误的。

扩大共产党和防止奸细混入

　　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在这里，关门主义倾向是不能容许的。但是在同时，对于奸细混入的警觉性也决不可少。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时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党，时刻企图利用暗藏的汉奸、托派、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装扮积极面目，混入我们的党里来。对于这些分子的警惕和严防，一刻也不应该放松。不可因为怕奸细而把自己的党关起门来，大胆地发展党是我们已经确定了的方针。但是在同时，又不可因为大胆发展而疏忽对于奸细分子和投机分子乘机侵入的警戒。只顾一方面，忘记另一方面，就会犯错误。“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这才是正确的方针。

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

　　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它党派也好，都是这样。三民主义[3]中的民权主义，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就是背弃民权主义，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是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自由权，那就也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应该明白的。
　　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也是这样。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我们提倡的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也适用于阶级关系。为了团结抗日，应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既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顾到富有者的利益，这样去适合团结对敌的要求。只顾一方面，不顾另一方面，都将不利于抗日。

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

　　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必须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那种独断专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必须善于照顾全局，善于照顾多数，并善于和同盟者一道工作。我们过去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必须注意改进。

干部政策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十七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材，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但是，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材。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出并正在继续涌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4]。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不但要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的干部。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材，共产党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去掉孤傲习气，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用热烈的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把他们的积极性组织到抗日和建国的伟大事业中去，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
　　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鉴于张国焘的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
　　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爱护的办法是：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第二，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问题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这些就是爱护干部的方法。

党的纪律

　　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党的民主

　　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为此缘故，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
　　在我们军队中的党组织，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军队党组织的民主应少于地方党组织的民主。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
　　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

　　十七年来，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斗争的武器，从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以前[5]，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6]和李立三同志的“左”倾机会主义[7]。由于这两次党内斗争的胜利，使党获得了伟大的进步。五中全会以后，又有过两次有历史意义的党内斗争，这就是在遵义会议[8]上的斗争和开除张国焘出党的斗争。
　　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由于巴西会议[9]和延安会议[10]（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这两种机会主义错误都是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产生的，它们的特点是在战争中的错误。
　　这两次党内斗争所得的教训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一）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特点而产生的、表现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包含着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左”的急性病倾向，这种倾向极端地不利于革命战争，同时也不利于任何革命运动。（二）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三）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的组织工作，不论是军事建设工作也好，政府工作也好，民众工作也好，党的建设工作也好，是有大的成绩的，没有这种组织工作和前线的英勇战斗相配合，要支持当时的残酷的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后一个时期内，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是过去立三路线的残余未能肃清的结果，也是当时政治上的原则错误的结果。这些错误，也因遵义会议得到了纠正，使党转到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组织原则方面来了。至于张国焘的组织路线，则是完全离开了共产党的一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从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行为。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罪恶的路线错误和反党行为，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企图挽救张国焘本人。但是到了张国焘不但坚持地不肯改正他的错误，采取了两面派的行为，而且在后来实行叛党，投入国民党的怀抱的时候，党就不得不坚决地开除他的党籍。这一处分，不但获得了全党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一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的拥护。共产国际也批准了这一处分，并指出：张国焘是一个逃兵和叛徒。
　　以上这些教训和成功，给了我们今后团结全党，巩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一致，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的必要的前提。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了。

当前的两条战线斗争

　　在今后的抗日形势中，从政治上反对右的悲观主义，将是头等重要的；但是在同时，反对“左”的急性病，也仍然要注意。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在党的组织问题上和在民众的组织问题上，则须继续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以便实现和各抗日党派的合作，发展共产党和发展民众运动；但是在同时，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也要注意反对，否则也就会妨碍合作，妨碍发展，而变为投降主义的合作和无原则的发展了。
　　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必须切合于具体对象的情况，决不应主观地看问题，决不应使过去那种“乱戴帽子”的坏习惯继续存在。
　　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

学　　习

　　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

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11]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也还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团结和胜利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经过了十七年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学到了如何团结自己的许多方法，已经老练得多了。这样，我们就能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争取抗日的胜利和建设一个新中国。同志们，只要我们能团结，这个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一部分。这个报告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作的，这一部分是十四日讲的。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一问题，便是为的使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确定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指出了在统一战线中有团结又有斗争，“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对于中国情况是不适合的，这样就批判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迁就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结论中所讲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就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全会同时又确定了全党从事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决定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战区和敌后，而批判了那种把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以及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等项错误思想；毛泽东在结论中所讲的“战争和战略问题”，就是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

[1]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4〕。

[2] 见本卷《论持久战》注〔9〕。

[3]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8〕。

[4] 一九三四年一月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说：“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以后，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其中也决定政治路线本身的命运，即决定它的实现或失败。”斯大林在这里说到了正确挑选人才的问题。一九三五年五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和说明了“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3、371页）

[5] 指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到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前这一段时间。

[6]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7]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5〕。

[8]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7〕。

[9] 巴西会议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由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和王稼祥在巴西（今属四川省若尔盖县）召开的紧急会议。当时，红军一、四方面军正在长征途中，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中央。毛泽东等在这次会议上决定脱离危险区域，率领一部分红军先行北上。张国焘则率领另一部分被他欺骗的红军从阿坝地区南下天全、芦山等地，另立“中央”，揭出反党分裂的旗帜。

[10] 延安会议是一九三七年三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并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在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中，对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总结。张国焘本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表面上表示接受对他的批判，实际上准备最后叛党。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4〕。

[11] 参见本书第三卷《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关于洋八股的说明。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
编者按：
　　一直以来，人们读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总会佩服毛泽东的一贯正确，高瞻远瞩。反过来，对于三十年代托派批评中共在联合国民党上和过份右倾，只会嗤之以鼻，认为当时托派纯粹无的放矢。看哪，毛主席有甚么右倾？他虽然主张联合国民党抗日，但是他不是一贯主张共产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吗？他不是始终主张对国民党在团结之余，保持着斗争性吗？人们有所不知的是，现在的毛泽东选集所收的文章，越重要的就越是经过大量的删改，很多时候不只是个别字眼的删改，而且是立场的篡改。
　　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有一篇文章，题目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在中共六中全会上的报告。其实，他当时的报告的题目是《论新阶段》，篇幅非常长，而收入选集的那篇，只是《论新阶段》其中一个小节而已。1949年以来，《论新阶段》一文列为机密，即使是近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虽然发表了许多从未发表的文章，可是《论新阶段》始终没有发表。同时，很少人知道，在收入第二卷的那篇《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是经过大量窜改的。大家看了第三节的第十八小节题为《国民党有光明前途》，以及第四节第二小节的，题为《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就会明白为什么《论新阶段》一文会长期被毛泽东和中共列为机密了。
　　到今天为止，大陆的历史教科书在提到1938年10月的毛泽东的报告的时候，总是说他的报告是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反对王明所提倡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可是，任何人如果读过《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原文，就会知道当时毛泽东的立场基本上同王明没有差别。在这篇报告之中，毛泽东说“在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这句话在收入选集的时候已经删去了。同时删去的还有好多。
　　我们在今年（2003年）1月曾把《论新阶段》的上半部分发表。现在我们把全文原文发表（包括《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我们所根据的版本，是日本株式会社北望社一九七一年在东京出版的毛泽东集，这个十卷本的集子在一九七六年由香港的一山书店翻印。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向扩大的六中全会作报告，我准备说些什么呢？我要说的分为下述几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要说的就是这些问题。
　　同志们，在全国炮火连天全世界战争危机紧迫的环境中来开我们的六中全会扩大会，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呢？我们的目的何在呢？我们一定要同全中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永远的团结起来，克服新的困难，动员新的力量，在目前，停止敌之进攻，在将来，实行我之反攻，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之目的，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也就是我的报告的总方向。

　　一　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

　　（1）扩大的六中全会之召集

　　我们党的中央全体会议，自从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开过第五次中央全会以来，差不多五个年头了。因为各中央委员分散工作于国内外各种不同的环境，使我们不能聚集在一块。此次则除了几个同志之外最大多数的中央委员都到了，而且到了全国各地许多领导工作的同志，使我们的这次中央全会成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人数到得最多的一次。本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在本年召集的，因为战争紧张的原故，不得不把七大推迟到明年，而当前时局向我们提出了许多的问题，必须作明确的解决，以便争取抗战的胜利，所以召集了这次扩大的中央全会。

　　（2）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

　　五年以来，我们党经历了许多重大的事变。最大与最主要的是：由国内党各派各阶级互相对立的局面转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国内战争转到了抗日战争。
　　过去国内战争形成的原因，在于一九二七年不幸破裂了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乃是由于新的历史环境。大家都已非常明白，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侵略东四省的第一步，进到准备并实行向全中国侵略的第二步骤。这种空前的历史事变，使得国内国际情况都发生了变化。首先变化了与变化着国内各个阶层，各个党派，各个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变化了与变化着国际间的相互关系。因而我们的党，根据这种空前的历史事变，根据新的国内国际关系，沿着远在一九三三年就已开始采取了的新的政治立场（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内任何愿意同我们合作的成分订立抗日作战协议）的道路，把它提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因而发表了一九三五年八月的宣言，十二月的决议，一九三六年八月的致国民党书，九月的民主共和国决议，并且根据了这些，使得我们能够在当年十二月间发生的西安事变，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于一九三七年二月送致国民党三中全会一个团结抗日的具体建议。去年五月，召集了一次临时性的代表大会（名曰苏区代表大会，有当时苏区非苏区及红军代表参加），通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批准了红军实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实行改为民主制。这样，就在事实上由国内战争的状态转到了开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时期。当时，中国国民党也逐渐改变了它的政策，逐渐转到了团结抗日的立场。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那时，救国团体在许多地方有了组织，其它党派亦有了抗日要求。由于国共两党双方政策的转变，由于蒋介石先生的领导，由于全国军民的拥护，由于其它集团与其它党派的协力，就使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步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全民族的反抗。去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全中国就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发出了神圣的正义的炮声，全中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芦沟桥事变后的第二月，即去年八月，我们党发布了一个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同时，八路军改编完成，开赴华北作战。九月二十二日，我们党发表了公开宣布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与国民党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宣言。第二日，国民党、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先生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存在并与之团结救国的谈话。从此以后，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完全建立起来了。十二月，为着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又发表了愿与国民党不但合作抗日而且合作建国的宣言。此时未久，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江南作战。从此以后，抗日团结便日益进步了。
　　同志们，这种由两党十年战争转到两党重新合作，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执行了这个转变，奠定了两党长期合作的始基，是经过了许多的艰难曲折才完成的。然而由于中央与全党的努力，总算是完成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我们党的这个新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决议，九月八日“新华日报”）。并为了中华民族的胜利，号召全世界各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同志们，假如没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现在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一百年来受人欺凌，侮辱，侵略，压迫，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那种难堪的奴隶地位，是改变过来了。全中国人手执武器走上了民族自卫战争的战场，全中国的最后胜利，即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曙光，己经发现了。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一伟大的民族战争，和中国过去一切历史时期的战争都不相同。因为这个战争是为了把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状态中从亡国灭种危险中解放出来的战争，而且这个战争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进步的时期进行的﹔同时，又是在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自寻死路走向崩溃的时期进行的﹔同时，又是在全世界先进人类正准备着空前广大与空前深刻的斗争力量以便抵抗与战胜德日意法西斯魔王争取世界光明前途的时期进行的。这样三方面因素的结合——以中国进步并且继续进步为主要基础的三方面的结合，就保证了我们的抗日战争一定能够最后取得胜利，而自由解放的新中国一定要出现于东亚，并成为未来光明世界中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一个中国，不但将造福于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而且将造福于全人类。

　　（3）六中全会的任务

　　这次扩大的六中全会，是处于抗日战争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关头开会的，扩大的六中全会担负了重大的历史任务。
　　完全不错。抗日战争英勇奋斗了一年多，全国有了伟大的团结与伟大的进步，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虽然失地很多，但同时就有了很多胜利，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战争发展下去，主要的由于中国继续进步，同时配合着日本增加困难，国际助我增强，最后胜利定属于我，不属于敌，这也是可以预断的。谁要是看不见过去的伟大成绩与未来的胜利前途，谁就要陷入悲观主义的深坑而不能自拔。然而单看到这一方面，是不够的，抗日战争还有另一方面，还有它的消极方面，这就是我们面前摆着的许多困难。目前的情况告诉我们，一年多以来中国所有的奋斗，团结，进步，胜利，还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还没有反攻敌人的力量。武汉现正处于敌人的威胁中，敌人还要向广州、长沙及西北等地进攻。因此全国人民都盼望共产党发表意见，新的环境提出了许多问题。同志们，我们必须发表意见，必须解决问题。对的，我们党早已发表了意见，许多根本问题也早已解决了。但新的环境要求我们发布新的意见，解决新的问题。
　　什么是新的问题呢？
　　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增加新的力量，渡过战争难关，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达到驱逐敌人之目的，这就是当前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在全国无数人们中议论著，焦思着。我们应不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呢？无疑是应该回答的。
　　这个问题展开于各方面，发生了许多的问题。
　　例如，十五个月抗战的经验，究竟证明了什么呢？十五个月经验证明抗战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呢?战略方针是持久胜敌，还是速战胜敌呢？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还是敌人的？抗战有出路，还是妥协有出路呢？如果战争是长期的，又用什么方法去支持长期战争与取得最后胜利呢？所有这些是否能在十五个月经验中找到根据给以明确的回答？并是否可以依据这些过去基础而在抗战的新阶段中起其积极作用，藉以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呢？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这是一类的问题。
　　又如，整个抗日战争将怎样发展变化呢？所谓新阶段，究将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阶段呢？假定武汉不守，战争趋势将怎么样呢？今后全国努力的方向，即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应是什么呢？有些什么好办法足以渡过战争的难关呢？这些更是重要的问题，这又是一类问题。
　　又如，国共合作的前途与远景将会怎样呢？共产党有何根据来说长期合作呢？共产党有何办法来改善两党之间的关系呢？所谓不但合作抗战而且合作建国，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怎么样呢？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这又是一类问题。
　　又如，世界风云如此紧急，其趋势将怎样呢？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有何利害关系呢？这也是重要的问题，这又是一类问题。
　　还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如何呢？共产党员为着其党的政治方针而奋斗时，其工作态度应该怎样呢？共产党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同他党合作，同人民联系，足使艰难的时局走向顺利呢？共产党的内部关系怎样？有些什么好方法团结全党使之在抗日战争中尤其在当前艰难的时局中起其大的作用呢？共产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究将怎样呢？这也是重要的问题，这又是一类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党内党外迫切要求解决的。近几个月来，我们经常遇到要求回答这些问题的人们。
　　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广大而复杂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现正处于同一个强的帝国主义作决死的斗争，这个斗争现在已接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向新阶段发展的过渡期间。我们的扩大的六中全会是在这个时候开会的，扩大的六中全会的责任非常重大，我们要解决许多的问题。

　　二 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

　　（1）十五个月经验证明了什么？

　　让我们从十五个月的经验说起罢。
　　十五个月抗战的经验给了我们以什么呢？我以为主要的有三方面。第一，证明了抗日战，单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因而抗战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第二，证明了中国的抗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悲观论者之没有根据。第三，证明了支持长期战争与取得最后胜利之唯一正确的道路，在于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与依靠民众，藉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不是其它。

　　（2）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

　　抗战初起之时，许多人不从敌我力量基本上的对比出发，而从若干一时的与表面的现象出发，设想战争不久就可解决，速胜思想笼罩一时。然而蒋委员长在去年双十节即明白指出：“此次抗战，非一年半载可了，必经非常之困苦与艰难始可获得最后之胜利。”我们则在很早的时候就指出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决不是一个短时间可以解决的。“战争的结果，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要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所有这些都指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抗战十五个月的经验完全证明其正确。
　　理由何在？在于敌强我弱，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
　　我们很早就指出过，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的进步，这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是日本的困难；第三是国际的援助。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条件在抗战十五个月中已经怎样了？一句话回答：已经有了一个基础，但距必要的程度还很远。
　　拿第一个条件（战胜敌人基本的主要的条件），中国的进步来说，十五个月来确已有了一个基础，似惟有继续进步，才能最后胜敌。所谓中国的进步，包括国内政治、军事、党务、民运、文化教育等一切方面。这些方面的进步，十五个月来是非常显著的。然而单拿这些已有的东西，还不能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反攻必须有一个准备时期，必须经过全民族的努力，便我们民族中一切生动力量有了一个广大的与深刻的发动，才有反攻胜敌之可能。因此速胜论是没有根据的，他忘记了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忘记了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具有很大的潜势力，发动起来足以使自已转败为胜，转弱为强，根本变化敌我形势，然而还待今后的努力，不是现成的事实。
　　拿第二条件，日本困难来说，也是这样。十五个月中，敌人出兵百万，伤亡数十万，用费数十万万，军队锐气日减，财政经济日形竭蹶。国际舆论纷起谴责，这些都是日本的野蛮侵略与中国的英勇抗战造成的结果。然而敌人这些已存的困难，还不足以停止他的进攻及利于我们的反攻，还须待到敌有更大的困难我有更大的进步之时，才是反攻胜敌之机会。因此，速胜论在敌情方面也没有根据，十五个月经验已经证明了。
　　拿第三条件，国际助我一点来说，现在也还未至最大有利之时。十五个月来，我们有了国际间广大的舆论声援，苏联和其它民主国家根据国联决议己经给了我们许多帮助，证明了我们不是孤立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国际和平阵线各国有其各不相同的情况。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助我，政府则取某种程度的中立态度，其资产阶级则利用战争做生意，还在大量输送军火与军火原料给日本。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在援华问题上已经具体的表现出来；然而国际形势目前还不容许它作超过现时程度的援助。因此，我们对国际援助暂时决不应作过大希望。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十五个月经验证明：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在这点上，过去经验也否定了速胜论。
　　总起来说，不论中国方面，敌人方面，国际方面，十五个月经验，都证明速胜论主张之毫无根据，相反，显露了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决不能是速决战，而应该是持久战。持久胜敌——这就是抗日战争的唯一正确方针。过去不相信这种方针的，现在事实给了明白的教训，应该再没有疑问了！
　　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第一个总结。

　　（3）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悲观论者毫无根据

　　抗战以前，唯武器论大张旗鼓，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亡，中国必会作亚比西尼亚。抗战以后，这种议论表面没有了，但暗中流行着，抗战每至一紧张关头，这种议论必兴风作浪一次。认为中国应该停战议和，不堪再战，再战必亡。我们则相反，我们认为中国武器诚不如人，但武器是可以用人的努力增强的，战争胜负主要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物。持久抗战的结果，依据于全民族的努力，中国必能逐渐克服自己的弱点，增加自已的力量，化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同时敌人方面的困难必逐渐增加，国际方面对我之援助必逐渐增大。综合这些因素，最后必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蒋委员长早已明白宣示：“战事既起，惟有拼全民族之生命，牺牲到底，再无中途停顿妥协之理。”（去年七月庐山谈话）“此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所必经，为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争取独立生存之战争，与通常交战国势均力敌者大异其趣。故凭借不在武器与军备而在坚强不屈之革命精神与坚强不拔之民族意识。”（去年十二月告国民书）中国共产党亦早已指出：“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的奔腾高涨。所有这些因素和其它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作最后的攻击，驱逐日本的侵略军出中国。”（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的前进与发展。只要真的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的。”（中共去年八月决定）所有这些，都被十五个月的经验证明了。悲观论或亡国论者认为敌人强不可抗，中国不堪一战，妥协才是出路等等荒谬说法，已经证明是完全错的了。
　　理由何在？在于敌强我弱仅是一方面的事实，敌人尚有弱点存在，中国尚有优点存在。
　　什么是敌人的弱点呢？第一，他是比较小的国家，他的兵力、财力不足，经不起长期的消耗。由于他的兵力不足，在中国的坚强抵抗面前又不得不分散与消耗，使他无法占领全中国。即在其占领地区，亦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与某些平原地带，其它仍然是中国的。第二，敌人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的，是退步的。他的内部矛盾迫使他举行侵咯战争，并迫使他采用异常野蛮的掠夺政策。这样，就使他的战争，一方面变为同整个中华民族绝对对立的战争，迫着中国无论什么阶层，无论什么党派，都不能不团结起来坚决抗战。另一方面，变为同他本国人民大众绝对对立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悉率人财以应战争的结果，已经在他国内人民与前线士兵中间逐渐酝酿了许多的不满，战争发展下去，无疑有迫使他的人民与士兵大众走上用坚决的方法反对战争本身的趋势。这些都在十五个月中已经开始证明了的。这一点，就是存在于敌人自己方面而使敌人必归失败的最主要的根据。第三，正是由于敌人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的，换句话说，损人利己的，就不得不把他自己同一切和他利害相反的国家处于对立地位。除了两三个法西斯国家之外，一切国家，尤其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大众，都不赞成日本的侵略战争。这样，就使得日本不得不日益缩小其国际活动的范围，日益处于孤立地位。这也是十五个月中已经开始证明了的。
　　这样，日本国度比

　　这样，日本国度比较的小，影响到他兵力、财力的不足﹔日本战争的退步性﹔日本国际地位的孤立﹔这三者同时结合在一块，成为日本战争中存在着的先天性的弱点与困难，而这些弱点与困难又正在日益发展之中。对于这些，亡国论者与悲观主义者是瞎子，他们全没有看见，而仅仅看见了敌强我弱这一点。所以亡国论与悲观主义在敌情方面并没有根据，因而他们的妥协政策只能是亡国政策。我们是最后胜利论者，我们的观点则在敌情方面有充足的根据，十五个月经验已经开始证明了。
　　什么是我们的优点呢？第一，我们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不管敌人占去了我们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然而我们还有大块土地作为我们长期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的根据地。即在敌占地区我们也还有许多游击战争根据地。这个特点，是和小国如捷克、比利时等根本不同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优点。第二，我们今天的抗日战争不同于中国一切历史时期的战争，我们的战争是民族革命战争，是进步的战争。不但战争本身的性质是进步的，而且这个战争是在中国前所未有的进步基础之上进行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不同于一切历史时期的中国，我们有了比之任何历史时期都不相同的进步的人民，进步的政党与进步的军队。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它本身包含着可能继续发展进步的伟大力量。这一点，就是存在于我们方面而使我们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的根据，十五个月的经验证明，在原有进步基础上进行着的伟大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已经推动了全中国的进步，旧的民族腐败传统是在破坏着，新的民族进步力量是在生长着，一个全民族统一团结进步发展的伟大过程是在向前完成着。抗战以前的中国不同于抗战以后的中国，这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的了。而抗战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目前尚未完结）的中国又将不同于抗战尔后阶段的中国，也已经可以预断。还有，第三，我们的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不管资本主义国家现时还保存其许多矛盾政策，也不管国际局势可能暂时地影响到各国助我的程度，但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斗争，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欧洲人，美洲人，非洲人，澳洲人，以及其它亚洲人。十五个月来世界各国的同情与援助，给了我们以这种确信。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的中国，能够同时配合着世界的援助，因为今天的世界已不是从前的世界，整个世界先进人类已成为休戚相关的一体，敌人要使我们陷于孤立的企图，只会是徒然的。
　　这样，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我们的战争是进步的战争，我们又有国际的援助，这三者同时结合在一块。这些都是我们的有利条件，不但已经存在，并在日益发展之中。在这里，亡国论者与悲观主义者同样是瞎子，他们一点也看不见，而只看见我们是弱国，是劣势，是半殖民地这一点，喃喃发出其“抗战必亡”、“再战必亡”的胡说，其中许多坏蛋就根据这种胡说暗地进行其投降妥协的阴谋。我们相反，我们要根据十五个月经验中已经证明了的东西，向全党全国明确地指出我们国家与我们战争的长处与短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并指出长处与有利条件在全战争中占居着优势，号召全国努力奋斗，发挥自已的长处，增强自己的有利条件，克服自己的短处与不利条件，为争取最后胜利而斗争。最后胜利将是谁的呢?我们确定地答复：中国的。在这个基础上决定我们的政策：坚决抗战还是动摇妥协呢?我们确定地答复：决不能有任何的动摇妥协，只有坚决抗战才是出路。东四省之沦亡，奥国之灭亡，捷国之瓜分，都并非因为抗战，这是有目共见的。现在还是一样，在中国的许多优良条件下，抗战必兴，但如走妥协道路，则灭亡无可避免。因此坚决反对妥协论，反对悲观主义，唤起全民奋战到底，乃是唯一无二的方针。
　　总起来说，敌强我弱这个矛盾着的对比，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决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我们是持久胜敌论者，不是速胜论者。敌小，我大；敌人战争是退步的，我们战争是进步的：敌之国际地位比较孤立，我则比较能得外援：这几个矛盾着的对比，又决定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定属于我，不属于敌。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经验的第二个总结。

　　（4）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道路，在于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依靠民众

　　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两个基本问题已从十五个月抗战经验中证明了。但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方案如何?则过去国人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许多人认为照老样下去就可以了，他们不注意团结全国，不注意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各方面的改进，甚至加重磨擦，阻碍进步。我们则从来不赞成这种意见，认为唯有全民族的统一团结，力求进步，依靠民众，才能支持长期战争与取得最后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中国国民党在其抗战建国纲领中明白指出：“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须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同负担。”中国共产党亦早已指出了：“抗战时期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中共去年八月决定）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十五个月经验己经证明了。
　　抗战以来，把国内各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党派、集团都团结起来了，各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军队，都统一于国民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挥之下了，抗战十五个月的坚持，没有这个统一团结是不可能的。也只有抗战，才能统一团结各方面。这种统一团结，说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十五个月经验又向我们证明：敌人破坏阴谋之严重与内部团结巩固之不足。抗战为什么遭受很多挫折，为什么至今还不能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除了客观原因之外，统一战线力量之不足，统一战线还没有必要的扩大与巩固，是其最主要的原因。由此可知，只有更加统一团结全民族，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这是第一。第二，十五个月抗战，不但推动了全民族的团结，同时又暴露了这种团结之不足；而且推动了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的进步，同时又暴露了这种进步之不足。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必须发动全民族各阶层中一切生动力量，而欲达此目的，非从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各方面力求进步不可。没有各方面的更大的进步，就不能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也就不能更进一步的统一团结全民族。第三，十五个月抗战又证明了民众援助抗战力量之伟大﹔同时也证明了民众力量之仅在开始发动，因而使抗战得不到民众的广大援助而过受了许多挫折。从此得到教训，国人必须进一步的认识抗战依靠民众这个基本问题。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中国今后的进步，还必须充分表现在发动民众力量这一方面。
　　总之，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在于巩固与扩大全民族的统一团结，在于力求进步以发动全民族的生动力量，在于依靠民众以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总结。
　　同志们，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我们是能够战胜敌人的，只要我们与全国坚持这个总方针，并作了长期的广大的努力。抗日战争正在向清一个新阶段发展，新阶段中有许多新的任务，但这个总方针是不变的，十五个月经验作了我们观察新的形势提出新的任务的基础。

　　三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1）研究战争与统一战线的规律性是决定政策的基础

　　同志们，在我们总结了过去经验之后，重要的问题，在于看一看当前形势发展的趋向。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会怎样从过去基础之上向前变化发展的?这是我们现在要答复的问题，这一点对于我们解决当前的问题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对于整个抗日战争变化发展的行程没有一个大概的估计，我们就只能跟着战争打圈子，让战争把自己束缚起来，而不能将其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加之以调节整理，造出为战争所必需的条件，引导战争向我们所要求的方向走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因此必须懂得抗日战争的规律性，才能实现对于它的战略指导，才能决定为战争服役的一切战略，战术，政策，计划与方案。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一样，只有我们研究了与认识了它的规律性，我们才能有效地推动统一战线使之进入巩固发展之途，而为战争的胜利起其支柱的作用。
　　我们现在先来说战争问题。

　　（2）特定的历史条件与主观能力的优劣决定战争的发展过程

　　历史上的战争有一个阶段就完结的，例如一九○五年的日俄战争，只有日军进攻，俄军败退，就结束了。又如意亚战争，也只有意大利进攻，亚比西尼亚失败，就告结束。中国一九二六年开始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也是一样。这是一种情形，这是由于一方面双方强弱不同，又一方面双方指导能力优劣不敌而造成的，这是第一类战争。第二类战争，以两个阶段宣告完结。例如法俄战争，拿破仑从进攻到退却，俄国从退却到反攻，双方都有两个阶段。中国古代有名的吴魏赤壁之役，秦晋肥水之役，也是这样。虽则两军强弱不同，但弱者善于利用其它优良条件，给以正确指导，故于退却之后，接着反攻，战胜敌人。但是还有第三类战争，例如外国的七年战争，八年战争，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乃至二十年前四年的欧洲大战（特别表现于西战场），都有三个阶段。甲方进攻，乙方退却，为第一阶段。双方相持不决，为时甚长，为第二阶段。乙方反攻，甲方退却，为第三阶段。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类的战争。这类战争的特点，在于有一个较长的或很长的相持阶段，这也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战争指导集团的特性而造成的。
　　中日战争属于那一类战争呢?我以为是属于第三类战争的。这是由于双方不同的历史条件与不同的战争指导集团之特殊情形而造成的。

　　（3）中日战争的长期性表现于战争的三个阶段

　　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将表现于在敌则进攻，相持，退却，在我则防御，相持，反攻，这样三个阶段之中。由于敌强我弱（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故出现了敌方进攻，我方防御的第一阶段。不说退却而说防御，是说以战略的运动防御即节节抵抗的姿态而表现其退却，不是一下子干脆退却。但又由于在敌则小国，退步，寡助，在我则大国，进步，多助这些特殊的条件，我之英勇抗战又使敌在进攻中受到分散的困难与消耗的损失，而不得不于一定时机结束其战略上的进攻，转入军事上保守其占领地而从政治上与经济封锁上向我进攻的阶段。此时敌虽消耗，但一时尚未消耗到使之转入失败的程度；我虽坚决抗战与各方面向前进步，但一时也难进步到足以转入反攻驱敌出国的程度。依上诸因，一个双方相持的第二阶段，或中间阶段，就形成了。由于第二阶段中敌之困难与我之进步俱日增，又配合着国际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形势，就能使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原来状态逐渐发生变化，逼到在全局看来日益于敌不利而有利于我之局面，再到敌我平衡，再到我优敌劣，彼时，就可转入我之反攻，敌之退却的第三阶段了。
　　上述三个阶段的看法，是依据敌我既存的与将来可能发生的双方相反对比之具体条件而作出的一种对于整个战争过程的估计，现在并不是事实，而是一种可能的趋势。要依我之主观努力，创造出为这种可能趋势所必要的条件，才能使可能趋势变为事实。然而依据既存条件，加上正确指导与全民族广大而坚持的努力，是能够使这种可能趋势变为事实的。

　　（4）速胜论者与亡国论者都反对这种估计

　　速胜论者反对三阶段论，认为我能迅速反攻，无需乎要一个中间阶段。这是不对的。抗日战争面前存在若许多困难，克服这些困难需要一定的时间，迅速反攻是不可能的。速胜论者的反对三阶段，是因为他们一方面过低估计了敌人力量，一方面又过高估计了自己力量的原故。亡国论者也反对三阶段，认为相持与反攻都是不可能的，中国只是一个亚比西尼亚。这是不对的。他们与速胜论者相反，过高估计了敌人力量，而过低估计了自己力量。在他们面前只有黑暗，承认敌人能够灭亡全中国，我之抵抗与努力只是徒劳，办到敌我相持亦不可能，更不说什么反攻胜敌了。因此，必须一方面反对速胜论，又一方面反对亡国论，才能坚持我们的三阶段论。而在当前情况下，反对亡国论比之反对速胜论更加重要。另有一些人，口头上赞成持久战，但不赞成三阶段论。这也是不对的。所谓持久战，所谓长期战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战争的三个阶段之中。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么，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实际上，这种意见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

　　（5）三阶段论与国际形势的关系

　　当张高峰事件发生之时，国内一部分舆论兴高彩烈，以为日苏战争如果爆发，中国就可以转入反攻，无需乎要持久战了。在这种观点下，三阶段论当然不能成立，我们的估计是错误的了。这是主要依靠外援的思想，是速胜思想之一种。然而国际形势不是照着这些朋友们的主观志愿发展的，而是依照它自己的规律。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东方是环绕着它的重要部分。世界的主要和平阵线国家与主要法西斯国家，正在为着欧洲战争危机问题，在西方纠缠不清，无论是各大国间的战争前夜或战争爆发，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问题放在议程的第一位，东方问题则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拿这种情况来看中日战争，迅速反攻的两阶段论也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但不怕三阶段，而且正要造成三阶段。三阶段是中日战争的规律，不但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有其根据，而且也在国际形势上有其根据。

　　（6）相持阶段是战争的枢纽

　　三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在于包含一个过渡的中间阶段。这就是说，第一，我之抗战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去停止敌之进攻，假如敌之进攻不能在一定时间与一定地区停止下来，就无所谓性质不同的三个阶段。第二，相持阶段出现了时，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去准备我之反攻所必需的一切条件，设若不然，就不能过渡到反攻阶段里去，而只是永远的相持，也无所谓三阶段。在这里，对于速胜论者，我们肯定地说：必须经过一个准备时期，才能团结全国，克服困难，生长新的力量，同时配合着敌人的困难，国际的援助，然后实行反攻，驱敌出国，否则是不可能的。拿主要依靠自力胜敌的观点来看问题，不可避免的要作出这个结论。对于亡国论者与悲观主义者，我们肯定地说、只有这个过渡阶段，才是全战争的枢纽。中国化为殖民地还是获得解放，不决定于第一阶段中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中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大城市与交通线的丧失是可惜的，增加了敌人的力量，减少了自己的力量。然而很多没有丧失的东西尚可作为制胜敌人的资本，唉声叹气于宝物的丧失是无益的。第一阶段中保存着的领土与各种有生力量，特别是已经获取的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各方面的进步，是最可宝贵的，这是第二阶段中继续进步与准备反攻的基础。然而这仅仅是继续进步与准备反攻的基础，还不能决定反攻，决定反攻的东西是第二阶段中增加上来的力量，没有伟大的新生力量之增加，反攻只是空唤的。

　　（7）三个阶段的特点，第一阶段

　　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特点，已经出现了的，尚未出现而可以预计得到的，有概略指明之必要，对于指导战争与决定政策有重要的关系。
　　第一阶段有些什么特点或重要标志呢？
　　有如下三方面的东西。
　　第一，中国方面：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全国军队的参战，抗战的坚决性，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发布，国民参政会的开会，共产党及其它党派的取得合法地位，游击战争的创造，全国军队的进步，民众运动的发展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方面表现进步的大事件。但同时，却又有许多不利事件与不良现象，例如：主要大城市、交通线与主要工商业的丧失，土地与人口的丧失，全国进步的不平衡（有些地方进步得非常之慢），政治制度之一般还仅在开始走向民主化，顽固分子与腐败现象的存在，妥协倾向的酝酿等等。
　　第二，敌人方面：军力财力的消耗，世界舆论的责备，军纪的败坏，军队战斗力的相对地减弱，国内人心与前线军心不满的酝酿，张高峰战争的失败，汉奸军队的难于组成及已经组成者的无能等等。这些都是表现其困难的大事件。但同时却又有表现其能力的东西，那就是：进攻的坚决性，军力的顽强，占领地的扩大，政治组织力的强韧，阴谋机关的有力等等。
　　第三，国际方面：援华运动的增长，苏联力量的壮大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的东西。但是还有别的东西：欧洲大战的酝酿，英日间某种程度的妥协倾向，各国军火原料的助敌，这些都于中国不利。
　　以上中国，日本，国际的许多东西，都是抗战第一阶段中十五个月来表现的特点。这些特点，将分别生其影响于新的阶段之中。

　　（8） 第二阶段

　　在假定武汉不守的情况之下，战争形势又将出现许多新的东西。虽然敌占武汉并不即等于旧阶段的完结，新阶段的开始，由现在敌人尚能继续进攻到他被迫停止进攻之时的这段时间，还是一个由旧阶段转向新阶段去的过渡期间。虽然如此，但武汉不守成为事实之后，就将发生许多新的情况。
　　武汉不守之后，以及新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可以预计的基本情况，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又一方面则更加进步。这是新阶段中的基本特点。
　　更加困难将表现于下述各方面：（一）由于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国家政权与作战阵地就在地域上被敌分割了，由此将发生许多新的问题；（二）财政经济之异常困难；（三）英日某种程度的妥协倾向（或相反，在日本坚持独占与威胁南洋的条件下，英日有进一步冲突的可能）；（四）如果敌攻广州，中国主要的海道交通有被割断之虞，国际援助将暂时的部分的减弱；（五）全国性伪政权有形成的可能及其对于抗日阵线的影响；（六）抗日阵线中部分叛变的可能，妥协空气的增长；（七）悲观情绪的生长，意见纷歧现象的增加等等。这些都是可能发生而将加诸抗日战争身上的新困难事项。估计到这些困难，才便于有准备有计划地克服之。
　　更加进步将表现在下述各方面：（一）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坚持抗战方针及其在政治上的更加进步；（二）国共关系的改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三）军队改造工作的进步；（四）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五）国家民主化的进步；（六）民众运动的更大发展；（七）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实施；（八）抗战文化教育的提高；（九）苏联援助的继续与可能增加及中苏关系的更加亲密等等。
　　整个第二阶段即相持阶段，是中国准备反攻的阶段。其时间长短，依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及国际环境如何而定。但我们应该准备长期战争，熬过这一段艰难路程，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
　　第二阶段中虽然敌我在战略上是相持的，但仍有广泛的战争，主要表现于主力军在正面防御，而广大游击战争则发展于敌人的后方。那时，游击战争在许多重要战略地区将变为非常艰苦的战争，现在就应该准备对付这种艰苦。

　　（9） 第三阶段

　　具体情况不能预计。但彼时必是我之反攻条件业已准备完毕，同时敌之困难程度大大增加起来，国际形势又大大于我有利。彼时战争形势，不是战略防御或战略相持，而是战略反攻了；不是战略内线，而是战略外线了。彼时国内政治上必须有大的进步，军事上必须有新式技术，否则反攻是不可能的。

　　（10）保卫武汉是争取时间问题不是死守问题

　　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因此必须避免大的不利决战。战略决战，在一二两阶段中都是不应有的，那足以妨碍抗战的坚持与反攻的准备，因此必须避免。避免战略决战而力争有利条件下的战役与战斗的决战，应是持久战的方针之一。于必要时机与一定条件下放弃某些无

于必要时机与一定条件下放弃某些无可再守的城市，不但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而且是诱敌深入，分散、消耗与疲惫敌人的积极的政策。在坚持抗战而非妥协投降的大前提下，必要时机放弃某些据点，是持久战方针内所许可的，并无为之震惊的必要。

　　（11）由目前过渡到相持阶段

　　只有停止敌之进攻，才有利于我之准备反攻。而要达此目的，还须给一个大的努力。故由目前过渡到敌人被迫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其占领地，出现整个敌我相持的阶段之时，还是一个斗争的过程，须克服许多困难才能达到。因为敌在占领武汉之后，还不会立即结束其进攻，他必定还想向西安、宜昌、长沙、衡州、梧州、北海、南昌、汕头、福州等地及其附近地区进攻。我要停止敌之进攻，还须针对着敌人这种企图继续执行战略的运动防御战，用极大努力进行坚持的战斗，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而又不为敌人所算，使敌之进攻不得不停止，把战局过渡到敌我相持的有利局面。

　　（12）但相持局面快要到来了

　　敌人占领武汉之后，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将更形暴露了。如果他再要进攻西安、宜昌、长沙、南昌、梧州、福州等地并作占领之企图，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之弱点所给予他的极大困难，必将发展到他的进攻阶段之最高度，这就是我之正面主力军的顽抗与我之敌后庞大领土内游击战争的威胁，所加给敌人兵力不足（他不能足）与兵力分散（他不能不分散）现象上的极大困难。这一形势在敌则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在我则正面防御与敌后威胁，这是敌之极大劣势，我之极大优势。当然，在整个敌我力量对比上说来，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基本形势并未变化，这只有在长期相持阶段内我用全民族的极大努力，并配合国外条件，才能使之变化。然而敌在进攻武汉的战斗中，他之强的力量已经进一步发挥了。这种强的力量之进一步发挥，一方面固然给了我们以损失，然而同时就给了他自己以困难。因为敌之强的力量（同时即是其不足的与分散的力量）在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之后，气力势将衰退下去，就不得不使其总的战略进攻接近了一个顶点。我们承认敌之进攻还有一点余威，并最好与最恰当的是估计到他的这点余威还相当的大，因此还有充分可能他要攻略西安、宜昌、长沙、南昌、梧州、福州等处及其附近地区，甚至要准备他向着整个粤汉路与西兰公路之进攻。然而这在总的敌人力量上将只是一点余威。在日本的整个国力上说来，他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内镇人民，他只有那么多的力量，可能使用于中国方面的用的差不多了。并且在其正面与占领地内必须对付的广泛战争还依然存在，日苏，日美，日英，日法之间的矛盾在增长着，国内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前线官长与士兵的矛盾，大量支出与财政竭蹶的矛盾在加深着，这些都是使得敌人大大皱眉的地方。我们及全国人民必须看到这些地方，不为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所震惊，赞助政府调整全国之作战，有计划地部署粤汉路、陇海路、西兰公路及其它战略地区之作战，部署庞大敌后地区之游击战争，捉住敌人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给以更多的消耗，促使更大的分散，使战争胜利地与确定地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这是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

