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事实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其实最初是写给德国工人阶级看的。马克思自己说，如果德国的工人读《资本论》能够有所收获，那是给予他的劳动的最大报酬。然而，这就造成了一种困惑：现今的中国，不要说本科，就算是高中、大专学历，读写和理解能力也要远高于19世纪德国工人阶级，为什么普遍读《资本论》觉得这么费劲。除了时代背景的距离，有没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我认为，答案在于当时的德国工人阶级虽然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却深受德国古典主义的文化浸润，直观的说，就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过程，正因如此，他们才更好的具备了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基础。
因为归根结底，《资本论》不是经济学著作，如果非要归类，那它属于一门由马克思开创的“批判学”作品。它批判和颠覆了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一切。而其中最重要的，马克思甚至都亲自帮读者圈了出来，即《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
究竟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公认的内容是：
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总名称。广义地说，是研究一个社会生产、资本、流通、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学科。所以，后来一些人以“宏观经济学”代指。
而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这里的关键词：生产、交换。它使得真相呼之欲出。
资本主义中无论是资本家还是经济学家，为什么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因为想资本增值，赚钱，仅此而已。
马克思强调：“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来考察社会分工，把社会分工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这段话说明资本主义所谓的“经济学”，就是研究国民财富增长规律的学问。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极大的发展了，它的上层建筑必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重点体现在制度、法律、文化等等。但这是看得见的部分，看不见的部分则是：
为什么会是这样？
马克思所耳闻目睹的是：资产阶级所主导的立法过程中，无论是农民、手工业者还是小商贩，在其世世代代的生活中所形成起来的历史权利被这些立法无情的剥夺。在经济上，这表现为货币化收割生产资料的高歌猛进。但是问题不仅仅出在经济上，而在政治上。从此刻起，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主义的法哲学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黑格尔的法哲学把对物质生活关系领域(即“市民社会”)的讨论从属于对国家理念的辩证分析，把市民社会看作是国家的一个环节，这就在哲学上确认了物质利益关系的客观性存在于国家理念之中。黑格尔进而认为，人类社会归根到底是一个可以将理性形而上学运用于其中的领域。他实际上消解了法国大革命中阶级斗争的正义性，因为这种理论的潜台词，其实是让被统治阶级接受剥削的逻辑。而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推导出的上层建筑（哲学），所以它必须被批判。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疑问中，得到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即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有一个广阔的非理性的领域，这一发现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
尽管《资本论》花了巨大的篇幅分析了经济行为中的生产和交换，也确实极其重要，以至于成为后来各国无产阶级建立新制度的理论指导，但这不是马克思最终的目的。他是要追根溯源的说明，资本不仅仅是财富，而且还是权力，并且它们是如何运转的。
所以，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下的社会绝不是仅仅被分解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部分，而是至少三个部分。在经济活动之下，有一个真正的基础，可称之为“基础的基础”，即人类的交往方式。更透彻（残酷）的说，是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在生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生产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支配关系，即生产“社会权力”。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是：
第一层：支配关系，表现为人类个体与个体之间交往的方式；
第二层：经济基础，表现为劳动力价值（凝结为商品）的交换方式；
第三层：上层建筑，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统治形式。
不难看出，资产阶级是通过建立第三层（比如政府、法院、学校、军警、公司等）持续对第一层施加影响。通过对第一层的改造，让所有人，特别是无产阶级接受这种社会形态的内在逻辑，并冠之以“理性主义”的说辞，迫使其服从第二层的规则。而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单纯的依靠利诱。更深入的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封建社会历史共同体成员协作的外部，通过雇佣、放贷等手段完成寻租的过程。只要想想当时欧洲的农民到底愿不愿意经历大规模失地破产，进入城市的工厂和贫民窟就能明白了。
而在支配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体系”。因为从原始社会以来，人类就主要依靠语言沟通和理解。语言（文字）的意向性成为知识的媒介。随着这种传承，人类后来的实践活动中的真实参与性逐渐减弱了。我们所接受的语言的意向性，认为司空见惯的概念与准则，其实是有意识灌输的结果。在这种灌输下，大量的信息被篡改和掩盖。基于这种语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成为了黑格尔笔下“市民社会”中权力的真正来源。
实际上，资产阶级正是靠构建一套语言体系来攫取社会
权力。他们致力于以意向性压倒参与性，让后者彻底变成前者的附庸，从而完成现代意义上的愚民。这就是生产“社会权力”，也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
至此可以解答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为什么百年国际共运风起云涌，但是最终在所有世界大中型国家中，只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维系至今？这一结果并非偶然，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少部分人的“神兵天降”，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从根本上存在高度契合。
这种契合主要是两点。第一、思想上都对公有制社会有着强烈的追求意识；第二、在哲学的本源层面，都认为这个世界是感性活动的世界，而不是理性先验的。这里着重讲第二点。
马克思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了西方的哲学革命。他扬弃了欧洲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从柏拉图主义哲学的传统中走了出来。柏拉图主义就是理念论，强调用理性来把握世界，把感性活动贬低，马克思正好颠倒。而中国哲学（撇去僵化的部分）是从来不把感性和理性真正二分的。中国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都不是概念的叠加，不是故作高深，甚至不是单纯的逻辑推演（尽管在某个阶段非常重要）。他们都是在试图揭示民众的生活实践本身所包含的方向和目标，而不是用理性去规范民众的生活实践。
可以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尽管还没有找到黑格尔哲学体系死穴最终的答案，但已经超越了1844年出生的尼采的一生。后者虽然宣称“上帝已死”，但其实一直在语言体系上与基督教藕断丝连，所以这种缺失了实践性的矛盾，让他只能导向虚无主义。