　　（13）敌力在逐渐减少我力在逐渐增加中

　　敌人是否增加了力量呢？就其原有的力量来说，没有什么增加，相反，他的力量大大地减少了。敌人原有的军力与经济力，是大大消耗了。十五个月战争中，他的军力伤亡了数十万人，消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与军用资材，毁灭了数百架飞机与百余艘军舰，支出了数十万万元经费，这个消耗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的。直到他被迫停止其战略进攻之时为止，他还要消耗一大批力量。在这点上，他的盟友希特勒早已大大地发起愁来了。然则敌人毫无力量的增加吗?有的，这就是对于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及部分乡村之占领，从各国手里及中国民族资本手里夺取了市场，从中国手里夺取了资源与生产工具，夺取了许多人力，这些是日本战争之唯一目的，他是暂时地增加了这些东西。然而问题是：这些东西能抵偿已有的战争消耗吗？不能，消耗了的全部战争“投资”是已经消耗了，他要取偿还需付以新的生产投资。问题又是：抛开日本生产投资之无能不说，假定他能的话，他能取偿其战争消耗吗？也不能。因为往后依然存在着广大战争，依然每天要消耗。只要有广大的敌后游击战争存在，例如现在华北的游击战争那样，他的取偿是很困难的。由于不断的战争，他将不但不能取偿旧的，而且还须支付新的，只要我们的抗战坚持下去，日本的这条可怜命运是大体确定了的。我们说日本在第二战略阶段即相持阶段中将逐渐化强为弱，化优为劣，这种继续消耗是决定的一方面。现在说到中国方面。中国力量究竟是减少了呢？还是增加了？我们的回答是减少了。又增加了。减少的是原有力量的质与量，这表现在军队人员武器的消耗，人口、工业、土地与资源的损失等上面，这是使得我们感到困难的重要的一方面。然而不是没有增加的，增加的是新的质与量，这表现在全国的团结，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文化的进步，人民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的提高。主力军虽后退了，游击战争却前进了。一部分地方虽损失了，另一部分地方却进步了。问题是在：增加的程度今天还不够，今天还不够停止敌之进攻：今后更不够实行我之反攻，因此发生了必须用广大持久的努力去增加新的力量的问题。而这种增加，即全民族各个阶层中生动力量之更大发动与党政军民各方面之更大进步，基于今后之广大持久的努力是完全可能的。在主要的依靠自己生长的力量，再配合之以敌人困难之加重，国际助我之增强，就能使整个敌我形势发生变化，由敌优我劣之现时形势，先走到敌我平衡，再走到我优敌劣，这就是长期相持阶段中必须解决也可能解决的根本问题。

　　（14）敌据城市我据乡村，所以战争是长期的，但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

　　于是问题在：敌人占领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后，敌据城市以对我，我据乡村以对敌，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吗？答复：有困难，但是能够的。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不但由于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而且由于这个帝国主义又复占据我之城市，我则退至乡村以抗敌，因而造成了长期性，速胜论在此是毫无根据的。然而今天中国的城市乡村问题，与资本主义外国的城市乡村问题有性质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不能设想，在英、美、法、德、日、意等国，能够支持长期反城市的乡村农民战争。半殖民地小国也不可能。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数十年前也很困难。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今天，却产生了这种可能。这里明显的是三个三位一体的条件。第一是半殖民地条件。在半殖民地，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第二是大国的条件。失去一部，还有一部。敌以少兵临大国。加以我之坚强抵抗，就迫使敌人发生了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困难，这样就不但给了我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即大后方，例如云、贵、川等地，使敌无法占领：而且在敌后也给了我以广大游击活动的地盘，例如华北、华中、华南等地，使敌无法全占。第三是今日的条件。如果在数十年前中国被一个强大帝国主义国家武装侵占，例如英占印度那样，那是难免亡国的。今天则不同，今天主要的是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军队与人民，这是胜敌的基本力量。其次是敌人退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已临到衰老的境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与造成着把他自己送进坟墓的条件。又其次是国际形势变化了，旧的世界接近死灭，新的世界已见曙光。这些道理，我在“论持久战”中已详说过了。总之，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存在着许多优良条件，利于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毫无疑义，乡村反对城市就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困难的，因为城市总是集中的，乡村总是分散的，敌人占领我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后，我之行政区域与作战阵地就在地域上被分割，给了我们以很多困难，这就规定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然而我们必须说，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因为有上述三位一体的条件。在内战条件下，极小部分的乡村支持了长期反对城市的战争，还当帝国主义各国一致反共的时期。谁能说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又当帝国主义阵营分裂之时，中国以极大部分的乡村，不能支持长期战争去反对城市敌人呢？毫无疑义是能够的。并且现在的所谓乡村，与内战时期的乡村有很大不同，不但地域广大，而且在云、贵、川等省大后方中，尚有许多城市与许多工业，尚可与外国联络，尚可建设。依据于大后方的保持与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立，从长时期中生息我之力量，削弱敌之力量，加上将来国际有利条件之配合，就能举行反攻，收回城市。蒋委员长在去年十二月告国民书中指出﹕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胜利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这是完全正确的，战争虽困难，胜利前途是存在的。

　　（15）妥协危机严重存在，但是能够克服的

　　我们早就说过，一部分患着恐日病的人们时刻企图动摇政府的抗战决心，主张所谓和平妥协，过去曾见之于南京失守之后，现在又在蠢蠢欲动了，这是敌人阴谋在抗日阵线内部的反映。这种危机是严重存在的，国人必须充分注意，不让亲日派得售其奸。亲日派的企图和敌人的企图是一致的，必然集中于反蒋反共，假令得售其奸，抗战的前途就成大问题。因此，全国上下憬然觉悟于敌人阴谋与内部反间之可畏，自动自觉地努力反对这种阴谋，一刻也不容放松。这种危机是否能够克服呢？那是能够的。在国共两党及一切爱国志士团结一致并作了必要的努力之后，克服妥协危机，驱除助敌张目的妖魔鬼怪，而把抗战坚持下去，不但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亲日派究竟没有多大的势力，抗日派的势力大于亲日派。

　　（16）相持阶段中游击战争的新形势

　　新阶段中，正面防御的是主力军，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主要的形式。但敌后游击战争在敌我相持的新阶段中，将采取一种新形势发展着。什么是游击战争的新形势呢?即第一，在广大地区中仍能广泛的发展。这是因为在我则土地广大，在敌则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只要我能坚持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并正确地指导之，敌要根本限制我之发展是不可能的。但第二，在某些重要战咯地区，例如华北与长江下流一带，势将遇到敌人残酷的进攻，平原地带将难于保存大的兵团，山地将成为主要的根据地，某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可能暂时的缩小其数量，现在就应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在现在，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性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的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在将来，为了配合正面防御使主力军得到休息整理机会，为了生长力量准备战略反攻，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坚持保卫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在长期坚持中，把游击部队锻炼成为一枝生力军，拖住敌人，协助正面。一般说来，新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是比较前一阶段要困难得多的，我们必须预先看到这种困难，承认这种困难，不可因为前一阶段的发展容易而冲昏了头脑，因为敌人一定要转过去进攻游击战争。然而是能够坚持的，一切敌后工作的领导人们必须要有这种自信心。因为民族战争中的游击战争，不论敌人如何的强，总比内战时的条件优良的多。在这里，争取与瓦解伪军以孤立日寇，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17）抗日战争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以上说的都是抗日战争的形势问题，以下要说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
　　抗日战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之时，同时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之时。由于新阶段中将遇到比前更多的困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应该适应这种情况而表现其向困难斗争并将任何困难战而胜之之伟力。为了在目前过渡期间以及到了将来的新阶段，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表示其对于困难之无能，而是表示其具有克服困难之伟力，就必须认真的巩固统一战线与扩大统一战线。长期的战争必须有长期的统一战线才能支持，战争的长期性与统一战线的长期性，是不能分离的。

　　（18）国民党有光明的前途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国民党有它光荣的历史，主要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过联俄、联共、工农政策，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行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有广大忠忱爱国的党员。所有这些，都是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
　　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十五个月来，全国各个抗日党派都有进步，国民党的进步也是显著的。它召集了临时代表大会，发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召集了国民参政会，开始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承认了各党各派合法存在与共同抗日建国，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利，军事上与政治机构上的某些改革，外交政策的适合抗日要求等等，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只要在坚持抗战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之下，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
　　然而至今仍有不少的人对于国民党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观察，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前途是怀疑的。他们对于国民党怀疑的问题，就是能否继续抗战，能否继续进步，与能否成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的问题，而这三个问题是互相结合不可分离的。我们的意见怎样呢？我们认为国民党有光明的前途，根据各种主客观条件，它是能够继续抗战，继续进步，与成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的。
　　由于敌人进攻的坚决性，敌人对于中国各个阶层的严重的打击与掠夺，全国军队对于敌人的愤怒与抗战的英勇，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涨，国际有利形势之存在等事实，基本上决定了全中国与国民党的政治方向。第一，任何党派，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它抗日的政党与团体在内，是非继续抗战下去不可的，谁不继续抗战，谁就只有一条当汉奸的出路，此外没有任何出路。第二，任何党派，只要它是继续抗战的，就非继续进步不可。诚然，国内政治的进步不迅速不普遍，因此招致了战争的损失。但也正因为损失，使得今后不能不在政治、军事、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求进步，以便能够抗拒敌人，恢复失地。这不论是当权的国民党也罢，其它党派也罢，都非继续进步不可。第三，国内进步的重要一环，是国民党组织形式的民主化，使其本身变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这种可能有没有呢？我以为也是有的。抗日战争的大势所趋，国民党如果不向广大民众开门，容纳全国爱国党派与爱国志士于一个伟大组织之中，那要担负起继续抗战与战胜敌人的艰难任务是不可能的。在国民党五十多年的历史中，每遇大的革命斗争时，总是把它自己变为革命民族联盟的，最显著而最有历史意义的有两次。第一次，从同盟会组成到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为了反对满清建立民国之目的，联合了一切反满的革命党派（从光复会到哥老会），在这个期间，它的党员充满了英勇斗争的事迹，再接再厉，富于朝气，因而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第二次，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为了反帝反军阀之目的，对内联合了工农与共产党，对外联合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建立了有名的“三大政策”，因而创设了黄埔，建立了党军，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所有这些、不但表现了国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发展，也表现了三民主义的发展。今天是国民党历史上第三次变为革命民族联盟的时机，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必须也可能把它自己变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这一伟大的运动已在开始，承认共产党与其它党派的合法存在，承认八路军加人国民革命军系统，抗战建国纲领中明白宣布“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须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同负担”，以及国民参政会的召集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都表示了把它自身变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之开始。现在问题是：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这一扩大组织的运动将取何种态度？赞成还是反对？我们说，我们任何时候都是赞成国比党把它自己扩大发展成为革命民族联盟的。民十三国民党改组之时，我们就取了赞助政策。今天更当民族危机万分严重之际，我们将尽一切可能赞助之。理由是抗日的友军越大越好，单单一个共产党的发展进步，是不够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处于第二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发起了与坚持了各党各派各军的统一战线，并在自己的组织上向着广大革命志士开门，用以力争抗日的胜利。但若处于第一党地位的国民党依然保存过去那样的老状态，那就对于抗战，对于统一战线，都非常不利的。抗战将不能获胜，全民族陷于危险，共产党与无产阶级也逃不脱这种危险。所以共产党不但不反对，而且十分希望与坚决赞助国民党扩大与巩固其组织，实行党内民主化，并使其本身变为革命的民族联盟，以利继续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

　　（19）但在国民党的前途上尚有障碍物，须努力克服才能发展

　　国民党的光明前途是存在的，其进步与发展是可能的，蒋介石先生及国民党的大多数是在领导和推动国民党前进。然而谁都明白，国民党中还存在着一些守旧分子，障碍着国民党进步的速度与程度。由于这些分子的存在，并与社会上许多守旧分子相结合，就在民族革命战争的洪流中造成了一股逆流，顽固地抵抗进步之舟，相当有力地阻挠着国家民主化，阻挠着一切为抗战必需的进步事业之推行，阻挠着蒋介石先生在历次宣言、谈话、演说、命令中所说很多很好的方针方法之推行，阻挠着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之实施，阻挠着国民政府救国法令之实施，阻挠着民众运动之发展，这些都是事实，都是国民党进步所以不迅速不普遍与抗战所以受到许多不利的重大原因。他们是反对国民党进步，反对国民党发展，甚至主张妥协的，如果这些分子占居优势，那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就要受到极大挫折，所以值得严重注意。然而我们坚决相信，这种守旧势力是不能永久存在的，是没有占优势也难于占优势的，他们是逆流，但并非主流。在蒋委员长的领导，国民党大多数人的努力与全国人民的赞助之下，这种守旧倾向是能够克服的。共产党坚决赞助国民党的进步，而对于阻碍进步的守旧分子则希望他们弃旧图新，一同进步。我们希望这些人变一变，“君子之过如日月蚀”，改变过来就是好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少守旧的人在抗战过程中进步了，今后必仍有许多人会从抗战教训中发生觉悟而和大众一齐进步起来。这就是抗日战争中守旧分子的可变性。但也可能有少数人变得更坏，甘心被抗战巨涛席卷以去，这也是可变性的一面，对于这种人，就没有什么可惜的了。

　　（20）其它党派同样有光明前途

　　一切加入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派，在坚持抗战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都有发展的前途，我们都愿意与之建立长期合作，并给以尽可能的赞助。这不论对于第三党，国家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派，或其它任何集团，任何党派，都是一样。很明显的，所谓一切党派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都有光明前途，是包括了克服各党内部守旧倾向这种努力的。如果存在着不利抗战与统一战线的守旧倾向而任其发展下去，那就有断送其光明前途的危险。这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它党派也好，都是一样，都应充分注意的。

　　（21）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

　　由于中国的历史原因，使得今天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于任何外国的统一战线，如人民阵线等，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战线，如第一次国共合作等，有它

有它今天的中国的特点。认识这些特点，对于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非常严重的意义的。
　　这些特点是什么呢?归结起来，共有八个，即是：全民族抗日的，长期性的，不平衡的，有军队的，有十五年经验的，大多数民众尚无组织的，三民主义的，处于新的国际环境中的。
　　首先是全民族抗日的。这个特点规定了我们统一战线的根本性质。一方面，我们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侵入国土的异族日本帝国主义而建立起来与发展起来的。又一方面，我们统一战线的组成，是包括全民族所有不同党派，不同阶级，不同军队，不同国内民族之一个最广大团体。由于是反对异族侵略的，所以组织成分能够如此之广大。由于组织成分之异常广大，所以这个统一战线具有伟大的力量：但同时，统一战线内部又难免许多相互间的磨擦，而须恰当地调整之，才能达到团结对外之目的。我们统一战线的这种最基本的特点——政治目的之反对异族侵略与组织成分之异常广大，不同于法国与西班牙的人民阵线，也不同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民族阵线（当时的国共合作），使得今天的统一战线产生了许多的特殊内容与特殊结果，这是今天统一战线的第一个特点与优点，虽然在其组织复杂一方面不免同时包含着缺点。
　　第二是长期性的。这个特点是从第一个特点产生的。由于这个统一战线是用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而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就产生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因而又产生了统一战线的长期性。这一点，我在报告的第五部分还要说到的，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这一点也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不相同。
　　第三是不平衡的。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了各党派各阶层政治力量的不平衡，同时在地域的分布上也表现这种不平衡。国民党是第一个具有实力的大党，共产党是第二党，其它又在其次。这一情况，产生了许多特殊的东西。
　　第四是有军队的。国共两党都有军队——这个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结果，不是缺点而是优点。由于有两党的军队，使得抗日战争中两党克尽分工合作的最善责任，互相观摩激励的好处也更多了。这一点和西班牙相同；但和法国不同，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也不同，这也是使得两党能够长期合作的因素之一。
　　第五是有十五年经验的。一九二四至二七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四年，一九二七至三六年国共分裂的九年，现在国共重新合作又有了两年，这个十五年中合作——分裂——又合作的经验，最深刻地教育了国共两党、其它党派与全国人民，结论是：只应合作，不应分裂。这也是长期合作的基础之一。这种宝贵经验，世界各国都没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也没有的。
　　第六是大多数民众尚无组织的。这是中国的特点，西洋各国与此不同，所以是一个缺点，使得统一战线缺乏现成有组织的民众基础。但同时，各党之间可以分工地去组织民众，不须挤在一块老是磨擦，因为有的是尚无组织的民众，正待组织起来以应抗战之急需。
　　第七是三民主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全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期，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思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
　　第八是处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的。今天的世界政治经济条件，比之第一次合作与两党内战两时期都不同。今天只有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如日德意等反对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由于他们与日本的矛盾，现时也并不反对我们的统一战线，反而采取赞助的立场。所有国家的先进人民都是赞助我们的，苏联更是诚挚的赞助。这种新的国际环境，对于我们的长期合作有重大影响。
　　深刻地研究与认识上述这些特点，才能采取恰当的政治上的政策与工作上的态度。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应付政治问题与工作问题，而是站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问题，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是需要这种科学基础的。

　　（22）统一战线的新形势

　　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十五个月团结抗战的教训，将促使各党认识这种发展与巩固之必要。发展方面，是扩大各党的组织与扩大民众的组织。巩固方面，是各党采取新的政策与新的工作，减少相互间的磨擦，办到真正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抗战新阶段中存在着许多的困难，唯有统一战线各党广大发展其组织与高度巩固各党的内部关系与各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有力地执行新的政治任务，战胜新的困难，达到停止敌之进攻与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这就是抗日战争新形势中统一战线的新形势，由于各党的共同努力与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这种新形势的到来是完全可能的。

　　四 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

　　根据过去抗战的总结与当前抗战及统一战线发展新阶段的估计，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和过去有些什么不同呢?
　　总的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之目的。
　　分别说来，有如下各方面的具体任务。一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应该赞助政府，并在政府领导之下，动员全民族实行起来，共产党员应成为执行这些任务的模范。

　　（1）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情绪，反对妥协企图

　　估计到新的抗战形势下，必有一部分人，因为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的丧失，财政经济的困难，国际援助的不及时，因而发生着与增长着对于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而日寇，汉奸，亲日派，必将利用这种情绪，大放其和平妥协空气，企图动摇我抗战的决心。因此，全民族的第一任务，在于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观情绪，坚决拥护政府继续抗战的方针，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这一任务，比过去任何时期为重要。
　　为此目的，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它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之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计划地执行这一方针，主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清洗悲观情绪，反复地指明最后胜利的可能胜与必然胜，指明妥协就是灭亡，抗战才有出路，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用以达到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目的。
　　为此目的，一切宣传鼓动应顾到下述各方面。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战，为国捐躯，乎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游击战争沟前进，慷慨捐输，华侨爱国等等）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又一方面，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妥协倾向，悲观情绪，腐败现象等等）。再一方面，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向全世界控诉，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须知这种觉悟与自信心之不足，是大大妨碍着克服困难与准备反攻的基本任务的。

　　（2）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反对分歧与分裂，反对任何的汉奸政府

　　新环境中，敌人的方针，必然集中于反蒋反共，建立全国性的汉奸政府，企图推翻蒋委员长，推翻国民政府，破环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针对着敌人的这种方针，全民族的第二个任务，在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全国团结，反对敌人所施任何不利于蒋委员长，国民政府，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的行为，反对任何的汉奸政府统治中国。
　　为此目的，必须调节国共两党之关系，调节中央与地方之关系，调节抗战各军之关系，调节政府与人氏之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提倡公平合理互助互爱之精神，减少磨擦，减少意见纷歧现象，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为难之行为。号召全国严重注意敌人，汉奸，亲日派在我们内部的挑拔离间，制造不满，制造纷歧，鼓励磨擦之阴谋鬼计。务使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的威信不受任何影响，务使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日益亲密起来，树立在困难环境中继续抗战的坚固重心，用以对抗敌人与汉奸政府，克服困难，准备反攻。

　　（3）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保卫华中华南与西北，停止敌之进攻

　　针对着敌人现时进攻武汉并继续进攻华南与西北之企图，全民族的第三个任务，在于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整理现有军队，增编新的军队，为保卫华中华南与西北而战，停止敌人进攻。为此目的，中国主力军方面，第一，必须发展高度的运动战，同时辅助之以必要的与可能的阵地防御，节节抗拒敌人，消耗敌之实力。第二，必须在大后方建立可能的军事工厂，并提高制造能力，接济前线的枪械与弹药。第三，必须在军队中认真实施民族革命的政治工作，实施政治文化娱乐等教育，提高全军英勇奋斗持久苦战的精神。第四，就现有物质基础改善士兵生活，在连队中组织经济委员会，由士兵管理伙食。第五，提倡自觉纪律，废止打骂制度，提倡官兵之间的亲爱团结，以改善官兵关系。第六，实行公买公卖，待人和气，不强迫征粮，不强迫拉夫，不强迫当兵，改取政治动员方式解决食粮、夫役与新兵问题，以改善军民关系。第七，在前线各军之间，前线与后方各军之间，提高友爱互助精神，作战则互相策应，工作则互相观摩，消除互相观望互相嫉忌等不良现象，以改善各军之间的关系。第八，整理现有军队，补充缺额，同时增编新的军队，加紧教育训练，以利持久作战。用这一切办法，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为保卫华中华南与西北而战，为停止敌之进攻与准备我之反攻而奋斗。

　　（4）广大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和巩固我之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地，配合主力军作战

　　针对着敌之目的在于还要继续向我进攻，又将于一定时机抽兵进攻游击战争，企图巩固其占领地，使中国反攻困难，全氏族的第四个任务，就在于广大地发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创立许多根据地，巩固已有的根据地，用以缩小敌之占领地，在目前，配合主力军为停止敌之进攻而战，在将来，配合主力军为实行反攻而战。半殖民地中国抗日民族战争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游击战争的广大胜与长期性，没有这种游击战争，便不能牵制大量敌军，有力地配合正面主力军之作战，而停止敌之进攻；便不能使敌人占领地限制于一定地带，使之无法全部占领；便不能在敌人后方建立多数的抗日堡垒，坚持游击战争，拜准备将来配合主力军之战略反攻。因此，第一，必须广大地发展一切敌人后方地带的游击战争，并创立多数的游击战争根据地，巩固己经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第二，必须依照华北榜样，留置或派遣足够数量之正规军队于敌后各个战略区域，作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骨干。这些军队应该逐渐学会游击战术，加强政治工作，发展民众运动，创立根据地，开帮助敌后民众游击队与游击战争逐渐提高到正规军与正规战争的道路上去。第三，一切战区与敌人后方，必须发动所有男女人民卫国保乡的热忱，除动员他们大批加入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与补充留置敌后的正规军外，把他们组织到半军事性质的抗日人民自卫队中去。抗日人民自卫队的组织，应成为一切战区与敌人后方的普遍与经常的民兵制度，他们是不脱离生产的。第四，必须协助人民组织广泛的游击队。这是脱离生产的，各县各区都应该有，成为袭击敌人保卫地方的普遍的小队伍。第五，必须建立游击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加强其军事政治文化娱乐的教育，用以提高其战斗力。第六，必须建立游击部队中正确的军事政冶制度，实现官兵的乎等待遇，经济公开。第七，改造土匪部队，便他们走上抗日；肃清我军后方的及被敌利用的土匪。第八，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一方面，大后方尽可能的接济他们：又一方面，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第九，依照敌情与我之战略需要，重新划分散后各地作战区域与行政区域，使之适合新的战争情况。第十，必须依照战略需要，统一敌后各部队与行政区之领导，以便集中抗敌力量，消除内部矛盾；但应反对互相吞并的军阀行为。

　　（5）提高军事技术，创立机械化兵团，准备反攻实力

　　敌以不及我数之兵力而能节节深入者，除了我之政治原因外，我之技术落后是主要原因。针对着敌之长处与我之短处，全民族的第五个任务，在于提高军事技术，增加飞机大炮战车等之数且与使用人材，为着实行反攻而准备实力。为此目的，一方面须就现有的及可能继续增加的制造能力从部分制造与修理开始，认真从事这个工作。另一方面，多方设法从外国输入新式武器，用以逐渐改各军队的装备，创立真正现代化的机械兵团。毫无疑义，我们应该从实际看问题，在现在，实际上战斗着的是大数量的低级武器，因此，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军队与人民武装，相信低级武器也能胜敌，提高政治精神，改善作战方法，发展游击战争，以补新式技术之不足。不在这方面着重致力，我们就忽视了当前的实际问题，无以克服目前的困难。在将来。为着准备战略反攻，非提高新式技术建设新式军队不可，须知没有现代新式技术装备的足够数量的军队，要实行反攻。收复失地是不可能的。不在这方面提高注意力，拜就可能范围内认真开始去做，我们就只看见现在，忘记了将来，无以克服前途的困难。在人力物力丰富的中国，只要政治条件改善，动员方法进步，加之以外国的协助，逐渐改善技术装备，决不是不可能的。

　　（6）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发挥抗日政权的最大能力

　　敌人乘我弱点之处，不但在军事．而且在政治，在我政治制度之不民主化，不能与广大人民发生密切的联系。为补救此弱点，全民族的第六个任务，在于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制度，没有这一方面的改进，要最后战胜日寇也是不可能的。民主政治是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有了这种制度，全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将会不可计量地发动起来，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深厚渊源。我全民族彻底地统一团结的伟大过程之完成，也只有依靠民主制度之建立。关于这一点，须从各方面实际有所设施。第一，国民参政会的开会已开始了国家民主化的第一步．尔后应使该会工作公开的顺利的进行，该会议决事项碰全部付之实施，并依据该会已经决定的万案认真的建立各省各级地方参政会，推进民主政治。第二，保证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的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权在全国范围之充分实施。这种自由是在抗城建国范围之内的，只有充分地保证了这种自由，才利于普遍发挥抗日建国的力量。这里问题是保证中夫法令在各地方之实施而不受地方之随意限制。应该限制的只是不利于抗日建国的那种自由，即汉奸、亲日派的自由，其它都不应在限制之列。第三，从战区与敌人后方开始实行多量的民主制。例如：民选各级地方政府再由上级加以委任。战区各级政府采用民主集权的委员制，拜设立各级人民代表机关。战区政府增设某些必要的工作部门；改变公文程序；清除贪污腐化无能分子，吸收抗日积极分子；减低薪俸，提倡艰苦生活；用以适合战区艰苦、复杂与流动的环境。战区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有颁布地方单行法令之汉。战区男女公民，除汉奸外，均有选举被选举汉，均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与武装抗日之自由。战区一切抗日党派均有公开合法地位，等等。在战区尤其在敌人后方，没有这些敌治改革，要支持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是不可能的。以上这些办法，都是为着密切政府巧人氏的联系，增加政行的实力，使之能在抗日战争中起其最大的作用。没有问题，全国任何地方政府，应集中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不应因行政区域在地域上之被散分割而有任何不尊重中央领导的表现。全国必须是依照中央法令而推行民主制的。但全国必须是统一于中央的。

　　（7）扩大统一的民众运动，全力援助战争

　　全民族的第七个任务，在于扩大各种民众运动，并使之统一起来，全力援助战争。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一切须取给于民众，没有普遍发展的并全国统一的民众运动，要长期支持战争是不可能的。尤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极须这样做。抗日战争正在遇到新的困难，唯有动员民众，才能有效地克服这些困难。在全国，尤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极应做到下列各项：第一，保障一切抗日民众团体与抗日民众运动的自由，确立民众团体在法律上的地位。第二，物质上帮助民众团体，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第三，认真建立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人、自由职业者、文化人与儿童的各种救国会，并使之依照地域与职业两种原则建立联各的组织。第四，发动民众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抗战工作，积极援助政府与军队，尤其在战区不可或缓。

　　（8）改良民众生活，激发民众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

　　改良民众生活问题，过去实行的人微弱了，因此不能激发广大劳动人民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对于坚持长期战争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今后全民族的第八个任务，在于实行下列各项改良民众生活的政策。第一，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与残废的抗日军人。第二，救济战区灾民难民及失业工人。第三，在战区及敌后开始适当的减租减息。第四，调剂粮食及重要的日常必需品。第五，适当的增加工资，改善工人职员的待遇。第六，承认工人农民对雇主地主的团体契约极。第七，禁止雇主、地主、师父、工关等对工人学徒的虐待打骂。实行这些初步的生活改良办法之后。必能提高工农贫民群众拥护政府，参加战争与参加生产的积极性，不但战争需要的一切动员帮助将大大改观，而且工业农业生产的数量质量与商业的流通也会大大增加与提高起来，国家财政也就在新的农工商业基础之上而得到满意的解决。


　　（9）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渡过战争难关

　　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丧失之后，国家财政经济必大现困难，没有新的有效的办法，便无以渡过战争的难关。然而只要实行新的政策，动员人民力量，便任何困难也能够克服。因此，全民族的第九个任务，在于实行一种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主要事项如下：第一，新政策以保障抗日武装部队一切必要供给，满足人民必需品的要求，拜和敌人的经济封锁与经济破环作斗争为目的。第二，有计划的在内地重新建立国防工业，从小规模的急需的部门开始，逐渐发展改进；吸收政府、民间与外国三方面的资力；并从政治上动员工人，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物质待遇，改良工厂管理制度，以提高生产率。这些，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第三，用政治动员与政府法令相配合，发展全国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便全国农业手工业在新的姿态下发展起来。在战区注意保护农具牲畜及手工作坊。保证被隔断区域的经济自给。第四，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同时，注意发展合作事业。第五，在有钱出钱原则下，改订各种旧税为统一的累进税，取消苛杂和摊派制度，以舒民力而利税收。第六，用政治动员与政府法令相配合，征募救国公债、救国公粮，拜发动人民自动捐助经费及粮食，供给作战军队，以充实财政收入。第七，有计划的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隔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第八，厉行廉洁运动，改订薪饷办法，按照最低生活标准规定大体上平等的薪馅制度。第九，由国家银行办理低利藉贷，协助生产事业的发展及商品的流通。第十，恢复与发展战区的邮电交通。以上所指，不过大端，必须有认真改革旧制实行新制的决心，并持之以效力，才能消除新的困难，支持长期战争，其重小在于组织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之为着战争供给而效力。中国的抗战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之下进行的，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被敌占领，抗战的主要依靠是乡村与农民。农民是有伟大力量支持战争的，但须实行必要的政治方面与经济方面的改革。这里所说各项新政策，就是根据这种特殊情况而提出的。

　　（10）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

　　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因此全民族的第十个任务，在于实行

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日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一切这些，也必须拿政治上动员民力与政府的法令相配合，主要的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给以恰当的指导与调整，给以可能的物质帮助，单靠政府用有限财力办的几个学校、报纸等等，是不足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之伟大任务的。抗战以来，教育制度已在变化中，尤其战区有了显著的改进。但至今还没有整个制度适应抗战需要的变化，这种情形是不好的。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

　　（11）力争国际援助，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从长期战争与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原则出发，组织一切可能的外援，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当前的第十一个任务，在于第一，坚决反对一部分人所谓走德意路线的主张，因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准备对敌投降的步骤。第二，力争各民主国家与苏联对我物质援助之增加，同时尽力促成各国实行国联制裁日本之决议。第三，设立一定机关，系统的收集一切敌军暴行制成具体的文书、报告，宣扬国外，唤起全世界注意，起来惩罚日本法西斯。第四，从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推出代表，组织国际宣传团体，周游列国，唤起各国人民与政府的对我同情，与我国政府的外交活动相配合。第五，保护一切同情国家在中国的侨民及其和平通商传教等事业。第六，注意保护华侨利益，并经过华侨的努力推进各国反日援华运动。一切这些，不管各国助我之程度如何暂时的没有增加或甚至可能部分的减少，国联决议可能依然是一句好听的话，我们都应努力的做。根据抗战的长期性，外交方针也应着眼于长期，不重在眼前的利益，而重在将来的增援，这一点远见是必要的。

　　（12）建立中国与日本兵民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不但是危害中华民族的，同时也是危害日本全体兵民与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要使日本的侵略战争失败下去，必须中日两大民族的军民大众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作广大而坚持的共同努力，建立共同的反侵略统一战线。为此目的，全民族的第十二个任务，在于：第一，向两国人民士兵大众及朝鲜、台湾民族提出这个反侵略统一战线的方针，号召他们为此而斗争。第二，由政府下令所有抗日军队抗日游击队全体官兵一律学习必要数量与恰当内容的日本话，由高级政治部准备与派出教日本话的教员到各军队中实行施教，从学几句话起到能够同日军官兵讲一篇道理为止，教育全体抗日官兵向全体敌军士兵与下级军官作口头宣传，同时补助之以文字图画宣传，逐渐感化他们，要求他们同意建立共同的反侵略统一战线，使百余万日本侵略军变成我们的友军，退出中国，推翻日本法西斯。第三，尊重与优待敌军俘虏，给以教育，经过他们去影响其余，为建立反侵略统一战线而努力。第四，设法从日本内地组织反侵略的文化人员到中国来参加这一斗争。第五，保护在中国的诚实的日本侨民。第六，教育我国军民大众，一方面提高民族自尊心，又一方面则须纠正军队与人民中的一些错误思想，区别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敌军军官与士兵，并区别上级军官与下级军官。实行了上述的方针与办法，付以广大而坚持的努力，这个反侵略统一战线是能够建立起来的。中国的胜利，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增加；但同时，敌人的困难与国际的援助，必须争取其配合。在敌人困难方面，除了因我之坚持长期战争给以逐渐的消耗，努力外交活动使敌日陷于孤立而外，和日本兵民大众及朝鲜、台湾等民族建立其公同反侵略战线的政策，是不可缺少的部分。日本侵略战争愈延长，这一个统一战线便愈有建立的基础。

　　（13）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

　　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为此目的，必须注意下述各点：第一，允许蒙、回、藏、苗、猺、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已管理自已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调节各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第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上述政策，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应自己团结起来争取实现，一方面应由政府自动实施，才能彻底改善国内各族的相互关系，真正达到团结对外之目的，怀柔羁縻的老办法是行不通的了。

　　（14）厉行锄奸运动，巩固前线与后方

　　新的形势下，汉奸，敌探，托派，亲日派必然较前更加猖獗，大肆其造谣，污蔑，分裂，破坏的阴谋，因此当前的第十四个任务，在于实现下列办法，厉行锄奸运动。第一，唤起前线与后方一切军民人等的警觉性，严密注视汉奸，敌探，托派，亲日派之活动，依照政府法令，毫不容情的镇压之。第二，注意保护国家机密，以叛国罪惩办泄漏机密之叛徒。第三，学校教科书中加进锄奸一课，实施提高警觉性的教育。第四，军队中设置各级管理锄奸工作之部门，民众团体中人民自卫队中设置锄奸小组，国家警察加重锄奸教育，使奸徒在众目集视下无法藏身。抗战以来，吃这些奸徒们的亏真是不可计量的了。前线的将士，惊叹汉奸之多与损害作战利益之大，早已异口同声。即在后方，单是泄漏国家机密与引导敌机惨炸二事办已天人共愤。长期抗战中如不肃清奸徒，将不能设想战争的胜利，发动广大民众之民族革命的警觉性，厉行上述锄奸办法，并使之成为广泛的运动，是争取胜利不可缺少的严重的任务。应该指出：锄奸运动应注意区别首要与胁从，自觉的与被骗的，坚决分子与动摇分子，分别处理，前者从重，后者从轻，并注意争取后者使之回心向善，决不可一例看待。还须注意确实证据，勿用刑讯，严防诬陷。锄奸目的在肃清真正奸徒：只有用正确政策与正确方法，才能达到目的。

　　（15）发展国共两党及各抗日党派，强固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战争

　　所有前述各项紧急任务，有待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党派推动全民族，在蒋委员长统一领导之下，坚决的实行起来，而欲达到此目的，非发展统一战线中各个党派的组织力量不可。现有力量，无论何党都太小，都需发展，而大大发展国共两党尤为当前的紧急任务。在这个发展的任务中，各党均应互相赞助他党的发展，而不可互相嫉忌与互相妨碍。须知只要是抗日党派，任何一党的发展，都于抗日有利。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承认这个事实。因此，我们是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下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承认与拥护这个主干而又同时发展各党，是互相联系并不互相冲突的。
　　在数量上，我以为国民党应发展至五百万以上，共产党及其它党派应发展至一百万以上，在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中，当着伟大抗战时代，吸引数百万优秀分子加人各抗日党派，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诚能如此，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扩大了，随之也将更巩固了，执行战胜敌人的一切任务就有了充分的保证，支持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驱除日寇与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根本目的就不患不能达到。

　　五 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

　　现在，我们专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问题来讨论一番，向着异常关心国共两党关系的人们所已经发生了的许多疑问，作一个全盘的答复，这一点，对于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与扩大国共合作，顺利地执行当前紧急任务，渡过战争的难关，是有重要意义的。
　　问题有如下各点：战争的长期性决定合作的长期性，战争中的合作决定战争后的合作，长期合作的内容与主要条件，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长期合作的组织形式，长期合作中的互助互让政策，民主共和国问题。这些，都是很多人所关心的，我们都得明确的给以答复。

　　（1）战争的长期性决定合作的长期性

　　由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能够且必须是长期的，其中主要的两个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也能够且必须是长期的，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因此，我们的政策，无论如何要一个长期的民族统一战线，要一个长期合作；无论如何要共同维持一个统一政府，反对纷歧与分裂，方才有利于渡过战争难关，对抗敌人破坏，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并于战后完成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这是和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根本不同的，那次是短期的，这次是长期的。

　　（2）战争中的合作决定战争后的合作

　　所谓长期合作，不但是在战争中的，而且是在战争后的。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中的合作已经算得是长期的了。但是还不够，我们希望继续合作下去，也一定要继续合作下去。这有什么保证呢？保证就在：战争中的合作决定着战争后的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主要的国共两党，必须同患难，共生死，力求进步，并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不能。战争之后，这样长期同过患难的有了进步的两个党，就造成了继续合作的基础。那时的国内国际条件将更有利于合作，也是现在想得到的。没有疑义，战争中的合作必有其各个合作阶段的内容，战争后的合作将更有新的内容。然而战争中的合作，将决定着战争后也能够合作，这不是没有根据的预断。

　　（3）长期合作的内容与主要条件

　　所谓长期合作就是长期的民族统一战线，所有阶级，从资本家到工人，所有政党，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所有民族，从汉族到苗猺弱小民族，所有军队，从中央军到八路军，所有政府，从国民政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只有民族叛徒除外，一切都在内，而且是长期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内，有些人在长期战争中，当着熬不过艰苦斗争，个人利益超过民族利益时，会要变为民族叛徒的，因此民族统一战线是要不断地把这些民族叛徒们除外的。但这些除外，依然是民族统一战线。其理由，即长期合作的主要条件，首先是敌人战争的野蛮性与长期性。由于敌人战争的野蛮性，严重地危害着全民族各个阶层的生存，这样就迫使上层阶级也不得不与其它阶级一道抗日。上层阶级中一部分是难免退出抗日战线的，但其它部分和其它阶级大体一样，是受压迫的，不反抗便无出路。又由于这种野蛮性的战争是长期的，就决定了合作是长期的。这些是决定长期合作的一方面。但是还有第二方面，要合作中的各党，首先是国共两党，采取正确的政策，进行必要的工作。什么样的政策与工作呢？应该是从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的基点出发而规定出来与实行起来的政策与工作。应该是照顾现在又照顾将来，照顾这一阶级又照顾那一阶级，照顾这一党派又照顾那一党派，照顾这一军队又照顾那一军队，照顾这一民族又照顾那一民族的政策与工作。否则政策不对，工作不行，自乱步骤，将使合作难于持久。这样，一方面，敌人战争的野蛮性与长期性，又一方面，统一战线中的正确政策与必要工作，就使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应该是长期的，而且能够是长期的。是民族战线，不是人民阵线。是包括战争中与战争后的国共合作，不是企图在战争后又分裂又内战的国共合作。

　　（4）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但是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如何呢?共产党员对三民主义应取何种态度呢?直至现在还有一些人不清楚，因此有再一次解释的必要。还在一九三六年五月间开的我们党的临时性的代表大会上，就通过了如下的关于“坚决实行三民主义”的提纲：
　　“共产党是否同意三民主义?我们的答复是同意的。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同共产党合作与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发动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胜利的大革命。又曾经因为排斥共产党（清党运动），实行相反的政策，而失去人民的信仰，招致革命的失败。现在则因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极端严重，全国人民与国民党中爱国分子，因而有两党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与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的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共产党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阶段。共产党有自己的党纲与政纲，其党纲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是与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民主革命政纲，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但对于国民党第一次及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纲领，则是基不上没有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使国民党，共产党，全国人民，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第十一页）
　　去年九月二十二日，我们党的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成立的宣言中，又着重地说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呢?很明显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正是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所要求实现的总目标，也是全国人民要求实现的总目标，并非某一党派单独要求的东西。只要看一看从共产党诞生以来的文献，它的政治纲领，就会明白。因此，在过去，不但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我们共产党员曾经坚决实行了三民主义。就在一九二七年两党合作不幸破裂之后，我们的一切做法，也没有违背三民主义。那时，我们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这是符合于民族主义的：我们实行了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治制度，这是符合于民权主义的：我们又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是符合于民生主义的。那时，我们的一切做法，并未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本范畴的私有财产制。在现在抗战的阶段与战后彻底完成民主共和国的阶段，都是三民主义的阶段，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阶段。为了彻底完成这个民主阶段的任务，一切共产党员，毫无疑义，应该依照自己的一贯的革命总方针，自己的决议与宣言，同中国国民党与全国其它党派，全国广大人民一道，诚心诚意的实行三民主义。谁要是不忠实于三民主义的信奉与实行，谁就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谁就不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任何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同时具有现时实际任务与将来远大理想两种责任的。并且应该懂得：只有现时的实际任务获得尽可能彻底的完成，才能有根据有基础地发展到将来的远大理想那个阶段去。所谓将来的远大理想，就是共产主义，这是人类最美满的社会制度，孙中山先生也曾经认为必要实行它，才能解决将来的社会问题。所谓现在的实际任务，就是三民主义，这是“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现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国共两党与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因此，共产党员应该如象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研究如何使三民主义具体地见之实施，研究如何用正确的三民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大众，使之由了解而变为积极行动，为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而斗争。

　　（5）长期合作的组织形式

　　为了保证长期合作，还要解决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我们曾经批驳了一党主义，不论是对于过去历史上说，对于当前任务上说，对于中国社会性质上说，所谓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那么，各党共存，而互相结合为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不要一种统一的共同的组织呢?要的，必要的，没有这种统一的共同的组织，不利于团结抗日，更不利于长期合作。因此，各党应该认真研究，找到一种最适合于长期合作的统一的共同的组织形式。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
　　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及各党派的历史特点，今天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能有下述三种组织形式。
　　第一种，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但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同。如果国民党同意共产党员加入，我们将取何种态度呢？首先，我们是赞成这种办法的，因为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好的一种统一组织形式，有利于抗日建国。不但共产党，任何其它抗日党派都可加人国民党，只要国民党同意，我们是决不反对的。如果这样做，那我们可以实行同十三年合作不相同的办法，即第一，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都是公开的，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第二，不招收任何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有要求加入的，劝他们顾全大局，不要加入。第三，如果我们的青年党员得到国民党同意，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话，也是一样，不组秘密党团，不收非共产党员入党。用这种办法，可以大家相安，有利无害。这是第一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第二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就是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拥戴蒋介石先生作这个联盟的最高领袖，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为着执行共同纲领处理共同事务而努力。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我们也是赞成的。这种形式，我们很早就提议了，可惜还没有实行。
　　第三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就是现在的办法，没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协商，解决两党有关之问题。但这种形式太不密切，许多问题不能恰当的及时的得到解决。例如许多大政方针之推行，下级磨擦问题之调整，都因没有一种固定组织，让它延缓下去，所以这种办法对于长期合作是不利的。然而如果第一二种办法不行，这种办法暂时也只得仍之。
　　总之，长期战争中的长期合作，组织形式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极力赞成有一种统一的形式，使之利于长期合作。

　　（6）长期合作中的互助互让政策

　　长期战争需要长期的统一战线，前已说过，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因此，共产党员在其工作中，在其同友党发生关系中，随时随地都要顾到这个长期性。凡于长期合作有利的，应该坚决的勇敢的做，不利的，则决不应做。
　　这里就发生各党之间互助互让的问题。说互助，例如各党都要发展，都要巩固，任何一党除了发展与巩固自己之外，还应对友党的发展与巩固取赞助态度。国民党的发展与巩固，共产党员应取何种态度呢？一句话，赞助之。其理由是国民党的发展巩固利于抗日战争，利于全民族，因而也利于劳动人民与共产党，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国民党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共产党员应取什么态度呢？没有问题，取赞助态度。我们希望三民主义青年团有广大的发展，依照蒋介石先生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宣言做去，该团的发展是有光明前途的。也正是为着赞助，我们对于该团现行办法中之某些事项，希望有所修正，不然，好的动机，将难得好的结果。三民主义青年团应该成为全国广大青年群众团结救国的统一组织，吸收各党各派各界的青年个人与青年团体加入进去，成为使整个青年一代集体地受到民族革命的教育训练之一个大集团。因此，组织上应该民主化，政治上应该发扬团员的自动自觉精神，发扬青年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我们对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态度与意见。
　　互助就不是互害，损人利己，在个人道德是不对的，在民族道德更加不对。因此，无理的磨擦，甚至捉人杀人等事，无论如何是要不得的：共产党员决不应该以此对待友

共产党员决不应该以此对待友党。而如若友党以此对待我们时，我们也决不各置之不理。凡无理的事必须以严正态度对待之，才是待己待人的正道。互相规过，是朋友间的美德，也是政党间应该提倡的作风。
　　统一战线中有什么互让呢？有的。我们曾经在政治上作过一些让步，那就是停止没收土地，改编红军，改变苏区制度，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让步，这是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全民共同对敌的必要步骤。我们的友党也作了让步，那就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等等。这种为了团结抗日为了长期合作的互让政策，是很好的，很对的。只有政治上胡涂或别有用心的人：才会说：共产党投降了国民党，或国民党投降了共产党。
　　现在我们又主张所有各统一战线中的党派，互不在对方内部招收党员，组织支部，进行秘密活动。我们认为这种政策是必要的。现在当然和过去不同，在过去内战时期，国共两党间除了公开的战争之外，还互相使用秘密手段，进行破坏对方的活动。合作以后，当然不应有互相破坏的动机与行为了，但是互相在对方内部秘密招收党员组织支部的办法，也应该停止，使彼此安心，才能适合于长期战争中长期合作之目的。我们现在正式向国民党同志申明：我们停止在你们内部作招收党员组织支部的活动，不管统一战线采取何种的共同组织形式，我们都是这样做。但同时，也希望你们这样做。双方约定之后：下级党员如有违背，由违背之一方的上级负责处理。
　　此外，双方同志接触，应采谦和，尊敬，商量态度，不采傲慢，轻视，独断态度，以改善双方之关系，这也是必要的。
　　一切我们所说的，共产党员应该首先实行，不管对方某些人员或尚未用同样的政策，方法，态度对待我们，但我们仍然这样做，做的久了，对方某些一时尚未明白的人员也会明白了。
　　共产党员对于一切为国为民的事业，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始终不变地向着战胜日寇建立新中国的方向走去，谁要违背了这种立场，这个方向，谁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但共产党员又必须有互助互让的精神，必须有尊重友党及和友党同志用谦和商量态度解决问题的精神，一切有友党同志的地方，都应和他们商量解决有关事项，不应独断。没有这种精神，就不能巩固统一团结，所谓为国为民事业，战胜日寇建立新中国之目的，也就达不到。因此，决不能把必要的互让政策解释为消极行为。不但互助是积极的，互让也是积极的，因为必要的让步，是巩固两党合作求得更好的团结与更大的进步之不可缺少的条件。

　　（7）民主共和国问题

　　虽然我们的党还在一九三六年的九月间，就公布了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案，虽然中央同志曾经多次的说明过这个问题。但外间对于我们的主张仍有许多不明白的。这是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问题。抗战的结果将怎么样呢?所谓抗战建国，照共产党的意思，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国呢？这是存在着的问题。再一次解释这个问题，对于巩固各党各派长期合作的信心，是有利益的。
　　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
　　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它的性质是三民主义的。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即是说，改变中国原来的半殖民地地位，它独立起来了；但同时，无论它强盛到什么程度，决不把自己变为帝国主义，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徒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护之。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并改良劳动条件。农民有土地，并废除苛捐杂税重租重利。学生有书读，并保证贫苦者入学。其它各界都有事做，能够充分发挥其天才。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这样一种国家，就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
　　中国要变为这样一个国家，要同谁作斗争呢?要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剥夺我们的独立，我们就要向他要独立。日本帝国主义把我们当奴隶，我们就要向他要自由。日本帝国主义使我们陷入饥寒交迫，我们就要向他要饭吃。怎样要法?用枪口向他要。一句话，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就有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

　　六 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1）中国与世界不可分

　　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新的抗战形势中可能暂时地减少一部分外国的援助，加重了中国自力更生的意义，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现在更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用战争闯进全中国来，全中国人都关心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尤其关心目前欧洲时局的变动。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当前的国际形势，是有意义的。

　　（2）重新分割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

　　资本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但是和本国人民大众矛盾的，是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矛盾的，是和社会主义国家矛盾的，而且是帝国主义诸国之间自相矛盾的。这最后一种矛盾在历史上的最尖锐表现，就是二十年前的世界大战。那次两组帝国主义互战的结果，产生了新的国际形势。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新的发展的结果，使得世界又临到新的大战面前。在东方日寇侵略东四省西方希特勒登台之后，新的重分世界的战争业已开始了。“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一点也不错，在此情势下，一方面日德意组成了侵略阵线，实行大规模的侵略。另方面各民主国家却为保守已得利益而在和平的名义之下准备战争；但至今不愿用实力制裁侵略者，尤其是英国的妥协政策实际上帮助了侵略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东四省首先被牺牲，接着亚比西尼亚亡于意大利，西班牙则助长了叛军的气焰，中国又受到日寇新的大规模的侵略，到最近，奥国与捷克又先后牺牲于希特勒。全世界已有六万万人口进入了战争，范围普及到亚、非、欧三洲，这就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现时状况。

　　（3）现时世界战争的特点

　　由于一方面日德意诸法西斯国家的坚决的侵略意志，又一方面各民主国家不愿实力制裁尤其是英国的妥协政策，使得新的世界战争的现时状态表现了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同特点，这就是首先侵略中间国家与采取各种不同的战争形式。中国、亚比西尼亚、西班牙、奥大利、捷克等国，都是半独立国家或小国，日德意诸国就拣了这些肥肉先行吞蚀。在侵略这些中间国家中，侵略者采取了三种特殊的战争形式。第一种是日本对中国，意大利对亚比西尼亚的战争，这是公开的直接的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在不宣而战的形式下进行的，开了战争史上的新纪元。采取这种不宣而战政策的目的，在于侵略者利用各民主国家的无意制裁尤其是英国的妥协政策，暂时避免和它们的直接冲突，便利其先夺取中间国家的行动。第二种是意德两国侵略西班牙的方式，采取了援助叛军的办法，这是历史上老办法的重演，历史上这类办法是有过的。第三种是希特勒侵略奥捷两国的方式，这里没有战争的表面（没有打响），但有战争的实际，出动了强大兵力占领奥国全部与捷克一部，并使捷克余部归属其统制，这是不战而亡人国的最巧妙的办法。这三种战争形式的采用，都是由于一方面，侵略国本身力量还不充足，暂时未便和各大国直接作战，因而采取了巧妙的战争方法，企图使自己先行壮大起来，同时即是使各大国削弱起来，再与各大国作战。又一方面，则是各民主国家不愿制裁侵略者，尤其是英国的怯儒妥协政策的结果，这种政策实际上援助了侵略者，便利其侵略各中间国家。

　　（4）英国妥协政策将引导法西斯各国实行更大规模的战争

　　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保守党内阁，正在逐步进行其所谓四强合作的政策，慕尼黑协议之后，欧洲政局有暂时逆转的可能。英国大部分保守党的政策，历来是以排斥苏联妥协德意为原则的，由于他们畏惧苏联的强盛，畏惧自己过早卷入战争，畏惧本国人民运动与殖民地独立运动，早已决心牺牲西班牙、奥国、捷克等国，成就其排斥苏联妥协德意的企图。过去因为保守党内部的不统一，法国人民阵线的积极政策，国内国际舆论的责备，而没有成功。现在则利用了英国及全欧人民不愿战争的心理，利用了法国佛兰亭党的右倾，在希特勒威迫之下，订立了慕尼黑协议。这个协议是英国妥协政策的结果，假如英国不改变它的政策，势将引导法西斯各国进行更大规模的冒险战争。各大国间的战争虽暂时还可能不爆发，暂时限制于侵略中间国家的过程虽还在继续者，但最后势必引导各大国卷入空前残酷的战争里去，这是没有疑义的前途。“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

　　（5）全世界多数人类在逐渐动员中

　　在资本主义各国方面，由于经济的总危机，资本主义已走到毫无出路的地步，六万万人口的战争牵动了全世界，新的更大的战争在威胁全人类。在社会主义国家方面，则一切都是光明的，进步的，强盛的。在这两种相反的对比之下，全世界大多数人类逐渐地找到了如何保卫自己与解放自己的方向，正在用空前的广大性与空前的深刻性逐步地团结自己并准备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盛，资本主义国家的衰落，六七年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战争，中国的伟大抗日战争，西班牙的人民战争，乃至张伯伦的妥协政策等等，逐渐地教育了英法等国与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懂得惟有组织与斗争才是出路，惟有团结世界一切自求解放的人类为一体，惟有世界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才有出路。这个全世界人民觉悟，组织，斗争，与统一战线的伟大过程，是在向前发展着，但须经过广大而艰苦的努力才能完成。法西斯的战争威胁与张伯伦的妥协政策，最后将遇到伟大的反抗，这也是没有疑义的前途，也是法西斯战争与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的结果。
　　（6）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配合
　　过去的，大家都明白，各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援助中国的，主要是其人民的同情中国，苏联的援助则更加积极。现在，由于日寇进攻的深入，又加深了英美法苏对日本的矛盾。虽然英国在西方的妥协政策可能搬用到东方，为了企图多少保存在日本占领区的商业，为了幻想减轻日本对南洋的威胁，英国有可能同日本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但根本妥协是困难的，至少暂时有困难，这是日本独占政策的结果，东方问题与西方问题在当前具体情况上有某种程度上的区别。日本的深入进攻，进一步加深了日美间的矛盾，苏联与中国的友谊是增长的，中美苏三国有进一步亲近的可能。但是我们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时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应该努力争取前者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实，但过高希望则不适宜。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之上。

　　七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1） 问题的性质

　　同志们！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中国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能够战胜他。但由现在到达那个光明前途的中间，存在着一段艰难的路程。为着一个光明的中国而斗争的我们与全民族，必须有步骤地同日寇这个黑暗势力作战，而要战胜他，只有经过长期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共产党员处于何种地位呢？他们要怎么样做才算克尽其最善的努力呢？抗战以来的经验，我们也总结了；当前的形势，我们也估计了；全民族的紧急任务，我们也提出了；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的理论与方法，我们也说明了；国际形势，我们也分析了。那么，还有什么呢？同志们！还有一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算在民族战争中尽了自己最大责任的问题。

　　（2）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可以的，应该的，看什么历史条件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与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与希特勒，共产党员是坚决反对所谓爱国主义的，日本共产党与德国共产党他们都是战争失败主义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与希特勒的战争失败，越失败得彻底越好。日本共产党与德国共产党都应该这样干，也正在这样干。理由是：日本侵略者与希特勒的战争，是侵害世界人民也侵害其本国人民的。对于我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密切结合着，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全力援助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是天职，是责无旁贷，在这里，不能有一点消极性。理由是：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出全民族于水火，只有全民族的解放才能有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解放，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实施。为此理由，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革命战争的战场，拿每一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不容有任何的消极。必须用全力援助友党友军，不容有任何坐观成败的心理。为此理由，我们的党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口号；后来又提出了与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命令红军改编为抗日的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作战，命令自己的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设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这些做法，这些爱国主义，一切都是正当的，应该的，必须的，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发挥，一点也没有违背国际主义。只有政治上胡涂或别有用心的人，才会闭着眼晴瞎说我们的做法不对，瞎说我们抛弃了国际主义。

　　（3） 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

　　根据上述理由，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与模范的作用。我们这个战争，是在困难环境之中进行的。这种困难环境的形成，在于我们民族的广大生动力量至今还只在开始发动之中，大多数民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不足，大多数民众的无组织，军力的不坚强，经济的落后，政治的不民主化，腐败现象与悲观情绪的存在，统一战线内部团结巩固之不足，这些都是形成困难环境的主要原因。为此原故，共产党员不能不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民提高落后的重大责任。在这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与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在八路军与新四军，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与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与友党友军发生关系中，应该坚持统一团结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要傲慢态度，诚心诚意地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晦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与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等等精神，才是值得尊敬的模范。共产党员应与党外一切先进分子协同一致，为着团结全民提高落后而努力。必须懂得，共产党员不过是全民族中一小部分，党外存在着广大先进分子与积极分子，我们必须和他们协同工作。那种“只有自己好，别人都不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共产党员对于落后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尊重他们，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因此，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了它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长期战争与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与人民大众中之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与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提高落后，克服困难，为战胜敌人、创造新中国而奋斗。

　　（4） 团结全民族与反对民族阵线中的奸细

　　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全民族，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各个阶层中的一切生动力量，这是唯一无二的方针。但同时，民族统一战线中已经存在着并且还要混进来起其破坏作用的奸细，这就是暗藏的、外表上以抗日面貌出现的那些汉奸、托派、亲日派分子。共产党员应该随时注意这些奸细，并以真凭实据为基础，按照具体情况，揭发这些奸细们的罪恶，同时劝告友党友军与人民大众不要上他们的当。提高对于民族奸细们的政治警觉性，共产党员负了重要的责任。揭发与清除奸细，是与扩大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分离的。

　　（5） 扩大共产党与防止奸细混入

　　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共产党必须扩大其组织，向着真诚革命，而又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与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变为伟大的带群众性的党。在这里，关门主义倾向是不能容许的。但同时，对于奸细混入的警觉性也决不可少。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时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党，时刻企图利用暗藏的汉奸、托派、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装扮积极面目，混入我们党里。对于这些分子的警惕与严防，是一刻也不应该放松的。不可因为怕奸细而把自己的党关起门来，大胆的发展党是我们确定了的方针。但同时，又不可因为大胆发展而疏忽对于奸细与投机分子乘机侵入的警戒。“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这就是我们发展党的总方针。

　　（6） 坚持统一战线与坚持党的独立性

　　如果中国只有一个阶级，一个党派，那就再不要什么统一战线。所谓统一战线，就是拿两个以上的阶级与党派之存在作前提的。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胜敌，并须是长期的坚持，这是确定了的方针。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它党派也好，都是一样。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是什么呢？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容许联合统一，同时又容许其独立共存。否认独立性，只谈统一性，这是背弃民权主义的思想，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是也只能是相对的东西。不这样做，就不算坚持统一战线，就要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同时，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思想上也好，政治上也好，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自由权，也同样将破坏团结对敌，破坏统一战线。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应该明白的。
　　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也是一样。抗日战争中，一切服从抗日利益是总原则，阶级斗争必须服从于民族斗争的利益与要求，而决不应是相违背。但同时，在阶级社会存在的条件下，阶级斗争不能消灭，也无法消灭，企图根本否认阶级斗

企图根本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歪曲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我们提倡的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基本的也适用于阶级关系。为了团结抗日，应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与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顾到富有者的利益，这样去适合团结对敌的总要求。

　　（7） 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来干

　　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敌人奋斗时，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干的精神，是不可忽视的。共产党员应该值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之必要。在局部情形看来认为可行，而在全局看来认为不可行时，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情形看来认为不可行，而在全局看来认为可行时，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这是不能成功的。随时注意组织先进分子与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在一切有同盟者存在的地方，遇事应和同盟者协同去干，独断专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这些，都是共产党员领导艺术与工作精神方面不可忽视的地方。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应该是善于照顾全局，善于照顾多数，并善于与同盟者协同工作的，违背了这些，就不是一个好党员。

　　（8） 干部政策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十七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才，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但同时，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才。伟大的民族革命斗争中，已经涌出并正在继续涌出无数的天才家、领导者。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真理。在这里，依靠原有干部的基础但不自满于这个基础，是必须的。因此，坚持而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应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不但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干部。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才，共产党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去掉孤傲习气，善于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诚意地团结他们，同时善意地给以帮助，对待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的态度，把他们的积极性与天才组织到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中去，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画己自封、目无余子的态度，是不对的。
　　必须善于识别干部。对于干部长短优劣的识别，不但看他的表现，而且看他的本质，不但看他的一时一事，而且看他的全历史与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正确方法。在这里，粗心大意，任情逞性，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与工作，归结起来，只有两件事：出主意，用干部。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文告、著述、讲演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都属于“用干部”一类。这两件事，在中国习惯上，就是所谓“用人行政”。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历来有两个表现邪正两派互相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一个是“任人唯亲”。前者是明君贤臣用人的方针，后者是昏君奸臣用人的方针。我们今天来说使用干部问题，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根本与古代有区别，但也离不开“任人唯贤”这个标准。以喜怒为爱憎，阿谀逢迎者奖，骨鲠正直者罚，在古时要不得，在我们也要不得。列宁、斯大林的干部政策，在于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与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为私利等等为标准，而不是其它。在这里，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正是相反。在张国焘，正是阿谀者奖，正直者罚，拉拢私党，别有企图，他的小组织派别活动，是有了深长历史的。然而也正是他这种以个人为中心而不以党的政治原则为中心的干部政策，走到了他的目的之反面，一切干部都脱离了他，结果剩下了张国焘寡人一名，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政治经济的落后性，反映到党内，就是自由主义、个人风头主义与派别活动等恶劣倾向的根源。估计到这种根源的存在，坚持列宁斯大林的组织路线与干部政策，反对不正派不公道的恶劣倾向，巩固党在正确路线上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以至全党同志的责任。
　　必须善于爱护干部。在党的培养与艰苦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干部，是民族的珍宝，全党的荣誉，应为全党同志所尊重所爱护，各级领导机关则负有用实际办法达到爱护目的之责任。有些什么办法呢？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不怕犯错误；但同时，又适时地与恰当地给以关于工作环境、工作方针与工作方法的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第二，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理论与方法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之在思想上在领导能力上较之过去提高一步。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不是每天检查，而是适时检查，帮助他们总结经验，纠正缺点，扩张成果。这是必要的，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第四，改造他们。这就是对于有缺点的、犯错误的、有不正确思想的干部，用主要的说服方法，不得已时则用斗争方法，使他们改变过来。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在并非大的原则错误又非说而不服的情况下，不适当地轻易地给人戴上“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意识”等等大帽子的方法，不适当地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都是不对的。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的疾病问题、生活问题、家庭问题等事，党的领导机关应给以热忱的亲切的同志的关心，漠然置之冷淡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疾病必须医治调养，生活求其切合工作需要，家庭问题在可能范围内也须助其解决。一切这些，在物质与环境许可的限度内给以照顾，对于激励干部的工作精神，团结全党为一体的目的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9） 党的纪律

　　十七年来，尤其是五中全会以来的党的斗争经验，证明了有在党内，八路军与新四军内，继续坚持铁的纪律的必要。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在过去，由于克服了张国焘一类破坏纪律的倾向，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战争的顺利执行。在今后，又必须坚持这种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在这里，几个基本原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这些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施，谁破坏了它们，谁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谁就给了党的统一团结与党的革命斗争以极大损害。为此原故，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该根据上述那些基本原则，给全党尤其是新党员以必要的纪律教育。过去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一类，则利用一部分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所以纪律教育，不但在养成一般党员服从纪律的良好作风上，是必要的：而且在监督党的领袖使之服从纪律，也有其必要。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为此原故，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一经制定之后，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模范。

　　（10）党的民主

　　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与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引导斗争向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不能只是一句空话，必须集中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与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与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等等上面。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制度的民主化，没有或缺乏民主生活，是不能达到发挥积极性之目的的。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
　　由于我们国家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反映到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实在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化之不足。为此原故，必须在党内施行民主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叫做民主生活，民主制与集中制的联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了党内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自由放任主义。
　　在军队中的党，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更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同时，军队党的民主应少于地方党的民主，应是为着巩固军队纪律与增强战斗力的。而不是削弱纪律与战斗力。在地方党，也应是有利于巩固党的纪律与增强党的战斗力，而不是相反的。
　　扩大党内民主，是巩固党与发展党的必要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有用的与重要的武器。

　　（11）我们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与壮大起来

　　十七年来，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思想上政治上及工作上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五中全会以前，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与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由于这两次党内斗争的胜利，使党获得了伟大的进步。五中全会以后，又有过两次有历史意义的党内斗争，这就是遵义会议与开除张国焘。
　　由于遵义会议纠正了在反五次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与红军，使得中央与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由于巴西会议与延安会议（反张国焘路线错误是从巴西开始而在延安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处，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这两种机会主义错误都是在国内战争中产生的，它们的特点是战争中的错误。
　　这两次党内斗争所得的教训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一）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特点而产生的，表现于反五次围剿斗争中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包含着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左”的急性病倾向，这种倾向极端不利于革命战争，同时也不利于任何革命运动。要指出：当时的这种错误并非党的总路线的错误，而是执行当时总路线所犯的战争策略与战争方式上的严重原则错误。（二）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与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能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尤其是它的广大的干部与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解放出来，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之下。（三）中央苏区时期的伟大的组织工作，不论军事建设也好，政府工作也好，民众工作也好，党的建设也好，是有大的成就的，没有这种组织工作与前线的英勇战斗相配合，要支持当时残酷的斗争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当时党的干部政策与组织原则方面，是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与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是过去李立三路线的残余未能肃清的结果，也是当时政治上原则错误的结果。这些错误，也因遵义会议得到了纠正，使党转到了全般正确的干部政策与组织原则之下来了。在张国焘的组织路线方面，则是完全离开了党的一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从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行为。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罪恶的路线错误与反党行为，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图挽救张国焘本人。但到了张国焘不但坚持不变，采取了两面派的行为，而且最后实行叛党，就不得不坚决开除他的党籍。这一开除，不但获得了全党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一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的拥护。共产国际已经批准了这一开除，并指出：张国焘是一个逃兵与叛徒。
　　以上这些教训与成功，给了我们在今后团结全党，巩固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一致，胜利地执行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必要的前提。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与壮大起来了。

　　（12）当前的两条战线斗争

　　在今后新的抗战形势中，政治上反对右的悲观主义，将是头等重要的。但同时，反对“左”的急性病，也仍然要注意。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党的组织与民众组织问题上，则须继续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以便实现长期合作，发展党，与发展民众运动。但同时，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也要注意，否则也就要妨碍合作，妨碍发展，而变为投降主义的合作与无原则的发展了。
　　两条战线斗争必须切合于具体对象的实际情况，决不能抽象地看问题，一般的指出与具体的应用，是有区别的。所谓“乱戴帽子”的坏习惯，也就是说的那种抽象地应用这个方法之不对。在反倾向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实质。提高干部与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是巩固党的纪律之重要的要求。

　　（13）学习

　　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该着重地研究这些东西，中央委员会与高级干部尤其应该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并使之向着胜利，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视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现已较前大有进步，但还说不到普遍与深入。在这方面，我们较之若干外国的兄弟党，未免逊色。而我们的任务，是在领导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着空前的历史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们努力罢，从我们这次扩大的六中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但如果不加深一步地学习理论，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而只有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才有我们的胜利。因此，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在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中国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那将是等于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个，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缺点，是应该认真除掉的。
　　当前运动的特点是什么？ 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最实际不过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也还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后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光起眼晴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过是一个西班牙的唐·吉诃德，再加一个中国的阿Q，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研究？ 用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唯物辩证法。向谁研究？ 我们的先生多得很——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本家、地主、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全世界，他们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同时又都是我们的先生，我们应该向他们或多或少的学到一点东西。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须从不自满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14）团结全党到团结全民族

　　伟大的斗争需要伟大的力量，团结全民族，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进入这个斗争中去，是我们确定了的方针，而要达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有重大作用的，是最基本的条件。遵义会议与克服张国焘错误之后，我们的党是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最团结最统一的时期了。现在我们党内，无论在政治路线上，战略方针上，时局估计与任务提出上，中央委员会与全党，意见都是一致的。这种政治原则的一致，是团结的基本条件，党员与党员，干部与干部，领导者与领导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习惯上所谓人事关系，我们也学会了许多正确的恰当的方法，造成了在正确政治原则下的和衷共济的空气，有了更好的相互关系。由于地区的广大，情况的复杂，工作部门的不同，不同的意见是难免的，应该的，党内民主的实际，就是容许任何不同意见的提出与讨论。也正是由于民主方法保证着交换意见，并使之概括起来作出结论，形成全党一致的方针。在这里，客观地与全面地看问题的态度，不杂主观成见与意气，不要片面的看问题，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我们也逐渐的学会了，这又保证着党的团结。我们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自以为是的成见与意气用事的作风，是无用的长物。经过了十七年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及它的领导人员，已经有了老练的作风了。所有这些，就能保证中央以至全党的团结一致，就能在全民族中形成一个团结一致的核心与重心，推动抗战进到胜利。同志们，全党团结起来，全民族团结起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八 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

　　现在我来说最后一个问题，召集七次大会的问题。
　　同志们，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自从一九二八年开过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由于环境的原因，已有十年没有开大会了。去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准备召集七次代表大会，但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因此今年尚难召集。此次全会扩大会应该讨论加紧这个准备工作的问题，并决定在不久时间实行召集大会。这次大会的政治意义是重大的，它将总结过去的经验，主要的是全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讨论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讨论如何进一步的团结全民族，团结国共两党及其它党派，进一步的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讨论如何在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中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方针方法与计划。讨论如何动员全国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更积极的参加抗战。并应讨论党在斯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的团结自己，加强自已，巩固自己与国民党、其它党派及全国人民的联系，以便顺利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除了这些政治的与组织的问题之外，七次大会应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将全党中最有威信的许多领导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来，加强对于全党工作的领导。同志们，这次大会的意义如此重大，因此，扩大的六中全会闭幕之后，诸位同志回到各地工作，便应在努力发展党与巩固党的基础之上，依照民主的方法，适时地进行选举，使那些最优秀的最为党员群众所信托的干部与党员有机会当选为大会的代表，使七次大会能够集全党优秀代表于一堂，保证大会的成功。我们相信，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能够成功，一定能够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以最庄严的最有力量的回答，让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面前发起抖来，滚到东洋大海里去，中华民族是一定要胜利的。
　　我的报告就此完结。


　　●解放五七期 一九三八．一一．二五

　　※新华日报（重庆） 一九三八．一二
　　※论新阶段 新群众丛书二十二新华日报社 一九三八．一二
　　※论新阶段中国革命战争指导理论之四新民主出版社（香港）　一九四八．四
　　※文献卷之三．四 风雨书屋 一九三八．一二 一九三九．一
　　◎中国共产党的六中全会文献 重庆新华日报馆 一九三九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结论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和六日作的，这一部分是在五日讲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当时毛泽东同陈绍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意见分歧的突出问题之一。这在本质上就是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关于这种意见分歧，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曾作了以下简要的总结：“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编者按：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的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


帮助和让步应该是积极的，不应该是消极的

　　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我们必须巩固和扩大我党我军，同时也应赞助友党友军的巩固和扩大；人民要求政府满足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同时给政府以一切可能的利于抗日的援助；工人要求厂主改良待遇，同时积极作工以利抗日；地主应该减租减息，同时农民应该交租交息，团结对外。这些都是互助的原则和方针，是积极的方针，不是消极的片面的方针。互让也是如此。彼此不挖墙脚，彼此不在对方党政军内组织秘密支部；在我们方面，就是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组织秘密支部，使国民党安心，利于抗日。“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1]，正是这种情形。没有红军的改编，红色区域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让了前者就得了后者，消极的步骤达到了积极的目的。“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2]，正是列宁主义。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纯消极的让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3]，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4]，后有张国焘[5]，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

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

　　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

　　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6]），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听说法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过这个口号，那大概是因为法国有了各党的共同委员会，而对于共同决定的纲领，社会党方面不愿照做，依然干他们自己的，故共产党有提此口号以限制社会党之必要，并不是提此口号以束缚自己。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之类。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注释

[1] 见《孟子•离娄下》。原文是：“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2] 见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页）。

[3] “劳资合作论”，是第二国际主张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反动理论。

[4]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5]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4〕。

[6] 见本卷《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注〔3〕。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届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结论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和六日作的，这一部分是六日讲的。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文中，已经解决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问题。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因此对于党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方针，也采取了怀疑和反对的态度。为着克服党内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而使全党更明确地了解战争和战略问题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首要地位，并动员全党认真地从事这项工作，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又从中国政治斗争的历史方面着重地说明这个问题，同时说明我们的军事工作的发展和战略方针的具体变化的过程，从而取得了全党在领导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致。



一　中国的特点和革命

　　战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1]。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帝国主义没有武装进攻的时候，或者是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反对军阀（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国内战争，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广东战争[2]和北伐战争；或者是联合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同样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国内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在帝国主义举行武装进攻的时候，则是联合国内一切反对外国侵略者的阶级和阶层，进行对外的民族战争，例如现在的抗日战争。
　　所有这些，表示了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它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例如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那一时期。在战争爆发以后的一切组织和斗争，则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例如北伐战争时期，革命军后方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直接地配合战争的，北洋军阀统治区域内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又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区域内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直接地配合战争的，红色区域外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再如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后方的和敌军占领地的一切组织和斗争，也同样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3]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对于北伐战争说来，对于土地革命战争说来，对于今天的抗日战争说来，都是正确的。这些战争都是革命战争，战争所反对的对象都是反革命，参加战争的主要成分都是革命的人民；不同的只在或者是国内战争，或者是民族战争；或者是共产党单独进行的战争，或者是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战争。当然，这些区别是重要的。这些表示了战争主体有广狭的区别（工农联合，或工农资产阶级联合），战争对象有内外的区别（反对国内敌人，或反对国外敌人；国内敌人又分北洋军阀或国民党），表示了中国革命战争在其历史进程的各个时期中有不相同的内容。然而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战争，都表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一论断，完全适合于中国的情况。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许多同志把党的中心任务仍旧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4]。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的转变，是在一九三一年反对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胜利之后。但也还没有全党的转变，有些同志仍旧没有如同现在我们这样想。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认识这一点，对于今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是有利益的。抗日战争中全民武装反抗的具体事实，将教育全党进一步地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前线。我们这次会议又决定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战区和敌后，更给了一个明确的方针。这对于有些党员愿作党的组织工作，愿作民众运动的工作，而不愿研究战争和参加战争，有些学校没有注意鼓励学生上前线，等等现象，还是一剂对症的良药。大部分中国领土内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工作是直接联系于武装斗争的，没有也不能有单独的孤立的党的工作或民众运动。一部分距离战区较远的后方（如云南、贵州、四川）和一部分敌人控制的地区（如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也是配合战争的，只能也只应服从前线的要求。一句话，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

二　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

　　我们来看一看国民党的历史，看一看它是如何地注意于战争，是有益处的。
　　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5]。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6]，直至辛亥革命[7]，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8]。后来的海军南下[9]，桂林北伐[10]和创设黄埔[11]，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
　　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
　　谭延闿[12]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军长。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军阀，他们都懂得中国的特点。
　　中国也有些不要军队的政党，其中主要的一个是进步党[13]，但是它也懂得必须靠一个军阀才有官做。袁世凯[14]、段祺瑞[15]、蒋介石（附蒋的是进步党之一部转变而成的政学系[16]）就成了它的靠山。
　　历史不长的几个小党，如青年党[17]等，没有军队，因此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
　　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三　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史

　　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18]。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19]、秋收起义[20]和广州起义[21]，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没有这一时期的红军及其所进行的战争，即是说，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22]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23]，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个会议的内容和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会议都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的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一九三三年党的中央迁至红色区域以后，情形有了根本的改变，但对于战争问题（以及一切主要问题），又犯了原则性的错误，致使革命战争遭受了严重的损失[24]。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这是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而且是世界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光荣。在世界范围内，还只有苏联、中国、西班牙三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三个军队，是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方面的，其它各国的党都还没有军事经验，所以我们的军队和军事经验特别值得宝贵。
　　为了胜利地进行今天的抗日战争，扩大和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我党所领导的游击队，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原则下，党应派遣最好的和足够数量的党员和干部上前线。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组织任务须服从于政治任务。

四　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

　　我们党的军事战略的变化问题，值得给以研究。分为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两个过程来说。
　　国内战争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的是正规战争。但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方面，其它则仍是游击性的，低级的，不能和外国军队一概而论，也和国民党的军队有些不同。因此，这种正规战，在某种意义上，是提高了的游击战。
　　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就我党的军事任务说来，也将大体上分为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战略反攻阶段），主要的将是正规战争。但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和国内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有许多不同的内容，因为是用正规性（某种程度上）的八路军去分散执行游击任务；抗日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也将不同于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这是设想在装备了新式武器之后，军队和作战将要起一个大的变革而说的。这时的军队将获得高度的集中性和组织性，作战将获得高度的正规性，大大减少其游击性，低级的将变到高级的，中国型的将变到世界型的。这将是战略反攻阶段中的事业。
　　由此看来，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
　　三个转变中，第一个转变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这里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沉溺于游击性而不愿向正规性转变的右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干部对已经变化的敌情和任务估计不足而发生的。这一方面，拿中央红色区域来说，曾经作了艰苦的教育工作，才使之逐渐地转变过来。又一方面，则要反对过分地重视正规化的“左”的集中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敌情和任务估计过分，并且不看实情，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而发生的。这一方面，在中央红色区域，曾经在三年的长时间内（遵义会议以前），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然后才从血的教训中纠正过来。这种纠正是遵义会议的成绩[25]。
　　第二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的，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卢沟桥事变后）的事情。这时，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暂时的我军正面，但不久就会变为长期的敌人后方）。我们的战略转变，是在这些特殊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这时可能发生的，一方面是轻敌倾向，又一方面是恐日病，这些在国民党中都是发生了的。国民党当它从国内战争的战场向民族战争的战场转变时，主要由于轻敌，同时也存在着一种恐日病（以韩复榘、刘峙[26]为代表），而遭受了很多不应有的损失。然而我们却相当顺利地执行了这个转变，不但未遭挫败，反而大大地胜利了。这是由于广大的干部适时地接受了中央的正确指导和灵活地观察情况而获得的，虽然曾经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
　　至于由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第三个转变，则属于战争发展的将来，估计那时又将发生新的情况和新的困难，现在可以不去说它。

五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就全国来说，在抗日战争全过程的三个战略阶段（防御、相持、反攻）中，首尾两阶段，都是正规战争为主，辅之以游击战争。中间阶段，由于敌人保守占领地、我虽准备反攻但尚不能实行反攻的情况，游击战争将表现为主要形态，而辅之以正规战；但这在全战争中只是三个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虽然其时间可能最长。故在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不认识这一情况，不懂得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战胜日本。这是一方面。
　　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时地发展广大的和坚持的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而忽视游击战争，无疑是非常错误的。这是又一方面。
　　游击战争的可能，只要具备大国这个条件就存在的，因此古代也有游击战争。但是游击战争的坚持，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出现。故古代的游击战争大都是失败的游击战争，只有现代有了共产党的大国，如像内战时期的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胜利的游击战争。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
　　由此可以懂得，我们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重要和必要的了。综合其利，有如下十八项：（一）缩小敌军的占领地；（二）扩大我军的根据地；（三）防御阶段，配合正面作战，拖住敌人；（四）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利于正面整军；（五）反攻阶段，配合正面，恢复失地；（六）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七）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八）最普遍地发展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九）最普遍地建立抗日的民主政权；（十）最普遍地发展抗日的文化教育；（十一）最普遍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十二）最便利于瓦解敌人的军队；（十三）最普遍最持久地影响全国的人心，振奋全国的士气；（十四）最普遍地推动友军友党进步；（十五）适合敌强我弱条件，使自己少受损失，多打胜仗；（十六）适合敌小我大的条件，使敌人多受损失，少打胜仗；（十七）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的领导干部；（十八）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
　　在长期奋斗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地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我们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

六　注意研究军事问题

　　两军敌对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因此，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战术的研究虽然不足，但十年来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们已有很多的成绩，已有很多根据中国条件而提出的新东西，缺点在于没有总结起来。战略问题和战争理论问题的研究，至今还只限于极少数人的工作。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绩，其经验之丰富，新创设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苏联就要算我们了，但缺点在于综合性和系统性的不足。为了全党和全国的需要，军事知识的通俗化，成为迫切的任务。所有这些，今后都应该注意，而战争和战略的理论则是一切的骨干。从军事理论的研究，引起兴趣，唤起全党注意于军事问题的研究，我认为是必要的。


注释

[1] 参见列宁《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9、163—169、297—303页）和《俄国的战败和革命危机》（《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35页）。列宁这些著作是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间针对着当时的帝国主义战争而写的。并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六章第三节《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上的理论和策略》（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5—192页）。

[2] 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革命军讨伐广东境内军阀买办势力的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十月，革命军歼灭了勾结英帝国主义在广州发动叛乱的买办豪绅武装——“商团”。一九二五年二月至三月，革命军从广州东征，打败了盘据东江的军阀陈炯明部队的主力。六月，回师消灭了盘据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部队。十月至十一月，举行第二次东征，最后消灭了陈炯明的军队。同时，革命军分兵南征，讨伐盘据广东西南部的军阀邓本殷。在上述这些战役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都英勇地站在战斗的前列，并且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热烈地支援革命军。这些战役的胜利造成了当时广东统一的局面，为北伐战争建立了后方基地。

[3] 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4] 参见本书第三卷《学习和时局》一文的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四部分。

[5] 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组织了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小团体，叫做兴中会。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在中日战争中失败以后，孙中山依靠兴中会联络民间秘密团体会党的力量，在广东组织过两次反对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即一八九五年的广州之役和一九○○年的惠州之役。

[6] 一九○五年，兴中会同其它的反清团体华兴会等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采用了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纲。在同盟会的领导与影响下，革命党人联合会党、新军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其中主要的是：一九○六年的萍乡浏阳醴陵之役，一九○七年的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之役、钦（州）廉（州）之役和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之役，一九○八年钦（州）廉（州）上思之役和云南河口之役，一九一○年的广州之役，一九一一年的广州之役和武昌起义。

[7]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8] 一九一二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同当时北洋军阀袁世凯的统治实行妥协。一九一三年，袁世凯派军队南下，企图消灭在江西、安徽、广东等省的国民党势力，孙中山曾经发动武装的反抗，但是不久就失败了。一九一四年，孙中山鉴于对袁世凯妥协的失策，在日本东京另行组织中华革命党，以表示同当时的国民党相区别。中华革命党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积极开展武装的反袁运动，主要的有：一九一四年湖南郴县、桂阳等地的起义，广东惠州、顺德等地的起义和一九一五年上海肇和军舰的起义。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凯称帝，蔡锷等反袁势力在云南发动讨袁战争。孙中山是当时武装反袁的积极鼓吹者和活动者，他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又在广东、山东等地发动了反袁的武装起义。

[9] 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和在他影响下的海军由上海到广州，以广东为根据地，联合当时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西南军阀，组织反段的军政府。

[10] 〕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在广西桂林进行北伐的准备工作。一九二二年移驻广东韶关，正式出师北伐。由于部下陈炯明勾结北洋军阀举行叛变，这次北伐没有取得成果。

[11]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东郊的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一九二六年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通称黄埔军校。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革命军校。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以及其它同志，曾经先后在这个学校担任政治工作和其它工作，以革命精神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包括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

[12] 谭延闿（一八八○——一九三○），湖南茶陵人，清末翰林。原主张君主立宪，后附和辛亥革命。他在一九一二年参加国民党的阵营，反映了湖南地方势力同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在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年期间，他先后当过湖南省的都督，省长兼署督军，督军、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等职。

[13] 进步党是一九一三年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党，当时它在政治上依附当权的袁世凯，曾经组织过内阁。一九一六年，进步党演变为“研究系”，又依附当权的段祺瑞，在一九一七年参加了段祺瑞组织的内阁。

[14]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1〕。

[15]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他是袁世凯的老部下，在袁世凯死后曾经几度把持北洋军阀的中央政权。

[16] 政学系原是对一九一六年由一部分国民党右翼分子及进步党分子组成的官僚政客集团——政学会的通称。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它勾结南北军阀，反对孙中山。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前后，该系一部分成员先后投靠蒋介石，帮助蒋介石建立和维持反革命统治，又成为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一，其主要成员有黄郛、杨永泰、张群、熊式辉等。

[17] 青年党，即“国家主义派”的中国青年党。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

[18] 这里主要是指以共产党员叶挺为首的独立团（见本书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注〔18〕），以贺龙为首的第二十军，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19]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7〕。

[20]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9〕。

[21] 参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8〕。

[22] 指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的任务。

[23] 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陈绍禹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24] 参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本书第三卷《学习和时局》一文的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四部分。

[25] 参见本书第三卷《学习和时局》一文的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三部分。

[26] 韩复榘，原来是长期统治山东的国民党军阀，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刘峙，蒋介石的嫡系，原来在河南，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负责防御河北省境内平汉铁路沿线地区。这两人在日本侵略军进攻的时候都不战而逃。韩复榘于一九三八年一月被蒋介石以失地误国罪处死。

五四运动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1]，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2]、太平天国战争[3]、甲午中日战争[4]、戊戌维新[5]、义和团运动[6]、辛亥革命[7]、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地巩固和发展的时候。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有了二十个周年，抗日战争也快到两周年了。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青年们，努力啊！


注释

[1] 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2]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3]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4] 见本书第一卷《矛盾论》注〔22〕。

[5] 见本卷《论持久战》注〔12〕。

[6]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7〕。

[7]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录入者注：本文刊载于《解放》第4卷第70期第9页，后收入《毛选》。删去了一些接近于共产国际、王明之流的典型机会主义论调。“真正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的”……也就是向国民党伸出友谊之手……。值得注意的是，《毛选》中删去了任何有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革命阶段论语句，比如：“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覆是：走历史必由之路”，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者要先为民主资本主义、为资产阶级而奋斗……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之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生长与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获得了一枝生力军，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而在五四时候，英勇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是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之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可以从鸦片战争说起的话，那它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红军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直至国外压迫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了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走完了这个民主革命过程，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不同的性质与不同的表现形式，即各有其特点，然而通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这后一种性质，是根本的性质，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各个阶段共通具备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完成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它的前身是封建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而它自己则是民主主义社会。它从封建主义社会来，要到社会主义社会去，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则是为了完成民主主义社会而斗争。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覆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与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之取得，必是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巩固和发展之时。

　　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都明显的表现了这一点。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失败，就是这个原因。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仅仅口讲）什么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东西，真正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的。

　　五四运动已二十周年，抗战也快到两周年了，全国青年与文化人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动力，把自己的工作与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民众中去，变为民众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青年们努力呵！

　　今天是五四运动[1]的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延安的全体青年在这里开这个纪念大会，我就来讲一讲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几个问题。
　　第一，现在定了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2]。“五四”至今已有二十年，今年才在全国定为青年节，这件事含着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它表示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进到一个转变点了。几十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屡次地失败了，这种情形，现在要来一个转变，不是再来一次失败，而是要转变到胜利的方面去了。现在中国的革命正在前进着，正在向着胜利前进。历史上多次失败的情形，不能再继续了，也决不能让它再继续了，而要使它转变为胜利。那末，现在已经转变了没有呢？没有。这一个转变，现在还没有到来，现在我们还没有胜利。但是胜利是可以争取到来的。抗日战争就要努力达到这个由失败到胜利的转变点。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末，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你们看，孙中山先生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当时政府的叛徒，他反对了清朝政府，并且推翻了清朝政府。他做的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很对的。因为他所反对的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是革命的政府，而是压迫革命的政府。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这样去认识五四运动。现当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候，大家鉴于过去革命失败的经验，下决心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并且不容许再有卖国贼，不容许革命再失败。全国的青年除了一部分人之外，大家都觉悟起来，都具备这种必胜的决心，规定“五四”为青年节就表示了这一点。我们正向胜利的路上前进，只要全国人民一齐努力，中国革命一定要在抗日过程中得到胜利。
　　第二，中国的革命，它反对的是什么东西？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现在的革命对象是什么？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再一个是汉奸。要革命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打倒汉奸。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它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在这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中，还应当容许资本家存在。中国是否永远要资本家呢？不是的，将来一定不要。不但中国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法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将来都统统不要资本家，中国也不能例外。苏联是建设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将来全世界统统要跟它走，那是没有疑义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但是我们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全国青年应当为此而努力。
　　第三，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怎么样呢？这也是青年要懂得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已经五十多年了；至于资本主义外国侵略中国，则差不多有了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3]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4]，有甲午战争[5]，有戊戌维新[6]，有义和团运动[7]，有辛亥革命[8]，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五四运动是干什么的呢？也是为着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北伐战争的革命也是一样，它胜利了，但又失败了。国民党反共[9]以来，中国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天下。于是不得不有十年的红军战争。但是这十年的奋斗，也只完成了局部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全国的革命任务。如果我们把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便是只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没有永久的全国的胜利。正如孙中山先生说过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要问：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原因在两个地方：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一个强了，一个弱了，所以革命没有胜利。所谓敌人的力量太强，是说帝国主义（这是主要的）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太强。所谓自己的力量太弱，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表现的弱点，但是主要的是因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所以表现了弱，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里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位老先生死了十多年了，连同他说的四十年，共有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来的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你们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全国青年都应该好生研究。青年们一定要知道，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现在我们要达到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的目的，不动员全国的工农大众，是不可能的。
　　第四，我再讲到青年运动。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学生们参加的历史上叫做五四运动的大事件，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运动。“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拿这个观点来看过去的青年运动，就应该指出一种错误的倾向，这就是在过去几十年的青年运动中，有一部分青年，他们不愿意和工农大众相联合，他们反对工农运动，这是青年运动潮流中的一股逆流。他们实在太不高明，跟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不联合，并且根本反对工农。这样一个潮流好不好呢？我看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反对工农，就是反对革命，所以说，它是青年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这样的青年运动，是没有好结果的。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10]，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11]，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
　　第五，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青年们在这个阶段里，是负担了重大的责任的。我们中国几十年来的革命运动，经过了许多的奋斗阶段，但是没有一次像现在的抗日战争这样广大的。我们认为现在的中国革命有和过去不同的特点，它将从失败转变到胜利，就是指的中国的广大的人民进步了，青年的进步就是明证。因此，这次抗日战争是一定要胜利的，非胜利不可。大家知道，抗日战争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使全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来。现在中国青年运动的不统一，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你们应该继续要求统一，因为统一才有力量。你们要使全国青年知道现在的形势，实行团结，抗日到底。
　　最后，第六，我要说到延安的青年运动。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为什么？因为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你们看，在统一方面，延安的青年们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延安的青年们是团结的，是统一的。延安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大家都是团结的。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今天到会的人，大多数来自千里万里之外，不论姓张姓李，是男是女，作工务农，大家都是一条心。这还不算全国的模范吗？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12]，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
　　今天的大会很有意思。我要讲的都讲过了。希望大家把五十年来的中国革命经验研究一下，把好的地方发挥起来，把错误去掉，使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结合起来，使革命由失败转变到胜利。到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的一天。每个青年都要担负这个责任。每个青年现在必须和过去不同，一定要下一个大决心，把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把全国的人民组织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这就是我所希望于你们的。


注释

[1] 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2] 一九三九年三月，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组织规定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那时国民党在广大青年群众的爱国高潮的压力下，也同意了这个规定。后来国民党畏惧青年学习“五四”的革命精神，觉得这个规定很危险，又改定以三月二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在广州起义中牺牲后来葬在黄花岗的革命烈士的纪念日）为青年节。但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则继续以五月四日为青年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正式宣布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

[3]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4]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5] 见本书第一卷《矛盾论》注〔22〕。

[6] 见本卷《论持久战》注〔12〕。

[7]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7〕。

[8]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9] 指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和汪精卫在武汉所发动的反革命政变。

[10] 指本卷《五四运动》。

[11]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8〕。

[12]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自“九一八”[1]到卢沟桥事变[2]之间，这个问题争论得很严重。“战则存，不战则亡”——这是一切爱国党派和一切爱国同胞的结论；“战则亡，不战则存”——这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结论。卢沟桥抗战的炮声，把这个争论暂时地解决了。它宣告：第一个结论是对的，第二个结论是错了。但是卢沟桥的炮声，为什么仅仅暂时地解决这个问题而没有最后地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由于国际投降主义者[3]的妥协企图，由于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动摇性。现时人们就把这个问题改变了一点词句，变为所谓“和战问题”，又提出来了。在中国内部，因而就掀起了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他们的论点依然是一样，“战则存，和则亡”——主战派的结论；“和则存，战则亡”——主和派的结论。但是，主战派，乃是包括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全民族的大多数；主和派，即投降派，按其人数说来，则仅仅是抗日阵线中的一部分的动摇分子。因此，所谓主和派，就不得不进行其欺骗宣传，而第一就是反共。于是雪片一样地制造所谓“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展”，“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乃至“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等等的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假决议，用以蒙蔽事实的真相，企图造成舆论，达其主和即投降之目的。主和派即投降派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不反对它，就不能破坏国共合作，就不能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投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让步。他们认为日本已经不行了，它将改变其根本政策，自动地退出华中、华南甚至华北，中国可以不要再打而取得胜利。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国际的压力。许多所谓主和派分子，他们不但希望各大国出来对日本压一压，迫使日本让步，以便讲和，而且还希望各国向中国政府的头上压一压，以便向主战派说：“你们看，国际空气如此，只得和吧！”“太平洋国际会议[4]是有益于中国的，这不是什么慕尼黑[5]，这是复兴中国的步骤！”这些，就是中国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观点，整套做法，整套阴谋[6]。这一套，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唱双簧[7]，有些装红白脸[8]。
　　我们共产党人公开宣称：我们是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我们坚决地反对那些主和派。我们仅仅愿意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9]，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10]，而不知其它。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辈制造反共空气、挑拨国共磨擦[11]、甚至企图再来挑动一次国共内战的阴谋。我们向他们说：你们这种分裂阴谋的实质，不过是你们实行投降的准备步骤，而你们的投降政策和分裂政策不过是出卖民族利益、图谋少数人私利的整个计划的表现；每个人民都有眼睛，你们的阴谋会被人民揭穿的。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能够觉悟、能够让步的空谈。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根本方针是决不会变的。武汉失陷后日本的甜言蜜语，例如放弃其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12]，转而承认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例如所谓华中、华南撤兵的条件，乃是诱鱼上钓取而烹之的阴险政策，谁要上钓谁就准备受烹。国际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投降，同样是他们的阴险政策。他们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自己“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借收渔人之利。如果寄希望于这些阴谋家，同样将大上其当。
　　战或不战的问题，如今改成了战或和的问题，但性质还是一样，这是一切问题中的第一个大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半年以来，由于日本诱降政策的加紧执行，国际投降主义者的积极活动，主要地还是在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更加动摇，所谓和战问题竟闹得甚嚣尘上，投降的可能就成了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而反共，即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就成了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用全民族的血肉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两个周年的战争，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动摇和叛卖。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破坏和分裂。
　　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
　　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
　　何去何从？国人速择。
　　我们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也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投降派的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即使一时得势，最后也必被人民揭穿而受到制裁。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投降派欲反其道而行之，无论他们如何得势，如何兴高采烈，以为天下“莫予毒也”，然而他们的命运是最后一定要受到全国人民的制裁的。
　　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啊！


注释

[1]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4〕。

[2] 见本卷《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注〔1〕。

[3] 国际投降主义者，指当时阴谋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英美帝国主义者。

[4] 当时，英、美、法帝国主义者和中国主和派阴谋召开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出卖中国。这一阴谋被称为“远东慕尼黑”或者“东方慕尼黑”。毛泽东在本文中所斥责的那种认为太平洋国际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是指当时蒋介石的说法。

[5] 一九三八年九月，英、法、德、意四国政府首脑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会议，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英法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作为德国向苏联进攻的交换条件。在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间，英美帝国主义曾经几次酝酿出卖中国来换取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一九三九年六月，即毛泽东作此文时，英日正在进行谈判，重新酝酿这种阴谋。这种阴谋同英、法、德、意在慕尼黑制造的阴谋类似，所以人们把它叫做“东方慕尼黑”。

[6]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中国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观点，整套做法，整套阴谋”，就是指当时蒋介石的观点、做法和阴谋。当时汪精卫是公开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蒋介石是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

[7] 毛泽东这里指蒋介石和汪精卫彼此间的活动有如唱双簧的关系。

[8] 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和派采取两面派的活动，一面还装着抗战的样子，另一面又用各种形式去进行投降的活动，就好像中国古典戏剧中的演员，有的化装红脸，有的化装白脸一样。

[9]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8〕。

[10] 一九三九年一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说出他的所谓抗战到底的“底”，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毛泽东因此特别提出抗战到底的界说，是“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以对抗蒋介石的投降政策。

[11] “磨擦”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名词，指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各种反动行为。

[12]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称“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真正与帝国合作的新兴中国政权的成立和发展”。同年十月，日军占领广州和武汉。日本政府利用蒋介石对于抗战的动摇，改取诱蒋投降为主的方针，在十一月三日又发表声明，宣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指导方针，更换人事，改弦易辙，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亦不拒绝”。

录入者注：本文刊载于《解放》第4卷第75-76合期第4-5页，收入《毛选》后更名为《反对投降活动》。《毛选》编者称：“蒋介石是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毛泽东……对抗蒋介石的投降政策”，但这一原始文本中处处可以看到 “我们共产党人公开宣称：我们是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抗战到底”之类的词句。


　　抗战两周年了，解放报、新华日报、新中华报与八路军军政杂志，要我作一篇纪念文章。我手边收集了不少材料，拟写一篇纪念抗战两周年的论文，藉以答覆自“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出版以来从某些方面发出的责难、挑战和质疑，名之曰“再论持久战”。这里只能简略的说一说当前时局的危机问题。

　　中华民族，在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面前，历来存在的关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自九一八到芦沟桥之间，这个问题争论得异常严重。“战则存，不战则亡”——这是一切爱国党派和一切爱国同胞的结论。“战则亡，不战则存”——这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结论。芦沟桥抗战的炮声，把这个争论暂时的解决了，它宣告：第一个结论是对的，第二个结论完全错了。但芦沟桥的炮声，为什么仅仅暂时的解决这个问题而并没有最后的解决这个问题呢？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由于国际投降主义者的妥协企图，由于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份人的动摇性，就把这个问题改变了一点词句，变为所谓“和战问题”，而在中国内部就掀起了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它们的论点依然一样，“战则存，和则亡”——主战派的结论。“和则存，战则亡”——主和派的结论。但是，主战派，乃是包括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全民族的大多数；主和派，即投降派，按其人数说来，则仅仅是抗日阵线中的一部份的动摇份子。因此，所谓主和派，就不得不进行其欺骗宣传，而第一就是反共。于是雪片一样的制造所谓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与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与向外扩展，共产党大发展，与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乃至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等等的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假决议，用以蒙蔽群众的眼目，企图逐渐造成舆论，达其主和即投降之目的。主和派即投降派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共产党是民族团结抗战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与坚持者，不反对它，就不能破坏国共合作，就不能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投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让步，认为日本已经不行了，它将改变其根本政策，自动的退出华中、华南甚至华北，中国可以不要再打而取得“胜利”。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国际的压力，许多所谓主和派份子，他们不但希望各大国出来对日本压一压，迫使日本让步，以便讲和，而且还希望各国向中国政府的头上压一压，以便向主战派说道：“你们看，国际空气如此，还有什么可以打下去的？只得和罢！太平洋国际会议是有益于中国的，这不是什么慕尼黑，这是复兴中国的步骤！”这一切，就是中国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观点，整套做法，整套阴谋！这一套，不但汪精卫，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与汪精卫里应外合，有些唱双簧，有些装红白脸。

　　我们共产党人公开宣称：我们是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我们是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历次公开宣告的抗战国策的。我们坚决反对那些所谓主和派。我们仅仅愿意与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而不知其它。我们坚决斥责那些公开的汪精卫与暗藏的汪精卫辈制造反共空气，挑拨国共磨擦，甚至企图再来挑动一次国共分裂与两党内战的阴谋。我们向他们说：你们这种分裂阴谋的实质，统统不过是你们实行投降的准备步骤，而你们的投降政策与分裂政策统统不过是出卖民族利益，图谋少数人私利的整个计划之表现，每个人民都有眼睛，你们的阴谋会被人民揭穿的。我们坚决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我们坚决斥责那些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能够觉悟，能够根本让步的空谈，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根本方针是决不会变的，武汉失陷后日本的甜言蜜语，例如放弃其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转而承认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例如所谓华中、华南撤兵的条件，乃是饵鱼上钓取而烹之的阴险政策，谁要上钓谁就准备受烹。国际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投降，同样是它们的阴险政策，它们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它们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籍借收渔人之利，如果寄其希望于这些阴谋家，同样将大上其当。

　　战与不战的问题，如今改成了战与和的问题，但性质还是一样，这是一切问题中的第一个大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半年以来，由于日本诱降政策的加紧执行，国际投降主义者的积极活动，主要的还是在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份人的更加动摇，竟把所谓主和问题闹得甚嚣尘上，这样就把投降可能造成为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而把反共，即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当作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重要与首要步骤。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光起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确切的事实与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与分裂。用全民族的血肉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两个周年的神圣抗战，是决不容许一部份人去动摇与叛卖的。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缔结所公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决不容许一部份人去破坏与分裂的。

　　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
　　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

　　何去何从，国人速择。

　　我们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也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投降派的投降阴谋与分裂阴谋即使一时得势，最后也必被人民揭穿而受到制裁。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投降派欲反其道而行之，无论他们如何得势，如何兴高采烈，以为天下“莫予毒也”，然而他们的命运最后一定要受到全国人民的制裁的。

　　反对投降与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与团结，把投降阴谋与分裂阴谋镇压下去呵！

民国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的演说。
　　今天是八月一日，我们在这里开追悼大会。为什么要开这样的追悼会呢？因为反动派杀死了革命的同志，杀死了抗日的战士。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了两年仗，还没有分胜负。汉奸还是很活跃，杀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战士，却被杀死了。什么人杀死的？军队杀死的。军队为什么杀死了抗日战士？军队是执行命令，有人指使军队去杀的。什么人指使军队去杀？反动派在那里指使[1]。同志们！照理说，什么人要杀抗日战士呢？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要杀他们，第二是汪精卫[2]等汉奸卖国贼要杀他们。但是现在杀人的地方不是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不是在日寇汉奸占领的地方，而是在平江这个地方，在抗战的后方，被杀死的是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等。很明显，是那班中国反动派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来杀人的。这些反动派，他们是准备投降的，所以恭恭敬敬地执行了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命令，先把最坚决的抗日分子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
　　现在全国抗日，全国人民在抗日的目标之下结成一个大团结。在这个大团结里面，有一部分人是反动派，是投降派。他们干什么呢？就是杀抗日分子，压制进步，勾结日寇汉奸，准备投降。
　　这样一件杀死抗日同志的大事，有谁出来过问呢？自从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杀了人之后，到今天是八月一日了，我们看见有人出来过问没有呢？没有。这件事应该由谁出来过问呢？应该由中国的法律出来过问，由法官出来过问。如果在陕甘宁边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高等法院早就出来过问了。但是，平江惨案快两个月了，法律和法官并没有出来过问。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中国不统一[3]。
　　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但是什么叫统一呢？统一就是要大家抗日，要大家团结，要大家进步，要有赏有罚。应该赏什么人呢？应该赏抗日的人，赏团结的人，赏进步的人。应该罚什么人呢？应该罚破坏抗日、团结、进步的汉奸和反动派。现在统一了没有呢？没有。平江惨案就是证据。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应该统一的没有统一。我们早就要求全国统一。第一个，统一于抗战。现在涂正坤、罗梓铭等抗日同志不但没有受赏，反被惨杀了；而那些坏蛋，他们反对抗战，准备投降，实行杀人，却没有受处罚。这就是不统一。我们要反对这些坏蛋，反对这些投降分子，捉拿这些杀人凶手。第二个，统一于团结。赞成团结的应该受赏，破坏团结的应该受罚。但是现在赞成团结的涂正坤、罗梓铭等同志，他们倒受了处罚，被人惨杀了；而那些破坏团结的坏人却没有受到一点处罚。这就是不统一。第三个，统一于进步。要全国进步，要落后的人向进步的人看齐，决不能拉进步的人向落后的人看齐。平江惨案的那些刽子手，他们把进步分子杀了。抗战以来，被暗杀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已经不下几十几百，平江惨案不过是最近的一件事。这样下去，中国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统统被杀。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所以这件事是全国的事，是很大的事，我们必须要求国民政府严办那些反动派。
　　同志们还要懂得，近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捣乱更加厉害了，国际帝国主义帮助日本也更加积极了[4]，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5]，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什么是“异党”？日本帝国主义是异党，汪精卫是异党，汉奸是异党。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党派，一致团结抗日，这是“异党”吗？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队伍中闹磨擦，闹分裂，这种行为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全场鼓掌）“限制”，现在要限制什么人？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汪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全场鼓掌）为什么要限制最抗日最革命最进步的共产党呢？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延安的人民表示坚决的反对，坚决的抗议。（全场鼓掌）我们要反对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注释

[1]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派兵包围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这个惨杀事件，激起了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正义人士的公愤。毛泽东在这篇演说中所抨击的反动派，就是指的这次惨杀事件的指使者蒋介石和他的党徒。

[2]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3] 毛泽东在这里所解释的“统一”，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用“统一”的名义，以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阴谋而提出的。自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日起，国民党在政治上用以打击共产党的主要武器就是“统一”这个口号，他们诬蔑共产党标新立异，妨碍统一，不利抗日。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以后，这种反动叫嚣就更加猖狂了。毛泽东在这里把“统一”这个口号从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夺取过来，变为革命的口号，用以反对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族的分裂行动。

[4] 参见本卷《反对投降活动》。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英美等帝国主义也不断劝蒋介石同日本帝国主义“议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英国首相张伯伦表示愿意实行英日经济合作，共同参加所谓“远东建设”。一九三九年，英美帝国主义企图牺牲中国以便同日本侵略者妥协的阴谋活动更加露骨。这一年的四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往返于蒋介石和日本之间，企图拉拢中日“议和”。六月，美国示意国民党政府外交官员，要中国出面提议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中日问题。七月，英日达成协议，英国完全承认日本侵略中国所造成的“实际局势”。

[5]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逐渐加紧反共活动。一九三九年春，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随后又秘密颁布《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在这些反动的文件里，规定采用法西斯统治的方法，限制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破坏一切抗日的群众组织；在国民党反动派所认为的“异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实行“联保连坐法”，在保甲组织中建立“通讯网”，即建立反革命的特务组织，以便随时监视和限制人民的活动；在华中、华北各地，布置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

——在平江惨案诸烈士追悼大会上的讲演
录入者注：本文刊载于《解放》第5卷第81期第9页，收入《毛选》后改名为《必须制裁反动派》。《毛选》编者声称该文“所抨击的反动派，就是指……蒋介石和他的党徒”，但从这一原始文本看，并非如此，而是“请求”国民政府、蒋委员长以中华“民”国的“国法”制裁反动份子。《毛选》版完全删去了“国法”之类的语句。


同志们！

　　今天是八月一日，我们在这里开追悼大会。为什么开这样大的追悼会？因为，杀死了革命的同志，杀死了抗日的战士，这是一件大事。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但是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同他打了二年，还没有分胜负；汉奸杀死的也很少；而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战士，却被杀死了。什么人杀死的？军队杀死的。军队为什么杀死了抗日战士？军队是执行命令，有人指使军队去杀的。什么人指使军队去杀？一部份反动派在那里指使。同志们！照理说什么人要杀抗日战士？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杀，第二，是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要杀。但是现在杀人的地方不是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不是在日寇汉奸占领的地方，而是在平江这个地方，在我们抗战的后方，被杀死的是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等。很明显的，是那班刽子手反动派听了日本帝国主义同汪精卫的命令来杀人的。这班反动派，他们恭恭敬敬的执行了日本老爷、汪精卫老爷的命令，把抗日同志杀死了。这样一件事，是一件大事，不是一件小事，绝对不是小事。如果是小事，我们今天就不会开这样的追悼大会了。这次被杀死的涂、罗等同志，他们是抗日的干部，他们是新四军的军人，他们是共产党员。这些忠勇的战士，被那些反动派反共派指使谋害了。这些反动派，他们是准备投降的，所以就按部就班先把最坚决的抗日份子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

　　中国现在全国抗日，统统在抗日的目标之下，结成一个大团结。但是在这个大团结里面，有一部份人是坏蛋，是反动派，是投降派。他们干什么呢？就是干这样的事：杀抗日份子，压制进步，勾结日寇汉奸，准备投降。

　　但是这样一件杀死抗日同志的大事情，有谁出来问呢？自从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杀了人之后，到今天已是八月一日了，我们看见有人出来过问没有呢？这件事应该谁来过问呢？首先应该是中国的法律出来过问，法官出来过问。比方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法院，它管什么的？它不管别的，专门管对付汉奸，对付破坏法律的人。如果在边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高等法院早就出来问了。但是，平江惨案快两个月了，法律与法官并没有出来过问，只有共产党出来过问这件事情。我们的国家是有法律的，虽然不好，总还不失其为有法律。法律作什么用？法律是应该保护抗日份子，打击汉奸，打击反动派。但是平江惨案，到现在法律还是置若罔问，这是什么话？难道法律是死了吗？难道法律是纵容凶犯的吗？所以，我们现在要以人民的资格出来过问这件事。我们要求全国人民起来，大家注意保护抗日份子，反对汉奸，反对反动派，尊重法律。所以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不仅仅是为了追悼已死的几个人，而且是为了一切抗日同志抗日同胞的生命保护权。

　　全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什么叫统一呢？统一就是大家抗日，大家团结，大家进步，要有赏有罚。赏什么人？抗日的人，团结的人，进步的人应该赏。罚什么人呢？汉奸应该罚，反动派应该罚，开倒车的应该罚。现在统一了没有呢？没有。平江惨案就是证据。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应该统一的没有统一。我们早就提倡全国要统一：第一个，统一于抗战。现在涂振坤罗梓铭等抗日同志不但没有受赏，反被惨杀了，而那些坏蛋，他们反对抗战，准备投降，实行杀人，却没有受到处罚。这就是不统一；我们要反对这些坏蛋，反对这些投降份子，捉拿这些杀人凶手。第二个，要统一于团结。赞成团结的就应该赏，破坏团结的就应该处罚。但是现在赞成团结，拥护团结的涂振坤、罗梓铭等同志，他们倒受了处罚，被枪毙了。而那些破坏团结的坏份子却还没有受到一点处罚，这就是不统一，我们要反对。第三个，要统一于进步。要全国进步，要落后的人向进步的人看齐，而决不是拉进步的人向后倒退。共产党中央提出了下列的口号：

　　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平江惨案的那些刽子手，他们把进步份子杀了，他们实行开倒车，这种倒退，我们一定要反对。这就是说：我们要法律，我们要统一。我们要保护抗日将士、抗日人民的法律，我们要处罚投降份子、破坏份子与反动派的法律。我们要统一，要全国一致的统一于坚持抗战，不准投降；统一于巩固团结，不准分裂；统一于力求进步，不准倒退。投降派，分裂派，反动派，那些坏蛋，统统应该受到国法的制裁。

　　平江惨案，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常重大，虽然这一次被杀死的人只有几个，地方只在湖南省平江县一个地方，但是，这是全国的事情，是全国的大事情。同志们，你们想：如果这样下去，共产党员今天被杀一个，明天被杀十个，那末百个，千个，万个，都可以被杀的。爱国志士也是一样，十个百个，千个万个的被杀下去，中国就要亡国，日本老爷、汪精卫老爷就大大称快。抗战以来被暗杀的共产党员与爱国志士已经不下几十几百，平江惨案不过是最近的一件事。这样下去，中国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统统被杀。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他们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先杀爱国志士，如果不加制止，中国会在这些坏蛋手里灭亡。所以这件事是全国的事，是非常大的事，我们应该到处去讲，到处去说，到全国去说，到全国去讲。怎么说法？就是写信到全国去，打电报去，请求国民政府办这个案子，严办那些反动派，严办那些凶手，严办那些捣乱份子。

　　同志们，我们今天不但开这个会就完了，延安的同志大家要懂得：近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捣乱更加利害，国际帝国主义反动派帮日本的忙也更加积极，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暗藏的汪精卫，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他们想干一个全国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同志们，你们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这种阴谋。

　　今天延安开这个大会，把大会的电报打出去，发到各地方去，反对这一类事情再发生，反对与这相似的事情发生，一定要执行法律，一定要统一，一定要保护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干部，抗日的人民，这样做，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才能胜利（全场鼓掌）；不这样做，中国就很危险。今天我们一致表示：反对这样的事，我们要求蒋委员长，要求国民政府林主席，要执行保护革命同志、抗日同志的法律，要全国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如果法律不惩，再不统一，全国人民就要继续起来要求，一定要使法律有惩，统一实现，镇压坏蛋，镇压捣乱份子，镇压反动派，投降派，以后不准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全场热烈鼓掌）

　　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防制异党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什么是“异党”？日本法西斯党是异党，汪精卫党是异党，汉奸是异党。共产党，国民党，一切抗日的党派，一致团结抗日，这是“异党”么？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大团结中闹磨擦，闹分裂，这种行为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全场鼓掌）“防制”，现在要防制什么人？要防制日本帝国主义，要防制汪精卫，要防制反动派，要防制投降份子。（全场鼓掌）为什么要防制最抗日最革命最进步的共产党？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延安的各界表示坚决的反对，坚决的抗议。（全场鼓掌）我们要反对所谓“防制异党办法”，一定要反对，这种办法就是捣乱一切，目无法纪，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这些意思，不是简单的为了几个同志的追悼，而且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防制异党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捣乱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的演说。


　　记者问：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2]，其意义如何？

　　毛答：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3]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

　　问：人们还不明了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英法苏谈判破裂的结果，反而以为英法苏谈判的破裂是苏德协定的结果。请你说明一下英法苏谈判为什么没有成功。

　　答：英法苏三国谈判所以没有成功，完全由于英法政府没有诚意。近年来，世界反动资产阶级首先是英法的反动资产阶级，对于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一贯地执行了一种反动的政策，即所谓“不干涉”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在于纵容侵略战争，自己从中取利。因此，英法根本拒绝苏联历来提出的组织真正的反侵略阵线的建议，而采取“不干涉”的立场，纵容德意日侵略，自己站在一边看。其目的在于使战争的双方互相消耗，然后自己出台干涉。在执行这个反动政策的过程中，曾经牺牲了半个中国给日本，牺牲了整个阿比西尼亚、整个西班牙、整个奥国、整个捷克给德意[4]。这一次又想牺牲苏联。这种阴谋，在这次英法苏三国的谈判中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个谈判，从四月十五日到八月二十三日，进行了四个多月，在苏联方面尽到了一切的忍耐。英法则始终不赞成平等互惠原则，只要求苏联保证它们的安全，它们却不肯保证苏联的安全，不肯保证波罗的海诸小国的安全，以便开一个缺口让德国进兵，并且不让苏联军队通过波兰去反对侵略者。这就是谈判破裂的原因。在这个期间，德国愿意停止反苏，愿意放弃所谓《防共协定》[5]，承认了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就订立了。国际反动派，首先是英法反动派的这种“不干涉”政策，乃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帝国主义的政策。它从张伯伦上台开始，到去年九月慕尼黑协定[6]发展到了顶点，到此次英法苏谈判就最后破产。往后的时间，就不得不变成英法和德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直接冲突的局面。我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说过：“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

　　问：据你看，目前的时局将要如何发展？

　　答：目前的国际时局已处在新的形势中。早已开始了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片面性状态，即是说，由于“不干涉”政策而发生的一方进攻、一方坐视的局面，就欧洲方面说来，今后势必由全面性的战争起而代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已进到新的阶段。
　　在欧洲方面，德意帝国主义集团和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为了争夺对殖民地人民统治权的帝国主义大战，是迫在眉睫了。在战争中，为了欺骗人民，为了动员舆论，战争的双方都将不顾羞耻地宣称自己是正义的，而称对方是非正义的。其实，这只是一种欺骗。因为，双方的目的都是帝国主义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统治权，都是掠夺性的战争。在目前，就是为了争夺波兰，争夺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沿岸。这样的战争完全不是正义的。世界上只有非掠夺性的谋解放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共产党决不赞助任何掠夺战争。共产党对于一切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则将挺身出而赞助，并站在斗争的最前线。第二国际所属的社会民主党，在张伯伦、达拉第的威迫利诱之下，正在发生分化，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正在蹈袭第一次大战时的覆辙，准备赞助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另一部分，则将和共产党一道建立反战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目前张伯伦、达拉第正在模仿德意，一步一步地反动化，正在利用战争动员将国家组织法西斯化，将经济组织战争化。总之，两大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狂热地准备战争，大屠杀的危险临到千百万人民的头上。这种情形，毫无疑义地将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运动。无论在德意，无论在英法，无论在欧洲和世界其它地方，人民如果不愿充当帝国主义的炮灰，他们就一定会起来用各种方式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在资本主义世界，除了上述两大集团之外，还有第三个集团，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包括中美洲南美洲许多国家在内的集团。这个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暂时还不至于转入战争。美国帝国主义想在中立的名义之下，暂时不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以便在将来出台活动，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资产阶级暂时还不准备在国内取消民主政治和平时的经济生活，这一点对于世界的和平运动是有利益的。
　　日本帝国主义受了苏德协定的严重打击，它的前途将更加困难。它的外交政策，正在两派斗争中。军阀想和德意建立联盟，达到独占中国，侵略南洋，排斥英美法出东方的目的；但一部分资产阶级则主张对英美法让步，把目标集中于掠夺中国。目前和英国妥协的趋势甚大。英国反动派将以共同瓜分中国和在财政上经济上帮助日本为条件，换得日本充当英国利益的东方警犭，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牵制苏联。因此，不管怎样，日本灭亡中国的根本目的是决不会变更的。日本对中国正面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可能性，或者不很大了；但是，它将更厉害地进行其“以华制华”[7]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8]的经济侵略，而在其占领地则将继续疯狂的军事“扫荡”[9]；并想经过英国压迫中国投降。在某种适合于日本的时机，日本将发起东方慕尼黑，以某种较大的让步为钓饵，诱胁中国订立城下之盟，用以达其灭亡中国的目的。日本的这种帝国主义的目的，在日本人民革命没有起来之前，不管日本统治阶级掉换什么内阁，都是不会变更的。
　　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另一个光明世界，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苏德协定增加了苏联帮助世界和平运动的可能，增加了它援助中国抗日的可能。
　　这些就是我对于国际形势的估计。

　　问：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前途将如何？

　　答：中国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前途，这就是复兴的前途。一个是实行妥协、实行分裂、实行倒退的前途，这就是亡国的前途。
　　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在日本更加困难和我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我国的战略退却阶段便已完结，而战略相持阶段便已到来。所谓战略相持阶段，即是准备反攻的阶段。
　　但是，正面相持和敌后相持是成反比例的，正面相持的局面出现，敌后斗争的局面就要紧张。所以，从武汉失守后开始的敌人在沦陷区（主要是在华北）举行的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今后不但还会继续，而且还会加紧起来。更因敌人目前的主要政策是“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英国的东方政策是远东慕尼黑，这就极大地加重了中国大部投降和内部分裂的危险。至于我国国力和敌人对比，还是相差很远，要准备实行反攻的力量，非全国一致，艰苦奋斗，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国坚持抗战的任务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任务，千万不要丝毫大意。
　　因此，毫无疑义，中国万万不可放弃现在的时机，万万不可打错主意，而应该采取坚定的政治立场。
　　这就是：第一，坚持抗战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妥协运动。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不论是日本的引诱和英国的引诱，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拒绝，中国决不能参加东方慕尼黑。
　　第二，坚持团结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分裂运动。也不论是从日本帝国主义方面来的，从其它外国方面来的，从国内投降派方面来的，都应该充分警戒。任何不利于抗战的内部磨擦，都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加以制止。
　　第三，坚持进步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倒退运动。不论是军事方面的、政治方面的、财政经济方面的、党务方面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和民众运动方面的，一切不利于抗战的思想、制度和办法，都要来一个重新考虑和切实改进，以利抗战。
　　果能如此，中国就能好好地准备反攻的力量。
　　从现时起，全国应以“准备反攻”为抗战的总任务。
　　在现时，一方面，应当严正地支持正面的防御，有力地援助敌后的战争；另一方面，应当实行政治、军事等各种改革，聚积巨大的力量，以便等候时机一到，就倾注全力，大举反攻，收复失地。


注释

[1]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汉口创刊，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迁到重庆继续出版。一九四七年三月被国民党政府强迫停刊。

[2]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3] 张伯伦是当时英国政府的首相，达拉第是当时法国政府的总理。他们一贯纵容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企图把这种侵略战争的矛头引向苏联。但是，同他们的愿望相反，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国法西斯首先向英法和它们的同盟国发动了战争。

[4] 一九三五年十月，意大利开始武装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将埃塞俄比亚占领。一九三六年七月，德国和意大利共同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政，支持佛朗哥法西斯势力反叛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人民阵线政府领导西班牙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抗战，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失败。一九三八年三月德国出兵占领奥地利，同年十月又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完全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德意法西斯这些疯狂的侵略行动，都是在当时英法政府“不干涉”政策的纵容和鼓励之下进行并且获得成功的。

[5]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德日订立《反共产国际协定》和《反共产国际协定附属议定书》，同时还制定了一个直接反对苏联的秘密附件。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意大利也参加了这个协定。

[6] 参见本卷《反对投降活动》注〔5〕。

[7] “以华制华”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种阴谋毒计。向来，日本帝国主义总是在中国培植可以供它利用的力量，以便分裂中国内部而达到它的侵略目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它不仅利用国民党中汪精卫派公开的亲日分子，而且利用蒋介石派的力量来牵制抗战最坚决的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三九年起，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军队停止大规模的战略进攻，着重从政治上鼓励他进行反共活动，正是这种“以华制华”政策的实施。

[8]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占领区内实行残暴的经济掠夺，用以供给它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军阀把这种政策叫做“以战养战”。

[9]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渐集中主要兵力进犯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所到之处，极其野蛮地实行烧光、杀光和抢光的政策。敌人把这种疯狂的军事进犯叫做“扫荡”。

　　记者问：有几个问题请教。今天在《新中华报》[2]上看了毛先生九月一日的谈话，有些问题已经说到了，有些尚请毛先生补充。问题分三部分，就是写在纸上的，请逐一赐教。

　　毛答：可以根据先生们的问题表，分别来讲。
　　先生们提到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的问题。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就是说，在国际新形势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难和中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可以说已经到来了。这里并不否认敌人还可能有比较大的战役进攻，例如进攻北海、长沙，甚至进攻西安，都是可能的。说敌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和我们的战略退却在一定条件下基本上已经停止，并不是说一切进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却的可能都没有了。至于新阶段的具体内容，就是准备反攻，一切都可以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中。这就是说，中国要在相持阶段中准备一切力量，以备将来的反攻。说准备反攻，并不是立即反攻，条件不够是不能反攻的。而且这讲的是战略的反攻，不是战役的反攻。战役上的反攻，例如对付敌人在晋东南的军事“扫荡”，我们把他打退，这样的战役反攻不但会有，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战略上的大举反攻时期，现在还没有到，现在是对于这种大举反攻作积极准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还要打退正面敌人一些可能的战役进攻。
　　如果把新阶段的任务分别来讲，那末，在敌人后方，一定要坚持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经济侵略；在正面，一定要巩固军事防御，打退敌人可能的战役进攻；在大后方[3]，主要的是积极改革政治。这许多，都是准备反攻的具体内容。
　　改革国内政治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敌人在目前，主要的是政治进攻，我们就要特别加强政治抵抗。这就是说，民主政治的问题，应当快点解决，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准备军事力量。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政治。

　　问：刚才毛先生说，为了自力更生达到抗战胜利，民主政治是必要的，那末，在现在的环境下，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个制度？

　　答：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划分[4]，原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但孙先生在逝世前的《北上宣言》[5]里，就没有讲三个时期了，那里讲到中国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可见孙先生的主张，在他自己，早就依据情势，有了变动。现在在抗战这种严重的局面之下，要避免亡国惨祸，并把敌人打出去，必须快些召集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家讨论。
　　先生们提出的第二部分问题里，有关于所谓“限制异党”的问题，就是说，关于各地磨擦的问题。先生们关心这件事是很对的。关于这件事，近来情况虽然比较好一点，但是根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问：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曾向中央政府表示过没有？

　　答：我们已经提出抗议。

　　问：用什么方式提出的？

　　答：还是在七月间，我们党的代表周恩来同志，已经写信给蒋委员长。八月一日，延安各界又打了电报给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要求取消那个秘密流行成为各地磨擦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6]。

　　问：中央政府有无答复？

　　答：没有答复。听说这个东西，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人不赞成。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做“异军”，那末，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7]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口号只能是这样提。现在汪精卫有三个口号：反蒋、反共、亲日。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共产党却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有区别，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他要反蒋，我们就要拥蒋；他要反共，我们就要联共；他要亲日，我们就要抗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许多人的文章上常常有一句话，说是“无使亲痛仇快”。这句话出于东汉时刘秀的一位将军叫朱浮的写给渔阳太守彭宠的一封信，那信上说：“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朱浮这句话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原则，我们千万不可忘记。
　　先生们的问题表中还问到共产党对待所谓磨擦的态度。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问：华北的磨擦问题怎样？

　　答：那里的张荫梧、秦启荣[8]，是两位磨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有许多铁的证据，如像张荫梧给其部下进攻八路军的命令等，我们已送给蒋委员长了。

　　问：新四军方面有无磨擦？

　　答：也是有的，平江惨案[9]就是惊动全国的大事件。

　　问：有些人说，统一战线是重要的，但是按照统一，边区政府就应该取消。关于这，先生以为如何？

　　答：各种胡言乱语到处都有，如所谓取消边区，即是一例。陕甘宁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取消的理由何在？何况边区是蒋委员长早已承认了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也早在民国二十六年冬天就正式通过了。中国确实需要统一，但是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如果向相反的方面统一，那中国就会亡国。

　　问：由于对于统一的了解不同，国共是否有分裂的可能？

　　答：如果只说到可能性的话，那末，团结和分裂两种可能性都有，要看国共两党的态度如何，尤其要看全国人民的态度如何来决定。我们共产党方面，关于合作的方针，早经讲过，我们不但希望长期合作，而且努力争取这种合作。听说蒋委员长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中也说过，国内问题不能用武力来解决。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又都有了过去的经验，大家一定要长期合作，一定要避免分裂。但是要给长期合作找到政治保证，分裂的可能性才能彻底避免，这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和实行民主政治。如果能这样做，那末，就能继续团结而避免分裂，这是要靠两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也是一定要这样努力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党在今年的《七七宣言》里提出来的三大政治口号。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除此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注释

[1] 中央社是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扫荡报》是国民党政府军事系统的报纸。《新民报》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一种报纸。

[2] 《新中华报》的前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改为此名，在延安出版。同年九月九日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起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终刊。

[3] 指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战争时期，人们习惯称未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西南部和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为“大后方”。

[4] 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曾经将“建国”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利用“军政”、“训政”的说法，作为实行反革命专政和剥夺人民一切自由权利的借口。

[5] 一九二四年十月，直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它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垮台，冯玉祥等北方实力派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孙中山于十一月十三日应邀北上。在离开广州前，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主张，号召召集国民会议。这个宣言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

[6] 见本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5〕。

[7]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8] 见本卷《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注〔5〕和注〔6〕。
[9] 见本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1〕。

　　当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二周年纪念快要到来的时候，中苏文化协会要我写一篇文章。我想根据我的观察，说明几个和苏联和中国都有关系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目前正在中国广大人民中间议论着，似乎还没有得到确定的结论。我想乘此时机，对这些问题提出一点意见，贡献给关心欧洲大战和中苏关系的人们，作为参考，或者不是无益的。
　　有些人说：苏联利于爆发世界大战，而不要求世界和平的继续；这次大战的爆发，就是由苏联不同英法订立互助条约而同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1]所促成的。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过去很长的时期中，苏联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和平政策，这种和平政策就是以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联系着的。在过去，苏联不但为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和平，需要巩固苏联和世界各国间的和平关系，不使发生反苏战争；而且需要制止各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制止各所谓民主国家挑拨战争的行为，需要尽量地延缓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争取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多年以来，苏联对于世界的和平事业，尽了很大的努力。例如，它加入了国际联盟[2]，同法国同捷克都订立了互助协定[3]，竭力想同英国及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订立保障安全的条约。当德意联合侵略西班牙，而英美法采取名义上“不干涉”实际上放任德意侵略的政策的时候，苏联就积极地援助西班牙政府军反抗德意，而反对英美法的“不干涉”政策。当日本侵略中国，英美法采取同样的“不干涉”政策的时候，苏联就不但同中国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而且积极地援助了中国的抗日。当英法两国牺牲奥国和捷克纵容希特勒侵略的时候，苏联就竭力揭穿慕尼黑政策[4]的黑幕，向英法提议制止侵略的进一步的发展。当今年春夏波兰问题紧张、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不管张伯伦、达拉第[5]如何没有诚意，苏联还是同英法进行了四个多月的谈判，企图订立一个英法苏互助条约，制止大战的爆发。无如这一切，都被英法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纵容战争、挑拨战争、扩大战争的政策所障碍，世界和平事业就遭受了最后的挫折，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英、美、法各国政府，并无诚意制止大战的爆发；相反，它们是促成了大战的爆发。因为它们拒绝同苏联妥协，拒绝同苏联订立真正有效的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之上的互助条约，这就证明它们只愿意战争，不愿意和平。谁也知道，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拒绝了苏联，就是拒绝了和平。这一点，就是英国的路易乔治，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知道的[6]。在这种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德国愿意停止反苏，放弃《防共协定》[7]，承认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订立了。英美法的计划是：推动德国进攻苏联，它们自己“坐山观虎斗”，让苏、德打得精疲力竭之后，它们出来收拾时局。这种阴谋，被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击破了。国人不去注意此种阴谋，不去注意英法帝国主义的纵容战争、挑拨战争和促进世界大战爆发的阴谋，实在是上了这些阴谋家的甜蜜宣传的当。这些阴谋家，在西班牙问题上，在中国问题上，在奥地利和捷克的问题上，不但并无丝毫制止侵略的意思，而且相反，纵容侵略，挑拨战争，使人为鹬蚌，己为渔人，美其名曰“不干涉”，实则是“坐山观虎斗”。世界上多少人被张伯伦及其伙伴的甜蜜演说所蒙蔽，而不知道他们笑里藏刀的可怕，而不知道在张伯伦、达拉第决心拒绝苏联，决心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苏德才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这些人应该觉悟过来了。苏联这样地维持世界和平到最后的一刻，这就是苏联的利益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一致的表现。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
　　有些人说：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既然爆发了，苏联或者会参加战争的一方，就是说，苏联红军似乎即将参加德国帝国主义的战线。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正确的。现在爆发的战争，无论在英法方面，或德国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应该起来反对这种战争，都应该揭穿战争双方的帝国主义性质，即仅仅有害于世界人民而丝毫也不利于世界人民的这种性质，都应该揭穿社会民主党拥护帝国主义战争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罪恶的行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它对于战争的态度必然是鲜明的两种态度：（1）坚决地不参加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对于战争的双方，严守中立。因此，苏联红军决不会无原则地参加帝国主义战线。（2）积极地援助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例如，十三年以前，援助中国人民的北伐战争；一年以前，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反抗德意的战争；两年以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几个月以来，援助蒙古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及还必然地会援助将来其它国家其它民族中间可能发生的人民解放的战争和民族解放的战争，还必然地会援助有利于保卫和平的战争。关于这一点，苏联过去二十二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今后的历史还将继续证明。有些人把苏联根据苏德商务协定同德国做生意一件事，看作是苏联参加德国战线的行动，这种意见也是不正确的，这是把通商和参战混为一谈的缘故。不但不能把通商和参战混为一谈，也不能把通商和援助混为一谈。例如在西班牙战争中，苏联是同德、意两国通商的，但世人不说苏联援助德意侵略西班牙，而说苏联援助西班牙反抗德意的侵略，这是因为苏联确实地援助了西班牙的缘故。又如在中日战争中，苏联也是同日本通商的，世人也不说苏联援助日本侵略中国，而说它援助中国反抗日本的侵略，这是因为苏联确实地援助了中国的缘故。现在世界大战的双方都和苏联有通商关系，这种事实，对于双方都说不到援助，更说不到参战。除非战争的性质有了变化，某一国或某几国的战争经过一定的必要的变化之后，对于苏联和世界人民有利的时候，那时才有援助或参战的可能；否则是没有这种可能的。至于依据交战各国对苏联的态度是亲苏或反苏的分别，使苏联对它们的通商不得不有多有少，有厚有薄，这是各交战国自己态度的问题，不是苏联的问题。但是即使某一国家或某些国家采取了反苏态度，只要它们还愿维持外交关系，订立通商条约，而不向苏联宣战，例如八月二十三日以前的德国那样，苏联也不会同它们断绝通商关系的。这种通商关系，不是援助，更不是参战，这是应该认识清楚的。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国内许多的人，对于苏联进兵波兰[8]的问题，糊涂起来了。波兰问题，应该分为德国方面，英法方面，波兰政府方面，波兰人民方面和苏联方面几个方面来看。在德国方面，它是为了掠夺波兰人民而进行战争的，是为了击破英法帝国主义战线的一翼而进行战争的。这种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的，是不能同情的，是应当反对的。在英法方面，是把波兰作为英法财政资本掠夺的对象之一，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拒绝德国帝国主义重分它们的赃物而去利用波兰的，是把波兰当做自己帝国主义战线的一翼来看待的，所以英法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英法的所谓援助波兰不过是同德国争夺对波兰的统治权，同样是不能同情的，是应当反对的。在波兰政府方面，它是一个法西斯政府，是波兰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它残酷地剥削工农，压迫波兰的民主主义者；它又是一个大波兰主义的政府，因为它在波兰民族以外的许多少数民族中，即在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日耳曼人、立陶宛人等等一千余万人口的非波兰民族中，施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它本身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波兰反动政府甘愿驱使波兰人民充当英法财政资本的炮灰，甘愿充当国际财政资本反动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二十年来，波兰政府一贯地反对苏联，在英法苏谈判中，坚决地拒绝苏联军队的援助。而这个政府又是一个十分无能的政府，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大军，不堪一击，仅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中，就葬送了自己的国家，使波兰人民遭受德国帝国主义的蹂躏。所有这一切，都是波兰政府的滔天罪恶，如果我们同情这样的政府，那是不对的。在波兰人民方面，他们是牺牲者，他们应该起来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压迫，反对自己的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自由的波兰民主国家。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同情应该寄在波兰人民方面。在苏联方面，则是采取了完全正义的行动。当时摆在苏联面前的问题有下面的两个。第一个问题是：让整个波兰处在德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下面呢，还是让东部波兰少数民族得到解放呢？在这个问题上，苏联选择了第二条路。在那白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居住的一大块土地，还是在一九一八年订立布雷斯特条约[9]的时候，就被当时的德国帝国主义从幼年的苏联手里强迫地割去，而后来又被凡尔赛条约强迫地放到波兰反动政府的统治下面。苏联现在不过是把过去失掉的土地收回来，把被压迫的白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解放出来，并使免受德国的压迫。这几天的电讯，指明这些少数民族是怎样地箪食壶浆以迎红军，把红军看做他们的救星；而在德军占领的西部波兰地方，法军占领的西部德国地方，则丝毫也没有这种消息。这就是表明，苏联的战争是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是援助弱小民族解放、援助人民解放的战争。而德国的战争，英法的战争，则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是压迫他国民族、压迫他国人民的战争。除此以外，在苏联面前，还有第二个问题，这就是张伯伦企图继续他的反对苏联的老政策。张伯伦的政策是：一方面大举封锁德国的西面，压迫德国的西部；一方面企图联合美国，收买意大利，收买日本，收买北欧各国，使它们站在自己方面，以孤立德国；再一方面，则拿波兰，甚至还准备拿匈牙利，拿罗马尼亚，作为礼物，以引诱德国。总之，用威迫利诱种种办法，推动德国放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之倒转枪口，进攻苏联。这种阴谋，不但过去和现在是存在着，而且将来也还会继续的。苏联大军的进入波兰东部，是为了收复自己国土，解放弱小民族，同时也是制止德国侵略势力向东扩展，击破张伯伦阴谋的一个具体步骤。从这几天的消息看来，苏联的这一方针，是极大地成功了。这就是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一致，和波兰反动统治下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互相一致的具体表现。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之后的整个形势，大大地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加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投降派。中国人民，对于这个协定表示欢迎，是很正确的。但当诺蒙坎停战协定[10]订立之后，英、美通讯社纷传日苏互不侵犯协定行将订立的消息，中国人民中间就发生一种忧虑，有些人认为苏联或者将不援助中国了。这种观察，我以为是不正确的。诺蒙坎停战协定的性质，和过去张高峰停战协定[11]是一样的，就是说，在日本屈膝之下，日本军阀承认了苏蒙边疆的不可侵犯。这种停战协定，将使苏联增加对于中国援助的可能，而不是减少其援助。至于所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在过去多年之前，苏联就要求日本签订，日本始终拒绝。现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派，要求苏联订立这种条约，而苏联是否愿意订立，须看这个条约是否合乎苏联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利益这一个基本原则而定。具体地说，就是要看这个条约是否不和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相冲突。据我看，根据斯大林今年三月十日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根据莫洛托夫今年五月三十日在苏联最高议会上的演说，苏联是不会变更这个基本原则的。即使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有订立的可能，苏联也决不会在条约中限制自己援助中国的行动。苏联的利益和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决不会互相冲突，而将是永久互相一致。这一点，我认为绝对没有疑义。那些有反苏成见的人，借着诺蒙坎停战协定的订立和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传闻，掀风鼓浪，挑拨中苏两大民族间的感情。这种情形，在英美法的阴谋家中，在中国的投降派中，都是存在的，这是一种严重的危险，应该彻底地揭穿其黑幕。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而所谓外援，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况之下，主要地是在下列的三方面：（1）社会主义的苏联；（2）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3）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只有这些才是可靠的援助者。此外的所谓外援，即使还有可能，也只能看作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当然，这些部分的暂时的外援，也是应该争取的，但决不可过于依赖，不可看作可靠的援助。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交战各国，中国应该严守中立，不参加任何的一方。那种主张中国应该参加英法帝国主义战线的意见，乃是投降派的意见，不利于抗日和不利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意见，是应该根本拒绝的。这就是我要说的第四个问题。
　　上述的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国人议论纷纷的问题。国人注意国际问题的研究，注意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关系，注意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而其目的是为了中国抗日的胜利，这是很好的现象。我现在提出我对于上述各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是否有当，希望读者不吝指教。


注释

[1] 见本卷《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注〔2〕。

[2] 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法、日等国为了协商宰割世界和暂时调节相互之间的矛盾而成立的国际组织。一九三一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后，为了扩大侵略行动的便利，于一九三三年宣告退出国联；一九三三年德国法西斯党执政，为了准备侵略战争的便利，也退出了国联。就在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威胁日益扩大的时期，苏联为了使国联变成揭露侵略者、争取世界和平的场所，于一九三四年加入了国际联盟。

[3] 苏法和苏捷两个互助条约都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订立的。

[4] 见本卷《反对投降活动》注〔5〕。

[5] 见本卷《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注〔3〕。

[6] 路易乔治，即劳合•乔治，英国资产阶级自由党领袖之一。一九三八年冬，英法政府准备同德意法西斯政府举行协商，十一月九日劳合•乔治在议会中说：拒绝苏联参加协商，就不可能取得和平。

[7] 见本卷《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注〔5〕。

[8]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出兵侵入波兰，占领了波兰的大部分土地。十七日波兰政府逃亡国外。苏联为了防止德国法西斯的东侵，于九月十七日进兵波兰东部。

[9]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23〕。

[10] 自一九三九年五月开始，日“满”（伪满洲国）军在“满”蒙边境诺蒙坎地方，向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进攻。在苏蒙军的自卫反击下，日“满”军遭到惨败，向苏联要求停战。九月十六日，诺蒙坎停战协定在莫斯科签订，主要内容是：一、双方立即停战；二、苏蒙和日“满”双方各派代表二人组织委员会，以勘定“满”蒙发生冲突地带的界线。

[11] 张高峰，即张鼓峰。一九三八年七月底八月初，日军在中国、苏联交界处的张鼓峰地方，向苏军挑衅。在苏军的有力回击下，日军失败求和。八月十日，苏日在莫斯科订立张鼓峰停战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战，发生冲突地带的双方界线的最后标定，由苏联代表二人、日“满”代表二人组织混合委员会调查处理。

　　中央很早就计划出版一个党内的刊物，现在算是实现了。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刊物是必要的。在当前的时机中，这种必要性更加明显。当前时机中的特点，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日益发展着；又一方面，是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而党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克服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出乎意料的损失。在这种时机，这样一个党内刊物的出版，实在是十分必要的了。
　　这个党内刊物定名为《共产党人》。它的任务是什么呢？它将写些什么东西呢？它和别的党报有些什么不同呢？
　　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帮助进行这件伟大的工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这就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领导骨干说来，就其党员的某些成分说来，就其总路线说来，就其革命工作说来，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
　　那末，现在提出新的任务的理由何在呢？
　　理由就在：我们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负的任务，现在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环境是复杂得多，现在的任务是艰巨得多了。
　　现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现在是抗日战争的时期，我们党的武装在前线上配合友军同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现在是我们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的时期，党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如果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看，就懂得我们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了。
　　我们现在要建设这样一个党，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呢？解决这个问题，是同我们党的历史，是同我们党的十八年斗争史，不能分离的。
　　我们党的历史，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中，党经历了许多伟大的斗争。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在这些伟大斗争中，锻炼了自己。他们经历过伟大的革命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革命失败。同资产阶级建立过民族统一战线，又由于这种统一战线的破裂，同大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过严重的武装斗争。最近三年，则又处于同资产阶级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再则，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1]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这一特点，这一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点，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或是同那些国家不相同的。这样：（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这里，我们没有把党同农民阶级和党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作为基本特点，这是因为：第一，这种关系，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原则上都是一样的；第二，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
　　由于这两个基本特点，恰是由于这些基本特点，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末，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这一论断，很明显地，已经被十八年党的历史所证明了。倒转来说，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这一论断，也是很明显地被十八年来的党的历史所证明了。
　　所以，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的深刻的和丰富的经验，我们已经能够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来了。就是说，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也就是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在这里，让我们对于这三个法宝，三个问题，分别地大略地说一下吧。
　　十八年中，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和其它阶级的统一战线，是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三个不同的阶段中间发展着的，这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的阶段，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和今天的抗日战争的阶段。三个阶段的历史，证明了下列的规律：（一）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二）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动摇变节。因此，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而是要发生变化的。在某一时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在内，而在另一时期则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参加在内。（三）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四）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五）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这些规律的正确性，不但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证明了，而且在目前的抗日战争中也在证明着。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这种错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看做一样，因而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2]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所有这些，都是在过去十八年的历史中证明了的。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它的历史，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参加北伐战争。这时，我们党虽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这时，我们党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武装队伍，已经学会了独立的战争艺术，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和根据地。我们党已经能够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它许多的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就是说，把武装斗争同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妇女的、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的斗争，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锄奸战线上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等等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或者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配合起来。而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能够运用过去第一阶段中尤其是第二阶段中的武装斗争的经验，能够运用武装斗争形式和其它各种必要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经验。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3]。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到目前为止，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于这一斗争形式的。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的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十八年来，我们党是逐步学会了并坚持了武装斗争。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党的建设的过程，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也同样是有三个阶段的特点的。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时期。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获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然而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中，但是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就是党的建设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了，但是党能够紧紧地依靠着农民。党的组织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敌人虽然天天在暗害我们的党，但是党驱逐了暗害分子。大批干部重新在党内涌出，而且变成了党的中心骨干。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然而，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因此，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没有能够在这一整个阶段中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和革命在一个时期遭受过李立三同志“左”倾机会主义[4]的危害，而在另一个时期，又遭受过革命战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和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只在到了遵义会议[5]（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6]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这就是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三年，这三年的斗争，是有非常伟大的意义的。党凭借着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着党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凭借着党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很高的政治信仰，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这些都是伟大的成功。然而，大批的新党员还没有受到教育，很多的新组织还没有巩固，他们同老党员和老组织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大批的新党员、新干部还没有足够的革命经验。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在过去发展党的组织的工作中，虽然中央着重地提出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口号，但实际上是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统一战线虽然建立了并坚持了三年之久，可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却时时刻刻在企图破坏我们的党，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所指挥的严重的磨擦斗争在全国进行着，反共之声喧嚣不已。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并想以此作为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统一战线和拉了中国向后倒退的准备。大资产阶级在思想上企图“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企图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党的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任务，无疑是克服这种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尽可能地保持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国共合作，而争取继续抗日、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同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为达此目的，就要巩固党的组织，巩固党的武装力量，并动员全国人民，进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坚决的斗争。这种任务的完成，依靠全党的努力，依靠全体党员、党的干部、党的各地各级组织实行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我们相信，有了十八年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它的有经验的老党员、老干部和带着新鲜血液富有朝气的新党员、新干部相互协力的情况下，在它的经历过风浪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相互协力的情况下，在它的坚强的武装力量和进步的人民群众相互协力的情况下，是可能达到这些目的的。
　　这就是我们党在十八个年头中的主要的经历和主要的问题。
　　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我们今天要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考察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就会懂得；把党的建设问题同统一战线问题、同武装斗争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把党的建设问题同联合资产阶级又同它作斗争的问题、同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就会懂得。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注释

[1] 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2]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3] 毛泽东在这里说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是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长时间内，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都是游击战争。这个时期的后一阶段，随着红军力量的成长，游击战曾经转变为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这种运动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提高了的游击战争）。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根据敌情的变化，这种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又基本上转变为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党内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轻视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而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毛泽东曾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驳斥了这种观点，并在本文中把长时期内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采取游击战争形式的经验，作了理论上的总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到了抗日战争的后期，特别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革命力量的新成长和敌情的新变化，战争的主要形式就由游击战争转变为正规战争；而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更发展为使用大量重武器并包括攻坚战的大兵团作战了。

[4]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5〕。

[5]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7〕。

[6] 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3〕和注〔24〕。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
　　（一）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解脱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战争的性质，无论在德国或英法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全世界共产党都应该坚决反对这种战争，反对社会民主党拥护这种战争叛卖无产阶级的罪恶行为。社会主义的苏联依然坚持其和平政策，对战争的双方严守中立，用出兵波兰的行动制止德国侵略势力向东扩展，巩固东欧和平，解放被波兰统治者所压迫的西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兄弟民族。苏联和其周围各国订立了各种条约，以预防国际反动势力的可能的袭击，并为世界和平的恢复而奋斗。
　　（二）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新形势下的政策是专力进攻中国，企图解决中国问题，以准备将来扩大其对国际的冒险行动。其企图用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是：
　　一、对于占领区域，是加以确保，作为灭亡全中国的准备。为达此目的，它需要“扫荡”抗日游击根据地，需要进行经济开发和建立伪政权，需要消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二、对于我后方，是以政治进攻为主，而以军事进攻为辅。所谓政治进攻，就是着重于分化抗日统一战线，分裂国共合作，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而不是着重于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在现在时期，敌人如同过去进攻武汉那样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行动，由于他所受中国过去二年余的英勇抗战的打击，由于他的兵力不足和财力不足，其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在这种意义上，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基本上已经到来。这种战略相持阶段，即是准备反攻阶段。但是第一，我们说相持局面基本上已经到来，并不否认敌人还有某些战役进攻的可能；敌人现在正在进攻长沙，将来还可能进攻其它若干地区。第二，随着正面相持的可能之增多，敌人将加重其对于我游击根据地的“扫荡”战争。第三，如果中国不能破坏敌人占领地，让其达到确保占领地、经营占领地的目的；又如果中国不能打退敌人的政治进攻，不能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以准备反攻力量，或者国民党政府竟自动投降；那末，在将来，敌人就仍有大举进攻的可能。就是说，已经到来的相持局面仍有被敌人和投降派破坏的可能。
　　（三）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动员群众，切实执行我党《七七宣言》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以准备反攻力量。为达此目的，在敌后方，必须坚持游击战争，战胜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占领地，实行激进的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在正面，必须支持军事防御，打退敌人可能的任何战役进攻。在我后方，必须迅速地认真地实行政治改革，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有权力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任何的动摇和懈怠，任何与此相反的方针，都是绝对错误的。同时，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


　　一、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二、三年以来，我党我军在吸收知识分子方面，已经尽了相当的努力，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民众运动，发展了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大的成绩。但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拚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

　　三、因此，今后应该注意：（1）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对于不能入党或不愿入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工作。（2）在这种大量吸收政策之下，毫无疑义应该充分注意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绝不忠实的分子。对于这类分子的拒绝，应取严肃的态度。这类分子已经混进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政府者，则应依靠真凭实据，坚决地有分别地洗刷出去。但不要因此而怀疑那些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要严防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3）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4）对于一部分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干部，尤其是主力部队中的某些干部，则应该切实地说服他们，使他们懂得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必要。同时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5）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寇占领区，基本上适用上述原则，但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时，应更多注意其忠实的程度，以保证党的组织更加严密。对于广大的同情我们的党外知识分子，则应该同他们建立适当的联系，把他们组织到抗日和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去，组织到文化运动中去，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

　　四、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一九三九年冬季，由毛泽东和其它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它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为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但是这两章，特别是第二章，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仍然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毛泽东在这个小册子的第二章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在一九四○年一月他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大为发展了。


第一章　中国社会

第一节　中华民族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现在中国的国境：在东北、西北和西方的一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接壤。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西方的一部和西南方，和阿富汗、印度、不丹、尼泊尔接壤。南方，和缅甸、越南接壤。东方，和朝鲜接壤，和日本、菲律宾邻近。这个地理上的国际环境，给予中国人民革命造成了外部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有利的是：和苏联接壤，和欧美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隔离较远，在其周围的国家中有许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困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
　　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1]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2]。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3]。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4]。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5]。火药的应用[6]，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着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第二节　古代的封建社会

　　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虽然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可是，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由以下的各个主要特点构成的：
　　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
　　三、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
　　四、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7]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8]和黄巾[9]，隋朝的李密、窦建德[10]，唐朝的王仙芝、黄巢[11]，宋朝的宋江、方腊[12]，元朝的朱元璋[13]，明朝的李自成[14]，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15]，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这种情况，直至近百年来，才发生新的变化。

第三节　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

　　中国过去三千年来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前面已经说明了。那末，中国现在的社会是否还是完全的封建社会呢？不是，中国已经变化了。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16]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17]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现在我们就来说明这种变化的过程。
　　如第二节所述，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年左右。直到十九世纪的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
　　事实上，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还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还在六十年前，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到了同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到了四十年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到了二十年前，即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那末，一部分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构成了新的社会阶级。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它们是中国旧社会（封建社会）产出的双生子。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可是，上面所述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新变化，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还有和这个变化同时存在而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这个目的，曾经对中国采用了并且还正在继续地采用着如同下面所说的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一、向中国举行多次的侵略战争，例如一八四○年的英国鸦片战争，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战争[18]，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19]，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20]，一九○○年的八国联军战争[21]。用战争打败了中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例如日本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租借”了旅顺，英国占领了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割地之外，又索去了巨大的赔款。这样，就大大地打击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
　　二、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驻扎海军和陆军的权利，取得了领事裁判权[22]，并把全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23]。
　　三、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24]。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
　　四、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五、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它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六、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它人民大众。
　　七、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它们“首先和以前的社会制度的统治阶级——封建地主、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以反对占大多数的人民。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则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25]。“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军事的势力，乃是一种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力量。”[26]
　　八、为了造成中国军阀混战和镇压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列强供给中国反动政府以大量的军火和大批的军事顾问。
　　九、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十、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更使已经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大块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上述这些情形，就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新的变化的又一个方面，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
　　由此可以明白，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将这两个方面的情形综合起来说，我们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
　　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
　　四、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
　　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这些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
　　决定这种情况的，主要地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其它帝国主义的势力，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结果。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章　中国革命

第一节　百年来的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27]、义和团运动[28]、辛亥革命[29]、五四运动[30]、五卅运动[31]、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现在，虽然日本帝国主义竭其全力大举进攻中国，虽然中国有许多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分子，例如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之流，已经投降敌人或者准备投降敌人，但是英勇的中国人民必然还要奋战下去。不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这个奋战是决不会停止的。
　　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了；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三十年的历史了。这个革命的过程，现在还未完结，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显着的成就，还要求全国人民，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坚决奋斗的责任。
　　那末，这个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在下面要来说明的。

第二节　中国革命的对象

　　依照第一章第三节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那末，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
　　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们二者。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
　　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
　　中国资产阶级本来也是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它也曾经领导过革命斗争，起过主要的领导作用，例如辛亥革命；也曾经参加过革命斗争，例如北伐战争和当前的抗日战争。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即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那个阶层，它曾经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个长时期内勾结帝国主义，并和地主阶级结成反动的同盟，背叛了曾经援助过它的朋友——共产党、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小资产阶级，背叛了中国革命，造成了革命的失败。所以，当时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政党（共产党），曾经不得不把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在抗日战争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32]为代表，已经叛变，已经变成汉奸。所以，抗日的人民，也已经不得不把这些背叛民族利益的大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
　　由此也可以明白，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因此，那种轻视中国革命人民的敌人的力量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于中国革命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练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不能坚持自己

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因此，那种以为中国革命力量瞬间就可以组成，中国革命斗争顷刻就可以胜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33]这是完全正确的规定。因此，那种轻视武装斗争，轻视革命战争，轻视游击战争，轻视军队工作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革命的根据地问题也就发生了。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它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它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它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为要使革命在农村和城市都得到胜利，不破坏敌人用以向人民作斗争的主要的工具，即敌人的军队，也是不可能的。因此，除了战争中消灭敌军以外，瓦解敌军的工作也就成为重要的工作。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其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决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

第三节　中国革命的任务

　　既然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那末，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呢？
　　毫无疑义，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
　　中国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地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又是为了争取战争胜利所必须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那种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第四节　中国革命的动力

　　根据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的分析和规定，中国革命的动力是什么呢？
　　既然中国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所反对的对象主要的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和内部的封建主义，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这两个压迫者，那末，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中，有些什么阶级有些什么阶层可以充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呢？这就是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认清这个革命的动力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问题。
　　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里，有些什么阶级呢？有地主阶级，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都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又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有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在今天中国的最广大的领土上，还是被统治阶级。
　　所有这些阶级，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所以，社会经济的性质，不仅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又规定了革命的动力。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各阶级。

一　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
　　因此，作为阶级来说，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
　　在抗日战争中，一部分大地主跟着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日寇，变为汉奸了；另一部分大地主，跟着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还留在抗战营垒内，亦已非常动摇。但是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34]。

二　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
　　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但是，因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是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
　　在抗日战争中，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或准备投降了。欧美派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尚留在抗日营垒内，也是非常动摇，他们就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两面派人物。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政策是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坚决地打倒他们。而对于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则是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去对待，即：一方面是联合他们，因为他们还在抗日，还应该利用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又一方面是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因为他们执行着破坏抗日和团结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没有斗争就会危害抗日和团结[34a]。
　　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也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
　　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
　　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的是中等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跟随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三　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

　　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中农的地位有某些相像，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
　　因此，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这些小资产阶级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各种类型的没有把农民包括在内的小资产阶级。
　　第一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35]，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第二是小商人。他们一般不雇店员，或者只雇少数店员，开设小规模的商店。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高利贷者的剥削，使他们处在破产的威胁中。
　　第三是手工业者。这是一个广大的群众。他们自有生产手段，不雇工，或者只雇一二个学徒或助手。他们的地位类似中农。
　　第四是自由职业者。有各种业务的自由职业者，医生即是其中之一。他们不剥削别人，或对别人只有轻微的剥削。他们的地位类似手工业者。
　　上述各项小资产阶级成分，构成广大的人群，他们一般地能够参加和拥护革命，是革命的很好的同盟者，故必须争取和保护之。其缺点是有些人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故必须注意在他们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四　农民阶级

　　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
　　农民的内部是在激烈地分化的过程中。
　　第一是富农。富农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连地主一起共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左右），被称为农村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富农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对于雇农的剥削也很残酷，带有半封建性。但富农一般都自己参加劳动，在这点上它又是农民的一部分。富农的生产在一定时期中还是有益的。富农一般地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分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因此，我们不应把富农看成和地主无分别的阶级，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
　　第二是中农。中农在中国农村人口中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中农一般地不剥削别人，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但在年成丰收时能有些许盈余，有时也利用一点雇佣劳动或放一点小债），而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中农都是没有政治权利的。一部分中农土地不足，只有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土地略有多余。中农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后，中农成了农村中的大多数的时候是如此。
　　第三是贫农。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

五　无产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中，现代产业工人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有一千二百万，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它城乡无产者，尚有一个广大的数目。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
　　中国无产阶级有哪些特出的优点呢？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
　　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因此，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远的如辛亥革命，因为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因为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所以流产了。近的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这时有了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和领导，因为这时已经有了共产党，所以能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又因为大资产阶级后来背叛了它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背叛了共同的革命纲领，同时也由于那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没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结果又遭到了失败。抗日战争以来，因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所以团结了全民族，发动了和坚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

六　游　　民

　　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于中国革命动力的分析。

第五节　中国革命的性质

　　我们已经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我们又明白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明白了所有这些之后，那末，我们就可以明白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即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了。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呢？显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孙中山在这一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又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孙中山又在其遗嘱上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关于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所有这些，就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指的这种三民主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只是在基本的民主革命政纲上相同，而在其它一切方面则均不相同，这一问题，这里不来说它。）
　　这样，就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就其斗争阵线（统一战线）来说，就其国家组成来说，均不能忽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它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第六节　中国革命的前途

　　在将现阶段上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这些基本问题弄清楚了之后，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和将来阶段的关系问题，也就容易明白了。
　　因为既然在现阶段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一般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中国革命又是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那末，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
　　没有问题，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既然是为了变更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即为了完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奋斗，那末，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第七节　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

　　总结本章各节所述，我们可以明白，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有些幼稚的共产党员，以为我们只有在现在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在将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以为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应该着重指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十八年。
　　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注释

[1] 仲家，布依族的一种旧称。

[2] 指南针的发明，在中国是很早的。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时代，《吕氏春秋》上有“慈石召铁”的话，可见当时中国人已经知道磁石能吸铁。公元一世纪，东汉王充的《论衡》说磁勺柄指南，可见当时已经发现了磁石的指极性。根据宋代文献记载，在十一世纪，中国人已经发明了用人造磁针制造的指南针。到十二世纪初，即宋徽宗时，朱彧的《萍洲可谈》和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都说到航海用指南针，可见当时指南针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

[3] 根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公元二世纪初，东汉宦官蔡伦集中前人的经验，用树皮、麻头、破布和破鱼网造纸。此后，这种造纸法便在全国逐步推广开来。人们把这种纸称作“蔡侯纸”。

[4] 中国的刻版印刷术，约创始于公元七世纪，即唐初年间。

[5] 宋仁宗庆历（一○四一——一○四八）年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

[6] 中国火药的发明，大约在公元九世纪。到了宋朝初年，即公元十世纪后半期至十一世纪初，中国已经使用火药制造火炮、火箭等武器，供战争之用。

[7] 陈胜、吴广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公元前二○九年，即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往戍地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东南）率领同行戍卒九百人起义，反抗秦朝的残暴统治。全国各地纷起响应。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在吴（今江苏省吴县）起兵，刘邦在沛（今江苏省沛县）起兵。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以后，项羽、刘邦两军成了当时反秦的主要力量。项军消灭了秦军的主力，刘军攻占了关中和秦的都城咸阳。秦朝灭亡后，刘项双方相争数年，项羽败死，刘邦做了皇帝，建立了汉朝。

[8] 新市、平林、赤眉、铜马都是王莽时代农民起义军的名称。西汉末年，各地农民不断进行反抗活动和武装起义。公元八年，王莽代汉以后，实行“改制”，企图缓和农民的反抗。但是，由于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加之天灾频繁，各地农民的反抗斗争终于发展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公元十七年，新市（今湖北省京山县东北）人王匡、王凤领导饥民起义，以绿林山为基地，称为“绿林军”。后绿林军一部在王匡、王凤率领下北入南阳，称“新市兵”。另一部由王常等率领进入南郡（今湖北省江陵县），称“下江兵”。新市兵进入随县，平林（今湖北省随县东北）人陈牧等千余人起义响应，号称“平林兵”。公元十八年，山东琅琊人樊崇在莒县（今山东省莒县）领导农民起义。起义军用红色涂眉，号称“赤眉军”，主要活动于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等地，是当时最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同时，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还有大小数十支农民起义军，铜马是其中较大的一支，主要活动于河北、山东交界地区。

[9] 公元一八四年，即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张角等领导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的农民数十万人同时举行起义。起义军头戴黄巾为标志，因此被称为“黄巾军”。

[10] 公元七世纪初，即隋朝末年，农民纷纷起义。李密、窦建德是当时两支主要起义军的首领。李密领导的河南瓦岗军和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在推翻隋朝统治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11] 王仙芝、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公元八七四年（唐僖宗干符元年），王仙芝在山东起义，次年黄巢聚众响应。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注〔4〕。

[12] 宋江和方腊分别是公元十二世纪初即北宋末年北方和南方农民起义的有名首领。宋江率领的起义队伍，主要活动于山东、河北、河南、江苏一带；方腊率领的起义队伍，主要活动于浙江、安徽一带。

[13] 公元一三五一年，即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各地人民纷纷起义。一三五二年，安徽凤阳人朱元璋投入北方红巾军郭子兴部起义军。郭死，朱元璋成为该军的首领。一三六八年，他领导的部队推翻了在各地人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的元朝的统治，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

[14] 见本书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注〔5〕。

[15]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16]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17]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4〕。

[18] 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战争，又称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五六年，英国侵略军在广州向中国方面挑衅。一八五七年英法两国组成联合侵略军，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美国和沙俄不仅积极帮助他们，而且直接插手，乘机攫取中国的权利。当时清朝政府正以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消极抵抗政策。一八五七年至一八六○年，英法联军先后攻陷广州、天津、北京等重要城市，劫掠并焚毁北京圆明园，迫使清朝政府订立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些条约主要规定将天津、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为汕头）、琼州、南京、镇江、九江、汉口等处开辟为商埠；承认外国人有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和游历通商的特权，外国商船有在中国内河航行的特权。从此，外国侵略势力不但扩大到中国沿海各省，同时还深入了内地。

[19] 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三年，法国侵略者侵犯越南北部。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又把侵略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广西、台湾、福建、浙江等地。中国军队在冯子材等率领下，奋起抵抗，并且屡获胜利。但是，腐朽的清朝政府在战争胜利之后，反而签订了屈辱的《天津条约》，允许在云南、广西两省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使法国侵略势力得以伸入中国西南地区。

[20] 见本书第一卷《矛盾论》注〔22〕。

[21] 一九○○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的反侵略运动，联合出兵进攻中国，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战争中，侵略军先后攻陷大沽、天津、北京等地。同时，沙俄又单独出兵侵入中国东北。清政府接受了帝国主义的条件，于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在条件极为苛刻的《辛丑条约》上签字。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向八国赔偿银四亿五千万两，承认帝国主义国家有在北京和北京至天津、山海关一带地区驻兵的特权。

[22] 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旧中国政府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特权之一，开始于一八四三年的中英《虎门条约》和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凡是享有这种特权的国家在中国的侨民，如果成为民刑诉讼的被告时，中国法庭无权裁判，只能由各该国的领事或者法庭裁判。

[23] 从十九世纪末起，侵略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按照他们各自在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的势力，曾经将中国的某些地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例如，当时长江流域各省被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云南、广西、广东被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山东被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福建被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东三省原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一九○五年日俄战争后，东三省南部又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24] 帝国主义国家在强迫清朝政府开放了沿江沿海的许多地方为通商口岸后，于一八四五年开始在这些地方强占一定的地区作为“租界”。最初，租界是外国人居留、贸易的特定地区。中国政府对租界内的行政、司法等有干预权，并保有租界内的领土主权。后来，帝国主义国家在租界内，逐渐实行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一套殖民地统治制度。它们以租界为据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中国的封建买办阶级的统治。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曾进行收回租界的斗争，并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一度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但是，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的租界仍然被保留下来。

[25] 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提纲》。

[26] 见斯大林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说《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60页）。

[27] 见本卷《论持久战》注〔12〕。

[28]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7〕。

[29]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30] 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31]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9〕。

[32]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33] 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34]、[34a] 这个自然段是一九四○年四月以后修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时加写的。一九四○年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萧向荣，指出正在编写的战士课本需加修改，“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并谈到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二章已作了相应的修改。他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35] 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个出国留学的热潮。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留学生中的很多人先后组织爱国团体，出版革命报刊，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九○三年，留日学生爆发了大规模的“拒法”（反对法国军队入侵广西）和“拒俄”（反对沙皇俄国军队霸占东北）运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对中国革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编者按：从这篇原文可以看到，毛选中这篇文章谈到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的那些段落，都是原文所没有的，是事后补充的。有一小段落承认中小地主可以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大地主的时候，保持中立或暂时参加斗争，在收入毛选的时候则删掉。原文谈到四个阶级联盟的时候，并没有强调无产阶级领导，但在收入毛选的时候就补加了无产阶级领导的话。此外各种含有政治意义的修改也不少。】



第一章 中国社会

第一节 中华民族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他的领土超过了整个欧洲的面积。在这个广大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大小高原、平原，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与灌溉之利; 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土地之上。
　　现在中国的国境：在东北、西北和西境的一部与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接壤。西方的一部和西南方与印度、不丹、尼泊尔接壤。南方与暹逻、缅甸和安南接壤，并和台湾邻近。东方与日本邻近和朝鲜接壤。这个地理上的国际环境，给予中国革命造成了外部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有利的是：与苏联接壤，与欧美一切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隔离较远，在其周围的许多国家中大部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困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海、陆、空与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的生存和中国的革命。
　　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份之一。在这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为汉人。此外，还有回人、蒙人、藏人、满人、苗人、夷人、黎人等等许多少数民族，虽开化的程度不同，但他们都有了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中华民族的发展（主要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大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平等而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而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五千年之久。在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与军事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还在三千年前，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七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二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远在欧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五千年的文明史。
　　中华民族不但是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与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几百次的农民暴动，反抗地主贵族的黑暗统治; 而每次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暴动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对于外来民族的压迫都是不愿意的，都是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的。他们只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与革命领袖，产生了很多的革命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与思想家。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

第二节 古代的封建社会

　　中国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虽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与优秀遗产的国家；可是中国由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就长期的停顿起来。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由于封建制度的延续，就使得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都长期的陷在发展迟缓甚至停滞的状态中。三千年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封建的社会。
　　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由以下的各个主要特点造成的：
　　一、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农业交付地主贵族的地租，也主要是地主们自己享用，不是为了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以至皇帝，他们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在农民则很少土地，或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甚至七成，奉献给地主、贵族、皇室们享乐，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
　　三、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及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
　　四、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便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的权力，在各地方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由于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
　　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与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与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曾经不能不在历史上掀起无数的农民暴动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黄巾、铜马，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期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共不下数百次，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只有这种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才是中国历史进化的真正动力。因为每次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变动了社会的生产关系与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方式，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为这种农民战争与农民暴动得不到先进阶级与先进政党的领导如同现在的无产阶级与共产党能够正确领导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与革命后被地主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次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去。
　　这种情况，直至近百年来，才发生新的变化。

第三节 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过去三千多年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前面已经说明了。那么，中国现在的社会是否还是完全的封建社会呢？ 不是，中国已经变化了。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经一步一步的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来，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我们就来说明这种变化的过程。
　　如第二节所述，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多年。直到十九世纪的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才使这个社会的内部发生了重大的根本的变化。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曾经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分解的作用。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及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生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与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销售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购买市场。
　　事实上，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与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还在十九世纪下半期，还在六十年前，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到了同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到了四十年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到了二十年前，即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面粉业和丝织业，曾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中国的纺织业，由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二个厂，增加到一九二二年的四十四个厂；面粉业由一九一六年的六十七个厂，增加到一百零七个厂；丝织业增加了六十三个厂。在这一时期中，中国的银行，也增加了一百零八个。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那么，一部分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他们是新产生的，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他们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构成了新的社会阶级。他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他们是中国旧社会（即封建社会）产出的双生子。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与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与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所以他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可是，上面所述的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还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还有与这个变化同时存在而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残余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与此相反，他们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与殖民地。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这个目的，曾经对中国采用了并且还继续采用着如同下面所说的那些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一切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的变成了半殖民地与殖民地：
　　一、用战争打败了中国之后，帝国主义国家便抢去了中国的许多属国与一部分领土。日本占领了朝鲜、台湾、琉球、澎湖群岛与旅顺，英国占领了缅甸、不丹、尼泊尔与香港，法国占领了安南，而蕞尔小国如葡萄牙也占领了我们的澳门。割地之外，又索去了巨大的赔款。这样就大大打击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
　　二、帝国主义根据条约有在中国驻扎海军与陆军之权，有领事裁判权，并把全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
　　三、帝国主义根据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他们直接管理的租界，他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与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空中的与内河的）。因此他们便能够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
　　四、帝国主义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一部分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与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与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竞争。
　　五、帝国主义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因此他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六、帝国主义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
　　七、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还需要一个更大的社会力量，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这种社会力量就是中国的封建残余。他们“首先和以前社会构造的统治阶级——封建地主、商业与高利贷资产阶级结了联盟，以进攻占大多数的民众。帝国主义到处企图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榨取形式（尤其是在乡村）用作反动联盟生存的基础”。（共产国际六次大会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运动大纲）“帝国主义及其所有财政和军事力量之在中国，就是拥护且推动那些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的上层建筑物，使他欧化又使他成为守旧的力量”。（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演说）
　　八、为了造成中国军阀混战与镇压中国人民的必要。帝国主义曾经供给中国政府以大量的军火与大批的军事顾问。
　　九、帝国主义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一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他们的文化政策。传教、办学校、办报纸与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与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十、帝国主义用所有上述各种办法一步一步的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这种局面，都是帝国主义在多次残酷战争之后所造成的。例如一八四○年英国的鸦片战争，一八五七年英法联军的进攻北京，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年的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在这些战争之后，中国就沦为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和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出现了上述半殖民地局面。而且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更使中国一大块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上述这些情形，就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新的变化的又一方面，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与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
　　由此可以明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其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的一方面，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起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 但同时，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社会。
　　将这两个方面的情形综合起来说，我们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一、封建时代的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是被破坏了; 但是，无论在抗战的中国政府统治区域，无论在日本占领区域，封建剥削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与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他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他的力量是很软弱的，他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残余都有联系的。尤其是“九一八”以来，民族工业的绝大部分被日本帝国主义所摧毁，所掠夺，更大大改变了中国的局面。
　　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主义是被推翻了; 但代之而起的不是军阀官僚的统治，就是地主与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
　　四、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
　　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之中，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就使得中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以至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与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特殊的贫困与不自由，是世界各民族中所少有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就是这样。
　　决定这种情况的，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与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是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残余相结合的结果。
　　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残余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等）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与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与发展起来的。

第二章 中国革命

第一节 百年来的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残余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与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三十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不断的反抗精神。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全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全中国。
　　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虽然竭其全力大举进攻中国，虽然有许多地主与大资产阶级分子，例如公开的汪精卫与暗藏的汪精卫之流，已经投降敌人或准备投降敌人，但英勇的中国人民不但奋战了三年之久，而且必然还要奋战下去，不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使中国得到了完全的解放，是决不会停止的。
　　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了，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三十年的历史了。这个革命的过程，现在还未完结，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显著的成就，还要求全国人民，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坚决奋斗的责任。
　　那么，这个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 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甚么呢？ 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 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 这个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呢？这些就是我们下面要来说明的。

第二节 中国革命的对象

　　依照第一章第三节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了： 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
　　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那么, 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 究竟是谁呢？
　　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与半封建势力，就是外国的资产阶级与本国的地主阶级。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他们二者，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
　　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来，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与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
　　中国资产阶级本来也是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他们也曾经领导过光荣的革命斗争，也曾经在革命中起过主要的或部分的领导作用，例如：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与当前的抗日战争。但是，他们曾经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年这一个长时期内勾结帝国主义，并与地主阶级结成反动同盟，背叛了曾经援助过他们的朋友——共产党、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其他小资产阶级，背叛了中国革命，变成了人民的公敌，造成了革命的失败。所以当时革命的人民与革命的政党（共产党），曾经不得不把资产阶级也当作革命对象之一。在抗日战争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叛变，已经变成汉奸，所以抗日的人民也已经不得不把这些背叛民族利益的大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对象之一。
　　由此也可以明白，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半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与半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因此，那种轻视中国革命敌人力量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残酷性就发生了。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与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中国革命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炼与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不能坚持自已的阵地与夺取敌人的阵地。因此，那种以为中国革命力量瞬间就可以组成，中国革命斗争顷刻就可以胜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

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自由。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异常正确的规定。因此，那种轻视武装斗争，轻视革命战争，轻视游击战争，轻视军队工作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革命的特殊根据地问题也就发生了。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奋斗下去，如果革命队伍要准备蓄积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与强大敌人在力量不够时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渐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村经济不完全依赖城市），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反革命营垒内部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而使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特殊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城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及尚未成为根据地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及其他农村工作，革命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必要的足够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为要使革命在农村与城市都胜利，不破坏敌人斗争的主要工具即敌人的军队，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瓦解敌军的工作就成为极端重要的工作。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与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其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及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与稳打稳扎的去进行，决不是大唤大叫与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

第三节 中国革命的任务

　　既然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是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那么，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呢？
　　毫无疑义，主要的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对内推翻封建残余压迫的民主革命，而首先的任务便是打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残余，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残余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如果不肃清封建残余，也不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因为封建残余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所以，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分别，又是互相统一的。
　　中国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则是在抗日战争中为了争取胜利的必要而去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那种把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分为截然对立的两个革命阶段的观点，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了。

第四节 中国革命的动力

　　根据现阶段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对象、中国革命任务的分析与规定，中国革命的动力是什么呢？
　　既然中国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所反对的对象主要的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和内部的半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在推翻这两个压迫者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那么，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中，有些什么阶级有些什么阶层可以充当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势力的力量呢？ 这就是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认清这个革命动力问题，才能正确的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问题。
　　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里，有些什么阶级呢？ 有地主阶级、有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都是上层统治阶级。又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有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这后面三个阶级，在今天的最广大领土上，还是被统治阶级。
　　所有这些阶级，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他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所以，社会经济的性质，不仅规定了革命的对象与任务，又规定了革命的动力。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各阶级。

一、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是封建残余的代表，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剥削农民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利益的阶级。
　　因此，作为阶级来说，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而不是革命的动力。
　　但是地主阶级中，最反动的是大地主阶层。至于中小地主，特别是破产与半破产的小地主，则有比较不同的情形。当革命还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大地主时，他们往往是能够保守中立或暂时的参加斗争的。尤其是从这个阶层出身而受过科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很多都能够这样做。
　　在抗日战争中，一部分大地主跟着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日寇变为汉奸了，另一部分大地主跟着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还留在抗战营垒内，亦已非常的动摇。但是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尚有抗日的积极性，尚值得团结他们一道抗日。

二、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
　　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的外国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半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但因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各个帝国主义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
　　在抗日战争中，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或准备投降了。欧美派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尚留在抗日营垒内，亦是非常动摇着，他们就是一面抗日与一面反共的两面派人物。 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政策是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坚决的打倒他们。而对于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则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一方面是联合他们，因为他们还在抗日，还应该利用他们一点残余的抗日积极性；又一方面是同他们作坚决斗争，因为他们执行破坏团结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没有斗争就会危害抗战与团结。
　　民族资产阶级是两重性的阶级。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受封建残余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动力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也曾经表现过这种反帝国主义与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
　　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明显。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与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动力。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
　　但是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都是中等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跟随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这个阶层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时期内，这个阶层不但与大资产阶级投降派有区别，而且与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这个阶层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三、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

　　其中有知识分子、有城市贫民、有职员、有手工业者与自由职业者、有小商人。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同农民阶级，都受帝国主义、封建残余与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没落的境地。
　　因此，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小资产阶级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各种类型的没有把农民包括在内的小资产阶级。
　　第一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数十年来，中国已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与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与大资产阶级并为他们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是受帝国主义封建残余与大资产阶级的压迫，使他们遭受着失业、失学的威胁的。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的有了现代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能够起着先锋的与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三十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传播与接收，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中。 革命力量的组织与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
　　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与民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民众利益服务并使其生活群众化之时，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虽有先锋的与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参加革命到最后胜利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时，就往往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竟会变成革命的敌人。陈独秀、张国焘就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代表。知识分子往往有一种主观的个人主义自大性，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群众斗争中才能洗刷干净。
　　第二是城市贫民。
　　这个阶层中，包括破产了的手工业者、小贩、离乡别井到城市寻找职业而不得的农民，以及大群依靠不定劳动维持生活的苦力。他们是一个很大的群众，他们的地位大体上和贫农的地位相当，是一种半无产阶级。他们的地位推动他们起来拥护革命，并使他们容易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所以他们是很好的革命力量，和贫农一样，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同盟者。
　　第三是职员。
　　工商业机关中的职员，国家机关与文化机关中的广大月薪生活者，都属于这一类。他们是依靠出卖精神劳动或技艺而生活的人，是不剥削他人的。他们受失业威胁又非常之大，因此，也是重要的革命力量。这一类人是一个相当广大的群众。经济建设、国家建设与文化建设，是不能离开他们的。
　　第四是手工业者与自由职业者。
　　手工业者是独立生产者，是一个很大的群众，是现时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个担负者。他们不但遭受外国商品竞争的打击，而且无力摆脱商业高利贷资本的罗网，所以他们能够站在革命的方面，他们也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之一。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是雇用少数工人的，另一部分则是不雇工人的。这后一部分人，是更加可靠的同盟者。
　　自由职业者例如医生等人虽是他们在思想意识上常常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他们是与手工业者属于同一范畴的，也是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部门，也是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压迫的，所以也可以成为革命的力量。
　　第五是小商人。
　　他们一般是受帝国主义与大资产阶级的压迫，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众。这一阶层的下层分子，是不剥削别人劳动，而遭受高利贷剥削的，所以他们在革命中是一支有用的力量。只有那些剥削他人劳动而又同帝国主义买办阶级或封建残余有联系的上层分子，才是对革命表现动摇态度的人们。

四、农民阶级

　　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担负者。
　　农民一般都是小资产阶级，但他们的内部是在激烈分化的过程中。
　　第一是富农。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连地主一起共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左右），被称为农村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富农大多带有半封建性，并与城市资产阶级联系着。但革命政府不应把富农看成与地主无分别的阶层，不应过早采取打击富农经济的政策，因为富农的生产在一定时期中是不可缺少的。
　　第二是中农。在中国农村人口中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中农一般不剥削别人，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但在年成丰收时能有些许盈余，有时也利用一点雇佣劳动或放一点小债），而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剥削，除一部分富裕中农外，多是土地不足并没有政治权利的。中农不但能够坚决参加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并且是能够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中农是很好的革命动力之一。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后，中农成了农村中的大多数的时候是如此。
　　第三是贫农。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农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中农和贫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向中农、贫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的也正是指的中农和贫农。

五、无产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中，现代产业工人约占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城市手工业雇佣劳动者约占千二百万，此外还有广大的农村无产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有他的许多特出的优点，使他在中国革命中能够成为领导的力量。
　　中国无产阶级有那些特出的优点呢？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重压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与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特别坚决和特别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又没有西欧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但须注意，中国民族改良主义有时容易在一部分工人中发生影响），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最有觉悟性的阶级。
　　第三、中国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由于刚从农业破产出身的成分占大多数），便利于他们同农民结成亲密的革命联盟。
　　因此，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 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参加与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远之如辛亥革命，因为当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因为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所以流产了。近之如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因为这时有了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因为这时有了共产党，所以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又因为资产阶级后来背叛了他们同无产阶级的联盟，背叛了共同的革命纲领，同时也由于那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没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结果又遭受了失败。抗战以来，因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所以团结了全民族，发动了与坚持了伟大的抗战。
　　中国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完全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就必须在各种不同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与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与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
　　中国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与城市中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所谓不名誉的或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乞丐、盗贼、流氓、娼妓与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另一部份则颇有革命性。但是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就又成为流寇主义与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引导他们，注意组织他们的革命性，而防止他们那种不正当的破坏性。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于中国革命动力的分析。

第五节 中国革命的性质

　　我们已经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我们又明白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明白了所有这些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即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了。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呢？ 显然的，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与半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在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 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动力，有时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切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与封建独占。即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他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他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及汉奸反动派的革命民主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他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及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大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扶助私人的中小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就是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革命。中国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否则是不可能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与欧美各国历史上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他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是造成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专政。在抗日战争中，应该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他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一党专政”，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几党专攻”，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政权的资格。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与社会主义革命不相同，他只推翻帝国主义与汉奸反动派，而不推翻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一切资本主义成分。
　　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宣布的三民主义革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孙中山在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盖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又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孙中山又在其遗嘱上提出“必须唤起民众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所有这些，乃是区别于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之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而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之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指的这种三民主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只是在民主革命政纲上基本相同，而其它一切方面则均不相同，这一问题这里不来说他）。
　　这样，就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就其斗争阵线（统一战线）来说，就其国家组成来说，均不能忽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在其内面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与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之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政策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第六节 中国革命的前途

　　在将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与性质这些基本问题弄清楚了之后，那么，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与将来阶段的关系问题，也就容易明白了。
　　因为既然现阶段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一般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中国革命现时又是处在二十世纪四十与五十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中与第二次世界革命的前夜，那么，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
　　没有问题，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既然是为了变更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即为了完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奋斗，那么，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革命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有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当然，不容否认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结果，不会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农民、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与共产党的领导权。所有这一切，便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实现社会主义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可能性了。

第七节 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与中国共产党

　　总结本章各节所述，我们可以明白，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与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之时把他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有些幼稚的共产党员，以为我们只有现在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将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说，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应该着重指出，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每个共产党员须知，整个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包括民主革命与社会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过程才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的领导中国革命。
　　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并且已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十八年。
　　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就是非常艰苦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的中国共产党, 是不能完成的。因此，如何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以下，我们就来逐步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问题。


　　○ 四四年版毛泽东选集卷一
　　※ 四七年版毛泽东选集卷二
　　※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解放社
　　※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正报社 一九四八　

　　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岁生日。这个生日，在全世界上，在只要是知道的又是革命的人们的心中，可以料得到，都会引起亲切的热烈的庆祝。
　　庆祝斯大林，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拥护自己的亲切的朋友。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时候。
　　但是，谁是我们的朋友呢？
　　一类所谓朋友，他们自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中间有些人也不加思索地称他们做朋友。但是这种朋友，只能属于唐朝的李林甫[1]一类。李林甫是唐朝的宰相，是一个有名的被称为“口蜜腹剑”的人。现在这些所谓朋友，正是“口蜜腹剑”的朋友。这些人是谁呢？就是那些口称同情中国的帝国主义者。
　　另一类朋友则不然，他们是拿真正的同情给我们的，他们是把我们当做弟兄看待的。这些人是谁呢？就是苏联的人民，就是斯大林。
　　没有一个国家把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
　　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
　　这还不够明白吗？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污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注释

[1]李林甫，公元八世纪人，唐玄宗时的一个宰相。《资治通鉴》说：“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白求恩[1]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2]。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注释

[1] 白求恩即诺尔曼•白求恩（一八九○——一九三九），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医生。一九三六年德意法西斯侵犯西班牙时，他曾经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一九三七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一九三八年初来中国，三月底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心，均称模范。由于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河北省唐县逝世。

[2] 参见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166、229—234页）。

录入者注：本文首次发表于《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录入自《学习白求恩》，新华书店 1950年1月出版。


　　（一）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的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与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渡过太平洋，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时，他就要求去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员每个都要学习他这种精神。列宁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与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与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反对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二）白求恩同志毫无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他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一下，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做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对着白求恩同志应该愧死。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的，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感动的，晋察冀一带的军民，凡亲身受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及亲眼看见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三）白求恩是个医生，他以医疗技术为职业，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的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最高明的，他五十多岁了，干此一门并未想改换，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四）我对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的信，可是我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至于他的死我是很歉疚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这是毛泽东一九四○年一月九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二月二十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一　中国向何处去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因此，趁着《中国文化》[1]的出版，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或者也是有益的。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想研究一下，也方在开始。好在延安许多同志已有详尽的文章，我的粗枝大叶的东西，就当作一番开台锣鼓好了。对于全国先进的文化工作者，我们的东西，只当作引玉之砖，千虑之一得，希望共同讨论，得出正确结论，来适应我们民族的需要。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我想，这可以算作《中国文化》出版的态度。

二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三　中国的历史特点

　　我们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但是这种新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文化呢？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2]。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4]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
　　这样说来，问题是很清楚的，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
　　所谓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是什么？而所谓中华民族的旧文化又是什么？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作为统治的东西来说，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这些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就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
　　那末，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又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呢？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由此可以断言，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四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其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那末，这个历史特点是怎样形成的呢？它是一百年来就有了的，还是后来才发生的呢？
　　只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发展，就知道这个历史特点，并不是从鸦片战争[5]以来就有了的，而是在后来，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个形成过程。
　　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运动[6]、中法战争[7]、中日战争[8]、戊戌变法[9]、辛亥革命[10]、五四运动[11]、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这样许多个别的阶段，费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从某一点上说来，都是实行这第一步，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这第一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未完成，还须付与很大的气力，这是因为这个革命的敌人，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强大的缘故。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面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
　　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
　　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而为当时一切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们所赞成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还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
　　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同样，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
　　斯大林还在一九一八年所作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的论文时，就说道：

　　“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12]


　　从这篇文章以后，斯大林曾经多次地发挥了关于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脱离了旧范畴，改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理论。解释得最清楚明确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发表的同当时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争论的文章。这篇文章载在张仲实译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上面，题目叫做《再论民族问题》。其中有这么一段：

　　“舍米契引证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年底所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那里曾说：‘在上升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民族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相互之间的斗争。’显然，他企图以此来暗示他给当前历史条件下的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所下的定义是正确的。然而，斯大林那本小册子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写的，那时候民族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还不是一个具有全世界意义的问题，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不是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当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自那时候起，国际形势已经根本地改变了，战争和俄国十月革命已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要是看不清这一点，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列宁还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间，就在他的《民族自决权讨论的总结》一文中说过，民族问题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点，已不再是一般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已经变成一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了。列宁以及俄国共产主义的其它代表者关于民族问题的以后的一些著作，我就不用讲了。现在，当我们由于新的历史环境而进入于一个新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舍米契在这一切以后却引证斯大林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所写的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这能有什么意义呢？它只能有这样一个意义，就是舍米契是离开时间和空间，不顾到活的历史环境来引证的，因而违反了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要求，没有考虑到在某一个历史环境下是正确的东西在另一个历史环境下就可以成为不正确的。”


　　由此可见，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
　　中国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义更加增大了。在今天，是在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已经一天一天把世界拖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在苏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有能力领导和援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战争，打击资本主义反动的时候；是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正在准备打倒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在今天，我们是处在这种时候，那末，应该不应该估计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是更加增大了呢？我想是应该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特点，这就是二十年来（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算起）的新的革命过程，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生动的具体的内容。

五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中国革命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而其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特点。这个新的特点具体地表现在中国内部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上又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就来说明这种情形。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五四运动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时的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阶级。
　　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在中国，因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
　　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至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个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并和封建势力结成同盟，反对革命人民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曾在一九二七年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一度附和过反革命。在抗日战争中，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13]为代表，又已投降敌人，表示了大资产阶级的新的叛变。这又是中国资产阶级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欧美各国，特别在法国，当它们还在革命时代，那里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彻底的；在中国，资产阶级则连这点彻底性都没有。

　　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在中国，因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
　　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至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个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并和封建势力结成同盟，反对革命人民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曾在一九二七年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一度附和过反革命。在抗日战争中，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13]为代表，又已投降敌人，表示了大资产阶级的新的叛变。这又是中国资产阶级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欧美各国，特别在法国，当它们还在革命时代，那里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彻底的；在中国，资产阶级则连这点彻底性都没有。
　　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就是欧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也是同具的。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一般规律，不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罢了。
　　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所以，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它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因此，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
　　第一种，是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民主气息，已经转变或即将转变为资产阶级的血腥的军事专政了。某些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可以附在这一类。
　　第二种，除苏联外，正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酝酿着。将来要成为一定时期中的世界统治形式。
　　第三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然会有某些不同特点，但这是大同中的小异。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但可惜，抗战许久了，除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外，大部分地区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还未着手，日本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个最根本的弱点，大踏步地打了进来；再不变计，民族的命运是非常危险的。
　　这里所谈的是“国体”问题。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一九二四年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十六年来，国民党自己违背了这个声明，以致造成今天这样国难深重的局面。这是国民党一个绝大的错误，我们希望它在抗日的洗礼中改正这个错误。
　　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所应该建立和决不可不建立的内部政治关系，这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六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它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
　　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七　驳资产阶级专政

　　这种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共和国，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赞成的，舍此没有第二条路走。
　　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吗？诚然，这是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但无如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容许中国这样做。
　　依国际环境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现在的国际环境，从基本上说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环境。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现在是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打了进来，它是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现在是日本在中国发展它的资本主义，却不是什么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是日本资产阶级在中国专政，却不是什么中国资产阶级专政。不错，现在是帝国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它快要死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14]。但是正因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因为日本帝国主义陷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深坑之中，就是说，它快要死了，它就一定要打中国，一定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它就断绝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路。
　　其次，是社会主义不容许。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虽然不能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或其中一二国的革命胜利之后，但须加上它们的力量才能胜利，这是没有疑义的。尤其是苏联的援助，是抗战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条件。拒绝苏联的援助，革命就要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反苏运动[15]的教训，不是异常明显的吗？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
　　如果说，由于特殊条件（资产阶级战胜了希腊的侵略，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还有过一个基马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16]，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就决不会再有一个土耳其，尤其决不容许有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由于中国的特殊条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彻底性），中国从来也没有过土耳其的那种便宜事情。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它的道路是没有的[17]。
　　依国内环境说，中国资产阶级应该获得了必要的教训。中国资产阶级，以大资产阶级为首，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刚刚由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而得到胜利之际，他们就一脚踢开了这些人民大众，独占革命的果实，而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结成了反革命联盟，并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举行了十年的“剿共”战争。然而结果又怎么样呢？现在是当一个强大敌人深入国土、抗日战争已打了两年之后，难道还想抄袭欧美资产阶级已经过时了的老章程吗？过去的“剿共十年”并没有“剿”出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难道还想再来试一次吗？不错，“剿共十年”“剿”出了一个“一党专政”，但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而在“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后，就已经“剿”出了一个“满洲国”；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中国本部来了。如果有人还想从今日起，再“剿”十年，那就已经是新的“剿共”典型，同旧的多少有点区别。但是这种新的“剿共”事业，不是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奋勇担负起来了吗？这个人就是汪精卫，他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新式反共人物了。谁要加进他那一伙去，那是行的，但是什么资产阶级专政呀，资本主义社会呀，基马尔主义呀，现代国家呀，一党专政呀，一个主义呀，等等花腔，岂非更加不好意思唱了吗？如果不入汪精卫一伙，要入抗日一伙，又想于抗日胜利之后，一脚踢开抗日人民，自己独占抗日成果，来一个“一党专政万岁”，又岂非近于做梦吗？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谁还敢于去踢他们，谁就要变为粉碎，这又岂非成了常识范围里的东西了吗？但是中国资产阶级顽固派（我说的是顽固派），二十年来，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教训。不见他们还在那里高叫什么“限共”、“溶共”、“反共”吗？不见他们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之后，再来一个《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再来一个《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18]吗？好家伙，这样地“限制”和“处理”下去，不知他们准备置民族命运于何地，也不知他们准备置其自身于何地？我们诚心诚意地奉劝这些先生们，你们也应该睁开眼睛看一看中国和世界，看一看国内和国外，看一看现在是什么样子，不要再重复你们的错误了。再错下去，民族命运固然遭殃，我看你们自己的事情也不大好办。这是断然的，一定的，确实的，中国资产阶级顽固派如不觉悟，他们的事情是并不美妙的，他们将得到一个自寻死路的前途。所以我们希望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坚持下去，不是一家独霸而是大家合作，把抗日的事业弄个胜利，才是上策，否则一概是下策。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衷心劝告，“勿谓言之不预也”。
　　中国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
　　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决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但人家要排斥共产党，那是不行的；人家要分裂统一战线，那是不行的。中国必须抗战下去，团结下去，进步下去；谁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们是不能容忍的。

八　驳“左”倾空谈主义

　　不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路，是否就可以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路呢？
　　也不可能。
　　没有问题，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但是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
　　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故意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就失了存在的理由；用这种“理论”，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抗日的彻底性，而为投降日寇准备舆论。这种情形，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地造成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武汉后，知道单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国，乃着手于政治进攻和经济引诱。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在抗日阵线中诱惑动摇分子，分裂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所谓经济引诱，就是所谓“合办实业”。在华中华南，日寇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百分之五十一，日资占百分之四十九；在华北，日寇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百分之四十九，日资占百分之五十一。日寇并允许将各中国资本家原有产业，发还他们，折合计算，充作资本。这样一来，一些丧尽天良的资本家，就见利忘义，跃跃欲试。一部分资本家，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投降了。再一部分资本家，躲在抗日阵线内的，也想跑去。但是他们做贼心虚，怕共产党阻挡他们的去路，更怕老百姓骂汉奸。于是打伙儿地开了个会，决议：事先要在文化界舆论界准备一下。计策已定，事不宜迟，于是雇上几个玄学鬼[19]，再加几名托洛茨基，摇动笔杆枪，就乱唤乱叫、乱打乱刺了一顿。于是什么“一次革命论”呀，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呀，共产党在中国没有存在之必要呀，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日、游而不击呀，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呀，共产党不听话、不统一、有阴谋、要捣乱呀，来这么一套，骗那些不知世事的人，以便时机一到，资本家们就很有理由地去拿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而把全民族的利益一概卖给敌人。这个叫做偷梁换柱，实行投降之前的思想准备或舆论准备。这班先生们，像煞有介事地提倡“一次革命论”，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却原来不为别的，专为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其用心亦良苦矣。“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似乎并无恶意，也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

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九　驳顽固派

　　于是资产阶级顽固派就跑出来说：好，你们共产党既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推到后一个阶段去了，你们既然又宣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20]，那末，就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好了。这种议论，在所谓“一个主义”的标题之下，已经变成了狂妄的叫嚣。这种叫嚣，其本质就是顽固分子们的资产阶级专制主义。但为了客气一点，叫它作毫无常识，也是可以的。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这也就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叫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实，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
　　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因为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就狂叫“收起”共产主义，岂非荒谬绝伦之至？在共产党人，正因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有和自己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之点，所以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否则就没有这种可能了。这是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的统一战线，孙中山所谓“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21]，也正是指的这种统一战线。否认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否认统一战线。顽固派也正是要奉行其一党主义，否认统一战线，才造出那些否认共产主义的荒谬说法来。
　　“一个主义”也不通。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现在封建阶级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佛教徒有佛教主义，基督徒有基督主义，农民有多神主义，近年还有人提倡什么基马尔主义，法西斯主义，唯生主义[22]，“按劳分配主义”[23]，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以有一个共产主义呢？既然是数不清的主义，为什么见了共产主义就高叫“收起”呢？讲实在话，“收起”是不行的，还是比赛吧。谁把共产主义比输了，我们共产党人自认晦气。如若不然，那所谓“一个主义”的反民权主义的作风，还是早些“收起”吧！
　　为了免除误会，并使顽固派开开眼界起见，关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有清楚指明之必要。
　　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主义比较起来，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
　　第一，相同部分。这就是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基本政纲。一九二四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这些相同，并由于三民主义见之实行，就有两个主义两个党的统一战线。忽视这一方面，是错误的。
　　第二，不同部分。则有：（一）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相同。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如果它不补足这些，并且准备实行起来，那对于民主政纲就只是基本上相同，不能说完全相同。（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民主义则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即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宇宙观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四）革命彻底性的不同。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没有革命彻底性。上述这些，都是两者的不同部分。由于这些不同，共产主义者和三民主义者之间就有了差别。忽视这种差别，只看见统一方面，不看见矛盾方面，无疑是非常错误的。
　　明白了这些之后，就可以明白，资产阶级顽固派要求“收起”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制主义，就是毫无常识了。

一○　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

　　资产阶级顽固派完全不知道历史的变化，其知识的贫乏几等于零。他们既不知道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区别，也不知道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的区别。
　　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但是这种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呢？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我愿顽固派先生们，于其“限共”、“溶共”、“反共”等工作洋洋得意之余，也去翻阅一下这个宣言。原来孙中山先生在这个宣言中说道：“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就可知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其它都是伪三民主义。只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其它一切都是伪释。这大概不是共产党“造谣”吧，这篇宣言的通过，我和很多的国民党员都是亲眼看见的。
　　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
　　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
　　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
　　第一，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现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没有联俄政策，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必然同帝国主义联合。不见一九二七年之后，就已经有过这种情形吗？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何况中国是在同一个深入国土的帝国主义奋斗，没有苏联帮助，就休想最后胜利。如果舍联俄而联帝，那就必须将“革命”二字取消，变成反动的三民主义。归根结底，没有“中立”的三民主义，只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义。如果照汪精卫从前的话，来一个“夹攻中的奋斗”[24]，来一个“夹攻中奋斗”的三民主义，岂不勇矣哉？但可惜连发明人汪精卫也放弃（或“收起”）了这种三民主义，他现在改取了联帝的三民主义。如果说帝亦有东帝西帝之分，他联的是东帝，我和他相反，联一批西帝，东向而击，又岂不革命矣哉？但无如西帝们要反苏反共，你联它们，它们就要请你北向而击，你革命也革不成。所有这些情形，就规定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决不能是同帝国主义联合反俄的三民主义。
　　第二，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如不联共，就要反共。反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们就请你加入他们的反共公司。但这岂非有点当汉奸的嫌疑吗？我不跟日本走，单跟别国走。那也滑稽。不管你跟谁走，只要反共，你就是汉奸，因为你不能再抗日。我独立反共。那是梦话。岂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好汉们，能够不靠帝国主义之力，干得出如此反革命大事吗？昔日差不多动员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气力反了十年之久还没有反了的共，今日忽能“独立”反之吗？听说外边某些人有这么一句话：“反共好，反不了。”如果传言非虚，那末，这句话只有一半是错的，“反共”有什么“好”呢？却有一半是对的，“反共”真是“反不了”。其原因，基本上不在于“共”而在于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欢喜“共”，却不欢喜“反”。老百姓是决不容情的，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时，你要反共，他们就要了你的命。这是一定的，谁要反共谁就要准备变成齑粉。如果没有决心准备变自己为齑粉的话，那就确实以不反为妙。这是我们向一切反共英雄们的诚恳的劝告。因之清楚而又清楚，今日的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否则，三民主义就要灭亡。这是三民主义的存亡问题。联共则三民主义存，反共则三民主义亡，谁能证明其不然呢？
　　第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总理遗嘱》上的“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25]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26]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着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它部分，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由此可知，离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没有前途的。一切有良心的三民主义者，必须认真地考虑到这点。
　　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只有这种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
　　至于旧三民主义，那是中国革命旧时期的产物。那时的俄国是帝国主义的俄国，当然不能有联俄政策；那时国内也没有共产党，当然不能有联共政策；那时工农运动也没有充分显露自己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尚不为人们所注意，当然就没有联合工农的政策。因此，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的三民主义，乃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乃是过时了的三民主义。如不把它发展到新三民主义，国民党就不能前进。聪明的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助力，把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遂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举行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但如果在新时期内，在新三民主义已经建立之后，还要翻那老套；在有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要反对联俄；在有了共产党之后，要反对联共；在工农已经觉悟并显示了自己的政治威力之后，要反对农工政策；那末，它就是不识时务的反动的东西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反动，就是这种不识时务的结果。语曰：“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愿今日的三民主义者记取此语。
　　如果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那就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什么基本上相同之点，因为它是旧时期的，是过时了的。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要反俄、反共、反农工，那就是反动的三民主义，它不但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而且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一切都谈不上。这也是三民主义者应该慎重地考虑一番的。
　　但是无论如何，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基本上完成以前，新三民主义是不会被一切有良心的人们放弃的。放弃它的只是那些汪精卫、李精卫之流。汪精卫、李精卫们尽管起劲地干什么反俄、反共、反农工的伪三民主义，自会有一班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人们继续拥护孙中山的真三民主义。如果说，一九二七年反动之后，还有许多真三民主义者继续为中国革命而奋斗，那末，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今天，这种人无疑将是成千成万的。我们共产党人将始终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实行长期合作，除了汉奸和那班至死不变的反共分子外，我们是决不抛弃任何友人的。

一一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上面，我们说明了中国政治在新时期中的历史特点，说明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问题。下面，我们就可以进到文化问题了。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如我们在第三节中已经提过的话，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这些旧东西是由两部分合成的，一部分是中国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以后者为盟主。所有这些，都是坏东西，都是应该彻底破坏的。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新旧斗争，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从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但是如前所说，革命亦有新旧之分，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新的东西，在另一历史时期就变为旧的了。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这两大段落中，各有一个基本的带历史性质的特点，即在前八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范畴的；而在后二十年，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便属于新范畴了。旧民主主义——前八十年的特点。新民主主义——后二十年的特点。这种区别，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在文化上如何表现这种区别呢？这就是我们要在下面说明的问题。

一二　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27]，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是非常之显然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

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一三　四个时期

　　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
　　这种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二十年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两年，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六年，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第四个时期是一九三七年到现在的三年。
　　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时期中以五四运动为主要的标志。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28]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29]和北伐战争。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
　　第二个时期，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为标志，继续了并发展了五四运动时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吸引了农民阶级加入，并且在政治上形成了这个各阶级的统一战线，这就是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和教育界、学术界、青年界没有多大联系的，因为它没有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也没有提出反封建社会制度和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口号。在这以前，它是旧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是被人们看成为一部分人为了夺取政府权力，即是说为了做官，而临时应用的旗帜，看成为纯粹政治活动的旗帜。在这以后，出现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由于两党革命党员的努力，这种新三民主义便被推广到了全中国，推广到了一部分教育界、学术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之中。这完全是因为原来的三民主义发展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之故；没有这一发展，三民主义思想的传播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时期中，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两个主义结成了统一战线。以阶级论，则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30]，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31]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在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曾经在中国军队中灌输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国的军队。在千百万农民群众中，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由于这些，再由于苏联的援助，就取得了北伐的胜利。但是大资产阶级一经爬上了政权，就立即结束了这次革命，转入了新的政治局面。
　　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时期。因为在前一时期的末期，革命营垒中发生了变化，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三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所以这时候，中国革命就不得不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而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导群众进行这个革命。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人农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反革命“围剿”的消极的结果，则是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全国人民至今还是非常痛恨那十年反共的最大原因。
　　这一时期的斗争，在革命方面，是坚持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在反革命方面，则是在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在政治上，在文化上，腰斩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腰斩了他的新三民主义，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的灾难。
　　第四个时期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革命的曲线运动中，又来了一次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范围更放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很多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地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是在武汉失陷以前。这时全国各方面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武汉失陷以后，为第二阶段，政治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投降了敌人，其另一部分也想早日结束抗战。在文化方面，反映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叶青、张君劢等人的反动和言论出版的不自由。
　　为了克服这种危机，必须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击破这些反动思想，抗战的胜利是无望的。这一斗争的前途如何？这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大问题。依据国内国际条件，不论抗战路程上有多少困难，中国人民总是要胜利的。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夫，中国的进步将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吗？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这在中国是如此，在整个东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一四　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

　　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新文化也是这样，二十年中有三个曲折，走了一个“之”字，一切好的坏的东西都考验出来了。
　　资产阶级顽固派，在文化问题上，和他们在政权问题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知道中国新时期的历史特点，他们不承认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在文化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一部分所谓欧美派的文化人[32]（我说的是一部分），他们曾经实际赞助过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剿共”，现在似乎又在赞助什么“限共”、“溶共”政策。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这条文化专制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它同政权问题一样，没有国内国际的条件。因此，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也还是“收起”为妙。
　　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它群众。但整个的国民文化，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就整个政治情况、整个经济情况和整个文化情况说来，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因为在现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主要地是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就国民文化领域来说，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这是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这种一部分，虽则包含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但是就整个国民文化来说，还不是完全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而是以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的。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但是这种领导，在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以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
　　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由此可知，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一五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33]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4]，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注释

[1]《中国文化》是一九四○年二月在延安创刊的杂志，一九四一年八月终刊。

[2]“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一语，见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页）。

[3]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4] 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新的译文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5]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6]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7] 见本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19〕。

[8] 见本书第一卷《矛盾论》注〔22〕。

[9] 见本卷《论持久战》注〔12〕。

[10]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11] 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12] 见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13]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14] 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7页）。

[15] 指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国民党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反苏运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广州苏联副领事；同月十四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下“绝俄令”，不承认各省苏联领事，勒令各省苏联商业机构停止营业。一九二九年七月蒋介石又受帝国主义的唆使，在东北向苏联挑衅，不久引起军事冲突。

[16] 基马尔，又译凯末尔（一八八一——一九三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主义指使希腊对土耳其进行武装侵略，土耳其人民得到苏俄的援助，于一九二二年战胜了希腊军队。一九二三年土耳其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基马尔被选为总统。

[17]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谈话时对这个观点作了修正。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它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九五八年由埃及同叙利亚合并组成。一九六一年叙利亚脱离阿联，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九七一年阿联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

[18] 见本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5〕。

[19] 毛泽东在这里是指张君劢及其一伙。张君劢在五四运动后宣扬一种自称为“新玄学”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提倡自孔孟以至宋明理学的所谓“精神文明”，同时又鼓吹“自由意志”，一九二三年引起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争论，当时张君劢被称为“玄学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他经蒋介石授意，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主张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及陕甘宁边区，要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为蒋介石张目。

[20] 见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1] 见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6页）。

[22]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发表《唯生论》一书，宣扬宇宙的实质是“生命之流”，万物的根本问题在于“求生”，用来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并认为宇宙万物各有一个重心，以人类社会现象来说，就是只能有一个领袖，否则就无法维持其均衡和生存。这种唯生主义的理论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法西斯专政服务的。

[23] 山西军阀阎锡山曾标榜过“按劳分配”的口号。其主要内容是：用军事方法强迫劳动人民在村公所控制的固定份地上，或官办的工厂、商店里，从事农奴式的劳动，只将很小一部分劳动果实，按劳动情况分配给劳动者。

[24] 汪精卫在一九二七年叛变革命之后不久写过一篇东西，题为《夹攻之奋斗》（载1927年7月25日《汉口民国日报》）。

[25]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讲《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中说：“……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1页）

[26] 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些教条主义者讥笑毛泽东注重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上山主义”。毛泽东在这里是用教条主义者的这句讽刺话，说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作用。

[27] “学校”指当时效法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科举”指中国原有的封建考试制度。十九世纪末，中国提倡“维新”的知识分子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封建顽固派竭力反对这种主张。

[28]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至六月初转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反抗军警镇压，集会讲演开始，由学生的罢课，发展到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及山东、安徽各地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五四运动至此遂成为有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

[29]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9〕。

[30] 《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武汉终刊。

[31] 上海《民国日报》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创刊，国民党一大后正式成为国民党的机关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曾经宣传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后，曾被西山会议派把持，成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一九四七年停刊。

[32]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一部分欧美派文化人是指以胡适等为代表的一些人物。

[33] 所谓“全盘西化”，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的主张。他们主张中国一切东西都要完全模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34] 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目前时局发展的情况，证明中央的历次估计是正确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和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的抗战方向，是对立的，双方在斗争中。目前是两种方向同时存在，两种前途都有可能。在这里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必须认清目前国内国际尚存在着许多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的客观条件。例如，日本对华方针依然是非常强硬的；英美法和日本之间的矛盾虽已部分缩小，但并未真正协调，而且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又被欧战削弱，因而所谓远东慕尼黑会议很难召集；苏联积极援助中国。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际条件。又如，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中间阶级也反对投降；国民党内部投降派和顽固派虽然握有权力，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内条件。在上述情况下，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汪精卫公布卖国协定[1]和蒋介石发表告国人书[2]之后，一方面，和平空气必受一个打击，抗战势力必有一个发展；又一方面，则“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还会继续，地方事变还会发生，国民党有强调所谓“统一对外”以进攻我们之可能。这是因为在最近时期内，抗战和进步势力还不可能发展到足以全部压服投降和倒退势力的缘故。我们的方针，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一切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极力扩大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宣传。蒋的宣言表示了他要继续抗战，但是他没有强调全国必须加强团结，没有提到任何坚持抗战和进步的方针；而没有这种方针，便无法坚持抗战。因此，我们应该在反汪运动中强调如下各项：（一）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汪精卫，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三）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策；（四）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打倒暗藏的汪派汉奸；（五）加紧全国团结，消灭内部磨擦；（六）革新内政，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民主政治；（七）开放党禁，允许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八）保证人民有抗日反汉奸的言论集会自由权；（九）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汪派汉奸的阴谋破坏；（十）拥护抗日有功的军队，充分接济前线；（十一）发展抗战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缔汉奸言论。以上这些口号，应公开发布之。各地应大量发表文章、宣言、传单、演说和小册子，并增加适合地方情况的口号。
　　延安定二月一日召开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民众大会。各地应在二月上旬或中旬，联合各界和国民党抗日派，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


注释

[1] 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交付汪精卫集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该“要纲”由脱离汪精卫集团的高宗武、陶希圣一九四○年一月在香港公布。主要内容有：汪伪政权承认“满洲国”；确定日本在蒙疆（指长城线以北地区，包括长城线在内）、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沿海特定岛屿的不同的政治、军事、经济特权；自中央到地方的伪政府，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伪军和伪警察，由日籍教官训练，武器也由日本供给；伪政府财政经济政策，工业、农业和交通事业，都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任由日本开发利用；汪日共同防共等等。汪精卫集团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与日方秘密签订了这个卖国协定，其内容有所修改。

[2] 指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由国民党中央社发表的蒋介石《为〈日汪密约〉告全国军民书》。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所作的讲演。


　　我们延安的各界人民今天在这里开会，为了什么呢？为了声讨卖国贼汪精卫[1]，又是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我们共产党人屡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灭华方针是坚决的。不管日本掉换什么内阁，它的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基本方针是不会变更的。中国亲日派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汪精卫，看了这种情形，吓得发疯，跪倒在日本面前，订立了日汪卖国条约，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他还要成立傀儡政府，和抗日政府相对立；还要成立傀儡军队，和抗日军队相对立。他对于反蒋近来不大提了，据说已经改为“联蒋”。反共是日汪的主要目的。他们知道共产党抗日最彻底，国共合作则力量更大，他们就用全力分裂国共合作，使两党各自孤立，最好是两党打起来。这样，他们就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在湖南就闹平江惨案[2]，在河南就闹确山惨案[3]，在山西就闹旧军打新军[4]，在河北就闹张荫梧打八路军[5]，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6]，在鄂东就闹程汝怀杀死五六百个共产党员[7]，在陕甘宁边区就闹内部的“点线工作”[8]、外部的“封锁工作”，并且还准备着军事进攻[9]。此外，又逮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10]；又雇请玄学鬼张君劢提出取消共产党[11]、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反动主张，雇请托洛茨基分子叶青等人做文章骂共产党。所有这些，无非是要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
　　这样，汪精卫派和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两家里应外合，把时局闹得乌烟瘴气了。
　　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当反对。我们必须指出，气愤是完全正当的，哪有看了这些严重情形而不气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国民党里面也不都是坏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向八路军新四军阵地后面打枪的人，对于那些敢于闹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的人，对于那些敢于破坏边区的人，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要闹磨擦，闹惨案，闹分裂。不管他们心里怎样想，他们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日本和汪精卫，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以惩罚，我们就是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国贼，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实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裂统一战线，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但是这种给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以打击的政策，全是为了坚持抗日，全是为了保护抗日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对于那些忠心抗日的人，对于一切非投降派、非反共顽固派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员，是表示好意的，是团结他们的，是尊重他们的，是愿意和他们长期合作以便把国家弄好的。谁如果不这样做，谁也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
　　这就是我们党的两条政策：一方面，团结一切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忠心抗日的人，这是一条政策；一方面，反对一切丧尽天良的坏蛋，反对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这是又一条政策。我们党的这些政策，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这就是力争时局好转，战胜日本。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这就是我们的根本方针。我们决不悲观失望，我们是乐观的。我们不怕任何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我们一定要粉碎他们，我们也一定能够粉碎他们。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一定的，中国决不会亡国。中国的进步是一定的，倒退只是暂时的现象。
　　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有些人单单强调了抗日，但不愿意强调团结和进步，甚至完全不提团结和进步，这是不对的。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强调统一，但是他们的所谓“统一”，乃是假统一，不是真统一；乃是不合理的统一，不是合理的统一；乃是形式主义的统一，不是实际的统一。他们高唤统一，却原来是要取消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说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存在，中国就不统一，他们要把全国一切都化为国民党；不但继续他们的一党专政，而且还要扩大他们的一党专政。如果是这样，那还有什么统一呢？老实说，过去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真心实意地出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今天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真心实意地出来维持抗日的大局，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倾向，那就会弄得一团糟。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了五分之二的敌人，和四十个日本师团中的十七个师团打[12]，为什么要取消他们呢？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13]，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同志们，当然不能是这样的。不是取消边区，而是全国要学习边区；不是取消八路军、新四军，而是全国要学习八路军、新四军；不是取消共产党，而是全国要学习共产党；不是要进步的人们向落后的人们看齐，而是要落后的人们向进步的人们看齐。我们共产党是最主张统一的人，我们发起了统一战线，我们坚持了统一战线，我们提出了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谁人能够提出这些呢？谁人能够实行这些呢？谁人能够只要每月五块钱薪水[14]呢？谁人能够创造这样的廉洁政治呢？统一，统一，投降派有一套统一论，要我们统一于投降；反共顽固派有一套统一论，要我们统一于分裂，统一于倒退。我们能够信这些道理吗？不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统一，算得真统一吗？算得合理的统一吗？算得实际的统一吗？真是做梦！我们今天开大会，就是要提出我们的统一论。我们的统一论，就是全国人民的统一论，就是一切有良心的人的统一论。这种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只有进步才能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结、抗日才能统一。这就是我们的统一论，这就是真统一论，这就是合理的统一论，这就是实际的统一论。那种假统一论，不合理的统一论，形式主义的统一论，乃是亡国的统一论，乃是丧尽天良的统一论。他们要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消灭，要把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消灭，以便统一于国民党。这是阴谋，这是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的一党专制的狗肉，死皮赖脸，乱吹一顿，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我们今天开大会，就要戳破他们的纸老虎，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反共顽固派。


注释

[1]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2] 见本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1〕。

[3] 确山惨案，也称竹沟惨案、竹沟事变。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河南省确山、信阳、泌阳等县的国民党反动武装一千八百余人，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惨杀因抗日受伤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当地群众共二百余人。

[4] 旧军，指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指挥的晋绥军。新军，指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与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组建和领导的、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主力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在蒋介石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与日本侵略军相勾结，集中晋绥军六个军的兵派力，向驻在山西西部的新军进攻。新军奋起反击，在八路军的支援下，粉碎了旧军的进攻。同时，在山西的东南部，旧军又同国民党中央军中的顽固派相配合进攻新军，摧毁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长治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5] 张荫梧，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从一九三八年以来，他就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令下，不断制造磨擦，进攻八路军。一九三九年六月，他率部袭击河北深县八路军的后方机关，惨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四百余人。

[6] 秦启荣，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使下，他不断地制造同八路军的磨擦。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他的部队在山东博山太河镇伏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南下受训干部及护送部队，逮捕和杀害团级以下干部二百余人。到一九四○年春，他已经残杀了八路军在山东的游击队和地方工作人员七百余人。

[7] 程汝怀，当时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鄂东行署主任、第五战区鄂东游击总指挥。从一九三九年六月至九月，他先后多次调集部队，围攻新四军在鄂东的游击部队和后方机关，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人。

[8] 一九三九年后，国民党派遣特务间谍进入陕甘宁边区，发展秘密党员、特务，建立据点，设置情报网，并通过若干秘密交通线进行联系。这种反革命的特务活动，他们自称为“点线工作”。

[9] 在一九三九年初至一九四○年六月，国民党军队不断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占领了边区所属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

[10]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模仿德意法西斯的办法，从中国西北的兰州、西安至东南的赣州、上饶等地，设立了很多集中营，用以囚禁大批的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

[11] 见本卷《新民主主义论》注〔19〕。

[1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抗击的日本侵略军的数目，在后来有了变动。到一九四三年，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它人民武装抗击了侵华日军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和全部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参见本书第三卷《论联合政府》一文的《两个战场》一节。

[13] “吃磨擦饭”，即是说有些国民党人以反共为专门职业。

[14] 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政府的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和津贴费平均为银币五元。

*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


　　二月一日延安举行讨汪大会，全场义愤激昂，一致决议声讨汪精卫之卖国投降，拥护抗战到底。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起见，谨陈救国大计十端，愿国民政府、各党各派、抗战将士、全国同胞采纳而实行之。
　　一曰全国讨汪。查汪逆收集党徒，附敌叛国，订立卖国密约[1]，为虎作伥，固国人皆曰可杀。然此乃公开之汪精卫，尚未语于暗藏之汪精卫也。若夫暗藏之汪精卫，则招摇过市，窃据要津；匿影藏形，深入社会。贪官污吏，实为其党徒；磨擦专家，皆属其部下。若无全国讨汪运动，从都市以至乡村，从上级以至下级，动员党、政、军、民、报、学各界，悉起讨汪，则汪党不绝，汪祸长留，外引敌人，内施破坏，其为害有不堪设想者。宜由政府下令，唤起全国人民讨汪。有不奉行者，罪其官吏。务绝汪党，投畀豺虎。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一。
　　二曰加紧团结。今之论者不言团结而言统一，其意盖谓惟有取消共产党，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各地方抗日力量，始谓之统一。不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乃全国主张统一之最力者。主张西安事变[2]和平解决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建立统一民主共和国而身体力行之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立于国防之最前线抗御敌军十七个师团，屏障中原、西北，保卫华北、江南，坚决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3]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盖自汪精卫倡言反共亲日以来，张君劢、叶青等妖人和之以笔墨，反共派、顽固派和之以磨擦。假统一之名，行独霸之实。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若夫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则坚决提倡真统一，反对假统一；提倡合理的统一，反对不合理的统一；提倡实际上的统一，反对形式上的统一。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以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为基础之统一乃真统一，乃合理统一，乃实际统一。舍此而求统一，无论出何花样，弄何玄虚，均为南辕北辙，实属未敢苟同。至于各地方抗日力量，则宜一体爱护，不宜厚此薄彼；信任之，接济之，扶掖之，奖励之。待人以诚而去其诈，待人以宽而去其隘。诚能如此，则苟非别有用心之徒，未有不团结一致而纳于统一国家之轨道者。统一必以团结为基础，团结必以进步为基础；惟进步乃能团结，惟团结乃能统一，实为不易之定论。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二。
　　三曰厉行宪政。“训政”多年，毫无结果。物极必反，宪政为先。然而言论不自由，党禁未开放，一切犹是反宪政之行为。以此制宪，何殊官样文章。以此行宪，何异一党专制。当此国难深重之秋，若犹不思变计，则日汪肆扰于外，奸徒破坏于内，国脉民命，岌岌可危矣。政府宜即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为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昭大信于国民，启新国之气运，诚未有急于此者。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三。
　　四曰制止磨擦。自去年三月倡导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限共、溶共、反共之声遍于全国，惨案迭起，血花乱飞。犹以为未足，去年十月复有所谓《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其在西北、华北、华中区域，复有所谓《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4]。论者谓已由“政治限共”进入“军事限共”之期，言之有据，何莫不然。盖所谓限共者，反共也。反共者，日汪之诡计，亡华之毒策也。于是群情惊疑，奔走相告，以为又将重演十年前之惨剧。演变所极，湖南则有平江惨案，河南则有确山惨案，河北则有张荫梧进攻八路军，山东则有秦启荣消灭游击队，鄂东有程汝怀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之众，陇东有中央军大举进攻八路驻防军之举，而最近山西境内复演出旧军攻击新军并连带侵犯八路军阵地之惨剧[5]。此等现象，不速制止，势将同归于尽，抗战胜利云乎哉？宜由政府下令处罚一切制造惨案分子，并昭示全国不许再有同类事件发生，以利团结抗战。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四。
　　五曰保护青年。近在西安附近有集中营之设，将西北、中原各省之进步青年七百余人拘系一处，施以精神与肉体之奴役，形同囚犯，惨不忍闻。青年何辜，遭此荼毒？夫青年乃国家之精华，进步青年尤属抗战之至宝。信仰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乃绝非武力所能压制者。过去十年“文化围剿”之罪恶，彰明较着，奈何今日又欲重蹈之乎？政府宜速申令全国，保护青年，取消西安附近之集中营，严禁各地侮辱青年之暴举。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五。
　　六曰援助前线。最前线之抗日有功军队，例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它军队，待遇最为菲薄，衣单食薄，弹药不继，医疗不备。而奸人反肆无忌惮，任意污蔑。无数不负责任毫无常识之谰言，震耳欲聋。有功不赏，有劳不录，而构陷愈急，毒谋愈肆。此皆将士寒心、敌人拊掌之怪现象，断乎不能容许者也。宜由政府一面充分接济前线有功军队，一面严禁奸徒污蔑构陷，以励军心而利作战。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六。
　　七曰取缔特务机关。特务机关之横行，时人比诸唐之周兴、来俊臣[6]，明之魏忠贤、刘瑾[7]。彼辈不注意敌人而以对内为能事，杀人如麻，贪贿无艺，实谣言之大本营，奸邪之制造所。使通国之人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者，无过于此辈穷凶极恶之特务人员。为保存政府威信起见，亟宜实行取缔，加以改组，确定特务机关之任务为专对敌人及汉奸，以回人心而培国本。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七。
　　八曰取缔贪官污吏。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八九个之多者[8]。举凡兵役也，公债也，经济之统制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为贪官污吏借以发财之机会。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人民怨愤已达极点，而无人敢暴露其凶残。为挽救国家崩溃之危机起见，亟宜断行有效办法，彻底取缔一切贪官污吏。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八。
　　九曰实行《总理遗嘱》。《总理遗嘱》有云：“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大哉言乎，我四亿五千万人民实闻之矣。顾诵读遗嘱者多，遵循遗嘱者少。背弃遗嘱者奖，实行遗嘱者罚。事之可怪，宁有逾此？宜由政府下令，有敢违背遗嘱，不务唤起民众而反践踏民众者，处以背叛孙总理之罪。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九。
　　十曰实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所奉行之主义。顾无数以反共为第一任务之人，放弃抗战工作，人民起而抗日，则多方压迫制止，此放弃民族主义也；官吏不给予人民以丝毫民主权利，此放弃民权主义也；视人民之痛苦若无睹，此放弃民生主义也。在此辈人员眼中，三民主义不过口头禅，而有真正实行之者，不笑之曰多事，即治之以严刑。由此怪象丛生，信仰扫地。亟宜再颁明令，严督全国实行。有违令者，从重治罪。有遵令者，优予奖励。则三民主义庶乎有实行之日，而抗日事业乃能立胜利之基。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十。
　　凡此十端，皆救国之大计，抗日之要图。当此敌人谋我愈急，汪逆极端猖獗之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倘蒙采纳施行，抗战幸甚，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幸甚。迫切陈词，愿闻明教。


注释

[1] 见本卷《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注〔1〕。

[2] 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3] 见本卷《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注〔3〕。

[4] 《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见本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5〕。

[5] 以上事件见本卷《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注〔2〕至注〔7〕和注〔9〕。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的反共活动逐渐积极。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又将过去的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政策，改变为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政策。接着，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年三月期间出现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在这里所举的国民党反共军队在陇东和山西境内对人民军队的进攻，就是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国民党发动的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到一九四○年春，蒋介石又指令朱怀冰、石友三、庞炳勋等率领国民党反共军队，大举进攻太行、冀南等根据地的八路军。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面前，坚决地揭露了国民党的种种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取得了政治斗争的重大胜利。同时，共产党又领导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在军事上展开坚决的自卫反击，彻底击败了国民党反共军队的进攻。这样，到一九四○年三月，第一次反共高潮就完全被打退了。

[6] 周兴、来俊臣，公元七世纪末唐武则天时的酷吏。他们实行广泛的秘密侦察，任意用伪造的罪名逮捕他们所不喜欢的人，并且使用各种酷刑，加以残杀。

[7] 刘瑾，公元十六世纪明武宗时的宦官；魏忠贤，公元十七世纪明熹宗时的宦官。他们掌握大权，运用名为“厂卫”的庞大的特务组织，控制人民的言论和行动，并且用各种酷刑迫害和虐杀反对他们的人。

[8] 这里是指当时驻西安的国民党反动军事首领蒋鼎文。

　　【编者按：这篇通电在列入毛选的时候，题目改为《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毛选所载的文章，基本内容没有删改，只把个别句子修改，例如删除了“拥护蒋委员长”，或者“我国民政府”修改为“国民政府”，务求不再露出当时任何承认国民党政府法统的含意。但是有趣的是这个通电的上款及下款所列的一大串名字或者团体、报章的名称，都全部删除。】


　　重庆国民政府林主席，蒋委员长，各院，部，会，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本事委员会各部，国民参政会，反侵略大同盟，中苏文化协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生活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青年记者学会，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央社，国新社，大公报，新华日报，扫荡报，中央日报，三民主义青年团，各省省政府，省参议会，省党部，抗敌后援会，报界协会，各大日报，四川、云南、汉中各大学，西安、柱林两行营，各战区司令长官，各集团军总司令，全国抗战将士，抗战同胞均鉴：
　　二月一日延安讨汪拥蒋大会，义愤激昂，一致决议，讨伐汪精卫卖国投降，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起见，谨陈救国大计十端，愿我国民政府，各党各派，抗战将士，全国同胞采纳而实行之。
　　一曰全国讨汪。查汪逆收集党徒，通敌叛国，订立卖国密约，为虎作伥，固国人皆曰可杀。然此乃公开之汪精卫尚未语于暗藏之汪精卫也。若夫暗藏之汪精卫，则招摇过市，窃据要津，匿影藏形，深入社会，贪官污吏，实为其党徒，磨擦专家，皆属其部下，若无全国讨汪运动，从都市以至乡村，从上级以至下级，动员党、政、军、民、报、学各界，悉起讨汪，则汪党不绝，汪祸长留，外引敌人，内施破坏，其为害有不堪设想者。宜由政府下令，唤起全国人民讨汪，有不奉行者，罪其官吏，务绝汪党，投畀豺虎。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一。
　　二曰加紧团结。今之论者不言团结而言统一，其意盖谓惟有取消共产党，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各地方抗日力量，始谓之统一。不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乃全国主张统一之最力者。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 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建立统一民主共和国而身体力行之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 立于国防之最前线抗御敌军十七个师团，屏障中原西北，保卫华北、江南，坚决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盖自汪精卫倡言反共亲日以来，张君劢叶青等妖人和之以笔墨，反共派、顽固派和之以磨擦，假统一之名，行独霸之实。弃团结之义，造磨擦之端。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若夫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则坚决提倡真统一，反对假统一，提倡合理的统一，反对不合理的统一，提倡实际上的统一，反对形式上的统一。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以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为基础之统一乃真统一，乃合理统一，乃实际统一。舍此而求统一，无论出何花样，弄何玄虚，均属南辕北辙，实属未敢苟同。至于各地方抗日力量，则宜一体爱护，不宜厚此薄彼，信任之，接济之，扶掖之，奖励之，待人以诚而去其诈，待人以宽而去其隘，诚能如此，则苟非别有用心之徒，未有不团结一致而纳于统一国家之轨道者。统一必以团结为基础，团结必以进步为基础。惟进步乃能团结，惟团结乃能统一，实为不易之定论。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二。
　　三曰励行宪政。训政多年，毫无结果，物极必反，宪政为先。然而言论不自由，党禁未开放，一切犹是反宪政之行为。以此制宪，何殊官样文章。以此行宪，何异一党专制。当此国难深重之秋，若犹不思变计，则日、汪肆扰于外，奸徒破坏于内，国脉民命，岌岌可危矣。我政府宜即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为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昭大信于国民，启新国之气运，诚未有急于此者。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三。
　　四曰制止磨擦。自去年二月倡导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限共溶共反共之声遍于全国，惨案迭起，血花乱飞。犹以为未足，去年十月复有所谓“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其在西北、华北、华中区域，复有所谓“对于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论者谓己由政治限共进入军事限共之期，言之有据，何莫不然。盖所谓限共者，反共也。反共者，日、汪之诡计，亡华之毒策也。于是群情惊疑，奔走相告，以为又将重演十年前之惨剧。演变所极，湖南则有平江惨案，河南则有确山惨案，河北则有张荫梧进攻八路军，山东则有秦启荣消灭游击队，鄂东有程汝怀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之众，陇东有中央军大举进攻八路驻防军之举，而最近山西境内复演出旧军攻击新军并联带侵犯八路阵地之惨剧。此等现象，不速制止，势将同归于尽，抗战胜利云乎哉？ 宜由政府下令处罚一切制造惨案份子，并昭示全国不许再有同类事件发生，以利团结抗战。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四。
　　五曰保护青年。近在西安附近设立集中营，将西北、中原各省之进步青年七百余人拘系一处，施以精神与肉体之奴役，形同囚犯，惨不忍闻，青年何辜，遭此荼毒？ 夫青年乃国家之精华，进步青年尤属抗战之至宝。信仰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乃绝非武力所能压制者，过去十年文化围剿之罪恶，彰明较著，奈何今日又欲重蹈之乎？政府宜速申令全国，保护青年，取消西安附近之集中营，严禁各地侮辱青年之暴举。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五。
　　六曰援助前线。最前线之抗日有功军队，例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它军队，待遇最为菲薄，衣单食薄，弹药不继，医疗不备。而奸人反肆无忌惮，任意污蔑，无数不负责任毫无常识之谰言，震耳欲聋。有功不赏，有劳不录，而构陷愈急，毒谋愈肆。此皆将士寒心，敌人拊掌之怪现象，断乎不能容许者也。宜由政府一面充分接济前线有功军队，一面严禁奸徒污蔑构陷，以励军心而利作战。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六。
　　七曰取缔特务机关。特务机关之横行。时人比诸唐之周兴，来俊臣，明之魏忠贤，刘瑾。彼辈不注意敌人而以对内为能事，杀人如麻，贪贿无艺，实谣言之大本营，奸邪之制造所。使通国之人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者，无过于此辈穷凶极恶之特务人员。为保存政府威信起见，极宜实行取缔，加以改组，确定特务机关之任务为专对敌人及汉奸，以回人心，而培国本。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七。
　　八曰取缔贪官污吏。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八、九个之多者。举凡兵役也，公债也，经济之统制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为贪官污吏借以发财之机会。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人民怨愤已达极点，而无人敢暴露其凶残。为挽救国家崩溃之危机起见，极宜断行有效办法，彻底取缔一切贪官污吏。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八。
　　九曰实行总理遗嘱。总理遗嘱有云：“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大哉言乎，我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实闻之矣。顾诵读遗嘱者多，遵循遗嘱者少，背弃遗嘱者奖，实行遗嘱者罚，事之可怪，宁有逾此？宜由政府下令，有敢违背遗嘱，不务唤起民众而反践踏民众者，处以背叛孙总理之罪。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九。
　　十曰实行三民主义。政府与蒋委员长已三令五申，责成全国实行三民主义，
　　甚盛事也，顾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无数以反共为第一任务之人，放弃抗战工作，人民起而抗日，则多方压迫制止，此放弃民族主义者也。官吏不给予人民以丝毫民主权利。此故弃民权主义者也。视人民之痛苦若无睹，此放弃民生主义者也。在此辈人员眼中，三民主义不过口头禅，而有真正实行之者，不笑之日多事，即治之以严刑，由此怪象丛生，信仰扫地。亟宜再颁明令，严督全国实行，有违令者。从重治罪，有遵令者，优于奖励，则三民主义庶乎有实行之日，而抗日事业即建立胜利之基。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十。
　　凡此十端，皆救国之大计，抗日之要图。当此敌人谋我愈急，汪逆极端猖獗之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倘蒙采纳施行，抗战幸甚，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幸甚。追切陈词，愿闻明教。
　　延安民众讨汪拥蒋大会主席团毛泽东，王明，张闻天，林伯渠，吴玉章，王稼穑，康生，陈云，邓发，李富春，高岗，萧劲光，张浩，张邦英，许光达，孟庆树，谭政，唐洪晨，高朗亭，冯文彬，管瑞才暨全体民众三万人同叩东。

一九四○．二．一

　　《中国工人》[1]的出版是必要的。中国工人阶级，二十年来，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成了全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联合农民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斗争，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这个功劳是非常之大的。但是中国革命尚未成功，还须付出很大的气力，团结自己，团结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这是极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这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责任，这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责任。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但是必须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阶段，才能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所以，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
　　《中国工人》将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报道工人阶级抗日斗争的实际，总结其经验，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努力。
　　《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
　　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
　　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
　　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欢喜什么，不欢喜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
　　以上，是我的希望，就当作发刊词。


注释

[1] 《中国工人》月刊，由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一九四○年二月在延安创刊，一九四一年三月终刊。

*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改版一周年纪念写的文章。


　　抗战、团结、进步，这是共产党在去年“七七”纪念时提出的三大方针。这是三位一体的方针，三者不可缺一。如果单单强调抗战而不强调团结和进步，那末，所谓“抗战”是靠不住的，是不能持久的。缺乏团结和进步纲领的抗战，终久会有一天要改为投降，或者归于失败。我们共产党认为一定要三者合一。为了抗战就要反对投降，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1]，反对汪精卫的伪政府，反对一切暗藏在抗日阵线中的汉奸和投降派。为了团结，就要反对分裂运动，反对内部磨擦，反对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进步势力，反对破坏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反对破坏八路军的后方陕甘宁边区，反对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反对雪片一样的“限制异党活动”的文件。为了进步，就要反对倒退，反对把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2]束之高阁，反对不实行《总理遗嘱》上“唤起民众”的指示，反对把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反对把抗战初期仅有的一点言论出版自由取消干净，反对把宪政运动变为少数人包办的官僚事业，反对在山西进攻新军、摧残牺盟和残杀进步人员[3]，反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咸榆公路、陇海铁路一带拦路劫人[4]，反对讨九个小老婆和发一万万元国难财的无耻勾当，反对贪官污吏的横行和土豪劣绅的猖獗。不这样做，没有团结和进步，所谓抗战只是空唤，抗日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新中华报》[5]第二年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就是强调团结和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


注释

[1]见本卷《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注〔1〕。

[2]见本卷《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注〔3〕。

[3]在山西进攻新军的事件，见本卷《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注〔4〕。“牺盟”即“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一九三六年九月成立。它是中国共产党倡议创建、并始终受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在山西的抗日斗争中曾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后并在晋东南等地的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下，公开摧残牺盟会，许多共产党员、牺盟会的干部和群众中的进步分子，遭到残酷的杀害。

[4]从一九三九年起，国民党用三民主义青年团“招待所”的名义，派遣特务，配合军队，在咸阳榆林公路和陇海铁路上设立许多封锁站口，截留出入陕甘宁边区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把他们送往集中营监禁残杀，或者强迫他们充当特务。

[5]见本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注〔2〕。

　　【编者按：毛泽东这篇著作并没有收入官方的四卷本毛选，也没有收入近年出版的八卷本毛泽东文集。】



　　目前国内时局的特点是在敌我战略相持阶段中，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抗战方向两方面展开日益明显日益严重的斗争。由于国内抗日进步势力克服投降倒退的力量还不足，就使得投降与倒退的危险依然严重地存在着，依然是目前时局中的主要危险。但由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阻力，国民党中大多数人的阻力，全国人民的阻力，日本灭华的坚决方针，英美法与日本之间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欧战削弱了英法在远东的地位，因而很难迅速召集远东慕尼黑会议，苏联的强大及其积极援华的方针等国内国际的条件，就使得投降与举行全国的反共战争甚为困难。由于这两方面的情况，就使目前抗日进步势力和投降倒退势力形成了一个严重斗争的局面。双方斗争的结果，或者是时局的好转，或者是时局的逆转。但好转的可能性并未丧失，如有正确方针，加上全国的努力，是能够改变目前局面，争取时局好转的。我们的基本任务，就在于强固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如果以为时局好转的可能性已经丧失，只是一个逆转的前途，因而不去力争好转，只是消极地准备对付全国性的突然事变，这种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

　　二 最近日汪协定的披露，伪中央政府的准备成立，与蒋介石反汪宣言的发表，给了国内投降派反共派与顽固派一个新的打击，又给了抗战派联共派与进步派一个新的推动，这是对于争取时局好转有利益的。但是目前投降倒退势力不但还没有受到根本的打击，且有更加猖獗的可能，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还会继续发生。这是由于以汪精卫为首领的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国内投降倒退势力相呼应，而抗日进步势力一时还不可能迅速团结起来去克服投降倒退势力的原故。蒋介石宣言强调了抗战，但没有强调团结与进步，而没有全国的团结与进步，则坚持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克服逆转可能，争取时局好转，还是一个艰苦斗争的过程。而随时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事变），仍应提起高度的警觉性。

　　三　为了力争时局好转，克服逆转危险，必须强调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缺。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坚决执行下列的十大任务：第一便要普遍扩大反汪反汉奸的宣传，坚决揭穿一切投降分裂的阴谋，从思想上政治上打击投降派与反共派，坚决明确与具体地证明反共是投降派准备投降的反革命步骤。第二便要猛力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组织进步势力，同国民党的大多数亲密地合作，用以对抗投降派与反共派。第三便要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力争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抗日胜利只是幻想。第四便要抵抗一切投降反共势力的进攻，对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均须在自卫原则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反抗之，否则任其猖獗，统一战线就会破裂，抗日战争就要失败。第五便要大大发展抗日的民衆运动，团结一切抗日的知识分子，并使知识分子与抗日民衆运动抗日游击战争相结合，否则就没有力量打击投降派、反共派与顽固派，第六便要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给民衆以经济上的援助，才能发动民衆的抗日积极性，否则是不可能的。第七便要巩固与扩大各个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上建设完全民选的没有任何投降反共分子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政权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而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对一切破坏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必须加以坚决的打击、对一切暗藏在抗日武装、抗日政权、抗日团体中的汉奸反共分子，必须加以肃清。第八便要巩固与扩大进步的军队，没有这种军队，中国就会亡国。第九便要广泛发展抗日的文化运动，提高抗日人民抗日军队与抗日干部的文化水平与理论水平。没有抗日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以与总的抗日斗争相配合，抗日也是不能胜利的。第十便要巩固共产党的组织，在无党和党弱的地方要发展党的组织。没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就不能解决抗日救国的任何重要问题。如果能坚决的并具体正确的执行上述十大任务，就一定能够强固抗日进步力量，克服投降倒退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时局逆转，击破大资产阶级分子破坏抗战与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

　　四 目前宣传鼓动的口号是：

　　一，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
　　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拥护蒋委员长，打倒汉奸汪精卫；
　　三，拥护国民政府，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
　　四，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策；五，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统一战线的阴谋，打倒一切反共的汉奸；
　　六，加紧全国团结，消灭内部磨擦；
　　七，革新内政，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抗日民主政权；
　　八，开放党禁，允许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权；
　　九，人民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权；
　　十，发展民衆运动，实行减租、减息、减税，改良工人生活；
　　十一，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汉奸、反共派、顽固派的阴谋破坏；
　　十二，拥护抗日有功的军队，充分接济前线；
　　十三，发展抗日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缔汉奸言论；
　　十四，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解放九八•九九期合刊 一九四零•二•二零
　　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第四集 中国人民大学 一九五七
　　中囯共产党史参考资料第四集
　　新中华报 一九四零•二•一四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这时，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同志为蒋介石的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所迷惑，以为国民党或者真会实行宪政。毛泽东在这个演说里揭露了蒋介石这种欺骗，将促进宪政变为启发人民觉悟，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个武器。


　　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这里开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个会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发扬民意，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
　　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做了，问题只在于坚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做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一面少了两件，另一面却多了两件。多了两件什么东西呢？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主义。要坚决地彻底地破坏这些东西，而决不能丝毫留情。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那末，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刚才吴老[1]同志的话，我是赞成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那种旧式的民主，在外国行过，现在已经没落，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口里说要这种宪政，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借此欺骗人民。他们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他们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东西，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包办政治，是断乎不许可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怎么样呢？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将来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是这种民主，在现在的中国，还行不通，因此我们也只得暂时不要它。到了将来，有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从前有人说过一句话，说是“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讲得最好的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那个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同志们，我们研究宪政，各种书都要看，但尤其要看的，是这篇宣言，这篇宣言中的上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
　　我们今天开的这个会，叫做宪政促进会。为什么要“促进”呢？如果大家都在进，就用不着促了。我们辛辛苦苦地来开会，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们不进，躺着不动，不肯进步。他们不但不进，而且要向后倒退。你叫他进，他就死也不肯进，这些人叫做顽固分子。顽固到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要开大会，“促”他一番。这个“促”字是哪里来的呢？是谁发明的呢？这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一个伟大人物发明的，就是那位讲“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的老先生发明的，是孙中山先生发明的。你们看，在他的那个遗嘱上面，不是写着“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吗？同志们，这个“嘱”不是普通的“嘱”，而是“至嘱”。“至嘱”者，非常之嘱也，岂容随随便便，置之不顾！说的是“最短期间”，一不是最长，二不是较长，三也不是普通的短，而是“最短”。要使国民会议在最短期间实现，就要“促”。孙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张的国民会议至今没有开。天天闹训政，把时间糊里糊涂地闹掉了，把一个最短期间，变成了最长期间，还口口声声假托孙先生。孙先生在天之灵，真不知怎样责备这些不肖子孙呢！现在的事情很明白，不促是一定不会进的，很多的人在倒退，很多的人还不觉悟，所以要“促”。
　　因为不进，就要促。因为进得慢，就要促。于是乎我们就大开促进会。青年宪政促进会呀，妇女宪政促进会呀，工人宪政促进会呀，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的宪政促进会呀，蓬蓬勃勃，办得很好。今天我们再开一个总促进会，群起而促之，为的是要使宪政快些实行，为的是要快些实行孙先生的遗教。
　　有人说，他们在各地，你们在延安，你们要促，他们不听，有什么作用呢？有作用的。因为事情在发展，他们不得不听。我们多开会，多写文章，多做演说，多打电报，人家不听也不行。我以为我们延安的许多促进会，有两个意义。一是研究，二是推动。为什么要研究呢？他们不进，你就促他，他若问你：为什么促我呀？这样，我们就得答复问题。为了答复问题，就得好好研究一下宪政的道理。刚才吴老同志讲了许多，这些就是道理。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各界人民，都要研究当前的宪政问题。
　　我们有了研究，就好推动人家。推动就是“促进”，向各方面都推他一下，各方面就会逐渐地动起来。然后汇合很多小流，成一条大河，把一切腐朽黑暗的东西都冲洗干净，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出来了。这种推动作用，将是很大的。延安的举动，不能不影响全国。
　　同志们，你们以为会一开，电报一打，顽固分子就不得了了吗？他们就向前进步了吗？他们就服从我们的命令了吗？不，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听话的。有很多的顽固分子，他们是顽固专门学校毕业的。他们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还是顽固。什么叫顽固？固者硬也，顽者，今天、明天、后天都不进步之谓也。这样的人，就叫做顽固分子。要使这样的顽固分子听我们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现在有些历来反对宪政的人[2]，也在口谈宪政了。他们为什么谈宪政呢？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下。而且他们还提高嗓子在叫：“我们是一贯主张宪政的呀！”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多年以前，我们就听到过宪政的名词，但是至今不见宪政的影子。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这个叫做宪政的两面派。这种两面派，就是所谓“一贯主张”的真面目。现在的顽固分子，就是这种两面派。他们的宪政，是骗人的东西。你们可以看得见，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来一个宪法，再来一个大总统。但是民主自由呢？那就不知何年何月才给你。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3]？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的，但被袁世凯取消了。第二个是袁世凯，第三个是黎元洪[4]，第四个是冯国璋[5]，第五个是徐世昌[6]，可谓多矣，但是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这样的情形，在中美洲、南美洲，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同志们，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因此，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报一拍，文章一写，宪政就有了。你们也决不可相信，国民参政会[7]做了决议案，国民政府发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国民大会[8]，颁布了宪法，甚至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不要把你们的脑筋闹昏了。这种情形，还要对老百姓讲清楚，不要把他们弄糊涂了。事情决不是这么容易的。
　　这样讲来，岂不是“呜呼哀哉”了吗？事情是这样的困难，宪政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也不然。宪政仍然是有希望的，而且大有希望，中国一定要变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为什么？宪政的困难，就是因为顽固分子作怪；但是顽固分子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的，所以我们还是大有希望。天下的顽固分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到了后来，他们就要变了。比方汪精卫[9]，他顽固了许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顽固，只好跑到日本怀里去了。比方张国焘[10]，他也顽固了许多时候，我们就开了几次斗争会，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斗，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总之顽固派是要起变化的。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曾说张伯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已经应验了。张伯伦过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苏联人民的脚，但是，从去年九月德国和英法的战争爆发的一天起，张伯伦手上的石头却打到张伯伦自己的脚上了。一直到现在，这块石头，还是继续在打张伯伦哩。中国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11]。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等，他们都想镇压人民，但是结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结果都不妙。
　　现在的反共顽固派，如果他们不进步，我看也不能逃此公例。他们想借统一的美名，取消进步的陕甘宁边区，取消进步的八路军新四军，取消进步的共产党，取消进步的人民团体。这一大套计划，都是有的。但是我看将来的结果，决不是顽固取消进步，倒是进步要取消顽固。顽固分子要不被取消，除非他们自己进步才行。所以我们常劝那些顽固分子，不要进攻八路军，不要反共反边区。如果他们一定要的话，那他们就应该做好一个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的第一条上写道：“为了决心消灭我们顽固分子自己和使共产党获得广大发展的机会起见，我们有反共反边区的任务。”顽固分子的“剿共”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如果他们现在又想“剿共”，那也有他们的自由。因为他们吃了自己的饭，又睡足了觉，他们要“剿”，那也只好随他们的便。不过，他们就得准备实行这样的决议，这是不可移易的。过去的十年“剿共”，都是照此决议行事的。今后如再要“剿”，又得重复这个决议。因此，我劝他们还是不“剿”为妙。因为全国人民所要的是抗日，是团结，是进步，不是“剿共”。因此，凡“剿共”的，就一定失败。
　　总之，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现在的宪政，也是这样。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很好，会后还要写文章，发通电，并且要在五台山、太行山、华北、华中、全国各地，到处去开这样的会。这样地做下去，做他几年，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果不是这样做，照顽固派的做法，那就会亡国。为了避免亡国，就一定要这样做。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还要懂得，顽固派到底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不是顽固派，他们是可以进步的。以多数对少数，再加上努力，这种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说，事情虽然困难，却是大有希望。


注释

[1] 吴老，指吴玉章（一八七八——一九六六），四川荣县人。当时任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长。

[2] 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

[3] 一九二三年十月，北洋军阀曹锟用五千银元一票的价格贿买国会议员而被选为“大总统”，接着又颁布了由这些议员所制订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当时被人们叫做“曹锟宪法”或者“贿选宪法”。

[4] 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湖北黄陂人。原来担任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后来的旅长）。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时，被迫站在革命方面，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副总统和总统。

[5] 冯国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直隶（今河北省）河间人。他是袁世凯的部下，袁世凯死后，成为北洋军阀直系的首领。一九一七年黎元洪下台以后，他当了北洋军阀政府的代理总统。

[6] 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原籍天津，生于河南省汲县，清朝末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官僚。一九一八年由段祺瑞的御用国会选为总统。

[7] 国民参政会是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一个仅属咨询性质的机关，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措施没有任何约束权力。参政员都是由国民党政府指定的，虽也包含了各抗日党派的一些代表，但是国民党员占大多数，而且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也不让它们的代表以党派代表的身分参加国民参政会。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曾经几次拒绝出席参政会，表示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措施的抗议。

[8] 一九三九年九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和其它党派民主人士的提议，通过了要求国民党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决议。同年十一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宣布于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国民党曾经借此大作欺骗宣传。后来，这些决议都没有实行。

[9]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10]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4〕。

[11] 袁世凯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称自己为皇帝，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被迫取消皇帝称号，同年六月六日死于北京。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1〕。

录入者注：本文初刊载于《解放》刊物第101期第7-10页，后收入到《毛选》之中，删除、修正了大量讲话中所用的俗词俗句（鲜花插牛粪、狗屎堆）与错误的数据。


　　同志们！

　　今天延安各界开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各界代表济济一堂，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这个会是为了什么的呢？就是为了发扬民意，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

民主的抗日

　　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办了，问题只在于坚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作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办。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一面少了两件，另一面却多了两件。多了两件什么东西呢？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势力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就是独立和民主，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的压迫，要破坏封建势力的压迫。要坚决的澈底的破坏这些东西，而决不能有丝毫留情之处。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那末，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这些坏东西，这些狗屎堆，不去破坏，你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不然，把一朵好花插在牛屎上，那是不像样子的。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一定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刚才吴老同志的话，我都是赞成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时了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不是最新的，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那种旧式的民主，在外国行过，现在却已经没落，不适合时代要求了，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中国的顽固派，他们还要这种东西，但他们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东西，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大多数人民作主，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包办政治，是断乎不许可的。最新式的社会主义民主怎么样呢？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各先进国都要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但是这种民主，在现在的中国，还行不通，因此我们也只得暂时不要他。到了将来，有了一定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非新式的民主，而是合乎世界潮流，合乎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就要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黎元洪曾经讲过一句话，他道：“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解释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讲得最好的是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那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同志们，我们研究宪政，各种书都要看，但尤其要看的，是这篇宣言，是这篇宣言中的上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的具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也就是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宪政。

有促进之必要

　　我们今天开的这个会，叫做宪政促进会。为什么要“促进”呢？如果大家都在进，就用不着促了。我们辛辛苦苦来开会，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们不进，躺着不动，不肯进步。他们不但不进，而且要拖尾巴，做封神榜上的申公豹，向后倒退。你叫他进，他就死也不肯进，这些人叫作顽固份子。顽固到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要开大会，“促”他一番。这个“促”字是那里来的呢？是谁发明的呢？我昨天在青年宪政促进会上就讲过，这不是我发明的，而是一个伟大人物发明的，就是那位讲“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的老先生发明的，是孙中山先生发明的。

　　你们看，在他那个遗嘱上不是写着：“最近主张开国民大会，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吗？同志们，这个“嘱”不是普通的“嘱”，而是“至嘱”。“至嘱”者，非常之嘱也，岂容随随便便，置之不顾？说的是“最短期间”，一不是最长，二不是较长，三也不是普通的短，而是“最短”。要使国民会议在最短期间实现，就要“促”。孙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张的国民大会至今没有开，天天闹训政，把时间糊里糊涂地闹掉了，把一个最短期间，变成了最长期间，还口口声声假托孙先生，孙先生在天之灵，真不知怎样责备这些不肖子孙呢？现在的事情很明白，不促是一定不会进的，很多的申公豹在倒退，很多的人民还不觉悟，所以要“促”。

　　因为不进，就要促。因为进得慢，就要促。于是乎我们就大开促进会。青年宪政促进会呀，妇女宪政促进会呀，工人宪政促进会呀，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的宪政促进会呀，蓬蓬勃勃，办得很好。今天我们再开一个总促进会，群起而促之，为的是要使宪政快些实行，为的是要快些实行孙先生的遗教。

　　有人说，他们在各地，你在延安，你要促，他们不听，有什么作用呢？有作用的。因为事情在发展，他们不得不听。我们多开会，多写文章，多做演说，多打电报，人家不听也不行。我以为我们延安的许多促进会，有两个意义。一是研究，二是推动。为什么要研究呢？他们不进，你就促他，他若问你：为什么促我呀？这样，我们就得答覆问题。为了答覆问题，就得好好研究一下宪政的道理。刚才吴老同志讲了许多，这些就是道理。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各界人民，都要研究当前的宪政问题。

　　我们有了研究，就好推动人家。推动就是“促进”，向各方面都推他一下，各方面就会逐渐的动起来，然后汇合很多小流，成一条大河，把一切腐朽黑暗的东西都冲洗干净，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出来了。这种推动作用，会是很大的。延安的举动，不能不影响全国。

事情不容易

　　同志们，你们以为会一开，电报一打，顽固份子就不得了了吗？他就向前进步了吗？他就服从你的命令了吗？不，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听你的。有很多的顽固份子，他们是顽固专门学校毕业的，他们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还是顽固。什么叫顽固？固者硬也，顽者，今天、明天、后天都不进步之谓也。这样的人，就叫作顽固份子。要使这样的顽固份子，来听你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也不论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之后，在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份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会有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现在有些历来反对宪政的人，也在口谈宪政了。他们为什么谈宪政呢？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也来应付一下。而且他们还提高嗓子在叫：“我很久以来就是一贯主张宪政的呀”，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在多年以前，我们就听到过宪政的名词，但是至今不见宪政的影子。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这个叫做宪政的两面派。这种两面派，就是所谓“一贯主张”的真面目。现在的顽固份子，就是这种两面派。他们的宪政，是骗人的东西。你们可以看得见，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来一个宪法，再来一个大总统。但是民主自由呢？那就不知何年何月才给你。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的，但被袁世凯取消了。第二个是袁世凯，第三个是黎元洪，第四个是冯国璋，第五个是徐世昌，可谓多矣，但是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何分别呢？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像现在的英法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杀人政治。这样的情形，在南美洲，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国家，都是挂起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同志们，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从艰苦斗争中才能取得的。因此，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报一拍、文章一写，宪政就有了。你们也决不可相信，国民参政会做了决议案，国民政府发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国民大会，颁布了宪法，甚至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不要把你们的脑筋闹昏了。这种情形，还要对老百姓讲清楚，不要把他们弄糊涂了，事情决不是这么容易的。

大有希望

　　这样讲来，岂不是呜呼哀哉了吗？事情是这样的困难，宪政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也不然。宪政仍然是有希望的，而且是大有希望，中国一定要变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为什么？宪政的困难，就是因为顽固份子作怪。但是顽固份子是不能永远顽固下去的，所以我们还是大有希望。天下的顽固份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不能永远顽固下去，到了后来，他们就要变了。比方汪精卫，他顽固了许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顽固，只好跑到日本怀里去了。比方张国焘，他也顽固了许多时候，我们就开了几次斗争会，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顽固份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斗，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总之顽固派是要起变化的。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曾说张伯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已经应验了。张伯伦过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斯大林的脚，但是，从去年八月二十三日苏德订立协定的一天起，张伯伦手上的石头却打到张伯伦自己的脚上了；一直到现在，这块石头，还继续在打张伯伦哩。中国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三天的皇帝就死了。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等，他们都想镇压人民，但是结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结果都不妙。

　　现在的反共派顽固派，如果他不进步，我看也不能逃此公例。他们想借统一的美名，要取消进步的陕甘宁边区，要取消进步的八路军新四军，要取消进步的共产党，要取消进步的人民团体。这一大套计划，都是有的。但是我看将来结果，决不是顽固取消进步，倒是进步要取消顽固。顽固份子要不被取消，除非他自己进步才行。所以我们常劝那些顽固份子，不要进攻八路军，不要反共反边区。如果他一定要的话，那他就应该做好一个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的第一条上写道：“为了决心消灭我顽固份子自己起见，我有反共反边区之任务。”顽固份子的“剿共”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如果你现在又想“剿共”，那也有你的自由。因为你吃了你自己的饭，你又睡足了觉，你要剿，那也随你的便。不过，也要请你做好一个决议案，这决议案就是：“为了共产党太小了，有大大发展之必要，八路军枪枝太少了，有大大增加之必要，因此我顽固派就有剿共之任务。”这是不可移易的决议，过去的十年剿共，都是照此决议案行事的，今后如再要剿，又得重复这个决议案，因此，我劝他们还是不剿为妙。因为全国所要的是抗日、是团结、是进步，不是“剿共”。因此凡剿共的，就一定失败。

　　总之，凡属倒退现象，结果都同主持者的原来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现在的宪政，也是这样，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很好，会后还要写文章，拍电报，送到各地去。并且要在五台山、太行山、华北、华中、全国各地，到处去开这样的会。这样的做下去，做他几年，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果不是这样做，照顽固派的做法，那就要亡国灭种。为了避免亡国灭种，就一定要这样做。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还要懂得，顽固派到底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不是顽固派，他们都是可以进步的。以多数对少数，再加上努力，这种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说事情虽困难，却是大有希望的。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一）目前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这种政权，并已经可能在各主要的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我们和反共顽固派为政权问题在华北、华中和西北的斗争，带着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为全国观感之所系，因此，必须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
　　（二）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过左和过右，均将给予全国人民以极坏的影响。
　　（三）目前正在开始的召集河北参议会和选举河北行政委员会，是一件具有严重意义的事。同样，在晋西北，在山东，在淮河以北，在绥德、富县、陇东等地建立新的政权，也具有严重的意义。必须依照上述原则进行，力避过右和过左的倾向。目前更严重的是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左”的倾向。
　　（四）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五）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六）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
　　（七）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
　　（八）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问他们是否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
　　（九）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为着执行这个政策，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
　　（十）上述人员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的实际情况施行，不是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最下层政权的成分可以酌量变通，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权机关。政权建立已久的晋察冀边区、冀中区、太行山区和冀南区，应照此原则重新审查自己的方针。在建立新的政权时，一概照此原则。
　　（十一）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
　　（十二）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
　　（十三）对参加我们政权的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和言论行动，不能要求他们和共产党员一样，否则将使他们感到不满和不安。
　　（十四）责成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区党委、各军队首长，对党内作明确的说明，使此指示充分地实现于政权工作中。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一）目前的政治形势是：（1）日本帝国主义受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严重打击，已经无力再作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因而敌我形势已处在战略相持阶段中；但敌人仍然坚持其灭亡中国的基本政策，并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加紧敌后“扫荡”、加紧经济侵略等方法，实行这种政策。（2）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因欧战削弱，美国则继续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故东方慕尼黑会议暂时无召集的可能。（3）苏联的对外政策取得了新的胜利，对中国抗战依然取积极援助政策。（4）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早已彻底投降日本，准备傀儡登场。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则尚能继续抗日，但其妥协倾向依然严重存在。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还要团结国民党以外的各派势力对付日本，一面却极力摧残各派势力，尤其尽力摧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顽固派。（5）中间力量，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主要统治力量之间有矛盾，同时和工农阶级有矛盾，所以往往站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中间立场。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中间派。（6）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他们在全国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中间势力中亦有相当影响。在抗日战场上，共产党所抗击的日寇兵力，同国民党比较起来，几乎占到了同等的地位。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进步派。
　　以上就是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在这种形势下，争取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中央二月一日的决定[1]是完全正确的。
　　（二）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
　　（三）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但是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不但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作残酷的斗争，而且须同顽固派作残酷的斗争。因为对于发展进步势力，顽固派是反对的，中间派是怀疑的。如不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收到确实的成效，就不能抵抗顽固派的压迫，也不能消释中间派的怀疑，进步势力就无从发展。
　　（四）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同工人有阶级矛盾，不赞成工人阶级的独立性；但他们在沦陷区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国民党统治下则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限制，因此他们还要抗日，并要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在抗日问题上，他们赞成团结抗战；在争取政治权力问题上，他们赞成宪政运动，并企图利用进步派和顽固派之间的矛盾以达其目的。这一阶层，我们是必须争取的。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即一部分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他们的政治态度同中等资产阶级大略相同。他们虽然同农民有阶级矛盾，但他们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亦有矛盾。他们不赞成顽固派，他们也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这一部分人，我们也决不可忽视，必须采取争取政策。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他们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他们同现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并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但又因为他们同国民党中央势力有矛盾，所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的。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但这种争取政策，不但同争取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区别，而且对于各部分中间势力也有区别。对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当作基本同盟者去争取的；对于中间势力，则是当作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去争取的。中间势力中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可以同我们共同抗日，也可以同我们一道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但他们害怕土地革命。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其中有些人还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参加，有些则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有些则可以表示勉强的中立。地方实力派，则除共同抗日外，只能在对顽固派斗争时采取暂时的中立立场；他们是不愿同我们一道建立民主政权的，因为他们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当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
　　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顽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军；因为顽固派也正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五）顽固势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这些阶级，现在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以后还要逐渐分化。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区别的。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因为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忽视这种争取政策，忽视同他们合作的政策，认为他们已经是事实上的投降派，已经就要举行反共战争了，这种意见是错误的。但又因为他们在全国普遍地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不实行革命三民主义这个共同纲领，还坚决反对我们实行这个纲领，坚决反对我们超越他们所许可的范围，即只让我们同他们一样实行消极抗战，并且企图同化我们，否则就加以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压迫，所以我们又必须采取反抗他们这种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如果我们能够在思想上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对于他们的反革命理论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在政治上采取适合时宜的策略步骤，对于他们的反共反进步政策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军事步骤，对于他们的军事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那末，就有可能限制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就有可能逼迫他们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就有可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而使他们陷于孤立。同时，也就有可能争取还愿抗日的顽固派，延长其留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时间，就有可能避免如同过去那样的大内战。所以，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如果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敌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也就会发生了。所以，同顽固派斗争，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这一真理，已被一切经验证明了。
　　但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六）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因为国民党中央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2]等等反革命磨擦法令，并实行动员他们一切力量进行普遍全国的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反革命磨擦，有些人就以为整个国民党都是顽固派，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现在的国民党中，顽固派还站在支配其党的政策的地位，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它的大多数党员（很多是挂名党员）并不一定是顽固派。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才能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
　　（七）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则还没有这种政权。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的，也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有一些区别。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应该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它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这种人数的大体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实行，不能敷衍塞责。这是大体的规定，应依具体情况适当地施行，不能机械地求凑数目字。这种规定，在最下级政权中可能须作某种变动，以防豪绅地主把持政权，但基本精神是不能违背的。在抗日统一战线政权中，对于共产党员以外的人员，应该不问他们有无党派关系及属于何种党派。在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统治的区域，只要是不反对共产党并和共产党合作的党派，不问他们是国民党，还是别的党，应该允许他们有合法存在的权利。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该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党派、男女、信仰和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该由人民选举，然后陈请国民政府加委。其组织形式，应该是民主集中制。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该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真正的汉奸和反动派，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为基本出发点。这种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将给全国以很大的影响，给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政权树立一个模型，因此应为全党同志所深刻了解并坚决执行。
　　（八）在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顽固派又正在极力争取知识分子，因此，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是一个必要的重大的政策。
　　（九）在宣传问题上，应该掌握下列的纲领：（1）实行《总理遗嘱》，唤起民众，一致抗日。（2）实行民族主义，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3）实行民权主义，人民有抗日救国的绝对自由，民选各级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民主政权。（4）实行民生主义，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发展农工商业，改良人民生活。（5）实行蒋介石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宣言。这些都是国民党自己宣布的纲领，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纲领。但是除了抗日一点外，现在的国民党都不能实行，只有共产党和进步派才能实行。这些是已经普及于人民中的最简单的纲领，但是许多共产党员还不知利用它们作为动员民众孤立顽固派的武器。今后应该随时把握这五条纲领，用布告、宣言、传单、论文、演说、谈话等等形式发布之。这在国民党区域还是宣传纲领，但在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地则是行动的纲领。根据这些纲领去做，我们是合法的，顽固派反对我们实行这些纲领，他们就是非法的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国民党的这些纲领，同我们的纲领是基本上相同的；但国民党的思想体系，则和共产党的思想体系绝不相同。我们所应该实行的，仅仅是这些民主革命的共同纲领，而绝不是国民党的思想体系。


注释

[1] 指一九四○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这个决定针对当时国民党投降与倒退的倾向，提出了发展抗日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时局逆转所必须执行的十项任务。

[2] 见本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5〕。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这个指示的时期，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的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没有坚决实行中央的方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个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央这个指示到达后，中共中央东南局委员、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立即执行了；项英却仍然不愿执行。他对于国民党的可能的反动进攻，仍然不作准备，以致在一九四一年一月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使在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遭受覆灭性的损失，项英亦被反动分子所杀。



　　（一）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1]，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2]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二）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因此，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也就是目前每一具体斗争的防御性、局部性和暂时性。对于反共顽固派的一切反动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例如，他们要四、五支队[3]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4]南下，我们则以请准征调一部北上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四军的募兵区域；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打破之。实行这样的针锋相对的政策，我们是有理由的。凡一切有理之事，不但我党中央应该提出，我军的任何部分均应该提出。例如，张云逸对李品仙，李先念对李宗仁[5]，均是下级向上级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只有向顽固派采取这种强硬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我党我军内部，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巩固军队和巩固党。在对中间派的关系上，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支持同情的中间派，否则都是不可能的。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6]。
　　（三）在估计目前时局的时候，应懂得，一方面，投降危险是大大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则仍未丧失克服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目前的军事冲突是局部性的，还不是全国性的。是彼方[7]的战略侦察行动，还不是立即大举“剿共”的行动；是彼方准备投降的步骤，还不是马上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地猛力地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三项唯一正确的方针，用以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如果对时局的估计和任务的提出发生过左过右的意见，而不加以说明和克服，那也是绝大的危险。
　　（四）四、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8]，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即是说，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五）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在全国的方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在敌后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决定，你们应该坚决执行。
　　（六）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9]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10]、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秘密。东南局[11]和各省委、各特委、各县委、各区委的工作人员（从书记至伙夫），应该一个一个地加以严格的和周密的审查，决不容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关之内。应十分注意保护干部，凡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了的干部，应转移地区荫蔽起来，或调至军队中工作。在日本占领地区（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如上海、南京、芜湖、无锡等地）的方针，和在国民党区域者基本相同。
　　（七）以上策略指示，经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请东南局和军分会诸同志讨论，传达于全党全军的全体干部，并坚决执行之。
　　（八）此指示，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并于接电后一个月内讨论和传达完毕。对于全党全军的工作布置，则由项英同志按照中央方针统筹办理，以其结果报告中央。


注释

[1] 华南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时广东省几支抗日游击队的总称。后来发展为：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粤中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

[2] 顾祝同，当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辖区包括浙江、福建、苏南、皖南、赣东。冷欣，当时任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辖区包括苏北、皖北以及鲁南的小块地方。

[3] 四、五支队，即新四军第四、第五两个支队，是张云逸任指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主力。当时他们正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西、淮南铁路以东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4] 叶、张两部，这里指叶飞率领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和张道庸（即陶勇）率领的苏皖支队。当时他们在江苏中部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5] 一九四○年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均属桂系），派军队向在安徽、湖北抗日的新四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当时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都曾经强硬地抗议他们破坏抗日的行为，并且在军事上进行了坚决的自卫斗争。

[6] 指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7] 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

[8] 一九四○年三月，中共中央为增援新四军在淮北、皖东和苏北的抗日斗争，打退国民党军队向新四军的进攻，命令八路军调遣部队南下。同年夏，南下部队二万余人到达豫皖苏边区，与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和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等会合，先后编为八路军第四、第五纵队，开辟了苏北淮海抗日根据地。

[9] “中央军”主要指蒋介石集团的部队。“杂牌军”主要指国民党地方军阀的部队。“杂牌军”受蒋介石集团的歧视，他们的待遇与蒋介石集团的部队不同。

[10] “国民党内的中间派”和“中央军中的中间派”，指抗日战争时期，在一定时间内对反共不很积极，或者当反共顽固派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攻的时候采取中立态度的国民党内的某些派别和某些个人，中央军中的某些军官或个别部队。

[11] 东南局是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中国东南地区工作的代表机关。这个地区包括浙江、福建两省的全部和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一部分地方。

*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写的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的文章。


　　抗日战争的三周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周年。我们共产党人今天来纪念抗战，更感到自己的责任。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我党中央已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的中心是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这个宣言希望得到友党友军和全国人民的赞同，而一切共产党员尤其必须认真地执行这个宣言中所示的方针。
　　一切共产党员须知：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因此，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我们所反对的，只是敌人和坚决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对其它一切人，都要认真地团结他们。而所谓坚决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在任何地方都只占少数。我调查了一个地方政府的成分，在那里办事的有一千三百人，其中坚决反共的只有四十至五十人，即是说，不足百分之四，其余都是希望团结抗战的。我们对于坚决的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对他们容忍，就是让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所以必须坚决反对投降派，对于反共分子的进攻必须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地打退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对于团结抗战不利的。但对于凡非坚决投降和坚决反共的人，则必须采取团结政策。其中有些人是两面派，有些人是被迫的，又有些人是一时之错，对于这些人都应争取他们，继续团结抗战。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那就是“左”倾机会主义，也是对于团结抗战不利的。一切共产党员须知：我们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统一战线。现在国难日深，世界形势大变，中华民族的兴亡，我们要负起极大的责任来。我们一定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把中国造成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而要达此目的，必须团结全国最大多数有党有派和无党无派的人。共产党人不许可同人家建立无原则的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反对所谓溶共、限共、防共、制共的一套，必须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但同时，任何共产党员也不许可不尊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此，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在抗日原则下团结一切尚能抗日的人，必须反对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
　　为此目的，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它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
　　在军队问题上，我党宣言中已表明：继续执行“不在一切友军中发展党的组织”的决定。某些地方党部尚未严格执行此决定的，应即加以纠正。凡不向八路军新四军举行军事磨擦的军队，应一律采取友好态度。即对某些举行过磨擦的军队，在其停止了磨擦之时，亦应恢复友好关系。这就是在军队问题上实行统一战线政策。
　　其它财政、经济、文化、教育、锄奸各方面的政策，为着抗日的需要，均必须从调节各阶级利益出发，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均必须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目前的国际形势，是帝国主义战争正向世界范围内扩大，由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极端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将必然引起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我们是处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代。没有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苏联，是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援助者。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但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向南洋侵略，加紧向中国进攻，势将勾引中国一部分动摇分子对其投降，投降危险是空前地加重了。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和友党友军团结一致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相信，在我党全体党员和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之下，克服投降，战胜困难，驱除日寇，还我河山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必须明白，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以为第五次“围剿”和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是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争），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1]，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这种过左政策，适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2]相反，而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具体地说，就是：
　　（一）一切抗日的人民联合起来（或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
　　（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四）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
　　（五）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六）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
　　（七）对于反共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顽固派又有两面性，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结日寇和不积极反汪反汉奸等）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顽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因此我们的政策也有两面性，即在他们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们对我党和对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将这种两面派分子，和汉奸亲日派加以区别。
　　（八）即在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也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即对其亲日的方面，是加以打击和孤立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是加以拉拢和争取的政策。将这种两面分子，和坚决的汉奸如汪精卫[3]、王揖唐[4]、石友三[5]等，加以区别。
　　（九）既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
　　（十）对待帝国主义亦然。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它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6]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我们在外交政策上，是和国民党有区别的。在国民党是所谓“敌人只有一个，其它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待，实际上是亲英亲美。我们则应加以区别，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
　　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们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许多人不能认真地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的反共政策看得不严重；同时，又有许多人不能执行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简单地看成漆黑一团，表示束手无策。在日本占领区域，也有类似的情形。
　　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内，由于只知道联合、不知道斗争和过分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性，因而模糊了国共两党的原则差别，否认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的政策，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迁就国民党，甘愿束缚自己的手足，不敢放手发展抗日革命势力，不敢对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政策作坚决斗争，这种右倾观点，过去曾经严重地存在过，现在已经基本上克服了。但是，自一九三九年冬季以来，由于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和我们举行自卫斗争所引起的过左倾向，却是普遍地发生了。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纠正，但是还没有完全纠正，还在许多地方的许多具体政策上表现出来。所以目前对于各项具体政策的研究和解决，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各项具体政策，中央曾经陆续有所指示，这里只综合地指出几点。
　　关于政权组织。必须坚决地执行“三三制”[7]，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吸引广大的非党人员参加政权。在苏北等处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还可以少于三分之一。不论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均要吸引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必须容许不反共的国民党员参加。在民意机关中也可以容许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切忌我党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关于劳动政策。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但是切忌过左，加薪减时，均不应过多。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八小时工作制还难于普遍推行，在某些生产部门内还须允许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其它生产部门，则应随情形规定时间。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至于乡村工人的生活和待遇的改良，更不应提得过高，否则就会引起农民的反对、工人的失业和生产的缩小。
　　关于土地政策。必须向党员和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
　　关于税收政策。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征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捉人罚款以解决军饷的办法，应予禁止。税收的方法，在我们没有定出新的更适宜的方法以前，不妨利用国民党的老方法而酌量加以改良。
　　关于锄奸政策。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对于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应有宽大的处理。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它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不要将国民党一般情报人员和日探汉奸混为一谈，应将二者分清性质，分别处理。要消灭任何机关团体都能捉人的混乱现象；规定除军队在战斗的时间以外，只有政府司法机关和治安机关才有逮捕犯人的权力，以建立抗日的革命秩序。
　　关于人民权利。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政府仅仅干涉在我根据地内组织破坏和举行暴动的分子，其它则一律加以保护，不加干涉。
　　关于经济政策。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凡此都是为了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
　　关于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不要畏首畏尾，惧怕反动分子混进来。这样的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混进一些来，在学习中，在工作中，再加洗刷不迟。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
　　关于军事政策。应尽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坚持民族抗战的最可靠的武装力量。对于国民党军队，应继续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尽量地发展交朋友的工作。应尽可能地吸收那些同情我们的国民党军官和无党派军官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加强我军的军事建设。在我军中共产党员在数量上垄断一切的情况，现在也应有所改变。当然不应该在我主力军中实行“三三制”，但是只要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里（这是完全必需的，不能动摇的），便不怕吸收大量同情分子来参加军事部门和技术部门的建设。在我党我军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已经巩固地建设成功的现在时期，大量地吸收同情分子（当然决不是破坏分子），不但没有危险，而且非此不能争取全国同情和扩大革命势力，所以是必要的政策。
　　以上所述各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规定的许多具体政策，全党必须坚决地实行。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但在纠正错误时，应是有步骤的，不可操之过急，以致引起干部不满，群众怀疑，地主反攻等项不良现象。


注释

[1] 参见本书第三卷《学习和时局》一文的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四部分。

[2]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3]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4] 王揖唐（一八七八——一九四八），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时代的大官僚，汉奸。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后，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华北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一九四○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5] 石友三（一八九一——一九四○），吉林长春人，反复无常的国民党军阀之一。一九三九年后，他任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在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西南部专门联合日本军队进攻八路军，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6] 见本卷《反对投降活动》注〔5〕。

[7]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它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令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轸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自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1]之后，为急谋解决中日战争，遂积极努力，策动中国内部的变化。其目的，在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行动。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最重大的事变，将在今后逐步演出。日寇和亲日派的整个计划为何？即是：
　　（一）用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发布致朱彭叶项的“皓”“齐”两电[2]，以动员舆论；
　　（二）在报纸上宣传军纪军令的重要性，以为发动内战的准备；
　　（三）消灭皖南的新四军；
　　（四）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以上诸项，均已实现。
　　（五）任命汤恩伯、李品仙、王仲廉、韩德勤等为华中各路“剿共”军司令官，以李宗仁为最高总司令，向新四军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诸部实行进攻，得手后，再向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进攻，而日军则加以密切的配合。这一步骤，已开始实行。
　　（六）寻找借口，宣布八路军“叛变”，取消八路军番号，通缉朱彭。这一步骤，目前正在准备中。
　　（七）取消重庆、西安、桂林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逮捕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诸人。这一步骤也正开始实施，桂林办事处已被取消。
　　（八）封闭《新华日报》[3]；
　　（九）进攻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
　　（十）在重庆和各省大批逮捕抗日人士，镇压抗日运动；
　　（十一）破坏各省共产党的组织，大批逮捕共产党员；
　　（十二）日军从华中华南撤退，国民党政府宣布所谓“收复失地”，同时宣传实行所谓“荣誉和平”的必要性；
　　（十三）日军将原驻华中华南的兵力向华北增加，最残酷地进攻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全部消灭八路军新四军；
　　（十四）除一刻也不放松对于八路军新四军进攻之外，在各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继续去年的休战状态，以便转到完全停战议和的局面；
　　（十五）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订立和平条约，加入三国同盟。以上各步，正在积极准备推行中。
　　以上，就是日本和亲日派整个阴谋计划的大纲。中国共产党中央曾于前年七月七日的宣言上指出：投降是时局最大的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在去年七月七日的宣言中则说：“空前的投降危险和空前的抗战困难，已经到来了。”朱彭叶项在去年十一月《佳电》中更具体地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故皖南事变及重庆军事委员会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不过是一系列事变的开始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盖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何况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在目前的时机下，欲改变发令者此种决心似已甚难，非有全国人民的紧急努力和国际外交方面的重大压力，改变决心的事，恐怕是不可能的。故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若问中国的前途如何，那是很明显的。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皖南新四军部队就是代价的一部分），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其原因，则是：
　　（一）中国共产党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
　　（二）中国其它党派（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党员，懔于民族危亡的巨祸，必有很多不愿意投降和内战的。有些虽然一时受了蒙蔽，但时机一到，他们还有觉悟的可能。
　　（三）中国的军队也是一样。他们的反共，大多数是被迫的。
　　（四）全国人民的大多数，不愿当亡国奴。
　　（五）帝国主义战争现时已到发生大变化的前夜，一切依靠帝国主义过活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于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观了。
　　（六）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这些国家的革命和中国革命必然互相配合，共同争取胜利。
　　（七）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力量，它是决然帮助中国抗战到底的。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故我们还是希望那班玩火的人，不要过于冲昏头脑。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如果这班人能够冷静地想一想，他们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并且很快地去做下列几件事：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4]；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5]，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关于新四军，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于一月二十日下了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该军在华中及苏南一带者尚有九万余人，虽受日寇和反共军夹击，必能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同时，它的兄弟部队八路军各部，决不坐视它陷于夹击，必能采取相当步骤，予以必要的援助，这是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他们的。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注释

[1] 指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德、意、日在柏林订立三国军事同盟条约。

[2] “皓”“齐”两电，是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在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皓）和十二月八日（齐）发出的两个电报。《皓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诬蔑，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于十一月九日（佳）电复何、白，除据实驳斥《皓电》的造谣外，同意将江南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关于《佳电》的内容，另见本卷《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注〔8〕。）《齐电》是针对朱、彭、叶、项的《佳电》而发，为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进一步做舆论上的动员。

[3] 见本卷《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注〔1〕。

[4] 西北封锁线，指国民党反动派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在皖南事变前夜，国民党在边区周围已经修筑了五道包括沟墙和碉堡的封锁线，西起甘肃、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绵亘数省。同时，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也增加到二十余万人。

[5] 见《论语•季氏》。季孙，鲁国大夫。颛臾，春秋时小国。萧墙是古代宫室内当门的小墙。季孙将伐颛臾，孔子以为季孙之忧不在外而在内。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一）从何白《皓电》（去年十月十九日）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1]，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2]达到了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3]，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处于世界两大帝国主义集团进行着有决定意义的斗争的前夜，依然和日寇对立着的中国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不能不对目前紧张的国共关系，谋取暂时的和轻微的缓和。同时，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中央和地方之间，CC系和政学系[4]之间，CC系和复兴系[5]之间，顽固派和中间派之间，皆有矛盾，CC系内部和复兴系内部又各有矛盾），国内的情况（广大人民反对国民党的专横，同情共产党）和我党的政策（继续抗议运动），均不容许国民党在国共间继续过去五个月那样的紧张关系。故目前谋取暂时的轻微的缓和是蒋介石所需要的。
　　（二）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这种情况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他自己的地位和态度。他现在强调国防，宣传党派观念已陈旧，乃是企图以“民族领袖”的资格，站在国内各种矛盾之上，表面上表示并不偏于一个阶级一个党，以便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如果只是形式上的欺骗而无政策上的改变，他的这一企图必然徒劳无功。
　　（三）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十二条[6]，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得成效。在国共间各项主要争点未得合理解决之前，我们对国民党内亲日派反共派所造成的皖南事变和各种政治的军事的压迫，仍应继续严正的抗议运动，扩大第一个十二条的宣传，不要松懈。
　　（四）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国民党对淮北、皖东、鄂中的进攻还会继续，我军必须坚决地将它打退。各根据地必须坚决地执行中央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指示[7]，加强党内的策略教育，纠正过左思想，以便长期地不动摇地坚持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注释

[1] 参见本书第三卷《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关于这次反共高潮的叙述。

[2] 即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的解散新四军的反革命命令。

[3] 一九四一年三月六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反共演说，大弹“政令”、“军令”必须“统一”的滥调，声称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不容许存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必须依照他的“命令与计划，集中于指定区域”，等等。同日，在国民党反动派操纵之下的国民参政会通过了一个决议，为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辩护，对共产党参政员因抗议皖南事变拒不出席参政会一事，大肆攻击。

[4] 见本卷《战争和战略问题》注〔16〕。

[5] 参见本卷《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注〔17〕。

[6] 第一个“十二条”，即本卷《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的《谈话》部分中提出的十二条，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日又用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名义向国民参政会提出。第二个“十二条”，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二日，作为共产党的部分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条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临时办法。内容如下：“一、立即停止全国向共产党的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的被捕人员；三、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的命令；四、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的一切压迫；五、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六、承认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七、华中、华北及西北的防地均维持现状；八、中共领导的军队，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应共辖六个军；九、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者的家属；十、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兵员，发还所有枪枝；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个党派派遣代表一人，以国民党的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

[7] 见本卷《论政策》。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这一次的反共高潮，正如三月十八日中央的指示所说，是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在国际国内的新环境中继续抗战的局面。在这个新环境中所增加的因素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国际革命运动的高涨，苏日的中立条约[1]，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再加上最近日本准备新的对华大举进攻。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并继续有效地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和反共逆流起见，研究和学习我党在英勇地胜利地反对这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教训，是完全必要的。
　　（一）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2]和马日事变[3]。上次反共高潮[4]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二）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5]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6]，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三）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了。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7]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
　　（四）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这是去年三月以来中央就屡次指出了的。这次反共高潮再一次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8]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虽然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和统制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有矛盾，故一般地亦须以中间派看待之。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而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其它各地方实力派更不待论。我们同志中却有许多人至今还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在皖南事变之后整个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看法，将一切地主资产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陷于孤立。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9]，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五）有些同志由于对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发生动摇，并因此对国内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对党的政策也有时发生动摇。这些同志在皖南事变后，从其“四一二”和马日事变的估计出发，似乎感觉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的原则指示[10]，已不适用，或不大适用了。他们认为现在需要的已不是包含一切主张抗日和民主的人们的政权，而只是所谓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了；已不是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像过去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的政策了。党的正确的政策，在这些同志的心目中，至少是暂时地模糊起来了。
　　（六）这些同志，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他们不了解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
　　（七）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在皖南事变后需要特别强调所谓统一战线教育以外的阶级教育。他们至今还不明白：我党在整个抗日时期，对于国内各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即使是伪军、汉奸和亲日派分子，除对绝对坚决不愿悔改者必须采取坚决的打倒政策外，对其余的分子也是这种两面性的政策。我党对党内对人民所施行的教育，也是包括这两方面性质的教育，就是教导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如何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联合抗日，又和他们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反共性作各种不同程度的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弄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
　　（八）还有一些同志，不了解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有些人以为只有实行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才算实现了新民主主义，这是不对的。现在各根据地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无论就政治、经济或文化来看，只实行减租减息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同样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注释

[1] 指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联和日本在莫斯科签订的中立条约。

[2] 四一二事变，是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事变。在这次事变中，蒋介石残酷地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就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随后发动了历时十年之久的内战。

[3] 见本书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注〔20〕。

[4] 指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年春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参见本卷《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注〔5〕。

[5] 见本卷《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注〔2〕。

[6] 这是宋朝的著名学者、理学家朱熹（一一三○——一二○○）在《中庸》第十三章注文中所说的话。

[7] 参见本卷《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的题解。

[8] 《佳电》是中共中央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九日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这个电报，揭发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驳斥了何、白强迫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的荒谬命令；同时，为了照顾团结抗日的大局，委曲求全，同意将江南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并且进一步要求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重要悬案。这个电报，曾经取得当时中间派的同情，孤立了蒋介石。

[9] 毛泽东这个说法，是指领导革命的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和反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总人口中都只占少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它中间阶级在中国社会总人口中占了绝大多数。参见本书第三卷《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10] 见本卷《论政策》。

序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


　　现在党的农村政策，不是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全党应该执行一九四○年七月七日和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1]，应该执行即将到来的七次大会[2]的指示。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
　　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第二是开调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我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得来的材料，湖南的几个，井冈山的几个，都失掉了。这里印的，主要的是一个《兴国调查》，一个《长冈乡调查》和一个《才溪乡调查》。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我再度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3]，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4]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
　　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跋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

　　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但这是指的关于如何联系群众和动员群众反对敌人这一方面，而不是指的策略路线这一方面。党的策略路线，在现在和过去是有原则区别的。在过去，是反对地主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在现在，是联合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就是在十年内战的后期，对于向我们举行武装进攻的反动的政府和政党，和对于在我们政权管辖下一切带资本主义性的社会阶层，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反动的政府和政党中各个不同的派别间，也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些也都是不正确的。那时，对于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者以外的一切社会成分，执行了所谓“一切斗争”的政策，这个政策无疑是错误了。在土地政策方面，对于十年内战前期和中期[5]所采取的、也分配给地主一份和农民同样的土地、使他们从事耕种、以免流离失所或上山为匪破坏社会秩序，这样的正确的政策，加以否定，也是错误的。现在，党的政策必须与此不同，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6]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劳动政策方面，是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又规定农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两重性的政策。在政治权利方面，是一切抗日的地主资本家都有和工人农民一样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但又防止他们可能的反革命行动的两重性的政策。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


注释

[1] 一九四○年七月七日的中央指示，是指当时所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见本书第二卷《论政策》。

[2]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这项决议，并决定了七大的议事日程。这次大会曾准备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举行，后来延至一九四五年才召开。

[3] 见本书第一卷《反对本本主义》。

[4] 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10〕。

[5] 这里所说的十年内战前期，是指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底的时期，亦即人们通常所称的井冈山时期；中期是指一九二九年初至一九三一年秋的时期，即自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立至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的时期。上文所说的十年内战后期，是指一九三一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底的时期，即自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后至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期。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使党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参见本卷《学习和时局》的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三部分。

[6]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毛泽东的这个号召，很快地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这段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二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1]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2]，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不是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地多，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三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3]。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4]。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据上述意见，我有下列提议：
　　（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注释

[1] 富县在延安南面约八十公里。

[2] 边币是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法币是一九三五年以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支持所发行的纸币。毛泽东在本文中所说的，是指当时边币和法币之间所发生的兑换比价变化问题。

[3]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在这篇跋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4]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九部分《工作作风》（《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2—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